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邹
△辨孟母三迁之说
《列女传》云：“孟轲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戏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戏为贾。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徒舍学宫之旁。其嬉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余按：孟母教子之善当非无故而云然者，即三迁之事亦容或有之，然谓孟子云云者则必无之事也。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曰：“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人之相远固由於习，然大圣贤之生必与众异：必不尽随流俗为转移。孟子虽幼，安得遂与市井墟墓之群儿无以异乎！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然则孟子亦当如是。使孟子幼时绝不知自异於群儿，则孟子壮时亦安能自异於战国纵横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侧之不可居，则何不即择学宫之旁而迁之，乃又卜居於市侧乎？《国语》称文王曰：“在母弗忧，在傅弗勤。”《列女传》云：“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後世儒者遂谓文王生有圣德，大王知其必能兴周，故舍泰伯而传国焉。夫同一圣人也，文王则生而即为圣人，孟子则幼时无少异於市井小儿，一何其相去之悬绝乎？盖凡称古人者，欲极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复顾其事之乖，其通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谓文王之圣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无异於庸愚。其实圣人之为圣人亦必由渐而成，圣人幼时虽未即为圣人而亦必不与流俗同也。善读书者当察其意所在、不必尽以为实然也。故今不载此事。
△辨孟母裂织买豚之说
《韩诗外传》云：“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织。孟子辍然中止，乃复进。其母引刀裂其织，以此诫之。”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余按：自裂其织以喻学之不可中辍，理固当然；然且诵且思，岂无中止之时，乃责其声之必无断续乎！至於“啖汝”云者，不过一时之戏言耳，其失甚小，因悔此一戏而遂买豚肉以弥缝之，是教之以文过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说者欲极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会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为信。故今并不录。
△辨孟母不许去妇之说
《韩诗外传》云：“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乃汝无礼也！’”礼不云乎：“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於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余按：独居而踞，偶然事耳，教之可也，非有大过，岂得辄去！声扬，视下，亦谓朋友宾客闻耳，房帏之内安得事事责之！此盖後人之所附会，必非孟子之事。故亦不载。
【备览】“受业子思之门人。”（同上）
【附论】“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孟子》）
△孟子无受业子思事
赵岐谓孟子亲师子思。王劭谓《史记》“人”字为衍。余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游齐，燕人畔时，一百六十有六年矣。伯鱼之卒在颜渊前，则孔手卒时子思当不下十岁。而孟子去齐後，居邹，之宋，之薛，之滕，为文公定井田复游於鲁而後归老，则孟子在齐时亦不过六十岁耳，即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尚三十馀年，孟子何由受业於子思乎！孟子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若孟子亲受业於子思，则当明言其人，以见其传之有所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无受业於子思主事，《史记》之言是也。然孟子之学深远，恐不仅得之於一人，殆如孔子之无常师者然，故但云“私淑诸人”耳。
○适梁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宋人疑孟子见诸侯之误
叶大庆《考古质疑》云：“墨客王圣美少谒一达官，问圣美曰：‘尝读《孟子》否？’曰：‘都不晓其义。’问：‘不晓何义？’曰：‘从头不晓。孟子不见诸侯，何以见粱惠王？’其人愕然无对。此虽若戏笑之谈，匆遽中亦自难对。近见陈氏《新话》云：‘孟子之书有一言可万世行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不见诸侯而见梁惠王，学者至今疑之。’大庆尝思而得之。孟子论去就之义，曰：‘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按：《史记魏世家》：‘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子髡、孟某皆至。’然则孟子之见惠王非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礼乎？”（原文甚繁，今删而果之如此）余按：孟子之见梁王无难解者，不知圣美何以不晓，达官何以无对？陈氏何以致疑，叶氏何以待思而後得也？孟子所谓不见诸侯者，谓草莽之士不屈身先容以求见诸侯耳，非谓终古不可与一见也。故曰：“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於诸侯。”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曰：“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语意甚明。岂容有不晓其义者！而乃纷纷疑之，议之，真吾所不晓也！若谓终古不可一见诸侯，则禹、皋陶何以儿尧、舜、伊尹何以见汤，太公何以见文王乎？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然则孟子之见时君皆当如是，不但於梁然也。即无史记之文，而孟子之为应聘而往亦无可疑者；但记书者止欲明先义後利之旨，不暇於未见之前一一铺叙，如今演义之文法耳。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卫灵公问陈於孔子，未问之前亦必有其相见之因，无关於义理，故不必一一而书之策也。今论者乃以是为疑，岂宋人沿唐旧习，喜奔竞，怪孟子不见诸侯之言而欲以其矛刺其盾乎？不然，如是读书，书无不可议者，无性乎陶渊明之“不求甚解”也！
△孟子救旧之旨
按：孟子先义後利之旨深切战国时人之病，要亦古今之通患也。三代以上，人皆尚义。逮春秋时，人渐重利；然尚有好义者，亦颇有假义者。至於战国，非惟人不好义，即假义者亦不可得。何者？人皆惟利是图，无所用於假义者也。人心一专於利，则但知有利而不知有义，且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甚至但知有目前之利而不知有日後之害。以故列国之君惟务战争以辟土地，聚敛以充府库，其臣亦惟务逢君以取富贵，其闾巷之间亦惟事强凌弱，众暴寡以自利。此无他，皆好利之心驱之使至是也。是以战国之时生民涂炭，风俗颓敝，死於兵者动至一二十万，然则孟子此言诚救时之上策，亦千古之炯鉴也。故以此章冠七篇之首，而太史公读之亦深叹美之也。
△“利”非不可言
圣人何尝下言利！《易》曰“《乾》，元亨利贞”，曰“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曰“利建侯”，曰“利见大人”，曰“利涉大川”者不一而足，圣人何尝不教人以趋利而避害乎！但圣人所言，义中之利非义外之利，共有之利非独得之利，永远之利非一时之利，此其所以异也。故曰“见利思义”，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无如世俗之人惟利是图而不复顾义之是非，不但损人以利己也，为臣者且耗国以肥家，甚至贪一时之利而致酿终身之害者亦往往有之，可不谓大愚哉！孟子此言可谓深切著明，惜乎世人不之察也！
按：孟子与齐、梁、滕君问答之言，文繁不可悉载，而《孟子》乃人所共读，亦无庸悉载也，故但掇其要旨及有关於时事者次其先後，不备录也。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於齐，长子死焉，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愿此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同上）
【备览】“惠王数败於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子髡、孟轲皆至梁。”（《史记魏世家》）
△孟子至粱在惠王後元之末
《史记》此文载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年表》考之，乃周显王之三十三年乙酉也。余按《史记》，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而卒；子襄王立，在位十六年卒。襄王元年，乃周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是丁亥以前梁未称王也。而孟子之见梁王，乃云“王何必曰利”，“王好战，请以战喻”，“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惠王果未称王，孟子何由预称之曰王乎？又按《史记》，粱予秦河两地在襄王五年，尽入上郡於秦在襄王七年，楚败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之告孟子乃云“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未来之事，惠王何由预知之而预言之乎？按：杜预《左传後序》云：“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後王年也，”然则《史记》所称“会徐州相王”者即惠王，非襄王矣；所称襄王之元年即惠王之後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败於襄陵皆惠王时事，非襄王时事矣。盖惠王本称魏侯，既僭称王，则是年乃称王之始年，故不称三十七年而称元年。《史记》不知惠王改元之故，但见其於三十六年之後又书元年，遂误以为襄王之元年耳。然则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败之後，则孟子与惠王之所云者无一语不符矣。孟子与齐宣问答甚多而与梁惠殊少，在梁亦无他事，则孟子居梁盖不久也。然犹及见襄王而後去，则孟子之至梁当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辛丑壬寅两岁之中，於《年表》，则周慎靓王之元年二年也。《史记》所云，非是。说并见後《襄王条》下。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平定？”吾对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
△《纪年》“今王”即襄王
《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竹书纪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後称为“今王”，至二十年而其书止。杜氏《左传後序》谓：“《史记》误分惠成（即惠王）之世以为後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余按：杜氏以《史记》襄王之年为惠王後元之年，是已；至谓《竹书》之“今王”为哀王而无襄王，则非也。《孟子》书称“见梁襄王”，孟子门人记此书者皆当时目睹之人，不容误哀为襄，则是梁固有襄王也。《世本》称“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则是梁有襄王，无哀王也。襄、哀二字，其形相似，盖有误书襄王为哀王者，《史记》因疑梁有襄、哀两王；又不知惠王之改元，故误以惠王後元之十六年为襄王之年，以襄王之二十三年为哀王之年耳。然则《纪年》之所谓今王即《孟子》所记之襄王，不得以为哀王也。说并见前《惠王条》下。
【附录】“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钅赞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又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钅赞穴隙之类也。’”
△孟子在梁未仕
按：孟子尝见梁惠王，惠王自谓“晋国天下莫强”，则当战国之初犹皆以韩、赵、魏为晋国也。孟子未尝至韩与赵，则霄此言在孟子居梁之时无疑；所谓“晋国”，即指梁而言也。观霄以“难仕”疑孟子，则孟子在梁但如宾客然，未尝受其爵禄，观孟子“钻穴，逾墙”之喻，则当时求仕者率有所因缘而得之，孟子则必待人君之自知之而自任之，不肯效当时游士之所为也。故《史记》於齐称“游事齐宣王”，而於梁则但称“梁”，盖并客卿亦未尝受之矣。学者不可不分别观之也。
○游齐上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於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盒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至齐在至梁之後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是谓至齐在至梁之前也。余按：《孟子梁惠王篇》皆以时之先後为序，而至梁在篇首，见襄王後乃次之以齐宣，则是见梁惠在先，见齐宣在後也。即以《史记》之文论之，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後二十三年齐始取燕，当是时梁惠王卒已久矣，然则孟子去齐以後必无复有粱之事。故今次至齐於至梁之後。
△孟子不拿周室之故
说者谓孔子修《春秋》，尊周室，而孟子劝齐、梁行王政，为有悖於孔子之旨。以余考之，不然。《史记赵世家》：“成侯七年，与韩攻周；八年，分周以为两。”以《周本纪》计之，则显王二年也。盖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故令虽不行於天下而犹足以立国。烈王元年，韩灭郑，六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晋桓公於屯留，（语本《竹书纪年》，与《史记》文小异）晋、郑既亡，周孤立无所依，故韩、赵得分之。（自晋亡至此，凡四年）然则显王之世已失其国，无复尺土一民之为己有矣。是以《战国策》中所记周事但有西周君、东周君，而无一语及王；且云“东周与西周争”，“东周与西周战”，然则东、西二周亦判然为两国，而周王特寄食於其间，乃欲於此时责天下以尊周，亦不情之至矣！《史记周本纪》：“显王五年，贺秦献公；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贺秦惠王。”如小国之事大国者然。盖诸侯惟秦史尚存，故司马氏得以据而记之。其於三晋、齐、楚，当亦类是。然则周於是时固已降同诸侯，但其名差异耳。至三十五年，诸侯会徐州以相王，则并其名亦无异於列国。故《传》曰：“成王定鼎於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孟子曰：“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然则自此以後，已不在卜年之数之内，周礼亦无复有存者，是以孟子欲得王者以安天下，不得以孔子之所为责孟子也。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又曰：“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由斯以观，使孟子生春秋之世亦必尊周室无疑矣。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又曰：“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其於曾子、子思之去与留亦云。是故，孔子之德非孟子之所及，若尊周与不尊周则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非其道之异也。学者考古不详而妄议圣人，余甚不敢。故今考其前後而备论之。
△孟子之王政
孟子何为以“王”说齐宣也？古之圣王皆非有心於王天下也，德盛化行，人自归之；非齐王所及也。顾战国之时，民困已极，孟子急欲救之，故以王歆动齐王之心，使勉为保民之事耳。何以有“恒产，恒心”之论也？圣人之治天下，非但养之也，亦将以教之。故舜命弃播百谷，即命契敷五教，所以“无饥”之後必继之以“庠序之教”也。申以孝弟之义，何以言颁白者之不负戴也？古之所谓“弟”者，非惟事兄也，亦将以事老也。故契致以人伦而曰：“长幼有序。”孔子曰：“入则孝，出则弟。”若惟事兄而已，当云入则弟，不当云出则弟矣。
△孟子救世苦衷
按：人君抚有一国，当先自正其身心，不溺於私欲；至於淫声，荡人心志，尤所当痛绝者。乃齐王好货，好色，孟子不匡其失，而但以为“与民同之”即可以王；齐王好世俗之乐，而孟子以为“今之乐由古之乐”，此何说乎？无他，战国之时生民涂炭，孟子目击其艰，急欲拯於水火之中，而是时大国之君惟齐宣犹足用为善，齐宣所好又非旦夕所能改者，故不得已而为此言，冀其或能行仁政耳。此孟子救世之苦衷，非正论也。读《孟子》者当以意逆志，不可执词以害其意，亦不得以是轻议孟子也。故今皆不载，并识其说於此。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末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见不可焉，然後去之。’”
△孟子用人之说与齐大夫
按，治国莫要於用人，不得其人则虽善政亦不能行，故周公有《立政》之篇，孔子有“人存政举”之对。《孟子》此章实治国之要术，故今载於《保民章》之後；至是而王道全矣。虽然，孟子此言特为齐王言之耳。左右之言不可信，固也；诸大夫多矣，何以其言犹皆不可信而必访诸国人，而又以身察之？人主之劳，何至於是？尧、舜，大圣人也，然其命官也，不过咨於四岳，访於廷臣而已，皆得其人，建大功於天下。亦非惟圣帝哲王然也，齐桓公听鲍叔之荐而相管仲，晋文公听赵衰之荐而用却谷、栾枝、先轸，皆能治其国而霸诸侯。而孟子乃为是言者何哉？盖齐之廷臣不肖者多而贤者少，惟诸大夫之言是听则必有夤缘权幸以求进身者。观於王、陈贾，齐之大夫可知矣。观於《牵牛章》中，肥甘、轻暖、采色、声音、便嬖，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大夫之逢迎其君者不乏人矣。观於王至公行氏有进而与言者，有就其位而与言者，庶僚之奔走於大夫之前者亦不乏人矣。如是而欲资大夫之荐引，安能得贤士而用之！其必至於蠹国害民者势也。虽有即墨大夫而无如毁之者之多，虽有阿大夫而无如誉之者之众，齐之往事概可见矣！故凡人主处休明之世，俊杰盈廷，政事修举，则不必过为其烦；若不幸值废弛之後，朝多幸位，阿谀成风，非大振乾纲，广开耳目，不足以起其衰而革其弊。孟子此言诚拨乱反治之良策也夫！
△以必阝恤之战证孟子用人之说
吾读《春秋传》至晋、楚必阝之战而知晋政之衰也。必阝之役晋师何以败也？曰：晋之军帅不和，既不量力而辄济河，又不设备，故败。曰：固也，然犹非其本也。《传》曰：“晋魏求公族，未得。”又曰：“赵旃求卿，未得。”卿大夫岂可求者乎！盖有求而得者，与夫不求而遂不能得者，是以人竞於求；若得者皆不因於求，则无复有求之者矣。文公之世，赵衰荐为元帅，岂尝求之乎！胥臣荐缺之贤而文公以为下军大夫，缺亦未尝求也。亦非但不求也，文公以赵衰为卿而衰让於栾枝、先轸，且以己所得者让之於人矣。无怪乎所用皆贤，一战而遂霸也。且凡求进用者非逢迎则贿赂。逢迎贿赂而得为卿大夫，其人必不肯以报国安民为事；逢迎贿赂而後得为卿大夫，则贤才必无由而进。虽文、襄之泽未衰，晋卿大夫之中非无贤者，顾贤者少而不肖者多，则贤者亦不得展其用，是以事权不一，在国则无以抚其民，在军则无以胜厥敌也。若果能如孟子之言，见贤然後用之，岂复有求之者！吾故观於城濮与必阝之事而益信孟子言之可为世鉴也。
【附录】“储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齐王悦服孟子
观此文，则齐王於孟子可谓心慌诚服矣。《梁惠王》、《公孙丑》两篇叙孟子事，皆以时之先後次之。其见於他篇者，无可考其先後，故皆因事而附录之。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於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於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於路，曰：‘请必无归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於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大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客卿舆居官（一）
天子诸侯之视朝也皆有定期，此何以称孟子将朝，又何以齐王不知孟子之将朝而使人召之？盖孟子之在齐乃客卿也，与居官任职者不同。战国之世，凡客游於诸侯之国者，朝皆未有定日，欲朝则往朝耳。故《史记》云“游事齐宣王”，言游事，以别於居官任职者也。是以孟子将朝而齐王犹不知而使人召之也，此盖当时风气如是，非但孟子然也。但在他人闻王之召则疾趋而赴之，惟孟子不欲因召而往耳。若果居官任职，岂容如是！观此章之文，及後《氐{圭黾}》、《不受禄》两章，孟子在齐所处之时势可知矣。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於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他日见於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平陆章》见齐君臣之美
此章，孟子责孔距心之罪，宣王亦自引咎，人莫不谓齐大夫之旷职而齐王之大致矣；然吾读之而犹觉齐君臣之殊不易得也。距心诚为旷职，然其心犹知恤民，其言犹知引咎，初未尝剥民之膏脂以自奉，盗君之仓库以自肥，亦未尝自矜其能而归咎於岁也。齐王诚为失政，然犹自知其过，未尝怙终而拂谏也。是其国事尚未大坏。是以宣王虽不能辟土地，朝秦、楚，而犹能保其国；至於闵王，为燕所灭，止守莒、即墨二邑，而其臣民犹知发愤距敌，卒尽复其旧土；直至王建之世，秦灭三晋、燕、楚之後，力不能敌而後国亡。孔子言“观过知仁”，吾故读《平陆》一章而知齐之犹能自固也。唐、宋之季，世远书缺，吾不知其详矣；若明季之事，则吾乡前辈之所记载尚可考而知之。崇祯十二三年，大名大荒，不惟转且散也，甚至於人相食。然上之所免赋税，道府皆匿不下行，仍使州县催征而与之均分之，民之饥寒朴责而死者累累。此其视孔距心何如也？民之困至是极矣，然庄烈帝皆不之知，惟知任用奸邪，俾得互相蒙蔽，有直言时事者必致之罪，直至城破之时犹自谓非亡国之君。其视齐宣又何如也？所以自成、献忠乌合之众本不难於剿灭，乃至一府则一府归之，至一县则一县归之，求其如齐而不可得。无他，其人心风俗已坏故也。由是言之，齐之君臣尚有可取，是以孟子谓王“犹足为善”而不忍去齐也。
“孟子谓氐{圭黾}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氐{圭黾}谏於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氐{圭黾}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
△客卿与居官（二）
观此章，孟子自言无官守，无言责，则孟子在齐乃客卿，非居官受职者明矣。盖战国之士游於邻国者多，虽不受职，苟为时君所礼，亦畀以爵，《战国策》所谓“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行入邯郸”者是也。说并详前《将朝王章》及後《不受禄》章。
【附录】“孟子为卿於齐，出吊於滕。王使盖大夫王为辅行。王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附录】“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有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
△王敬孟子
按：王，齐王之宠臣，恃宠而骄，常也；然乃朝暮见焉，虽不与言行事而不改，是何其敬孟子乃尔？以宣王之敬孟子故也。然则宣王亦战国之英主，未尝不知孟子之贤，但不能用孟子之言耳。故孟子曰“王犹足用为善”也。公行氏之事不知在何时；因与吊滕之事略同，故因类而次之。
“孟子自齐葬於鲁。反於齐，止於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於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後尽於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於人心独无忄交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以上并《孟子》）
【存参】“或曰：孟子，鲁公族孟系之後，故孟子仕於齐，丧母而归葬於鲁也。”（赵岐《孟子题词》）
○游齐下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末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国策》记齐伐燕事失孟子意
《战国策》云：“燕人恫怨，百姓离意，孟某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史记燕世家》采之。余按：此即《孟子》书中所载沈同之问，而或以为劝齐伐燕之事，孟子固已辨其非矣。至所称‘文、武’云者，即《胜燕章》孟子引文王、武王以告宣王之语而失其意者。孟子方以燕民之悦不悦决之，何尝以为时不可失乎！嗟乎，《孟子》一书幸而犹存，故今得以号而知之，外此若信陵、平原、廉颇、乐毅、虞卿、鲁仲连之属，其人未尝著书？或其书已亡，无可据以证《史记》之是非者，学者必谓《史记》之得其实，然则古人之受诬於後世者岂可胜道战！吾愿世之文人学士毋据断简残篇传闻之词而轻责古人也。”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於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於燕众，置君而後去之，则犹叮及止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於孟子！’”（以上并《孟子》）
△伐燕为齐宣王事
齐之取燕，《史记六国年表》在周赧王元年，於齐为王之十年。《燕世家》亦以为王，而《齐世家》无之。苏子由《古史》据《史记年表》文，断以为齐王。陈氏《新话》从之，而谓《孟子》书为其徒所记，以故致误。惟叶氏大庆《考古质疑》据《战国策》之文，谓齐宣用苏代使於燕，代激燕王厚任子之，燕国大乱；储子谓齐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称宣王，与《孟子》合，是矣。然吾犹惜其论未尽，而疑《史记》之不应有误之犹未免於过也。按：《孟子》书中与宣王问答有明文者凡一十四章，而绝无与王问答之事。记此书者不过万章、公孙丑之属，皆尝从孟子在齐目睹此事者，必无以王之事无故移之宣王之理。由是言之，《孟子》之不误无可疑者。《史记魏世家》称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传》又谓孟子先至齐而後梁。自粱惠王三十五年下至齐取燕之岁凡二十有三年。如是，则孟子去齐已久矣，何由得见取燕之事！由是言之，《史记》之有误亦无可疑者，盖自陈恒得政以来，凡十二代而灭，故《庄子》云：“田成子杀齐君，十二代而有齐国。”《鬼谷子》亦云然。而《史记》止有成子恒、襄子盘、庄子白、太公和、桓公午、威王婴齐、宣王辟疆、王地、襄王法章，及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剡二代皆遗之；又误以桓公为在位六年，是以威、宣两代移前二十二年，而取燕遂当王世耳。《索隐》云：“《纪年》，齐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又云：“《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见，则桓公十九年而卒。”据此，则齐威立於周显王之十二三年。以《史记》之年递推而下之，取燕正在齐宣之六七年，非王时事矣。故以《纪年》为据，则《孟子》、《庄子》、《战国策》、《鬼谷子》之言皆合；若以《史记》为据，则此四书无一合者。而宋人乃欲据《史记》以驳《孟子》，其亦异矣！司马温公《通鉴》从《孟子》，以伐燕为宣王时，是矣；然以“取燕”、“燕畔”为一年事，在宣王十九年，数月而王立，亦於事理未合。讲章家解《孟子》者又以取燕为宣王事，燕畔为王事，而云“《燕人畔章》但称‘王曰’者，王生而未有谥也”，其说尤谬。夫不听孟子言而取燕者既为宣王矣，燕人之畔，王何惭於孟子乎？此无他，皆由未尝深考战国时事，不知《史记》之移威、宣两代於前二十馀年，是以委曲求全其说而卒不能合也。故今《取燕》、《燕畔》数章，并依《孟子》、《国策》、《纪年》之文载之宣王之世。
【附录】“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此事未知何时，然揆其理势当在将去齐之前，故附录於此。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
“孟子去齐，宿於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於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子追也，予然後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去齐之故
按：孟子去齐之故，《致为臣章》不言所以；《宿昼章》虽有“不及子思”一语，而亦未明其所以然；至此章始详言其故。盖孟子之至齐，无他，不过欲救民於水火之中耳。而战国之君多不足与有为，幸而齐宣犹足用为善，是以孟子恋恋而不忍遽去也。“庶几改之”，必有一事孟子言之而宣王不从者。不从，则不能行仁政。不行仁政，则不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虽在齐，何益！且孟子之去齐，齐王何尝不留孟子。授室中国，养以万钟，齐王之意渥矣；然非孟子之所望於王者也。王不能改，虽万钟何加焉！王自留之，不可；代王留行，岂有益乎！欲及子思，惟有劝王改过而已。观此章，然後知孟子之所以去齐与其所以不遽去齐皆非苟然者，学者不可以不察也。然尹士亦当时贤人，其所讥刺皆近於理，非若淳子髡辈漫然而妄议者，但未识孟子救世之苦心耳。观其闻孟子之言而即自谓为“小人”，则其人亦非易及者矣。
【附论】“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心事
此章乃孟子自明其心事。前章虽言去齐之故，然特为齐王言之；此乃圣贤平治天下之素志也。盖圣贤之生於世，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将使天下皆登於衽席也。自周之衰，王者不作，百姓之涂炭极矣，必使唐、虞、三代复见於今日而後足遂圣贤之心。然秦、楚、韩、赵之君未有可以行王政者，惟齐宣犹足用为善而国势亦足以有为，然竟不能有所遇而卒去之，此孟子之所以不乐也。乃後世说者犹以孟子之劝齐、梁行王政为讥。嗟夫，使孟子不劝齐、梁以行王政；终老於邹可矣，胡为乎日出入於风尘马足之间而不惮其烦也！
【附论】“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於齐，非我志也。’”
△孟子不受齐采邑
按：前章云“孟子为卿於齐”，而公孙丑云“仕而不受禄”。孟子既为卿，何以不受禄？既不受禄，又何以自瞻乎？盖古者卿大夫之禄皆以邑，若他国之大夫居是邦者则致馈遗饩牵，《春秋传》所谓“秦钅咸与楚比齿”者是也；士之游是邦者则馈以粟帛，《孟子》所谓“君馈之则受之”者是也。孟子既见齐王，知其不能行道，故不受其采邑以为久居之计；齐王虽授以卿之位而初无卿之职，是以朝王无定期，而孟子亦自谓“无官守，无言责”也。合此三章观之，则孟子所处之时势了然可见。然则孟子在齐正与孔子“际可之仕”相类，故曰“所就三，所去三”也。
【附论】“孟子曰：‘无惑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齐宣王胜人三事
按：孟子称齐王犹足用为善，宣王之胜人者何在乎？盖有三焉。孟子言“无已则王”。宣王即问“德何如则可以王”。孟子言“保民而王”宣王即问“寡人可以保民乎哉”。是其有志向善，不囿於世俗之说，胜於人者一也。孟子论交邻国，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论行王政，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燕人畔，则王惭於孟子。告以孔距心之事，则王以为己罪。是其有过而能自知，又不自讳，胜於人者二也。储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是其心中深服孟子之贤，以为伊、吕之俦。王，王之宠臣也，吊滕之役，朝暮见焉，非惟不敢恃宠而骄孟子，且欲承奉孟子以冀得其欢心，无他，知王之敬孟子故也。使宣王如鲁平公者，何难为臧仓之所为。胜於人者三也。战国之君，如宣王者盖不可多得矣，是以孟子以为足用为善，已宿於昼而犹不忍去也。然而卒无成者，何也？在廷之臣罕有贤者，故闻孟子之言则好之，与他人燕处而不见孟子则忘之而不复有远志，惟徇己之嗜欲而已。故孟子曰“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孟子盖深惜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