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旧不兼河北路安抚使，仁宗特以命贾文元。故文元召程文简为代，乞只领大名一路。后文元再镇，固求兼领，乃复命之。且诏昌朝罢，则不置。及熙宁初，陈叔守北京，遂以文元故事兼领。
熙宁初，中书议定改宗室条制，召学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辞曰：“学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诏付中书施行，则当草之。今中书已议定宗室事，则当使舍人院草敕尔。学士非所预，不敢失职也。”乃命知制诰苏子容草敕。近世凡朝廷诏命，皆学士为之，重王命也。
熙宁三年九月，诏中书五房各置检正官二员，在堂后官之上，都检正一员，在五房提点之上，皆以士人为之。于是以吕微仲为都检正，孙巨源吏房，李邦直礼房，曾子宣户房，李奉世刑房。
澶渊之盟，初以曹利用奉使，许岁币三十万；其后刘六符来，始增二十万为五十万。元昊初，遣如定来求和，朝廷许以岁币十万，未称臣；乃使张子奉使而肯称臣，子遂许以二十万。
枢密都承旨与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属事，参谋议。真宗后，天下无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欧公建言请复旧制，而不克行。熙宁初，始用李评为都承旨，至今行之。初，评受命，文潞公为枢密使，以旧制不为之礼，评诉于神宗，命史官检详故事。以久无士人为之，检不获，乃诏如阁门使见枢密之礼。
仁宗时，台官有弹击教坊倭子郑州来者，朝中传以为笑。欧公以为今台官举人，须得三丞以上，成资通判者，所以难于充选。因请略去资格，添置御史里行。但选材堪此选，资深者入三院，资浅者为里行。熙宁初，实用此议也。
元二年，诏职事官并许带职。尚书二年，加直学士；中丞、侍郎、给事、谏议通及一年，加待制；论者纷然，以为不当。王彦林为十不可之说以献。谓尚书二年加直学士，若一年而罢，与之直学士则过，与之待制则与尚书、侍郎何异？其以罪被谪者，常例当落职，若落职名，则不问过之轻重，与职事官为落两重职；若止落职事官，则与平迁、善罢何异！官制以来，由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方为给事中，由给事中方为侍郎，而中丞又在侍郎之上，今概以一年为待制，则等差莫辨。待制，祖宗之时其选最精，出入朝廷才一二人。今立法无定员，将一年之后，待制满朝，必有车载斗量之谣。大要如是。刘莘老为中丞，刘器之为司谏，皆以为言，朝廷不以为然。其后莘老作相，亦竟不能自改也。
治平初，王景彝自御史中丞除枢密副使，钱公辅为知制诰，缴辞头。时英宗初即位，韩魏公当国，以为始除大臣而不奉诏，恐主威不立，乃特责滁州团练副使。议者以为太过，司马君实知谏院，意亦以为是而不救。及后论陕西义勇事，章六上不行，乃于求罢章中始云：钱公辅一上章，止枢密副使恩命于诏令未行之前，而责授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议于诏令已行之后，而不以为罪，是典刑不均一矣。请比公辅更责远小处。疏入，不报，盖意指魏公也。
狄武襄状貌奇伟，初隶拱圣籍中，为延州指挥使。范文正一见，知其后必为名将，授以《左氏春秋》。遂折节读书，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用兵成败，贯通如出掌中。与尹师鲁尤善。师鲁与论兵法，终不能屈。连立战功，骤至泾原经略招讨副使。仁宗闻其名，欲召见，会寇入平凉，诏图形以进，于是天下始耸然畏慕之。神宗初即位，有意二边。一日，忽内出御制祭文，遣使祭其墓，欲以感动将士。或云，滕元发之词也。
狄武襄以枢密副使出讨侬智高，换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师还，复旧任，盖不欲以本官外使也。如嘉末，韩魏公待郭逵厚，始使带签书枢密院知延州。故熙宁初，王乐道论魏公，为用周太祖故事命逵，盖郭威实由是变也。魏公亦无以解。
《考异》：治平三年，郭逵以签书枢密院事为陕西四路宣抚使兼判渭州，后以宣徽使判延州。此云嘉末，又云逵带签书枢密院事知延州，皆非。王乐道论韩魏公用逵事，在治平四年，此云熙宁初，亦非也。
贾文元初以晋陵县主簿为国子监说书，孙宣公为判监，始见，因会学官，各讲一经。既退，谒宣公，久之不出。徐令人持《唐书?路隋韦处厚传》使读，文元了不喻。已乃见之，曰：“知所以示二《传》乎？”曰：“不知。”宣公言：“君讲书有师法，他日当以经术进，如二公，勉自爱。”其后，宣公辞讲筵请老，即荐文元自代，时官犹未甚显。未几，仁宗卒为创崇政殿说书命之。崇政殿说书，自文元始云。
庆历中，契丹遣萧英、刘六符来，求取关南北地，朝廷患之。王武恭帅定州，敌密遣人来觇候。吏得之，偏裨皆请斩之以徇众，武恭特不问。明日，出猎近郊，号三十万，亲执桴鼓示众，下令曰：“具粮糗，视大将军旗所向即驰，敢后者斩。”觇者归，密以告，虏疑汉兵将深入，无不惧。仁宗亟遣使问计，对曰：“咸平、景德，边兵二十余万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敌得轶境，径犯澶渊。且当时以阵图赐诸将，人皆谨守，不敢自为方略，缓急不相援，多至于败。今愿无赐阵图，第择诸将，使应变出奇，自立异功，则无不济。”仁宗以为然。
晏元献公喜推引士类，前世诸公为第一。为枢府时，范文正公始自常调荐为秘阁校勘。后为相，范公入拜参知政事，遂与同列。孔道辅微时，亦尝被荐。后元献再为御史中丞，复入为枢府，道辅实代其任。富韩公，其婿也。吕申公荐报聘契丹，公时在枢府，亦从而荐之，不以为嫌。苏子容为谥议，以比胡广与陈蕃并为三司，谢安引从子玄北伐云。
王武恭公自枢密使谪知随州，孔道辅所论也。道辅死，或有告武恭：“害公者死矣。”武恭愀然叹曰“可惜！朝廷又丧一直臣。”文潞公为唐质肃所击，罢宰相，质肃亦坐贬岭外。至和间，稍牵复为江东转运使。会潞公复入相，因言唐某疏臣事固多中，初贬已重，而久未得显擢，愿得复召还。仁宗不欲，止命迁官，除河东。
夏文庄、韩魏公皆自枢密副使为三司使。
汉举贤良，自董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文帝二年，对策者百入，晁错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对策者亦百人，公孙弘为第一。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但有高下尔。至唐始对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间，姜公辅等二十五人；太和间，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贞元中，韦执谊、崔元翰、裴洎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长庆中庞严等，至少犹皆十四人。盖自后周加试策论三道于礼部，每道以三千字为率；本朝加试六论，或试于秘阁，合格而后御试，故得人颇艰，然所所选既精，士之滥进者无几矣。
《考异》：文帝十五年策晁错等，非二年也。贤良策见于《汉书》者，惟董仲舒三道，余皆一道。此云自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不知何所据耶？百人皆当云百余人。又《仲舒》及《严助传》亦皆云百余人。
苏子容过省，赋“历者，天地之大纪。”为本场魁。既登第，遂留意历学。元丰中，使契丹适会冬至，契丹历先一日，趋使者入贺。虏人不禁天文术数之学，往往皆精。其实契丹历为正也，然势不可从。子容乃为泛论历学，援据详博，契丹人莫能测，无不耸听。即徐曰：“此亦无足深较，但积刻差一刻尔。以半夜子论之，多一刻即为今日，少一刻即为明日，此盖失之多尔。”契丹不能遽折。遂从归奏，神宗大喜，即问：“二历竟孰是？”因以实言，太史皆坐罚。金元初，遂命子容重修浑仪，制作之精，皆出前古。其学略授冬官正袁惟几，而创为规模者，吏部史张士廉。士廉有巧思，子容时为侍郎，以意语之，士廉辄能为，故特为精密。金人陷京师毁合台，取浑仪去。今其法，苏氏子孙亦不传云。
元昊叛，议者争言用兵伐叛，虽韩魏公亦力主其说。然官军连大败者三：初围延州，执刘平、石元孙于三川口，康定元年也。明年，败任福于好水川，福死之，庆历元年也。又明年，寇镇戎军，败葛怀敏于定州寨，执怀敏，丧师皆无虑十余万。中间惟任福袭白豹城，能破其四十一族耳。范文正欲力持守策，以岁月经营困之，无速成功。故无大胜，亦无大败。
神宗天性至孝，事慈圣光献太后尤谨。升遐之夕，王禹玉为相入慰，执手号恸，因引至敛所，发视御容，左右皆感绝。将敛，复召侍臣观入梓宫物，亲举一玉碗及玉弦曰：“此太后常所御也。”又恸几欲仆。禹玉为挽辞云：“谁知老臣泪，曾及见珠襦。”又云：“冰弦湘水急，玉碗汉陵深。”皆纪实也。
庆历二年，富郑公知谏院，吕申公、章郇公当国。时西事方兴，郑公力论宰相当通知枢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枢密院。已而以判为太重，改兼枢密使。五年，二公罢，贾文元、陈恭公继相遂罢兼使（案：此条已见第八卷内，此系复出）。
韩康公得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人。其后为执政，自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拜相，及再宰，四迁皆在熙宁中，此前辈所未有也。苏子容挽辞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
范文正公以晏元献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后虽名位相亚亦不敢少变。庆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阳，道过，特留欢饮数日。其书题门状，犹皆称门生。将别，以诗叙殷勤，投元献而去。有“曾入黄扉陪国论，却来绛帐就师资”之句，闻者无不叹服。
王禹玉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翰林学士，其家自太平兴国至元丰十榜，皆有人登科。熙宁初，叶尚书祖洽榜，闻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诗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传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无有也。
范文正公始以献百官图讥切吕申公，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乌赋》以寄，所谓“事将兆而献忠，人返谓尔多凶”，盖为范公设也。故公亦作赋报之，有言“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及公秉政，圣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无意，所荐乃孙明复、李泰伯。圣俞有违言，遂作《灵乌后赋》以责之。略云：“我昔闵汝之忠，作赋吊汝；今主人误丰尔食，安尔巢，而尔不复啄叛臣之目，伺赃垒之去，反憎鸿鹊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意以其西帅无成功。世颇以圣俞为隘。
太宗时，陈文忠公廷试第一，曾会第二，皆除光禄寺丞，直史馆；会继迁殿中丞，知宣州，赐绯衣银鱼，前无此比也。治平初，彭器资谅暗榜，亦为进士第一，乃连三任职官，十年而后始改太子中允。盖器资未尝求于当路，代还多自赴吏部铨，然卒以是知名。仕宦淹速，信不足较也。
元厚之少以文字自许，屡以贽欧阳文忠，卒不见录。故在嘉初、治平间，虽为从官，但多历监司帅守。熙宁初，荆公当国，独知之，始荐以为知制诰，神宗犹未以为然。会广西侬智高后，复传溪峒有警，选可以经略者，乃自南京迁知广州。既至，边事乃误传，其《谢上表》云：“横水明光之甲，得自虚传；云中赤白之囊，唱为危事。”盖用泽潞《李文饶》及《丙吉传》中事。神宗览之，大称善，后遂自荆南召为翰林学士。
元初，魏王丧在殡。秋燕，太常议天子绝期，不妨燕。苏子瞻为翰林学士，当撰致语。上疏援荀盈未葬，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以为非；周穆后既葬除丧，景王以宾燕，叔向议之。以为若绝期，可以燕乐，则平公、景王何以见非？余谓天子绝期，谓不为服也。不为服，则不废乐，太常之议是矣。以为情有所不忍，则特辍乐，如屠蒯、叔向之言可也，不当更论绝期为言。如富郑公母在殡，而仁宗特罢春燕，叔父岂不重于宰相之母！惜乎，子瞻不知出此也。
《考异》：按《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晋荀盈如齐，卒于<虚戈>阳，殡于绛。未葬，晋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趋入，酌以饮工曰：“汝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燕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汝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公说，彻乐。又按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既葬，除丧，周景王以宾燕，叔向讥之，谓之“乐忧”。夫晋平公之于荀盈，（案：此下疑有脱文。）仁宗以宰臣张知白之丧特罢社燕，比例尤的。子瞻所奏，正引仁宗以宰相富弼母在殡为罢春燕事，且云魏王之亲比富弼之母，轻重亦有间矣。此乃云子瞻不知出此，何耶？
治平间，欧阳永叔罢参知政事，知亳州，除观文殿学士；相继赵叔平罢知滁州，亦除。其后非执政而除者，王韶以边功，王乐道以宫僚，皆特恩也。
《考异》：欧阳永叔罢政在治平四年，前此如丁度、韩琦、高若讷、富弼、孙沔、田况、张观、程戡、孙、胡宿，皆以前执政，或初罢政除观文殿学士，此止举欧、赵二人，何耶？
故事，馆职皆试诗赋各一篇。熙宁元年，召试王介、安焘、陈侗、蒲宗孟、朱初平，始命改试策论各一道。于是始试“敕天之命，惟时惟几”论，问“古用民，岁不过三日”策。
吕宝臣为枢密使，神宗欲用晦叔为中丞，不以为嫌，乃召苏子容就曾鲁公第草制。中云：“惟是一门公卿，三朝侍从，久欲登于近用，尚有避于当涂，况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群下，岂以弟兄之任事，而废朝廷之擢才？矧在仁祖之时，已革亲嫌之制。台端之拜，无以易卿。”著上意也。晦叔既辞，上命中使押赴台。礼上，公弼亦辞位，不从。
神宗既不相潞公，而相陈叔，乃诏叔班潞公下。潞公辞曰：“国朝未有枢密使居宰相上者，惟曹利用尝先王曾、张知白，臣忝文臣，不敢乱官制。”力辞久之，不听，乃班叔上。已而阁门言：旧制，宰相压亲王，亲王压使相。今彦博先升之，则遇大朝会，亲王并入，亦当带压亲王。潞公复辞，始许班叔下。
故事，三院御史论事，皆先申中书，得札子而后始登对。谏官则不然。熙宁初，始诏依谏官例，听直牒阁门请对。
熙宁三年，制科过阁，孔文仲第一，吕陶亦在选中。既殿试，文仲陈时病，语最切直，吕陶稍直。宋敏求、蒲宗孟初考文仲，书第三等，王禹玉、陈睦覆考，书第四等。王荆公见之，怒不乐中，批出：“黜文仲，令速发赴本任；吕陶升一任，与堂除差遣。”自是遂罢科。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试唱过三名不及，则必越众抗声自陈，虽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吴春卿、欧阳文忠皆由是得升第一甲。独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辈屡趣之，皆不应，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时已服其静退。自是廷试当自陈者，多慕效之。近岁科举当升等人，其目不一，有司皆预编次，唱名即举行，其风遂绝。
王沂公初就殿试时，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为相，适求婿，语其夫人曰：“吾得婿矣。”乃举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后亦当为公辅。”是时吕文穆公家亦求姻于沂公。公闻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从李氏，唱名果为第一。晏元献公尝属范文正公择婿。久之，文正言有二人，其一富高，一张为善。公曰：“二人孰优？”曰：“富君器业尤远大。”遂纳富，即富公也，时犹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为盛世事。为善亦安道旧名。
张文节公初为龙图阁待制，求判国子监。真宗问王魏公：“国子清闲无职事，知白岂不长于治剧，欲自便耶？”魏公对“知白博学，通晓民政，但其所守素清，而廉于进取故尔。”上曰：“若此，正好为中执法。”乃命以右谏议大夫除御史中丞，上用人如此。景德、天禧间，所以名臣多也。
神宗尝问经筵官：“《周官》‘前朝后市’何义？”黄右丞履时为侍讲，以王氏新说对。言：朝，阳事，故在前；市，阴事，故在后。上曰：“亦不独此。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向君子背小人之意。”诸臣闻之竦然。
哲宗初即位，契丹吊哀使入见。蔡持正以契丹大使衣服与在廷异，上春秋少，恐升殿骤见或惧，前一日奏事罢，从容言其仪状，请上勿以为异，重复数十语皆不答。徐俟语毕，上曰：“彼亦人耳，怕他做甚？”持正竦然而退。
司马温公与吕申公素相友善，在朝有所为，率多以取则。”温公自修起居注，召试知制诰，申公亦自外同召。温公既就试，而申公力辞不至，改除天章阁待制。温公大悔，自以为不及。命下凡九章，辞不拜，引申公自比，云：“臣与公著同被召，公著固辞得请，而臣独就职，是公著廉逊，而臣无愧耻也。”朝廷察其诚，因亦除天章阁待制。
《考异》：温公与申公相友善，云“在朝有所为，率多以取则”，非也。温公辞修注云：王安石差修起居注，力自陈诉，章七八上，然后朝廷许之，臣乃追悔恨，向者非朝廷不许，由臣请之不坚故也。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闻命之日受而不辞，今臣自循省一无可取，乃与之同被选擢，比肩并进，岂不玷朝廷之举，为士大夫所羞哉！辞知制诰云：窃闻天章阁侍讲吕公著与臣同时被召，公著辞让不至，朝廷已除公著天章阁待制，臣始自悔恨云云。辞修注则引荆公，辞知制诰则引申公，各一时之事，非有所取则也。
政和末，李彦章为御吏，言士大夫多作诗，有害经术，自陶渊明至李、杜，皆遭诉斥，诏送敕局立法。何丞相执中为提举官，遂定命官传习诗赋，杖一百。是岁，莫俦榜，上不赐诗而赐箴。未几，知枢密院吴居厚喜雪，御筵进诗，称“口号”。自是上圣作屡出，士大夫亦不复守禁。或问何立法之意，何无以对，乃曰：“非为今诗，乃旧科场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