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至南宋,虽然作者更普遍,雕琢更甚,变化更多,其实已经渐渐过了极盛时代,多数作品纤弱拘束,日趋日下,真如王静安先生所说:“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主要原因还不止是一种文体通行日久遂成习套,即有作手也难在其中自出新意。其实,这与整个的文化盛衰有关。试看当南宋初期,中期,纵说词的宽厚深远难比北宋,可总还有几个称得起过得去的作者。何以快到一个民族趋入沉沦,一个国家快受异族统治的时期,不但政治上拖沓纷乱,党同伐异,积弊丛生,澄清无望,就是表现于文化上的学术文章,又何常有磅礴充实,晶莹雄伟的气象?词虽是宋代文学的一种特新形式,(自唐与五代植其基,至宋才发扬光大。)它又哪能脱离了文化衰颓的氛围而独自存在。中国以诗文作酬赠交际的媒介物由来已久,但一般说来似还有个界限。试阅唐诗,即当唐末却没以词为谀谄工具的那样无耻情形。固然,唐末也是个文化停滞期,但纵在全国纷扰群雄争强的时代,比之南宋度宗以后,一息奄奄,地蹙政昏,小朝廷快要结束,人民也快要被蒙古铁骑蹂躏的时势还可说较为好些。宋末,一般文士,官员,柔媚无耻至于极地。文风如此,足征自己文化的崩溃,其招致亡国外患,开历来所未有的异族统治全中国的局面,这其间消息盈虚,绝不止在君主昏庸,官吏贪顽,或军事疏忽,士马疲敝。(其实宋末的军人军队在襄樊西蜀所表现的防守战斗力量,何尝是一败涂地?可怜若干万熬苦受罪的士兵,多少个忠诚善战的将领,何尝支得住“国运”的衰败与时代的厄难?)根基腐蚀,人心颓散由来已久。而所谓士大夫——知识分子之软媚,纷嚣,造成社会上的文化空虚,甚则是文化痈疽的现象,以致民族国家共趋一掷,终成胡元统制的奇惨时世!真正有史眼的人,应分从这一点上有所研究,而明白一个民族何以渐渐到了“虞渊落日”的危境。或不至陷于只以表面上的政治,军事上判断,而置文化于不顾的错误观点。

在此,我且不谈南宋知识分子的纷纭,冲突,倾轧争持的详细情形,以及上溯自北宋仁宗以后一贯的士夫分党之乱——所谓“始以君子而求胜乎小人,继以小人而还倾君子;继以君子之徒自起相胜;继以小人之还自相胜而相倾,至于小人之递起相倾,则窃名义以大相反戾,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乃其所窃之名义固即前之君子所执以胜小人者也。”但,无论历来史家所分的君子,小人,总是属于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是直接间接担负着政治运用,文化倡导的责任者。无奈画界自限,党羽自成,以支分系别的组织而实行把持,标榜,廓充,排斥,互胜互制的把戏,而国运民气,而无量数人民生死攸关的大事也都消长浮沉于这士大夫互争的把戏之中!愈演愈烈,愈出愈奇,一线连绵,至于国亡人散。这难道不与一个时代的文化形态有密切的关连?难道不是一个民族悲剧的主因?

南宋末年是个什么时世?而偏安临安的朝廷治下的知识分子,庸沓无力,或则徒能,聚众叫嚣,是如何使读史者为之气愤,感慨,不必尽述。以词论词,当贾似道大权独揽,招人纳贿的情势之下,“卧治湖山”,玩弄风月,除姬妾,财货,楼阁,玩好之外,还以腥手掠来的财帛多多找寻些清客,“名”士,替他捧场,献颂,另外还得“嘉”名。不但敌国外患,民困,军苦,不在他的心上,就连身后的一切他也不管。目前的享受,目前的歌颂,目前的“半闲堂”,目前的“养乐圃”,目前的梦幻般的神仙造境!可是贾似道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前后左右又绝非老粗,豪士,而举朝的大小官员,翘馆誊考的,为颂寿作诗词、文章的数千文士,难道那不是文化圈中的大小随从?这怎么说?而且一时传颂为之纸贵,然皆谄词呓语。一个社会,一个为国家民族的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集团,竟会在四境残破民困兵苦的环境下,甘心如此。纵有洁身自好者,至多是消极的自了而已,又何救于危亡!

“采衣宰辅,古无一品之曾参,服湖山,今有半闲之姬旦。”

“……知重开宇宙,活人万万,合寿千千。凫鸥太平世也要东还,越上是何年。消得平时钟鼓,不妨平地神仙。”

“千千岁,上天将相,平地神仙。”

“捷书连画,甘雨洒通宵。新来喜沁尧眉,许大担当,人间佛力,须弥。年年八月八日,长记他三日三时。平生事,想只和天语,不遗人和。……是天教家在苏堤,千千岁,比周公多个采衣。”

不过,南宋士风的颓坏并非始自贾似道当国之时,沿袭着北宋的新旧之争,与派别的排挤,援引;道学伪学的争斗,他们自身先腐,祸及家国。一般善用机谋,喜观时势者,随宜处置,或加鼓动,或予化分,或予斥逐,或赐颜色。一片混流,鱼龙杂出。……无怪到了惟利是趋、惟权是图的“半闲堂”前的士大夫之流,腼颜无耻,歌颂权相,以尧舜周公作比。这种知识分子的堕落,矫饰,这种侈靡荒唐的生活,这种心死身腐的现象,还用等到蒙古人铁骑蹴踏了临安?即是没有敌国外患,宋之为宋怕也一蹶难振!

你想,贾似道受知魏国公之时,距离宋亡不过十几年,竟以湖上的笙歌称颂,当作江淮的金戈铁马。士大夫之流,腹内身上的享受使他们忘了浴血戍兵,被围的城池,更不必说念及“元元”“黎庶”之被人宰割,忍苦捱饥,在兵火纷扰里流离无地了。

除辛稼轩陆放翁数人外,想要从“倚声”的词句意念中找到那种半壁江山回首中原的暗影,真如披沙拣金。缠绵低徊于男女幽情,风云月露,惜别吊梦,伤春感秋的纯系个人主义的笔墨玩弄,固然,以词的格律,结构,音调风趣而言,宜于阴柔情感的委婉表达,细密寻思的闪烁映现,但它与它存在的时代,尤其是,流行时代的文化形态有关。以无心肝总说南宋文人当然不对,可是除词外,就连易于挥发与更易言志的诗而论,南宋中叶的陆放翁与末叶的文、谢、汪诸人外,国家恨事,社会的苦难,又何尝曾在大多数的诗人心中,无怪后人批评南宋覆亡后的词有:“虽举目有河山之异,而遗民无被袵之羞。故胡元入主,骚坛遽绝嗣响,至朱明践阼,坠绪乃获重寻”的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