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前的文坛上，只有种作为个人鳞爪式的观察，而无有所谓“文学批评”，这也许是由科学而来的新精神，“文学批评”，乃随了近几年来新文坛上的创作与介绍的波浪，在后面助着“翻澜”。我常想古语上说的“人生不同各如其面”，况且比着仅有五官位置，颜色黄白更为精细神秘，与难以了解言喻的思想，以及由思想的反映，倒流，酝酿，发泄出的文学作品，若令我们去如抽丝般的一丝不乱，如对着镜子，使之有毫发可数的程度，而去批评非我的作品，其结果只有“不可能”。其实有时作者将一篇稍为称意的作品，趁一时的感发兴会，写了出来，及至手倦心移的时候，或者他日重行阅读的时候，假若令他自己将作品来加以精密的解析与说明，这也是“不可能”的。我常常有这种经验，不知朋友们中也有否？
从更深邃的一方面说来，文学作品的产出，的确是富有神秘性的。所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所谓“妙手偶得”，所谓“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这等创作欲在“愤而启，悱而发”时候，一切的功利论，目的论，在作者的心头眼底，一扫而空，自然这也不论是写实的作家，或者是浪漫的作家，当然一律有此同等的经验。
若照这等说法，那末要Litrerary Critiaism何用？
韩德曾告诉我们：“在我们中间之人类的批判的高等次序最是急需的，小而言之，至于极微在文学的生产与文学的试验二者之中的距离，而且，更小而言之，因为文学本身的原故，精纯去作出这些高明结果在文字的领域以内，此即为批判的才能与习惯是假定可以担保的。”（见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只管作者过了创作期，未必能再去分解他的作品的内容，然旁观者却未尝不可从风格、趣味、意境、思想中去找到作品中间的骨子。虽说当作者在一瞬间，将种种印象、种种难以言喻的感想在笔锋下画出，但既然惹人歌哭，动人恼怜，甚至于被人诅咒与愤怒，这总是作品中是有无许的生机，是可以值得文学上的评价的，而不是只同日历、账簿，左不过是物质集合成的刻板的记号。所以旁观者便可以其自己真实的观察，作一个interprerter。固然是未必能将作者原始由心中发出的箭痕捉到，但多少总可使他的旁观者，阅之有点利益。
所以批评者的费力与劳苦，并不下于创作者，而且也须具有创作者的才能，虽然他自己可以不必去创作。
创作并不是以求人赏鉴为目的，批评也不是只以指导创作的本身为目的。本来一个大的社会，全体都是用无数的锁链穿成的，都是息息相关的，文学是人生的活动之一，虽然与教育，宗教，政治等，不是根于同一出发点，但与社会上的关连，与人类的情感的贯注，总是不甚相远。某甲在夜半起而狂号，这未必不是我们全体的号声，某乙在爱人的身畔微笑，这未必不是我们全体的微笑，——自然有人以为这是些神秘话，但仔细想来，人类中“彼”与“我”的界限，何尝画得如鸿沟一般的不可逾越。那末，一个人的作品，就或一方面说，不为一般人所了解，然终是自人类中产出的，即是这样，批评者的功用，便在此中显出。
“文学的批评，无论有哪种最后的价值，必在其方法与精神之中，加入哲学的成分——在文字的启示中，作心灵的研究。”中国以前的文章，偶而有几片沙砾中的珠矶，说到批评，也多是些微末无足轻重的话，如同“四始彪炳，六义环深”（《文心雕龙·明诗篇》）这一类的话，只是批评者自己去堆砌词藻，于批评二字实难说到。我以为文学的作品有其背影，有其潜在的支配力，有其无穷的感触，与思想的集合。总言之：即有作者的整个的人生观在内，哪怕短得如泰戈儿的两三行的诗，长得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无论其为言简意赅也罢，蔓延无端也罢，其中总是包含有一部分的人生的真实的哲学思想在内。由此可知批评者重在从这些地方着眼，能以一面去发掘出作者“内性的真”；一方面又可宣露出一己的见解，所谓“在文字的启示中，作心灵的研究”，只不过是如此。但阅者且不要以为我是主张凡批评者除开思想的一条路子可走之外，如风格，如词句，如布局（Plot），如全体的结构（Whole Construction），便可以置之不问了。不过就真实的批评的本义说来，这些只是小节而已。
至于其他如以客观的纯粹批评，视为文学批评最适当的工具，在我个人也不敢认为妥当。本来“客观”这个抽象的名词，是很笼统的，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的。譬如我们在夏日的夕阳欲坠的时候，去看那明光闪动的彩霞，忽而由金黄色，变成赤红色，或者忽而遮却日光，又迅速地将日光闪出，我们只有去赏鉴他的美丽的变幻，与由他的美丽的幻变中，给予我们的种种感动的印象，如在这时，我们却想去用丝毫主见没有的经纯炼过的静的心观察他，不惟不能，而且太不成话了。那只有科学家是如此。向来科学之智慧的锻炼与利益，比快乐为多。马太亚诺德曾在他的名著《文学与科学》（Literature and science）内，特别去用力说明文学何以有别与超出科学的所在。我想上面所举的例子，就是最相宜的一个。虽说批评者，负有新鲜的指导与解释作品的使命，但如果批评的文字，一变而成了处处须用科学的解释——纯客观的解释，我以为除开其他的关系不论，即由此可将作者的内性探索得到，也是不容易的。如批评文学的最简括两句话“科学与物象相伴，文学与思想相伴”，可知思想是多么不易捉摸得到，把握得住的东西，如利用科学的方法如以此求其他的真理，适用与否，非我所愿论及，而利用科学的方法，去寻求文学上的思想，真所谓“缘木求鱼”，不过文学究竟是时代的产品，文学批评的进行，也应相随而有转移，采取科学的精神，去整治文学的作品，则未尝不是一种督促文学进步的要素。
中国人有时可以说是最思想自由的民族；有时也是最容易受锁镣束缚的民族，在一切事上是如此，在文学上也何尝不一样。主义的争论，与力求孤异的见解，总不是相宜的。世间的万有，原没有准则——不可变易的准则，只是各人所见不一，这倒无妨，但是文学批评是如何重大的事，是如何有明丽的导光，能以在黑暗中启指出坦途来的事，现在中国的创作，诚然还是在风雨中开始旅行，而批评者也似未曾将其明丽的烛光找到。这不是学识的关系，大部分还恐怕是为旧日的文学见解的“习尚”束缚住的关系。
本来我不是对于文学批评作一种系统的理论，或者如这等零星的臆想，还可以说话自由些。末后，我还有一点意思，愿意去申叙的，就是人类的情感，原是最奇妙不过的。一切由反映，由深邃与广阔的印象认识中得来的情感，人各有一种模型，不过总是活泼（dividness）与有威权（power）而难以用界限与有秩序的理性所可束缚的。尤其是以文学中的情感为流动而易于变幻。批评者非用极锐利的思力，透入作品的内部，难以把握到作品之生命的泉源，难以使大多数，无明了批评的观念的人，得到利益。至于过于倾信用科学的方法，来规度文学的，以为如能用完全的科学的方法，则文学中的想象，情感，事实，没有不可度量的，我以为不必如此费事。如真能了解文学的人，原不用什么工具，即可直接与作品相融合，直接便判出爱与憎的界地来。否则以近代科学的发展看来，恐怕尚没有完全可以探讨出文学内的情感的秘处。那末，如专信这等方法，是最愚钝不过的。
文学只是“感动”的媒介而已，此外一切都不免是题外的余支，批评者只是在“感动”的范围内，用明敏的眼光，去探求出作者潜在的意识，或抒写他自己真实的见地，这便是最重要的任务。不过这已是不容易担负的任务了。
我相信将来中国的文学批评者，现在已经在预备的时期了。我这篇短文，虽是如拉杂的记感的杂文一样，但我热切地希望将来的文学批评者，能将明丽的烛光，照在我们新文学的收获的田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