五代中原大乱,三教中的名人齐集成都,仿佛三大河流,同趋于最隘的一个峡口,天然该融合为一,大约这些名流麇集成都,互相讨论,留下不少的学说。明道弟兄来川,召集遗老筑台讲道,把它们集合来,融会贯通而断以己意,成为一个系统,就成为所谓宋学。

(一)二程与四川之关系

程明道的学说,融合儒释道三家而成,是顺应时代的趋势,已如前篇所说。至于地域关系,他生长河南,地居天下之中,为宋朝建都之地,人文荟萃,是学术总汇的地方,故他的学说能够融合各家之说,这层很像老子

凡人的思想,除受时代影响之外,还要受地域的影响。孔子是鲁国人,故师法周公;管仲是齐国人,故师法太公;孟子是北方人,故推尊孔子;庄子是南方人,故推尊老子。其原因:(1)凡人生在一个地方,对于本地之事,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就成了拘墟(xū)之见。(2)因为生在此地,对于此地之名人,有精密的观察,能见到他的好处,故特别推崇他。此二者可说是一般人的通性,我写这篇文字,也莫有脱此种意味。

程明道的学说,融合儒释道三家而成,是顺应时代的趋势,已如前篇所说。至于地域关系,他生长于河南,地居天下之中,为宋朝建都之地,人文荟萃,是学术总汇的地方,故他的学说能够融合各家之说,这层很像老子,老子为周之柱下史,地点也在河南,周天子定都于此,诸侯朝聘往来,是传播学说集中之点,故老子的学说,能够贯通众说。

独是程明道的学说,很受四川的影响。这一层少人注意,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

明道的父亲,在四川汉州做官,明道同其弟伊川曾随侍来川,伊川文集中,有《为太中(程子父)作试汉州学生策问》三首,《为家君请宇文中允典汉州学书》、《再书》及《蜀守记》等篇,都是在四川作的文字,其时四川儒释道三教很盛,二程在川濡染甚深,事实俱在,很可供我们的研究。

(二)四川之易学

袁滋易学,伊川不与之讲授,命他入蜀访求,大约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才自谦不如蜀人,于此可见四川易学之盛。

宋史·谯定传》载:“程颐之父珦(xiàng),尝守广汉,颐与其兄颢(hào)皆随侍,游成都,见治蔑箍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蔑者先曰:‘若尝学此乎’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也’。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伊川晚年注易,于未济卦,后载“三阳失位”之说,并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足观宋史所载不虚。据《成都县志》所载:“二程过箍桶翁时地方,即是省城内之大慈寺。”

谯定传又载:“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访问,久之,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qióng)间,与语大有所得。”我们细玩“易学在蜀”四字,大约二程在四川,遇着长于易的人很多,不只箍桶翁一人,所以才这样说。

段玉裁做富顺县知县,修薛翁祠,作碑记云:“……继读东莱吕氏撰常州志,有云。袁道洁闻蜀有隐君子名,物色之。莫能得,末至一郡,有卖香薛翁,旦荷芨(jī)之市,午辄扃(jiōng)门默坐,意象静深,道洁以弟子礼见,且陈所学,叟漠然久之,乃曰:‘经以载道,子何博而寡要也’与语,未见复去。”宋史云“眉邛间”,吕氏云“至一郡”,皆不定为蜀之何郡县,最后读浚仪王氏《困学纪闻》云:“谯天授之易,得于蜀夷族曩(nǎng)氏,袁道洁之易,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故曰:‘学无常师。’宋之富顺监,即今富顺县也,是其为富顺人无疑。”(见段玉裁《富顺县志》)究竟薛翁是四川何处人,我们无须深考,总之有这一回事,其人是一个平民罢了。(按宋史作卖酱,吕王作卖香,似应从吕王氏,因东莱距道洁不久,宋史则元人所修也)

袁滋问易于伊川,无所得,与卖酱翁语,大有所得,这卖酱翁的学问,当然不小,《论语》上的隐者,如晨门、荷蒉(kuì)、沮溺、丈人等,不过说了几句讽世话,真实学问如何,不得而知,箍桶翁和卖酱翁,确有真实学问表现,他二人易学的程度,至少也足与程氏弟兄相埒(liè),卖酱翁仅知其姓薛,箍桶翁连姓亦不传,真是鸿飞冥冥的高人。

易学是二程的专长,二人语录中,谈及易的地方,不胜枚举。《宋史·张载传》称:“载尝坐虎皮,讲易水师,听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理,吾所不如,汝可师之。’撤坐辍讲。”据此可见二程易学之深,然遇箍桶翁则敬谨领教,深为佩服,此翁之学问,可以想见。袁滋易学,伊川不与之讲授,命他入蜀访求,大约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才自谦不如蜀人,于此可见四川易学之盛。

据《困学纪闻》所说,四川的夷族,也能传授高深的易学,可见那个时候,四川的文化是很普遍的,《易经》是儒门最重要之书,易学是二程根本之学,与四川发生这样的关系,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三)四川之道教

道教中各派,俱发源于四川,其原因就是由于汉朝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修道,其学流传民间,分为各派,历代相传不绝。

薛翁说袁道洁博而寡要,俨然道家口吻,他扃门默坐,意象静深,俨然道家举止,可见其时道家一派,蜀中也很盛。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

宋儒之学,据学者研究,是杂有方士派,而方士派,蜀中最盛,现在讲静功的人,奉《参同契》和《悟真篇》二书,为金科玉律,此二书均与四川有甚深之关系。

《悟真篇》是宋朝张伯端(字平叔号紫阳)所著。据他自序是熙宁巳酉年,随龙国陵公到成都,遇异人传授。考熙宁己酉,即宋神宗二年,据伊川新作《先公太中传》称:“神宗即位年代,知汉州,熙宁中议行新法,州县嚣然,皆以为不可。公未尝深论也,及法出,为守令者奉行后,成都一道,抗议指其未便者,独公一人。”神宗颁行新法,在熙宁二年,即是张平叔遇异人传授之年,正是二程在四川的时候。平叔自序,有“既遇真筌,安敢隐默”等语。别人作的序有云:“平叔遇青城丈人于成都。”又云:“平叔传非其人,三受祸患。”汉州距成都只九十里,青城距成都,距汉州,俱只百余里,二程或者会与青城丈人或张平叔相遇,否则平叔既不甚秘惜其术,二程间接得闻也未可知。

现在流行的《参同契集注》,我们翻开一看,注者第一个是彭晓,第二个是朱子。彭晓字秀川,号真一子,仕孟昶为祠部员外郎,是蜀永康人。永康故治,在今崇庆县西北六十里。南宋以前,注《参同契》者十九家,而以彭晓为最先,通行者皆彭本,分九十一章,朱子乃就彭本,分上中下三卷,宁宗元年,蔡季通编置道州,在“寒泉精舍”与朱子相别,相与订正《参同契》,竟夕不寐,明年季通卒,越二年朱子亦卒,足见朱子晚年都还在研究《参同契》这种学说。

清朝毛西河和胡渭等证明:宋儒所讲,无极太极,河洛书是从华山道士陈抟传来。朱子解易,曾言“邵子得于希夷(陈抟),希夷源流,出自《参同契》”。宋学既与《参同契》,发生这种关系,而注《参同契》之第一个人是彭晓,出在四川,他是孟昶(chǎng)之臣,孟昶降宋,距二程到川,不及百年,此种学说,流传民间,二程或许也研究过。

义和团乱后,某学者著一书,说:“道教中各派,俱发源于四川,其原因就是由于汉朝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修道,其学流传民间,分为各派,历代相传不绝。”他这话不错,以著者所知,现在四川的学派很多,还有几种传出外省,许多名人俯首称弟子,这是历历可数的。逆推上去,北宋时候,这类教派当然很盛。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

(四)四川之佛教

马祖教人,专提“心即是佛”四字,伊川曰“性即理也”,宛然马祖声口,这种学理,或许从雪门寺高僧得来。

佛教派别很多,宋儒所谓佛学者,大概指禅宗而言,禅宗至六祖慧能而大盛,六祖言:“不思善,不思恶,正凭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宋儒教人:“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宛然是六祖话语。

四川佛教,历来很盛,华严宗所称为五祖的宗密,号圭峰,即是唐时四川西充人。唐三藏法师玄奘,出家在成都大慈寺。以禅宗而论,六祖再传弟子“马道一”,即是张文定所说马大师,是四川什邡(fāng)人,他在禅宗中的位置,与宋学中的朱子相等,有《五灯会元》可考。他的法嗣,布于天下,时号马祖,他出家在什邡罗汉寺,得道在衡岳,传道在江西,曾回什邡筑台说法,邑人称为活佛。(见《什邡县志》)二程到四川的时候,当然他的流风余韵,犹有存者。什邡与汉州毗连,现在什邡高景关内,有雪门寺,相传二程曾在寺中读书,后人于佛殿前,建堂祀二程,把寺名改为雪门,取“立雪程门”之义。(见《什邡县志》)二程为甚不在父亲署内读书,要跑到什邡去读一定那个庙宇内有个高僧,是马祖法嗣,二程曾去参访。住了许久,一般人就说他去行医读书了。

马祖教人,专提“心即是佛”四字,伊川曰“性即理也”,宛然马祖声口,这种学理,或许从雪门寺高僧得来。

宋朝禅宗大师宗杲(gǎo),名震一时,著有《大慧语录》。朱子也曾看他的书,并引用他的话,如“寸铁伤人”之语。魏公道是四川广汉人,他的母亲秦国夫人,曾在大慧门下,参禅有得,事载《五灯会元》。大慧之师圆悟,是成都昭觉寺和尚。著有《圆悟语录》。成都昭觉寺,现有刻板,书首载有张魏公序文,备极推崇。圆悟与二程,约略同时,二程在川之时,四川禅风当然很盛,二程当然有所濡染。

(五)二程讲道台

现在汉州城内,开元寺前,有“二程讲道台”,可见二程在汉州,曾召集名流,互相讨论,把三教的道理,融会贯通,恍然有得,才发明所谓宋学,伊川所说的“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大约就在这个时候。

二程的父亲,卒于元祐五年庚午,年八十五岁,逆推至熙宁元年戊申,年六十三岁,其时王安石厉行新法,明道曾力争不听,他们弟兄不愿与安石共事,因为父亲年已高,所以侍父来蜀。明道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二年癸酉,二人入蜀时,年三十六七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抛弃了政治的生活,当然专心研究学问。王阳明三十七岁,谪居贵州龙场驿,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与二程在汉州时,年龄相同,不得志于政治界,专心研究学问,忽然发明新理,也是相同。

现在汉州城内,开元寺前,有“二程讲道台”(见《汉州志》),可见二程在汉州,曾召集名流,互相讨论,把三教的道理,融会贯通,恍然有得,才发明所谓宋学。伊川所说的“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汉州开元寺,可等于王阳明的龙场驿。

宋明诸儒,其初大都出入佛老,其所谓佛者,是指禅宗而言,其所谓老者,不纯粹是老子,兼指方士而言,阳明早年,曾从事神仙之学,并且修习有得,几于能够前知,有阳明年谱可证。不过阳明不自讳,宋儒就更多方掩饰,朱子著《参同契考异》托名“华山道士邹诉”,不直署己名,掩饰情形,显然可见。

二程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人,遇着箍桶匠,都向他请教,当然道家的紫阳派、真一派,佛家的圆悟派,也都请教过的。我们看程子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形式上都带有佛道两家的样子,一定与这两家有关系。伊川少时,体极弱,愈老愈健,或许得力于方士派的静坐,不过从来排斥佛老,与这两家发生关系的实情,不肯一一详说,统以“出入佛老”一语了之,箍桶翁是他自己说出,并笔之于书,后人方才知道。

我们从旁的书考证,宋朝的高僧甚多,乃《宋史》仅有《方技传》,而高僧则绝不一载。此由宋儒门户之见最深,元朝修《宋史》的人,亦染有门户习气,一意推崇道学,特创道学传,以位置程朱诸人,高僧足与程朱争名,故削而不书,方技中人,不能夺程朱之席,故而书之。以我揣度,即使二程曾对人言:在蜀时,与佛老中人,如何往还,《宋史》亦必削而不书,箍桶翁和卖酱翁,不能与二程争名,才把他写上。其余的既削而不书,我们也就无从详考。

(六)孟蜀之文化

孟昶君臣,既这样地提倡文学,内政又修明,当然中原学者,要向四川来,所以儒释道三教的学问,普及到了民间,二程和袁滋,不过偶尔遇着两个,其余未遇着的,不知还有若干。因为有了这样的普遍的文化,所以北宋时,四川才能产出三苏和范缜诸人。

箍桶翁卖酱翁传易,张平叔彭晓传道,圆悟传禅,可见其时四川的学者很多,请问为什么那个时候四川有许多学者呢因为汉朝文翁化蜀后,四川学风就很盛,唐时天下繁盛的地方,扬州第一,四川第二,有“扬一益二”之称。唐都陕西,地方与蜀接近,那个时候的名人,莫到过四川的很少,所以中原学术,就传到四川来。加以五代时,中原大乱,许多名流都到四川来避难,四川这个地方,最适宜于避难。前乎此者,汉末大乱,中原的刘巴许靖都入蜀避难。后乎此者,邵雍临死,说:“天下将乱,惟蜀可免。”他的儿子邵伯温携家入蜀,卒免金人之祸。昔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这是对乎中原而言,因为地势上的关系,天下将乱,朝廷失了统御力,四川就首先与之脱离,故谓之先乱,等到中原平定了,才来征服,故谓之后治,其实四川关起门是统一的,内部是很安定的。

五代时,中原战争五十多年,四川内政报修明,王孟二氏,俱重文学,《十国春秋》说王建“雅好儒臣,礼遇有加”,又说王衍“童年即能文,甚有才思”。孟蜀的政治,比王蜀更好,孟氏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孟昶在位三十二年,《十国春秋》说孟昶“劝善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又曰:“后主(指昶)朝宋时,自二江至眉州,万民拥道痛哭,恸绝者凡数百人,后主亦掩面而泣。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至此哉”这是孟昶亡国之后,敌国史臣的议论,当然是很可信的。清朝知县大堂面前牌坊,大书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十六字,是宋太宗从孟昶训饬(chì)州县文中选出来,颁行天下的(见《容斋续笔·戒石铭条》),昶之盛饬吏治,已可概见。

后世盛称文景之治,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合计不过三十九年。孟氏父子,孜孜求治,居然有四十一年之久,真可谓太平盛世。国内既承平,所以大家都研究学问,加以孟昶君臣,都提倡文学。《十国春秋》曰:“帝(指昶)所学,为文皆本于理。居恒谓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为轻艳之文,朕不为也。’”他的宰相,母昭裔,贫贱时,向人借《文选》,其人有难色,他发愤说道:“我将来若贵,当镂板行之。”后来他在蜀做了宰相,请后主镂板印九经,又把九经刻石于成都学宫,自己出私财营学宫,立教舍,又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国亡后,其子守素赍(jī)至中朝,诸书大章于世,纪晓岚著《四库提要》,叙此事,并且说:“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他们君臣,在文学上的功绩,可算不小。

孟昶君臣,既这样的提倡文学,内政又修明,当然中原学者,要向四川来,所以儒释道三教的学问,普及到了民间,二程和袁滋,不过偶尔遇着两个,其余未遇着的,不知还有若干。因为有了这样的普遍的文化,所以北宋时,四川才能产出三苏和范缜诸人,苏子由说:“辙生十九年,书无不读。”倘非先有孟昶的提倡,他在何处寻书来读若无名人指示门径,怎么会造成大学问东坡幼年曾见出入孟昶宫中的老尼,二程二苏,与孟蜀相距不远,他们的学问,都与孟昶有关,子夏居西河,魏文侯受经于子夏。初置博士官,推行孔学。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孙通、张苍,皆故秦博士。梁任公说:“儒教功臣,第一是魏文侯。”我们可以说:“宋学功臣,第一是孟昶。”

隋朝智者大师,居天台山,开天台宗,著有《大小止观》。唐朝道士司马承祯,字子微,也居天台山,著有《天隐子》,又著《坐忘论》七篇。《玉涧杂书》云:“道释二氏,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学,乃全本于释氏,大抵以戒定慧为宗……此论与智者所论止观,实相表里,子微中年隐天台玉霄峰,盖智者所居,知其渊源有自也。”(见《图书集成道教部杂录》)。由此知:凡是互相矛盾的学问,只要同在一个地方,就有融合之可能。五代中原大乱,三教中的名人齐集成都,仿佛三大河流,同趋于最隘的一个峡口,天然该融合为一,大约这些名流麇(qún)集成都,互相讨论,留下不少的学说。明道弟兄来川,召集遗老筑台讲道,把它们集合来,融会贯通而断以己意,成为一个系统,就成为所谓宋学。

(七)苏子由之学说

大家只知程氏弟兄是宋学中的泰斗,不知宋朝还有一个大哲学家,其成就较之程氏弟兄,有过之无不及,一般人都把他忽略了,此人为谁即是我们知道的苏子由。

大家只知程氏弟兄是宋学中的泰斗,不知宋朝还有一个大哲学家,其成就较之程氏弟兄,有过之无不及,一般人都把他忽略了,此人为谁即是我们知道的苏子由。程氏弟兄做了融合三教的工作,还要蒙头盖面,自称是孔孟的真传;子由著有《老子解》,自序著此书时,会同僧道商酌,他又把《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和六祖“不思善不思恶”等语,合并研究,自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较诸其他宋儒光明得多。子由之孙苏籀(zhòu),记其遗言曰:“公为籀讲老子数篇曰:‘高出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无如五千文。’”苏籀又说:“公老年作诗云:近存八十一章注,从道老聃门下人。盖老而所造益妙,碌碌者莫测矣。”子由敢于说老子高出孟子二三等,自认从道老聃门下,这种识力,确在程氏弟兄之上。苏东坡之子苏迈等,著有《先公手泽》,载东坡之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晚年见此奇特。”我破读东坡此段文字,心想子由此书,有甚好处,值得如此称叹,后来始知纯是赞叹他融合三教的工作。

明朝有个李卓吾李贽),同时的人,几乎把他当做圣人,他对于孔子,显然攻击,著《藏书》六十八卷,自序有曰:“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数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因未尝有是非耳。”又曰:“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藏书也,而无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观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览则一任诸君览,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他生在明朝,思想有这样的自由,真令人惊诧,他因为创出这样的议论,闹得书被焚毁,身被逮捕,下场至自刎而死,始终持其说不变。其自信力有这样的坚强,独对苏子由非常佩服,万历二年,他在金陵刻子由《老子解》,题其后曰:“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乃独得微言于残篇断简之中,宜其善发老子之蕴,使五千余言,烂然如皎日,学者断断乎不可一日去手也,解或示道全,当道全意,寄子瞻,又当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余年,不意复见此奇特。”卓吾这样地推崇子由,子由的学问也就可知了。

苏子由在学术上,有了这样的成就,何以谈及宋学,一般人只知道有程朱,不知道苏子由呢其原因:(一)子由书成年已老,子由死于政和二年壬辰,年七十四岁,此书是几经改删,至大观二年戊子十二月方才告成。程明道死于元丰八年乙丑,年五十四岁,伊川死于大观元年丁亥,年七十五岁,子由成书时,在明道死后二十三年。伊川死后一年,那个时候,程氏门徒遍天下,子由的学说,出来得迟,自不能与他争胜,子由书成后四年即死,也就无人宣传他的学说了。(二)那时党禁方严,禁人学习元祐学术,伊川谢绝门徒道:“尊所闻,行所知可也,不必及吾门也。”连伊川都不敢宣传他的学问,子由何能宣传伊川死时,门人不敢送丧,党禁之严可想。史称子由“筑室颍滨,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据此,则子由此书,能传于世,已算侥幸,何敢望其能行(三)后来朱子承继伊川之学,专修洛蜀之怨,二苏与伊川不合,朱子对于东坡所著《易传》,子由所著《老子解》,均痛加诋毁,其诋子由曰:“苏侍郎晚为是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然其自许甚高,至谓当世无一人可以语此者,而其兄东坡公,亦以为‘不意晚年见此奇特’。以予观之,其可谓无忌惮者欤!因为之辩。”(见《宋元学案》)中庸有“大人而无忌惮”之语,朱子说他无忌惮,即是说他是小人。此段文字,几于破口大骂。朱子又把子由之说,逐一批驳,大都故意挑剔,其书俱在,可以复按。朱子是历代帝王尊崇的人,他既这样攻击子由,所以子由的学说,也就若存若亡,无人知道了。(四)最大原因,则孔子自汉武帝而后,取得学术界正统的地盘,程子做融合三教的工作,表面上仍推尊孔子,故其说受人欢迎,子由则赤裸裸地说出来,欠了程明道的技术,所以大受朱子的攻击,而成为异端邪说,朱子痛诋子由,痛诋佛老,是出于门户之见,我们不必管,只看学术演进的情形就是了。

(八)学术之演进

我们从进化趋势上看去,觉得到了北宋的时候,三教应该融合为一,程明道和苏子由,都是受了天然趋势的驱迫。程子读了许多书,来到四川加以研究,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苏子由在四川读了许多书,又到颖滨闭门研究,也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二者都与四川有关。

我们从进化趋势上看去,觉得到了北宋的时候,三教应该融合为一,程明道和苏子由,都是受了天然趋势的驱迫。程子读了许多书,来到四川,加以研究,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苏子由在四川读了许多书,又到颍滨闭门研究,也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二者都与四川有关。这都是由于五代时,中原大乱,三教名流,齐集成都,三大河流,同时流入最隘一个峡口的缘故。子由少时在蜀,习闻诸名流绪论,研究多年,得出的结果,也是融合三教,也是出于释氏而偏迩于老聃,与大程如出一辙。可见宇宙真理,实是如此。从前佛教传入中国,与固有学术生冲突,历南北隋唐以至五代,朝廷明令天下毁佛寺,焚佛经,诛僧尼之事凡数见,自宋儒之学说出,而此等冲突之事遂无,不过讲学家文字上小有攻讦而已,何也根本上已融合故也。

世界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纷争不已者,学说分歧使之然也。现在国府迁移重庆,各种学派之第一流人物,与夫留学欧美之各种专门家,大都齐集重庆,俨如孟蜀时,三教九流齐集成都一样,也都是无数河流,趋入一个最隘之峡口。我希望产生一种新学说,融合中西印三方学术而一之,而世界纷争之祸,于焉可免。(著者按:初版时,国府尚未迁移重庆,则只言。现在交通便利,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大文化接触,相推相荡,也是三大河流,趋入最隘的峡口,中西印三大文化,也该融合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