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底平，肃党伏诛，朝士乃不敢妄谈时政，竞尚文辞，诗文各树一帜，以潘伯寅、翁瓶叟为主盟前辈。会稽李莼客，亦出一头地，与南皮张香涛，互争坛坫。时李、张二人，文字往还，犹未发生龃龉也。张、李有隙，始于香涛督湖北学政时，延莼客入幕，莼客为香涛作酬应信十余通，酬少事多，大不高兴，乃扬长辞馆而行。入京以后，颇对香涛有违言。时李莼客自称赀郎，屡试不中进士，乃迁怒于当时之翰林，谓大半皆不学之徒，有人指为对香涛而发。不知莼客来往最密者，如朱肯甫然、张子虞预等，亦皆翰林，莼客亦不过独发牢骚而已。但彼最恨者，前为周季贶，后为赵匀叔。周曾荡其京官捐纳之赀，赵又夺其潘门入幕之席，文人心仄，私恨遂深。同治十年辛未，香涛湖北学政任满回京，与潘伯寅觞客于龙树寺，其周旋于李莼客、赵匀叔之间者，仍无微不至。足征张、李二人，直至斯时，尚未显裂痕也。
同治末造，朝官名士，气习甚盛，推奉祭酒。当时香涛发起觞客于龙树寺，刻意邀集莼客，莼客亦以潘伯寅为盟主之故，许来参与，并允与赵匀叔不当筵为难。此咸、同以来，朝官名宿第一次大会也。今取龙树寺大会之人物及其始末，补录于后，斯亦一重掌故也。
香涛发起龙树寺大会，先致潘伯寅一函云：“四方胜流，尚集都下，不可无一绝大雅集。晚本有此意，陶然亭背窗而置坐，谢公祠不能自携行厨，天宁寺稍远，以龙树寺为佳。”又函云：“承教命名续万柳堂，有大雅在，人无敢议，晚等为政，恐不免耳。方今人少见多怪，使出自晚一人，则必姗笑随之。若翁叔平丈能出领名，则更妙矣；晚只可为疏附之人耳。”
又调停李（莼客）、赵（叔）之间，复函潘伯寅谓：“李、赵同局，却无所嫌，两君不到，则此局无色矣。莼客，晚嘱其不必忿争，彼已许纳鄙言；执事能使叔勿决裂，度万不至此，则无害矣。若清辩既作，设疑问难，亦是韵事。毛西河、李天生曾于益都坐上喧争，又某某在徐健庵处论诗，至于攻击，岂不更觉妩媚乎？想李、赵二君，亦当谅晚奔走之苦心也。”
是日与会者，有无锡秦炳文，南海桂文灿，元和陈悼，绩溪胡树，会稽赵之谦、李慈铭、吴赓，湘潭王运，遂溪陈乔森，黄岩王咏霓，钱唐张预，朝邑阎乃З，南海谭宗浚，福山王懿荣，瑞安孙诒让，洪洞董文焕。由秦炳文绘图，王壬秋题诗，桂文灿作记。李莼客、赵叔，均未着一字。炳文题图云：“时雨乍晴，青芦瑟瑟，纵论古今，竟日流连，归作此图，以纪鸿爪。”
当日置酒宴客，潘伯寅以为张香涛必备酒宴，张香涛以为潘伯寅必携行厨；不意宾主齐集，笑谈至暮，酒食未具，仍各枵腹。故叶鞠裳太史即席赋诗，有“绝似东坡毳字谜，清谈枵腹生槐龙”之句（自注：未携行厨，客至无馔，嗣召庆余堂，咄嗟立办）。
同治末造，时局大定，朝中诸老辈，以宏奖风流自任。所谓各怀意见，亦皆学术文字之攻击，初非植党逞私之倾轧也。观龙树寺大会，尚有承平气象。
自同治末迄光绪初，此数年间，乃为南北清流发生最大磨擦之关键。闻之樊樊山曰：“南派以李莼客为魁首，北派以张之洞为领袖，南派推尊潘伯寅，北派推尊李鸿藻，实则潘李二人，未居党首，不过李越缦与张之洞私见不相洽，附和者遇事生风，演成此种局面耳。越缦与予（樊山自称）最善，予以翰林院庶吉士从彼受学，知予亦香涛门人，对予大起违言，由其满腹牢骚，逼仄所至，不知实有害于当时朝士之风气也。”按：两派之争，越缦殊郁郁不得志，科名远不如香涛，所以执名流之牛耳者，不过本其经史百家诗文之学，号召同俦。至于体国经野，中外形势，国家大政，则所知有限，实一纯粹读书之儒，不能守其所长，乃以己见侈谈国事，宜香涛诸人不敢亲近。但越缦则自以为可以左右朝政，乃与邓承修诸御史主持弹章，声应气求，藉泄其愤。乃身为御史，反无丝毫建树，讥之者，谓越缦得此官，愿望已足矣。综观《越缦日记》，大略可征。
张之洞于同治九年，始与陈韬庵宝琛、王廉生懿荣订交，皆一时文学侍从之臣。十二年，即任四川学政。光绪二年回京，乃与丰润张佩纶，因穆宗升位次一折相识而论交，自此以后，李、张更势成水火，不复有回旋余地，清流名号，遂为越缦攻击之口头禅。清流党者，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张树声之子，为牛毛上之跳蚤（此亦樊山述越缦之批评）。香涛、韬庵诸人，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此越缦派人所不能为，故嫉忌愈甚。
二张与陈所上奏摺，如穆宗升拊疏，黄漱兰陈时政得失疏，抑宦官疏，四川诬民为逆疏，直言不宜沮抑奏请修省弭灾疏，陈俄约贻害请修武备疏，治崇厚罪疏，请派曾纪泽赴俄另议疏，奏陈练兵筹饷策，奏陈边防疏，中俄划界疏，海防江防疏，劾刘坤一疏，慎重东南疆寄西北界务疏等，多香涛、韬庵诸人合议之作。未几，香涛任山西巡抚，后调两广总督，韬庵任南洋军务会办，降级。清流党皆出京，攻击者亦从此告止。越缦则交接言官，主持朝政，气量狭小，终无所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