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作者犹在童年，随先君来沪公干，瞧见妓女出堂唱和上书场（彼时书场之风气很盛，如福州路一带的天乐窝、小广寒等，都为妓女弹唱之地）的当口，倘使她是浑倌人（即已破瓜之妓女），必用青呢四人小轿舁之飞行。桥前一个龟奴，拿着灯笼一盏吆喝而过，灯上粘着四个红字，大书特书曰“公务正堂”。
按清代官制，起码七品知县才可称一声“正堂”，典史和县丞只称“左右两堂”，故佐杂班子呼知县须尊称一声“堂翁”，就是此意。而彼时之妓女竟敢僭称“正堂”，不但咄咄怪事，而且胆大妄为。况出堂唱和上书场都是淫业一类，如称“淫务”还算合理，她们偏不称“淫务”而称“公务”，又为名实不符。岂妓女卖淫，也是一种正当的公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