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说，对于交战国的人民而言，这场战争的唯一出路，就是撕毁目前的《自由大宪章》，制订一种新的大宪章，不是什么自由大宪章，而是在我们中国这里的良民宗教所具有的"忠诚大宪章"。
为了证明我所建议的有效性，让我在此提醒一下欧美人民注意一下一个事实：正是日本和俄国人民对他们统治者的绝对忠诚，才使得前总统罗斯福能够对已故的日本天皇和俄国现任沙皇形成一种成功的呼吁，并结束了日俄战争，并最后在朴次茅斯达成了和平协议（77）。在日本，这种人民的绝对忠诚，受到了从中国学来的良民宗教的"忠诚大宪章"的保护。但在俄国，俄国人民的绝对忠诚是靠鞭子的力量而获得的，因为俄国并不存在具有"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朴次茅斯条约签订之后，在像日本等拥有良民宗教及其"忠诚大宪章"的国家，以及像俄国等没有这种宗教和宪章的国家，他们都发生了什么。在日本，朴次茅斯条约签订后，东京民众的良民宗教由于受欧洲新学的破坏，他们吵闹着并试图制造恐怖--但是，那些内心真正不朽的日本人民的"忠诚大宪章"，在一些警察的协助下，仅用了一天就将游行和民众的恐惧镇压下去。并且，此后日本不仅实现了永久和平，而且远东也安定多了。但在俄国，自朴次茅斯条约签订后，国内各地的民众也举行游行并试图制造恐惧。但由于俄国并没有良民宗教，并且维系俄国人民绝对忠诚的皮鞭也断裂了。自那以后，俄国的平民百姓就有充分的权利去制造骚乱和立宪，去游行和制造恐惧--那种对俄罗斯帝国和斯拉夫种族的完整和安全、欧洲的和平前景的恐惧。结果是，当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关于如何处置杀害奥地利大公（78）的凶手这一问题产生很小的分歧时，俄国的平民百姓、群氓就能吵闹起来，并且制造了危害俄罗斯帝国的完整和安全的恐惧，所以俄罗斯帝国及其谋臣就动员了全部俄国军队。换言之，动员了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所创造的恐怖现代机器。当那种恐怖现代机器--俄国的现代军国主义发动的时候，在全欧洲人民之中立刻导致了一种普遍的恐惧，正是这种遍布欧洲的恐惧控制和摧毁了交战国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的大脑，并使他们感到无可奈何，这种无可奈何，我在前面说过，导致了这场恐怖的战争。
因此，如果你深入地考察这事，你就会发现这场战争的真正根源在于《朴次茅斯和约》。我之所以说战争的根源在于《朴次茅斯和约》，那是因为在条约签订之后，那皮鞭，那皮鞭的力量在俄国完全破裂了，所以，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俄罗斯帝国免受平民百姓，民众的恐惧的侵扰，实际上，是俄罗斯的乌合之众的恐惧的侵扰，是免受那种对沙俄帝国以及斯拉夫种族统一和安全的恐惧的侵扰。德国诗人海涅--最杰出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自由主义者，以不同寻常的观察力指出："俄国的专制是一种真正的独裁，它绝对不容许其他可能传播我们现代自由观念的东西存在。"事实上，我重申《朴次茅斯和约》之后，俄国的专政--皮鞭，皮鞭的力量已经完蛋了。因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保护俄国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免于群氓的侵扰。这些群氓就是我说过的战争的根源。换言之，这场战争的真正根源和原因，就是恶果群氓的恐惧。（z-79）
过去，欧洲各国负责任的统治者能够维持国内秩序，并且保持欧洲的国际和平，那是因为他们敬畏和崇拜上帝。而如今，我想说的是，今日欧洲国家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敬畏和崇拜的不是上帝，而是群氓--他们国内的民众组成的乌合之众。拿破仑战争后，建立神圣同盟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仅能够保持俄国国内秩序，而且还能够保持欧洲的国际和平，这是因为他敬畏上帝。而如今的俄国沙皇既不能保持国内秩序，也不能维护欧洲的国际和平，那是因为他敬畏的不是上帝，而是群氓。在大不列颠，像克伦威尔这样的统治者，既能保持自己国内秩序，也能维护欧洲国际和平，正是因为他们崇拜上帝。但是如今的大不列颠现任统治者，如格雷勋爵、艾思奎斯、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等负责任的政治家，既不能维持国内秩序，也不能维护欧洲国际和平，那是因为他们不是崇拜上帝，而是崇拜群氓--不仅是英国国内的群氓，还包括其他国家的群氓。大不列颠已故的首相坎贝尔·班勒门先生，在俄罗斯杜马被解散时，高呼："杜马(79)完蛋了，那可恶的杜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