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高士倭绥（John Galsworthy）一八六七年生于英国撒雷省的高姆地方。他虽生在撒雷省，却是个狄温（Devonishere狄温许儿是英国的一个省名）人，就是他的姓高士倭绥（Galsworthy）的顺序，也可以一望而知是狄温的名字，且是他在狄温那里，也住过好多的年岁。即在他的作品里，也是很多关于狄温事实的色彩，如《狄温的一个人》（A Man of Deven）、《缙绅》（The Patrician）、《雾里驰骋》（Riding in Mist），在这些小说、剧本里，很可见得出。他第一次受教育是在哈楼（Harrow）哈罗大学（1881—1886），后来便转入牛津大学，学习了三年的法律。从这时到一八九○年之中，他选了辩护士业，那时他是继续他的法律上的准备，因他父亲愿意并且助着他，使他仍然能与他的父亲营同样的职业。不过，高士倭绥生性便不喜欢研究法律，他曾说：“我在种种的律师事务室里读书，而所练习的，则几乎全不与我性格相近，且是我自始至终，不喜欢我的职业。”由此可以见出高士倭绥自青年对于法律，早已有了一种很强烈的反感。到后来他有许多著作，差不多是对于现代英国法律，下根本上的总攻击，大约这时已经埋下了那样伟大文学的种子了。
他习辩护士业，既郁郁不得志，家里也还富足，于是他便飘然远出，作各地的旅行。他旅行所经的地方，非常之多，几乎周遍了全世界。如：阿美利加、埃及、不列颠、哥伦比亚以及澳大利亚、俄罗斯、韭吉群岛诸处，都曾经过这位热心社会改革的文学家的足迹。他曾坐了帆船，由阿答拉底（Adelaide）到北阿非利加去，遇见了些危险，后来他作的《约瑟康拉达》（Joseph Conrad）小说，就是追想他遇险的事实。
他本有文学上的嗜好，后来便渐渐留心到著作的事业上去。一八九九年，第一次印行他的著作，是部小说，名字叫Jocelyn，又接连着出了一种短的Novel及一卷短篇小说。他本来是诗人兼小说家及戏曲家，不过他第一次著作的尝试都是小说。在他第一种戏剧创作以前，曾做过四种小说，内两种是《乡居》（The Country House）、《本性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那时他的文学上，已经有点成功，及至最有名的《银盒》（The Silver Box）出而问世的时候，他的论文、小说、戏剧及诗集，已出得好些了。
高士倭绥是一个严肃而坦白的著作家，他的文学上的作品，在字句中，有非常好的感觉：清楚、简单，直接能予人以最清晰而激动的一种印象，使读者或听者对于他的著作，永不能有印感的欠缺，无论他的戏剧或小说，都有深入人心而不予人以厌烦的这种文艺上的力量。他是一个最仁爱的作家，所以他的文字，是令人以极宽厚的感觉，比较社会党员及社会改良者，更要仁厚。他简直是最富有同情的艺术家。Sympathetic Art-ist凡属于他的著作，几乎全是为平民抱不平，而与社会上恶劣、虚伪、偏颇的礼教、法律、制度相搏战。差不多不仅可说他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且是纯粹由于人人心底，对于现代各种法制，根本怀疑的文学，他可谓为一个有威权而卓异的作家了！他在英国当代文坛上，与王尔德（Os-car Wilde）、萧伯纳（Bernard Shaw）及巴尔克耳（Granville Barker）诸人，各树一帜，而自有其特殊的色彩。
他的著作都很精粹，不过他的戏剧，尤为人所佩仰，而富有同情的刺激，传布到人们的灵魂里。所以他的戏剧文学比较诗，小说等，更出名。我以上既将他的历史，和其它著作的梗概，叙述过去，那么再可以先将其著作的主义，及其文学上的艺术说明，使读者更得一个明瞭的观念，然后再专论他的戏剧的特点，庶几于此短文之中，使研究文学的，对于高士倭绥的全体，有个约略而确切的概念。因为他虽是戏剧作品最为著名，然我们要研究他的戏剧的精神，便不能不先将他的思想和他所用的文学上的艺术，解剖一过的。
高士倭绥是个热心改革社会的人，所以若从他的著作里，解剖他的思想，差不多每种著作里，都包含有一种社会问题及法律、道德的问题。他绝不是浪漫派的作家，也非崇拜神秘，借示象征的那种文学。他是以愤世与救济的眼光，借文学来写出，其实他文字中所包含的问题，是人人所能够思及而怀疑的间题，不过他能用痛快淋漓形容尽致的笔墨，叙述与刻画出来，所以感人尤深。这等文字，即是没有什么词句上的优美，韵调上的激荡，已足移人了！高士倭绥他曾自叙其著作的得力处的几句话是：“一个人既能生活，又有思想，所以他便能著作。但是著作要真实的、有良好戏剧的作出，或其他艺术上的练习，必定差不多要有一种磨练的，热烈的爱和一种自重的白热（Whiteheat），一种真诚与明达的欲望，在一种权能里，能以有最好的事物在内，且是必要加上一种眼光，不可退缩。”由此可见高士倭绥平民化的思想与文学艺术上的价值。他本着这种精神去努力创作，真可谓不是“玩物丧志”的文学作品了。
无论是谁，能以提得到庄严的观念关系到艺术与生活上去，表示在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与关系，那末高士倭绥的小说，却没有一页不是这样。就是他的小说，全是实际生活上的注解与批评，批评及于经济与社会的状况，在人民的相互关连里，一面可以说是引导出他的同情，一面可以说激动他的嘲讽。他的著作，庄严的态度，就像他是一个艺术家的差委，而在许多的机会里，表示出些观察，又是受了他自己从前成业上的影响。
他的著作中，统括起来说，便是有最丰富的批评的色彩。如对于社会的批评和道德的批评，而根本上是由于怀疑的观念。所以他的著作，可以说渗透沉浸在一种人生哲学（Philosonphy of Life）里，对于不满意的、虚伪的、无人道的生活，他便讥讽藐视而攻击他们。
所以我们若是读高士倭绥的著作，当要先说明他的著作里，有更大的计划，比着一个人的微小生命的计划，更要重要，然后高士倭绥那种诚恳、仁爱的精神方可以显得出。他是常常由文字里，表示出讥讽人为较小的情形，我们由他所叙述的一段里，可以见得他是注意在那种“自由之乡”（The Freelands）的愿望。
许多的山和田地，似乎是嘲笑道路，沟畦，被人蹴踏在他们上面，并且也嘲笑栅栏、洞谷、垣墙。在白的天色与绿的平原中，是相合成，去轻忽这些微小的活动。
高士倭绥在他的真诚与热望的文学里，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他那种正义的思想和技巧的艺术，实予人以至深的影响。他本是个思想超越的人，而他的著作，全力注重的，也是人类问题。高士倭绥并不反对批评的主义，不过他的主义，是注重在经济及社会方面的，所以他自己的批评主义，是与恒人不同的。依他自己建立的批评主义的进行，是以他的小说为社会论文。在小说里面，他的性质上的思想，就可代表出民众的思想来。他有一首诗，最可注意，这首诗可以代表他自己的祈祷是：
在春日的夜里，
我是到上帝立的所在。
什么是我向他呼喊的祈祷？
是这样的祈祷：
哦！Gourage庄严的主啊！
哦！这是春夜的主人！
作出个强固的心意，在我的心里，
用伟大的勇敢，去问你一切的事物。
由这首诗，我们可以知道高士倭绥求知的想望，及对于世上一切事物，怀疑否定的态度来。
高士倭绥虽说政治上的品性，是非常超卓，而他的作品，在严肃的真诚里，天然的清爽的美，是不可掩饰的。在他所作的小说《小梦》（The Little Dream）里，抒情的描述，比着譬喻的写法，更要动人。是一种热望的灵魂的美妙的空想，而有生命真诚的兴感，与意义的习知。至于他诗歌的妙境，是灰色生活中的红光内动，宛如秋后的树景一般的色彩，或者内中更有活泼的灵魂，藏着里面而作生活的奋斗。他著作上的风格的流动与生机，就像沟水的流动，经过海峡一样的活泼，在他的文学上的内部，像这样感觉，是容易使人接触得到。
他的小说最著名的如《爱尔兰法利塞徒》（The Isand Pharisees）、《本性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乡居》（The Country House）、《友爱》（Fraternity）、《缙绅》（The Patriian）、《黑花》（The Dark Flower）以及《自由之乡》（The Freelands）诸篇，都是有主义，而兼有文学上的兴感，与美的小说，我也不能一一详细的介绍出来。因为我们要注意他的戏剧上的创作，上面叙他的思想及艺术，已经不少了，那末我们便可看他的戏剧的作品如何。
高士倭绥到现在，所作的戏剧，著名的很多，如《银盒》（Silver Box，一九○六年）、《斗争》（Strife，一九○九年）及《长子》（The Eldest Son，一九一二年）、《裁判》（Justice，一九一○年），这几种都是他戏剧创作上的结晶品。不过我们不能一一的都去说明，只好先将《银盒》及《斗争》两剧的精神及结构，少加解释，然后再将他戏剧的结晶之点记出，那末，我们对于他戏剧上的观察，庶可不至挂一漏万。
《银盒》与《斗争》虽取材不同，叙述亦异，然根本上不外贫富阶级的战争。而高士倭绥，则于字里行间，为贫者、弱者、无知识阶级者，鸣其不平，而抒其冤愤。《银盒》的主旨，系攻击现代法律的失平，而《斗争》则叙资本家苛待工人的卑鄙，兹先将《银盒》中的事实叙明。
《银盒》是描写正相反对的两种人，有钱而富厚及势利的，便是巴斯威克（Barthwicks），而贫苦无告的一双夫妇，名叫琼司（Jonese），他们的处境及思想，完全立于相反的地位。因为巴斯威克是一个议员的儿子，他头一天在一个私娼家里喝醉了酒，以不正当手段，取了一个小钱袋回家来，不料失业的琼司，——他家一个打扫妇的丈夫——当晚也是一样的喝醉了，糊糊涂涂，将议员儿子的银烟盒和偷来的妇女用的钱袋取去。后来议员的儿子因为遗失了银烟盒告到官里，把琼司捕了去，弄得他一家妻离子散。末一幕便是在法庭上，富的原告和穷的被告各呈舌战。而高士倭绥于此就向那扶强害弱，威吓贫民的死法律，设下多少问难，由那个真诚的琼司嘴里说出。因为他对于议员儿子的钱囊及银盒是由醉误取，而这些东西，议员儿子也是由偷盗得来的，也是在法律上犯了罪。何以独对他这误犯罪，要加以科罪，对于议员儿子犯罪的行为，视为光明正当，置之不理呢？我们看到这里，不能不说庄子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以及“以用为知，以不用为愚，以彻为名，以穷为辱”的几句话，为能洞见人类症结的本源，而为社会不平的大原因了！由此可知一般具文的法制，无非是为富贵势厚的作护身符，而贫苦小民及无知识阶级不惟不能受其利益，且繁文缛法，束缚剥削，层层不已，更足以使其生活上抱非常痛苦，经济上加许多压迫，于是社会暗潮，日甚一日，阶级斗争，愈进愈烈，当然是不可或免的。因为法律所以均不平的，以具有这等法律，而不平日甚，这不是现代的第一个大问题吗？高士倭绥以文学的艺术，描写这种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无怪人家说他的文学上的创作，比社会党员的主张，更要锋利。因这样刺激的，暗示的文学比较改造社会的论文，尤易动人兴感。
近代资本家与劳动家相竞争之点，无非社会上资本及劳力不得其平的原因。因此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竞争逐日激烈。至于劳工待遇问题、工作时间问题、女工问题，皆为待决之端。在从前如哈儿德曼（Haupt-mann，德国戏剧家）所作的戏剧，对于当时社会制度，大加攻击，传播自由思想，异常有力。如《织工》（D. le Weber）一剧，尤为迷梦的社会的“当头棒喝”。叙富人的苛暴，劳工的可怜，为工人鸣其不平，惨淡深刻，即读者也至易因其描写，下同情之泪。所以当时在德国舞台上开演，遂震动一时。至于高士倭绥的《斗争》的主义与哈儿德曼的《织工》，可谓后先辉映。其观念与描写，也差不多有同量的轻重。其内容为一工厂总理与工人的竞争，一面只图其事业上资产之增进，而不顾工人的生死，一面则以生活上的需要及自由精神的要求，虽至于罢工，至于饥饿，困苦流离，不少退屈。高士倭绥更着眼到工人团结势力的薄弱与涣散，对于罢工与总理相争之时，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没有什么正确主张的，到后来相持日久，终归调和，在工人方面，虽未完全占得胜利，然尚可有望于将来，所以他这篇《斗争》，简直是劳资互争的纪事文了！这篇剧本中，有一段的读话，是资本家的首领Anthong的女儿Enid，她是个很和善的姑娘。她说：“我们看见一切的苦恼！你记得我的婢女安尼，她不是和罗勃儿司结婚了吗！那是很困难的！她的心是柔弱的，所以她开始受这个打击，她不能去预备食物呀！”这不过其中的一端，也可看得出高士倭绥，对于弱者，可怜者的最大量的同情来了！
他这两种戏剧，是不满意现代的法律及劳工制度，提出这样重大悲惨的问题来，待世人讨论、解决。就中实是包着了一付革命的精神。他与英国萧伯纳氏，同为社会改革的急进的戏剧家，萧伯纳所作《巴巴拉少佐》（Mayor larbefa）一剧，曾说：“贫穷足以墟人之城市，置人于死地，……精神因之而颓败，终身由是而牺牲，而人类之为罪恶者，亦莫知其故。”云云，此虽激昂愤慨之言，而与高士倭绥此两篇剧本，异途同归，同为贫苦社会下同情之泪，借笔端、舞台而泄其不平，以引起世人的注意，是一样的目的。英国人最重自由，于此也可见一斑。近代以来，新兴的戏剧，有趋于新浪漫主义的；有归于神秘倾向的；有借象征而譬喻人生的；而英国文学界里，除了爱尔兰的新文学不算外，他们有几个作家，却都朴实说理，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这也可算得近代文学之社会化的唯一倾向，也可看出阶级的战争日甚一日，无论研究什么学问，这个切肤的问题，也抛不了。尤可看出英国人重实际及爱自由的性格来。
高士倭绥的戏剧，可以说是英国的新戏剧（New Darma），他的思想与观察，本来高人一等，即他的艺术，也非常卓越。
以上将高士倭绥作品的精神，及其戏剧的意义，稍为说明，也可以作为简略的介绍。中国从新文学的研究发生以来，关于戏剧的创作，非常的少，且是中国社会这等的迷乱，果真有高士倭绥，能以在中国出现，我想一定有很重大的影响！
高士倭绥作的小说、剧本、诗集、论文集很多，今于下面，先将其剧本的名目写出来，以备参考。
《银盒》（The Silver Box） 一九○六年
《喜悦》（Joy） 一九○七年
《斗争》（Strife） 一九○九年
《裁判》（Justice） 一九一○年
《鸽》（Pigeon） 一九一二年
《长子》（The Eldest Son） 一九一二年
《游荡》（The Fugitive） 一九一三年
《暴徒》（The Mob） 一九一四年
《一点儿的爱》（A Bit o'love）
《基础》（The Foundations）
《皮肤的游戏》（The Skin Game）
陈君大悲嘱我为作此文，以备《戏剧杂志》的登载。不过我对于高士倭绥的作品，也没什么甚深的研究，又加上陈君催稿甚急，我又小病初愈，便草草的作出，聊以作个约略的介绍。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