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二)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

  又云:“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又云:“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

  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

  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者十一二而已。

  (三)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

  (四)“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而已矣。

  (五)篇中对于平生所极崇拜之先辈,与夫极尊敬之师友,皆直书其名,不用别号,从质家言,冀省读者脑力而已。

  (六)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杂志》应期出版,更无余裕复勘,舛漏当甚多,惟读者教之。

  民国9 年10 月14 日启超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