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考作意
之为礼，先儒说者纷然，愈变而其说愈巧，愈巧而其真愈失。大抵近世以来，人所通行而共守者有三。其一，以为不王不，鲁之为僭礼；说本《丧服小记》。其一，以为乃殷祭之名，三年一，五年一；说本《春秋说》文，自何、郑以来皆用之（唯杜氏以为三年一，其说小异）。其一，以为专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周喾而配以稷，鲁文王而配以周公；此则本於王肃之《圣证论》，赵匡衍之，而朱子采之以入《集注》者也。然考之於经，参之於传记，说皆不合；而学者咸从之，良可异也。述自幼读《春秋》，即尝疑之；及今三十馀年，益晓然知其误。每叹三代之礼不明，《六经》之义日晦。但余人微言轻，徒取狂妄之讥，安能夺人之所共是！然既少有所窥，不忍缄默以误学者，乃辑经传记注之言者别其同异，次其先後，而附之以辨，欲使学者溯流穷源，是非得失之故可以了然於一望之间。惟是寡陋善忘，不能该备，姑取所记忆者列之，足以略见梗概而已。谨条其文如左。
一，祭见於《春秋》经文者二，一太庙，一群庙，皆非以祭始祖之父，如《集注》所云者。
‘夏五月，乙酉，吉於庄公。’（《春秋》闵公二年）
△‘吉於庄公’非祭文王
按：既於庄公，则非以祭文王可知也。或曰：‘，本以祭文王；祭於庄公，非也；故书之以示讥。’曰：果以祭文王，则祭於庄公不得谓之矣。鲁自时祭庄公，《春秋》何得强名为而讥之！祭天之谓郊，祭山之谓望；今谓其望於天而郊於山，而从而讥之，可乎！赵氏亦自知其说之不合，故又曲为之解曰：‘於庄公，盖用祭礼物耳。’诚如是也，僭则有之矣，遂谓之则非也。设使用郊之牲，奏郊之乐，亦遂可谓之‘郊於庄公’乎！然则果专以祭文王，《春秋》必不书曰‘於庄公’；《春秋》书曰‘於庄公’，则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盖《春秋》之所讥乃以未三年而吉祭，故不但曰‘於庄公’而必曰‘吉於庄公’，书法甚明，非以於庄公为讥也。正如僖之‘於太庙’，乃讥其‘致夫人’，非讥其‘於太庙’也。谓书‘於庄公’为讥，则书‘於太庙’何说焉？
‘秋七月於太庙，用致夫人。’（《春秋》僖公八年）
△‘於太庙’非祭文王
按：《春秋》之辞别嫌明微。但系以‘太庙’而不异其文，则亦但於周公而非於文王可知也。《春秋》书‘’者二，书‘’者二，书‘尝’者一。尝皆不书其庙而独书者，盖尝同日而祭，不仅一庙，而或直或，不系以庙则不可知其为谁何。由是言之，太庙群庙皆有祭，而非特制此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明矣。若专以祭始祖所自出，则但书足矣，何必云‘於太庙’乎！
一，祭未书於《经》而但见於《左传》者三，皆群庙之祭，亦无祭始祖之父之事。
‘春，将於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叔弓氵位事，入而卒；去乐卒事。’（《左传》昭公十五年。按：此经文云‘有事於武宫’，则凡《经》言‘有事’者皆也。但於《经》无明文，故俱不载）
‘将於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於季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辛卯，於僖公。’（《左传》定公八年）
△於武、襄、僖三公皆群庙
按此三事，皆群庙，非始祖所自出也。然则乃太庙群庙之通祭无疑矣。或曰：‘《左传》文多附会，而《礼记》者经也；始祖所自出，其说出於《礼记》，其可舍《经》而从《传》乎！’曰：《左传》容有可疑，与经异者，疑之可也；事荒唐而文牾者，疑之可也。今此三事既无荒唐抵牾之失，而证之於《经》‘於庄公’、‘於太庙’之文如合符，然其不当疑明矣。且《记》者，经也邪！孔子以前圣人所定，谓之经。春秋、战国之间贤人所传，谓之传。秦、汉之际儒者所记，谓之记。自汉以後解经与传记者，谓之注。自唐以後并经传记注而释之者，谓之疏。故传或采於经，记或采於传，其作之先後然也。传或彼此互异则衷之经，记或彼此互异则衷之传，此一定之理也。《曲台记》成於西汉之世，自刘向《七略》、班固《六艺》，皆未尝以为经；至郑康成注之，始跻之於经传。唐人分经取士，遂与《礼经》并行；然其时《三传》亦杂之经中，未尝崇《礼记》而黜《左传》也。宋人好言经学而不能辨真伪，反弃《礼经》而以《戴记》取士，然後世之习举业者遂以为真经耳。岂得以汉人之所述而反疑周人之所载者哉！且即汉人亦未尝有是说，《王制》、《郊特牲》、《祭义》、《祭统》诸篇之文具在而可按也。可疑者，独《小记》、《大传》、《祭法》三篇耳。然此三篇之意亦初不如赵氏之所云，特王肃一人如是解耳。就令《戴记》果有是说，尚不当以之疑《左传》；况王肃耶！左氏生於战国之初，礼时犹未废。王肃，魏人耳，去春秋时八九百年，姑无论二子之学相去天渊，而传闻猜度者亦当不如目见者之足征也。
一，“於庄公”一事，《三传》皆以吉祭为讥未有以为当祭始祖之父者。
“吉於庄公，速也。”（《左传》闵公二年）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其言‘於庄公’何？未可以称宫庙也。吉於庄公，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三年也。”（《公羊传》闵公二年）
“丧事未华而举吉祭，故非之也。”（《梁传》闵公二年）
△三传皆讥吉
按：《三传》之文如合符然，皆以吉祭为讥，未有以‘于庄公’为讥者。假使果以祭始祖之所自出而今以祭庄公，可谓大失礼矣，则三人者皆生秦火以前，何得绝无一人知之而绝无一言及之乎？李氏廉乃曰：‘《三传》皆知丧之失礼而不知鲁本不当。’呜呼，三子皆生于周之世，所见者周之书，所闻者周之礼，皆未尝读《小记》与《圣证论》也；‘不王不’之法，‘其始祖所自出’之说，三子固无由而知之也，唯赵匡乃知之耳！吾乡有学诗者，据《诗法入门》（近世书名）而笑杜甫之不知平侧。世之据赵匡而驳《三传》者，亦若是而已矣！
一，之文见於《论语》者二，皆未明言其为何礼，不得以为祭始祖之父与五年一，不王不之证。
“子曰：‘，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论语八佾篇》）
△辨朱熹“失礼之中又失礼”之说
按：圣人不欲观之，故无明文，不可以悬度而定案。果以鲁非礼之故，亦当如《祭统》、《明堂位》所言，其僭天子礼乐皆在既灌以往，然後此言可通。若如赵氏之说，以祭始祖之所自出为僭则当之初，孔子即已不欲观，何待既灌以往乎！朱子乃云：‘失礼之中又失礼焉，故发此叹。’亦可谓委曲而费词矣。
“或问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同上）
△辨朱熹“报本之中又报本”之说
按：圣人不答或人之故，亦无明文，不可臆断。然以经传之文推之，宗庙之祀见於《春秋》者凡三，曰，曰尝，曰，故《左传》云‘尝於庙’。礻龠虽见於《易》而以为薄祭，则庙中唯此三祀为正也。此三祀者，尝以荐新，以祭改岁，其取义皆易知：独行於春夏之间，又有直袷之分，先王立制之意有难以窥测者。然则或人之所以问，孔子之所以不答，或皆因於此，未可知也。朱子乃以为祭始祖所自出而谓‘报本之中又报本，追远之中又追远，非仁孝诚敬之至不足以语此；非或人之所及，故以不知答之’。若然，则是祭及其二十世之祖者其理易知，而祭及其二十一世之祖者其理即难知。此谚所谓‘二十四拜皆已拜，何争此一抖’者也。余不敢信为然。
一，之文见於《左传》者三，其词甚明，亦皆与《戴记》合，初无祭始祖之父及五年一，不王不之说。
‘凡君薨，而作主，特祀於主，尝於庙。’（《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云‘凡’见群庙皆然
按：‘凡’之云者，群庙皆然，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且与尝同举，正与《王制》、《祭义》诸篇说同，亦不当为王者五年之大祭也。
‘宋公享晋侯於楚丘，请以《桑林》。荀辞。荀偃、士モ曰：“诸侯，宋、鲁於是观礼。鲁有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左传》襄公十年）
△鲁之失礼在乐
按：襄公十六年传，晋亦有，则乃诸侯通用之礼也，此文以鲁之乐比宋之《桑林》，则鲁所用之乐非诸侯通用之乐矣。然则鲁之失礼固不在而在乐也。盖鲁之但以用天子之祭器乐章为僭；其实乃诸侯祭群庙之通礼，不必为天子独有之祭，为始祖所自出之祭，而後鲁为僭也。且云‘宾祭用之’，则此乐亦以之娱宾矣，不但僭而巳。
‘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祀与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左传》襄公十六年）
△免丧然後
按：是年春葬晋悼公，平公既位，已於曲沃矣，而此文复云‘未祀’，则是既葬既可行，必免丧然後举也。何以必待于免丧？礼吉也。‘吉於庄公’，《经》书之矣，《传》言之矣。彼此互证，其理显然。盖祖宗之血食不可因丧而废，故尝仍其常；三年之重服不可纯用吉礼，故免丧然後。此先王制礼，所以使丧祭不相妨，吉凶无所碍，其义为至精也。然则是以丧故，所以逾三年而後，非无丧而概以数年为常也。至之所以为吉，《传》无明文。而《祭义》、《郊特牲》皆谓有乐而尝无乐。考《春秋》中之用乐用万，皆也，而尝皆无文；其说似为得之。然《鲁颂》“秋而载尝”章有“《万》舞洋洋”，《祭统》亦云“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则又不知其何故也？岂尝本无乐而亦可以用乐耶？抑後世相沿之失耶？古书既缺不能详考。要之，所以异於尝者，但以其吉耳，非以其为五年殷祭与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一，之文见於《诗序》者二，说与《春秋经传》、《戴记》合，亦与祭始祖之父无涉。
“《》，太祖也。”（《毛诗序》）
△《》太祖指文王
按：此即《王制》所谓“直”，《春秋》所谓“於庄公”、“於太庙”者也。《王制》以为天子无直，而此云尔者，盖传闻之小异；疑此为得之。此诗词意似指文王而言，故《序》以为“太祖”，盖以文王为太祖，犹《祭法》之云“祖文王”也。此於说《诗》虽出揣度，然言则固与《春秋经传》合，不以为始祖所自出也。朱子乃云：“喾於後稷之庙而词无及喾、稷者，恐《序》之误。”不知原不於喾，亦不皆於稷，故词不及喾、稷而《序》以为，非《序》误，乃以为始祖所自出者误也。
“《长发》，大也。”（同上）
△《长发》“大”即
按：此即《王制》所谓“”也。此诗遍述契、相土、汤，故《序》以为“大”。於此可见汉初儒者师弟相传，其说皆如是，初无有其始祖所自出之说，不但《王制》、《祭义》等篇为然也。朱子《诗传》乃云：“大不及群庙之主；此宜为祭之诗。”盖由误信赵氏之说，不知大即，是以反疑《序》说为误。今但屏去赵说，则古传记之言者皆不误矣。然则是王、赵误而非古传记之误也。
一，《礼记》中泛记祭之时者六，皆列於时祭之内，兼有诸侯宗庙通用之文，绝无五年一及不王不，祭始祖之父之说。
“飨有乐而食尝无乐，阴阳之义也。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故春而秋尝。”（《郊特牲》）
“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秋尝。……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有乐而尝无乐。”（《祭义》）
“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明乎郊社之礼，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
△《郊特牲》等篇以为春祭
按：此三篇皆谓春秋尝，则乃每年之祭而非五年之祭也明矣。且《祭义》、《郊特牲》皆通论祭礼而其言如是，则乃诸侯群庙之常祭，而非天子所独有之祭，始祖自出之帝所独擅之祭，又明矣。
△朱熹释《中庸》尝之非
朱子《中庸章句》云：“，天子宗庙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庙而以太祖配之也。尝，秋祭也。四时皆祭，举其一耳。”余按此章自“修其祖庙”以下皆论祭祀之礼，而首以“春秋”冠之，末以“尝”明之，其为春秋尝，文义甚明。况《祭义》、《郊特牲》皆有“春秋尝”之文可互证乎！今殊於春秋祭之外，而前则以春秋包四时，後则以一尝该四祭，亦可谓迂曲深晦而费词矣。盖朱子亦以先入之言为主而强取而合之，故不复顾本章之文义耳。
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衤勺，夏曰，秋曰尝，冬曰。”（《王制》）
“春祭曰衤勺，夏祭曰，秋祭曰尝，冬祭曰。衤勺、，阳义也；尝、，阴义也。者，阳之盛也；尝者，阴之盛也；故曰莫重於尝。”（《祭统》）
△《王制》等篇以为夏祭
按：此二篇之文与前三篇小异。彼以为春祭，此则以为夏祭；彼以为每年两祭，此则以为每年四祭，此其不同者也。盖古人之祭原不分四时，其後说经之儒各据其师所传为说而分系之，是以或举其重，或兼其轻，或以为春，或以为夏耳。要之，皆以为每年之祭而非以为五年之祭也。夫《记》之言虽不足尽信，然秦、汉间去古未远，其时学者各有授受，源流不归於一，非若後世为举业者同宗一注疏而无异说也。藉令果有五年一之事，四十馀篇之中岂得竟无一人言者，而不约而同皆以为每年之祭乎！且其文云“天子诸侯宗庙之祭”云云而无异词，则亦未尝以为不王不与祭始祖之所自出矣。
△郑玄分别夏、殷、周祭名之非
郑氏《王制》、《祭统》注云：“此盖夏、殷之祭名。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日衤勺，以为殷祭。”余按：《祭统》言成王、康王赐鲁以尝重祭，则为周制无疑矣；《中庸》以春秋尝为武王、周公之达孝，则亦以春秋尝为周制也；乌得概谓之夏、殷哉！夏、殷之制，《记》尝言之矣，《王制》之“飨、食”，“收、”，《祭义》之“祭ウ、祭阳”，《郊特牲》之“尚气、尚声”，皆以夏、殷之文别之，未有不举其代号者。不举代号，皆周制也。如概以为夏、殷，则《王制》之“辟雍”，《郊特牲》之“稷牛”，其又何解焉？且郑氏以夏、商为有殷祭乎？无殷祭乎？如有殷祭，周袭其名，可也；即别命一名，亦可也；何为易之而又冒其时祭之名？若无殷祭而周创之，则亦何难并创一殷祭之名，而必为易之而又胃其时祭之名？若无殷祭而周创之，则亦何难并创一殷祭之名，而必冒夏、商时祭之旧名，复别制一时祭之名以代之？亦可谓委曲而繁扰矣！《记》之言凡十一篇，《祭法》记四代之，无论已；其馀十篇，无明文者五而以为时祭者五，未有一篇言为殷祭者。《记》之所采多周末之言，即汉亦去周为近，何故竟无一人肯述周制而皆远征之夏、商乎？
“天子直衤勺、、尝、。诸侯衤勺则不，则不尝，尝则不，则不衤勺。诸侯衤勺直，一直一，尝，。”（《王制》）
△“直、”非祭名
按此文，则是衤勺尝乃祭之名，而直与袷乃分合之谓，非祭之名也。分祭则谓之直；合祭则谓之袷。直，即直也，专之义也。，即合也，後人加示於合旁耳，犹右之加示而为佑也。尝皆有袷，则尝之外不得复有袷祭矣。犹《诗》之言“黍稷童，直稚菽麦”，不得谓黍稷菽麦之外别有童直稚之四也。至其直制，实本《春秋经传》而来。所谓之直者，即《春秋》之“於庄公，於太庙”也。所谓者，即《春秋》之“大事於太庙”也。所谓尝袷者，即《春秋》之但书“己卯”，“乙亥尝”，而不书所祭之庙也。所言虽不必尽合古制，要其大即不悖於经。由是言之，之与不书所祭之庙也。所言虽不必尽合古制，要其大概不悖於经。由是言之，之与袷不得平列为二祭而以三年五年分属之也明矣。且既有直有袷，则非以祭始祖之父矣。云“诸侯一直一袷”，则亦以为诸侯通用之祭而不用“不王不”之说矣。
一，《礼记》中专记鲁之制者三，但以为用天子器乐，亦但有祭周公之文，绝无不王不及祭始祖之父之说。
“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夫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入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也。”（《祭统》）
“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太庙。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山；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爵用玉盏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完。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明堂位》）
△《祭统》、《明堂位》见鲁之僭
按此二篇之文，则是鲁之所以为僭者专於祭器乐章见之，非以为僭也，非以其太祖之所自出为僭也。黄目玉瓒皆灌时所用，与《论语》“既灌”之言合；《大夏》、《大武》皆天子之乐，与《春秋传》“鲁有乐”之言合；鲁之僭可以互证而无疑矣。且《祭统》所称重祭凡四，而郊社尝皆与焉。郊固天子之礼，若社尝乃诸侯所通用，又何独疑於而遂以为非天子不得行乎？唯所云“成王、康王赐鲁重祭”者，恐未必然。成、康皆周令主，不应有是过举。管仲之“三归、反坫”，季氏之“八佾、雍彻”，亦岂有人赐之！盖鲁之君自僭天子礼乐，相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国人遂为是想当然之说，正如楚伯州犁所云“辞而假之寡君”者。不然，赐祭，一事耳，成则成，康则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又按：《明堂位》一篇皆以侈鲁国之盛，若果祭太祖之所自出而祀文王，此之巨典尤为煌煌者，何得通篇竟无一言及之而但云“祀周公於太庙”乎？然则之非以祭文王可知矣。“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献子为之也。”（《杂记下》）
△《杂记》概举五庙
按：此文云“有事於祖”，则亦概举五庙言之，而未见其为专祭太祖之所自出也。唯谓七月始於献子，恐未必然。范氏《梁传注》已辨之矣。
一，自《丧服小记》始有“不王不”之说，乃因《礼运》之文而误；其实，《礼运》未尝以为天子之礼。
“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礼运》）
“礼，不王不。”（《丧服小记》。《大传》同）
△《礼运》“非礼”之误解
按：《小记》之文乃本《礼运》之意以为言者。然《王制》等三篇泛言礼，未尝有一篇以为天子之礼者；而《礼运》、《祭统》、《明堂位》三篇专言鲁，则皆以为天子之礼。然则是鲁为天子之礼，非即为天子之礼，明矣。盖《礼运》所谓“非礼”即《祭统》、《明堂位》所云“黄目、玉瓒、《大夏》、《大武》”之属，其“郊”并举亦即《祭统》“郊社尝”并举之意；非以为天子始得行也。《礼运》以此文为孔子之言，虽未必果然，大都此语相传已久。《小记》，汉儒所纂，但闻鲁非礼而未详其所以非礼，但闻鲁之郊皆非礼而郊非王者不得行，故臆度之而遂以郊例之，而以为不王不耳。《小记》本杂缀古人之语以成篇者，而此文亦与上“其祖”之文不相属。盖上文本谓王者始得“其祖之所自出”，後人遂误以为王者始得而加此文，纂辑者未之考而概列之於篇中也。
△《大传》误采《小记》
至於《大传》之文，又皆采之他篇，“服述”以下见於《服问》，“别子”以下见於《小记》；则此文亦即采之《小记》可知。盖因其与上文皆论，故取而合之。然则《大传》之作又後於《小记》矣。後儒但见《大传》此文，遂不复考其所由来而概以为不王不，其亦疏矣。由是言之，不王不之说乃一人误解之，一人又误采之耳。此其悖於经传者一也。
一，自《春秋说文》始有五年一之说，乃因《公羊传》及《尔雅》之文而误；其实，《公羊传》未尝以为五年之殷祭。
“春曰祠；夏曰衤勺；秋曰尝；冬曰。”（《公羊传》桓公八年）“大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末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公羊传》文公二年）
“春祭曰祠；夏祭曰衤勺；秋祭曰尝；冬祭曰。……，大祭也。”（《尔雅释天》）
“三年一；五年一。”（《春秋说》文。《礼纬》同）
△《公羊》“殷祭”与《尔雅》“大祭”之误解
按：《春秋说文》之言本之《公羊》文二年传“五年再殷祭”之文；而其所以以为殷祭者，则因於桓八年传时祭不言之故。然观《传》之本文，但五年再耳，非谓一而一也。《传》曰“大袷者何？合祭也。”是合祭即大袷也。曰：“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於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是殷祭即合祭也。然则“五年而再殷祭”云者，即五年而再大袷也；何尝谓别有一，与袷相间以祭於五年之中，而为再殷祭哉！假使殷祭果兼袷，则上文亦当有一言及，何得独言袷乎！假使袷果皆殷祭，则闵二年“於庄公”之传亦当有一言及之，何得独言之於袷乎！盖此传之文正与《王制》相表里，所谓“大袷”，即《王制》之“袷”也；所谓“五年而再殷祭”，即《王制》之“一直一袷”也。但一直一袷则四年而再袷，与此五年之文少别。盖亦约略言之，要其大旨未尝不同，不得平分为二祭以当五年再举之数也。至於四时之祭独不言，此亦不足为异。何者？古人之祭原不平分四时，故殷以一岁为“一祀”，《礼》以祀事为“岁事”；但每岁有此数祭，非每时必有此一祭也。若果每时一祭，则当以一时为一祀，何得反以一岁为一祀乎！古礼既缺，说经之儒各自以意取古祭名而分系之四时，是以互有同异，或有此而无彼，或有彼而无此耳；非谓此外不得复有祭也。《祭义》、《郊特牲》皆但言尝而不言，亦可以为五年之殷祭乎！《左传》云：“尝於庙。”至纪祭时则云：“始杀而尝，闭蛰而。”独不言，是无定时也。故，於《经》有“五月”“七月”之异，於《传》有“二月”“十月”之殊，於《记》则又“春祭”“夏祭”，“六月”“七月”，不一其说。或者公羊氏以无定时，故不分系於四时耶？安得因此文之未言而遂强入之於五年殷祭之数也！《尔雅》四时祭名全录《公羊传》文；以《传》之未言也，故别出“，大祭”之文以补之。然揆其意，亦但谓祭较祠衤勺尝为大耳，非以此当《传》文“五年再殷祭”之数也。若果以相间为五年之殷祭，则文当云“、，皆大祭也”，何得独言而偏遗袷乎！《春秋说文》见不列时祭之内，遂误以《尔雅》之“大祭”为即《公羊》之“殷祭”，因分为二而以“三年”“五年”别之，以求合於《传》文、呜呼，谬矣！“袷”也者，即“合”也。“示”，特传写者所加耳。三年之袷，即合祭之也。是以经传无袷祭之名而但有“尝”“袷”之文。若五年之不合祭，则非殷祭矣。若亦合祭，则仍是大耳。岂得分彼为而此为也哉！何氏求其说而不得，乃谓“所以异於者，功臣皆祭也。”此特想当然耳，经传氏求其说而不得，乃谓“所以异於者，功臣昔祭也。”此特想当然耳，经传未尝有也。纵使果然，而之合食反多於袷、岂得反不谓之袷也哉！至於所推春秋袷之年，尤为穿凿。之见於《经》者二，而相距八年，乌在其能合也！且如其说，自继数之，自继袷数之，则三十年中凡十袷六，有四年而三殷祭者矣，《传》岂得谓之“五年再殷祭”乎！
△“、祠”疑一祭
又按：《春秋》有无祠，《诗》有祠无，经未有祠并举者；《祭义》、《郊特牲》，为春祭，此传亦祠为春祭；《王制》、《祭统》以与衤勺尝为四，此传亦以祠与衤勺尝为四：安知与祠非一祭而异其名者乎！杞之姓，《公羊》、《左氏》作“姒”，诗与《梁》作“弋”。楚之氏，《左氏》一传之中或作“”，或作“”。“衤勺”之文不见於经，而《诗》、《易》皆有“礻龠祭”，郑氏以为“衤勺，即礻龠也”。今“”与“祠”音亦相近；而从“У”，У与祠音尤近。又安知《公羊》此年之祠非即他经传之而异其文者乎！姑阙所疑，可矣。如之何其可以一字之异而遽曲为之说也！盖西汉之世，公羊之学最盛，自董仲舒屈瑕邱江公，《梁》、《左氏》皆不得立於学官，而《戴记》亦未出，学者说经大都皆本《公羊》，而又多借此以取富贵，故每增其师说，傅以己意而授弟子，以自为功，其风气然也。是以《春秋说文》演为此说，而《礼纬》则又见《春秋说文》之语而袭之者，犹《大传》之采诸《小记》也。此虽通上下而言之，不用不王不之说，然混於，其失更大於《小记》矣。由是言之，五年一之说亦汉儒之误解而误采焉耳。此其悖於经传者二也。
一，为始祖所自出之说者皆引《丧服小记》、《大传》为据，然观二篇之文实大不然。
“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丧服小记）
△《小记》主旨在明庶所祀祖祢远近之分
按：此文义甚明，且与《王制》相表里。所谓“其祖”，即高曾祖考也。所谓“其祖之所自出”，即始祖也。所谓“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即《王制》之袷也。高曾祖考，天子之所独祖，故曰“其祖”。始祖，同姓诸侯之所同祖，而高曾祖考亦由此人而後有，故不谓之“其祖”而谓之“其祖所自出。”天子之，高曾祖考之主皆与始祖之主同陈於太庙，故曰“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何尝有“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之说哉！且其下文云“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则其意尤显然。何者？九庙之说始於刘歆。自歆以前，儒者多谓“天子诸侯皆止立高曾祖考四庙，诸侯则与太庙而为五，周则加文、武世室而为七”。此篇盖汉儒所记，故不言立六庙而言“立四庙”。曰“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则“其祖”之为高曾祖考而非始祖也不待言矣。若“其祖”即谓始祖，则当云“以其祖配之，而立太庙”，不得云立四庙矣。此篇本记丧服，所以言此者，欲以明庶之分，言王者世相传，然後得祭及其始祖而以其祖配之，其他支庶小宗则不得祭其祖，或但祭其祖而不得及始祖。如周昭王之时，以後稷为其祖之所自出而之，以文、武、成、康为其祖而立四庙配之。至鲁与卫，则皆周之支庶，但祭其祖周公、鲁公，康叔、康伯，而皆不得上推其祖之所自出而後稷也。若无子，或子有他故而庶子立为王，则当奉大宗之统而祭与子同，其子孙皆得溯其祖之所自出而後稷，而不仅祭及於其祖之为庶子者而止，故曰“庶子王亦如之。”庶子云者，兼庶子之子孙而命之也；犹下文之云“庶子不祭祖”也，犹《春秋传》之於王孙牟、燮父、禽父而皆谓为“王母弟”也。郑氏所谓“正体在上，下正犹为庶”者是也。然则此章之意止以“但祭其祖”与“兼祭其祖之所自出”为庶之别。若其祖即为後稷而所自出者为喾，财祭稷者即祭喾，庶原无分别，何故复其文曰“庶子王亦如之”乎？此章文义本极易解，特後之说者互相沿袭而遂失其真。学者不取信於《春秋经传》而泥汉儒之记，已为舛谬；况并不求其前後文义所在？而割裂其句，增易其文，以自为说乎！无怪乎《六经》之日晦也！
“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袷及其高祖。”（《大传》）
△《大传》文义与《小记》无异
按：《大传》文即采之於《小记》，前於“不王不”之文已言之矣。“诸侯”以下虽《小记》所无，然其意亦与《小记》无异。何者？“高祖”者，四世之祖，故大夫士皆得祭之。“太祖”者，始封之君，比於高祖为远，故诸侯乃得祭之。“祖之所自出”则始祖也，最远，故唯天子乃得祭之。文义显然，无可疑者。然则《大传》之意亦谓“其祖之所自出”为始祖耳，非谓“其祖”为始祖而别有“所自出”之人而之也。若以其祖为即始祖，则诸侯始封之君──若鲁卫之周公、康叔──尚尊而别之曰“太祖”，而天子之始祖──若商、周之稷、契──反概称之为“祖”而不以太祖尊之别之，何其不伦之至也哉！
一，以为祭喾，以喾为稷所自出之帝者，皆本《鲁语》、《祭法》为言，然此二篇之文本不足据，且与《小记》、《大传》“其祖所自出”之语无涉。
“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禹。夏后氏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鲁语》）
△《鲁语》之主于祀有功
按：《国语》一书，语多荒唐，文亦冗蔓，乃战国之人取春秋之事而拟其语言者。是以所称三代制度，列国世系，率与经传不合；而自相矛盾者亦复不少。如《周语》以齐为四岳之後，《郑语》又以齐为伯夷之後；《晋语》以炎帝为姜姓，《周语》又以四岳为共工之孙而赐姜姓；如此之类不可枚举。此固不足道也。自司马迁误以为左氏所著，汉末学者因之题曰《春秋外传》，而人遂无敢议其非者；即明知其悖於经传，亦必委曲而为之说，良可笑也。然此虽有“喾”之文，亦非以喾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之也。何者？此章之意皆主於祀有功，以明爰居无功而不当祀。故曰：“法施於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又曰：“仁者讲功；无功而祀之，非仁也。”然则医喾之但以其有功故之耳，非以为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自社稷以下凡十有九祀，皆先举其功而後记其祀。故曰“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云云。然後继之曰“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云云。然则喾之但以其“能序三辰以固民”故之耳；使喾不能序三辰以固民，则周固不之矣，喾之，非以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之也。且虞郊尧而商舜，皆非其祖所自出也。若必其祖所自出之帝而後谛之，则不幸而所自出之帝无功而反有过，若宋之祖帝乙，郑之祖厉王者，则将之乎？将不之乎？若亦之，则与前後所称“圣王制祀”“仁者讲功”之语自相剌谬，而岂有是文理也哉！由是言之，《国语》“喾”之文虽不经，然亦初未有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说也。盖此章之与经传所称之皆不同，此章“喾”之文舆《小记》、《大传》“其祖之所自出”之意亦不相涉，固不得强附会之为一而以为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有虞氏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入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祭法》）
△《祭法》窜易《国语》之三谬
按：《祭法》此文乃窜易《国语》之文而失其意者。无论祀典未确，即文理亦不通。然汉以後诸儒咸信从之而无异言，殊可笑也！何者？《国语》此章之意在制祀之以功，故先言圣王制祀之法而後举十九祀以实之；由社稷而郊祖宗报，皆先叙其功而後记其祀；章法井然，不可紊也。《祭法》独摘此文冠之篇首，而置其全文於篇末，遂致前文突然，後文缺然；中又间以天地庙社群神之祀六七百言，遂使前後文义了不相贯。一谬也，《国语》郊祖宗之祀凡十三人，故此十三人皆祖叙先其功。《祭法》改“宗舜”为“宗尧”，“舜”为“喾”，删舜之祀而仍序舜之功，不删“郊稷”之文而反删稷喾叙功之语，遂致记祀则十二人中有稷而无舜，叙功助十二人中有舜而无稷，前後不符，自相矛盾。二谬也。《国语》叙十三人之功，记十三人之祀，皆以世代先後次之。《祭法》於记祀则概以郊祖宗为次，喾、鲧、在颛顼前而契居冥後，於叙功则又先言喾、尧，舜、鲧、禹而後以黄帝、颛顷继之，世代淆乱，祖孙颠倒。三谬也。具为录人之旧，不问可知。且共所记七庙五祀之制皆与经传他篇互异，则此篇出於汉儒之手明甚。若《国语》此章，则首尾完密，文义明顺，乃其人之所自作无疑也。嗟乎《国语》，战国之文，本不足道，而《祭法》采之，又窜易之而失其本意，则作《祭法》者其识又出《国语》下远甚；然而後之儒者见其在《戴记》中，遂真以为周公之制而不敢议，反以为《国语》采《祭法》之文，则後儒之识又出《祭法》下远甚矣！磁州鬻烟草者，杨氏最著名。以他人之货置杨氏肆中，则价高而人争贸之。呜呼，世之不辨真伪而但以其名焉者，皆若是而已矣！虽然，《祭法》固不足信，然亦初未有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说也；但其所采《国语》全文倒在篇後，人但见其首而未暇细审其尾耳。此又不可以诬《祭法》矣。
一，自郑康成始以《小记》“其祖之所自出”为“其始祖之所自出”，然所自出者乃谓天神，非人鬼，与《祭法》“殷、周喾”之文无涉。
“，大祭也。始祖感天神灵而生，祭天则以祖配之。”（郑康成《小记注》）
凡大祭曰。‘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郑康成《大传注》）
△《郑玄》以天神为其祖之所自出
按：太微五帝之说本出《春秋纬》，谓黑帝为契所自出，苍帝为稷所自出。後汉最重谶纬，是以郑氏信之而以为祭天，以所自出为天之五帝，由是不得不以“其祖”为始祖耳。此说至为荒唐，而以为郊尤属乖谬。王肃、赵匡非之，是已。然以“其祖所自出”为“其始祖所自出”，则其误实始於此。夫郑以“所自出”者为天神，故以“其祖”为始祖。今王、赵既以“所自出”者为人，则是此祖之前尚有一代，岂得称此祖为始祖乎！此理甚明，不待言者。不知朱子何以从其说也？
“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谓祭吴天於圆丘也。”（郑康成《祭法注》）
《郑玄》解之三说
按：“圆丘”之文本於《周官》，即郊也。郑氏於《小记》、《大传》既以为郊矣，而此文又郊并举，故不得已而分郊与圆丘为二以曲全其说耳。此说之误显然易见，不待辨者。韦昭之解《国语》，与郑正同，疑即采之《郑注》。或东汉时旧有此说，亦未可知也。郑氏於，为说凡三，而以《王制》、《祭统》等篇为夏、殷之礼者不与焉。《祭法》之，圆丘也。《小记》、《大传》之，郊也。《春秋经传》、《论语》之，宗庙之也。大抵郑氏说经，其失在分。《戴记》诸篇本非一人所撰，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是以彼此互异。郑氏不辨其是非，务曲为之说，使之并行不悖。此其失也。然於宗庙之仍以为祭後稷群庙，不以为祭喾也。然则郑氏之失在分，其得亦在分。分之，而误者自误，不因一误而并经传他记之文而尽误也。此犹郑氏失中之得也。
一，自王肃始合《大传》、《祭法》及诸经传之为一，以为周人喾即其祖之所自出；赵匡从而演之；其後朱子《集注》及宋、元、明诸儒之说皆本於此。
黄帝，是宗庙五年祭之名。故《小记》云：‘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谓虞氏之祖出自黄帝，以祖颛顼配黄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孔颖达《礼记疏》节录王肃《圣证论》）
“《礼大传》及《丧服小记》云：‘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则诸侯不得行礼明矣。盖帝王立始祖之庙，百世不迁：犹谓未尽其追远尊先之意，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庙，就以始祖为配。此祭不兼群庙之主，为不敢亵狎故也。其年数，或每年，或数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为始祖，喾为始祖所自出之帝，故郊则以稷配天而则以稷配喾，无可疑也。（李廉述赵匡语）
△王肃以《五帝》世系并合《祭法》、《小记》之谬
按：《祭法》之文采之《国语》，本後人所伪，不足为据，且亦与《小记》、《大传》之毫不相涉。《祭法》之意，但谓黄帝与喾有功於世故当祀耳，非谓其为祖之所自出也。《小记》、《大传》则欲以明嫡庶所祀祖祢远近之分，但问其为所自出与否，不问其有功与否也；王氏不达其意，乃附会之使合为一，见《大戴礼》、《史记》所称五帝世系有可假借者，遂以为黄帝与喾因颛顼、稷之所自出而得。其说诚巧，然於本篇之意则大相悖矣。且《大戴》与《史记》乌在其可据耶？《传》曰：“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氏以鸟纪；自颛顼以来乃纪於近。”然则颛顼氏之去黄帝也远矣。而《大戴》以为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项，谬矣。《传》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夫曰“族”，曰“世济”，则由高辛氏以至於尧不一世矣。而《大戴》乃以高阳为黄帝孙，高辛为黄帝曾孙，而尧为高辛之子，又谬矣。尧之二女，舜之妻也。而《大戴》与《史记》乃以为尧、舜同出於黄帝，尧与舜之高祖敬康为同高祖兄弟，无论乱伦渎礼，诬圣人而得罪於名教，而其年亦不合。此乃齐东野人之语，而肃据之以驳郑氏，一何亻真乎！至以稷、契为喾之子，尧之兄弟，则其谬尤显然可见。《书》曰：“弃，黎民阻饥，汝後稷，播时百谷。”舜命稷也。若果尧之兄弟、则尧享国百年而殂落，又三年而後舜即位命官，稷於此时少亦不下百数十岁，然後举为舜臣，有是理乎！故张融曰：“尧有贤弟，七十不用，须舜举之，此不然明矣。”由是言之，稷固非喾之子，周人安得以喾为稷所自出而之哉！肃既误合二篇之说为一，又以为即宗庙五年之，而汉儒所论之旧说遂尽变而大失其真矣。欧阳子序《帝王世次图》曰：“孔子没，异端之说兴，往往反自於孔子之从以取信於世。学者习传盛行之异说而不知取舍真伪、如司马迁之《史记》是矣。”奈之何据《史记》之世次而遂欲以折《经》之衷，尽黜《三传》先儒之旧说乎！
△赵匡加“始”与“祖”而续“帝”於“所自出”之谬
《记》云：“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未尝言其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亦未尝言所自出之为帝也。“始”也者，最初之名也。“始祖”也者，即所谓祖之所自出者也。始祖以前岂遂无人，而莫知其为谁，故即以此祖为始祖而奉之於太庙；若复别有所自出之人，则此祖不得谓之始祖矣。赵氏乃加“始”於“祖”之上而续“帝”於“所自出”之下，以诬《小记》、《大传》。既谓之始祖矣，复安得别有所自出之帝乎哉！王者继天立极，报本追远，虽天地犹将父母之，乃於己之真始祖则祧之而不使入庙，而但取第二代之祖强名之曰始祖而纳之於太庙，百世不祧，而真始祖仅於数年之内一借享於第二代祖之庙而止，是岂仁人孝子之所忍乎！然则稷之前果更有一喾，则周之始祖乃喾非稷矣。曰：“诸侯不敢祖天子也。”曰：诸侯不敢祖天子者，谓始祖之世见为天子而己见为诸侯，故不敢以卑亵尊，以旁支乱正统也。若世已失天下数千馀年，其後嗣或灭或绝，不能自振，而己身为天子，岂得止祭及其分封之祖，而分封之祖之父曾有大功於世以启佑後人者遂甘绝其血食而不问呼！且是乃天子不敢祖天子，非诸侯不敢祖天子也。是故，商之世，纣也，武庚也；微仲以下当祖微子。然至武庚亡而宋封，则必祖契而不仅祖微子矣。晋之世适，文侯也，昭侯也；武公以下当祖桓叔。然至翼灭而曲沃命，则必祖唐叔而不仅祖桓叔矣。由是言之，喾果为稷之父，则周必以喾为始祖；周但以稷为始祖，则喾必非稷之父矣。若之何其以喾为稷之所自出也！盖上古之时人情朴鲁，典册不多，自稷以前皆已无考，是以即以稷为始祖；岂容於始祖之前而复别求所自出哉！且礼以卑就尊，未闻有以尊就卑者。群庙之主皆太祖子孙也，故得以升而合食焉。毁庙之主则不合食於未毁之群庙矣，太祖之父岂得反就其子而合食耶，凡祭必有主。太祖之父之主，平日藏於何所？苟且而藏之他室。则不可。若亦为之立庙，则何不就其庙而祭之？庙於彼而祭於此，不亦远於礼乎！王氏之学去郑本远，而专与郑为难。以魏、晋俗重门阀，而肃父为魏三公，女为晋太后，由此与郑齐名。然晋以降，若杜预之《左传解》，范甯之《梁注》，孔颖达之《礼记疏》，皆仍用旧说，不从王义也。自赵氏欲借之以攻《左传》，始据王说以为难端。逮朱子采其言以入《集注》，遂为不刊之典，而《传记》先儒之说始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相沿既久，人且不知其出於肃，况复能溯流穷源而知其误，并知其所由以误乎！此其悖於经传者三也。
△结论
呜呼，之为礼，书於《经》，详於《传》，而难见於《戴记》，众矣；其文历历具在，人人所共见也。以为不王不者，独《小记》、《大传》耳。以为五年一者，乃《说文》、《礼纬》文耳。以为祭始祖所自出之人者，至王肃、赵匡始有此说耳。《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欧阳子曰：“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然则学者於，从《经》、《传》而置後儒之说焉，可也。即不然，从其多而置其少焉，可也。乃於《经》则曰“本不如是，书之以其失礼也”，於《传》则曰“《传》诬，不足据也”，於《记》则曰“此夏、殷之礼也”。古之圣贤千言而犹不信，後之陋儒一言而遽从之，抑何其颠倒也！无亦贵耳贱目，骤闻其说之新奇可喜而遂不自求之经传乎？朱子一代儒宗，不及察其误，余窃惜之。是非余之好求异於前人，乃前人之自异於经传，故余不得不一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