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知启蒙期之思想界,极复杂而极绚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有四:第一,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

  第二,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

  第三,异族人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以治朴学。

  第四,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

  其研究精神,因环境之冲动,所趋之方向亦有四:第一,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证一派出。

  第二,当时诸大师,皆遗老也。其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

  第三,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第四,学风既由空返实,于是有从书上求实者,有从事上求实者。南人明敏多条理,故向著作方面发展。北人朴悫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

  此启蒙期思想发展途径之大概也。

  然则第二期之全盛时代,独所谓正统派者(考证学)充量发达,余派则不盛,或全然中绝。其故何耶?以吾所思,原因亦有四:一、颜、李之力行派,陈义甚高,然未免如庄子墨子所云:“其道大觳”,恐“天下不堪”。(《天下篇》)此等苦行,惟有宗教的信仰者能践之,然已不能责望之于人。颜元之教,既绝无“来生的”、“他界的”观念,在此现实界而惟恃极单纯极严冷的道德义务观念,教人牺牲一切享乐,本不能成为天下之达道。元之学所以一时尚能光大者,因其弟子直接受彼之人格的感化。一再转后,感化力递减,其渐归衰灭,乃自然之理。况其所谓实用之“艺”,因社会变迁,非皆能周于用,而彼所最重者在“礼”。所谓“礼”者,二千年前一种形式,万非今日所能一一实践。既不能,则实者乃反为虚矣。此与当时求实之思潮,亦不相吻合,其不能成为风气也固宜。

  二、吾尝言当时“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又所谓经世之务者,固当与时消息,过时焉则不适。且治此学者既未能立见推行,则藏诸名山,终不免成为一种空论。等是空论,则浮薄之士,何尝不可剿说以自附?附者众则乱真而见厌矣。故乾嘉以降,此派衰熄,即治史学地理学者,亦全趋于考证方面,无复以议论行之矣。

  三、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证学,顾、阎、胡、惠、戴诸师,实辟出一新途径,俾人人共循。贤者识大,不贤识小,皆可勉焉。中国积数千年文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如金之蕴于矿者至丰也。而又非研究之后,加以整理,则不能享其用,如在矿之金,非开采磨治焉不得也。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盖此学派在当时饶有开拓之余地,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实从事,不拘大小,而总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异于诸派而独光大也。

  四、清学之研究法,既近于“科学的”,则其趋向似宜向科学方面发展。今专用之于考古,除算学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学皆不发达,何也?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且当考证新学派初兴,可开拓之殖民地太多,才智之士正趋焉,自不能分力于他途。天算者,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而他无闻焉。其实欧洲之科学,亦直至近代而始昌明,在彼之“文艺复兴”时,其学风亦偏于考古。盖学术进化必经之级,应如是矣。右述启蒙期竟,次及全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