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我国古代兵书。北宋吴郡(今江苏吴县)人许洞历时4年于景德元年(1004年)撰成，共20卷，210篇，论述了210个问题。该书现存明嘉靖刊本及清代《四库全书》等刊刻本。 《虎钤经》的主旨是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并兼及风角占候、 人马医护等内容。许洞认为，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应是“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要求将帅应“观彼动静”而灵活用兵，做到“以虚含变应敌”。尽管天时有吉凶，地形有险易，战势有利害，如能吉中见凶、凶中见吉，易中有险，险中见易，利中见害，害中见利，就能用兵尽其变。他还认为，要取胜须“以粮储为本，谋略为器”。 未战之前要“先谋”：欲谋用兵，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陈，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赏罚等。既战之后，一要善于“夺恃”，包括夺气、夺隘、夺勇等;二要善于“袭虚”，以佯动、诱敌击其虚;三要“任势”，乘机击敌懈怠，设伏击敌不意，乘胜扩张战果等。书中还强调“逆用古法”，“利在变通之机”。书中汇集的与军事有关的天文、历法、记时及识别方位等知识，其中许多为过去兵书所少有。此外，该书还汇集了不少阵法并创造了诸如飞鹗、长虹等 阵。该书在体例上，分类编排，按类阐述，为后世许多兵书所借鉴。

三卷一万馀字，世传为唐代军事家李靖所著。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唐李问对》。古代著名兵书。《宋史·艺文志》载李靖所著兵书有《六军镜》等七种九卷，但无《李卫公问对》。宋神宗时因“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于熙宁二年(1069)诏令枢密院校正。元丰三年(1080)诏定《武经七书》方见有《问对》。因书名晚见，宋人始有怀疑，何薳、陈师道、邵博等认为是阮逸伪撰，《四库全书总目》承其说。今人考证《问对》在所谓“阮逸拟作”时间前十年已收入《武经七书》，故阮逸伪作不可信。其内容应为唐代旧传，熙宁二年校书时编定问世。该书记录了唐太宗与李靖就兵法的问答。所讨论的问题十分广泛，其不少论点颇有创见。全书极力强调要把握作战的主动权，“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对如何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则重点从“奇正”关系着手，结合“虚实”、“主客”、“攻守”等问题进行讨论。其分析紧扣对立双方的转化这一关键，“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奇，奇亦正”。而用兵奇正的变化可导致兵力部署上的虚实转化，亦可导致形势上的主客转化。上述观点表明李靖对孙吴之说的继承与发展。他对攻守关系也有极精到的论述，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两者目的一致，“归乎胜而已”。故不能“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书中还详细地述说了他所创制的“六花阵”法。对士卒的教战问题亦有所讨论。《李卫公问对》以丰富的内容和精辟的见解，使其能在众多兵学著作中脱颖而出，位列于《武经》，成为兵家必读之书。宋人评述曰：“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戴少望《将鉴论断》)它在古代兵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李卫公问对》现存有宋刊《五经七书》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四库全书》本等。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亦称《黄石公记》、《黄石公三略》。相传其源出于姜太公姜尚，经黄石公推演并授给张良，故旧题黄石公撰;《隋书·经籍志》称“下邳神人撰”，均不可考。约为秦汉之间的作品。所谓《三略》，意为上、中、下三卷韬略，共3800余字。今存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武经七书》本等。《三略》是一部从政治与军事关系上论述战胜攻取的兵书。“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在政治上，它强调以“道”、“德”、“仁”、“义”、“礼”治国，要求明君得人心，选贤才，“赏禄有功，通志于众”。在军事上，它认为从事战争要从保民的目的出发，“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救天下之祸”，“以义 除不义”。它还认为：“将者，国之命也。”要求将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以身先人”，重赏将士，严明号令，确保机密，等等。尤为可贵的是，《三略》对将帅、士兵和民众的各自作用作了中肯的论述，指出“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庶民者，国之本”，“以弱胜强者，民也”。《三略》上中两卷是对前人兵法《军谶》、《军势》的征引与发挥，下卷则是作者自己的论述。该书为历代兵家所重视，对后世影响颇大。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古司马兵法》。原为西周时有关军礼、军法的汇集。战国时，齐威王令人追述整理，并将春秋时齐国大司马田穰苴研究兵法的文字加了进去，“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故该书写成于战国中期。《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礼类，曰：“《军礼司马法》百五十篇。”后内容多有散失。至隋仅存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司马兵法》三卷，齐将司马穰苴撰。”两《唐书》、《宋史》俱从《隋书》所录。宋代官修“武经”，将《司马法》收入《武经七书》，内容为一卷五篇(一为三卷五篇)。其篇目名称也非专名，仅选该篇第一句为题，即：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清人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司马法》对战争持“慎战”的观点，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治军方面重视“以仁为本”，“以礼为固”，强调军礼军法的执行，所谓“赏不逾时，罚不迁列”。动兵之前强调多方谋划，充分准备，提出“五虑”、“阜财”、“右兵”等。战术运用上则要“筹以轻重”，因时、因地、因敌而灵活多变。《司马法》还保存有部分春秋以前的军事思想和用兵原则，如“成列而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等。《司马法》成书后即为兵家所重视，“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司马迁评价其“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之后，曹操、杜预、李靖等亦多引《司马法》论兵。现存有日本藏宋刻《武经七书》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本等。

《六韬》是中国古代兵书。相传为周初吕尚(姜太公)作，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作品。现存六卷， 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故名。该书重视武器和战法的革新，主张分进合击，阐述了步、车、骑各兵种的运用及其协同问题，并记述了古代军事秘密通信制度。《六韬·王翼第十八》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我国军队最古老的“司令部”的组织和任务分工。该篇所论述的司令部的18项工作，除“术士”一项外，其它诸项仍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篇首详述的“凡举兵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纪纲”的选拔司令部人才的重要性和条件，至今对我亦有明显的指导价值。《六韬》被列为宋神宗时颁布的《武经七书》之一。

兵书。亦称“吴子”。中国古代著名兵书， 《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吴起著。故又称“吴起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吴起》 48篇，后大都散佚。今本《吴子》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近5000字。该书主要是吴起和魏文侯、魏武侯有关当时治国强兵、作战指挥和一般战术原则的问对记录。它以“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为核心，明确提出了“图国家”的整军经武目的;“因形用权”、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和“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 《吴子兵法》在历史上曾与《孙子兵法》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为历代兵家所重视，并被译成日、英、法、俄等国文字流传于世界。

中国古代兵书。战国时期军事家尉缭著。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编入《武经七书》，作为武学必读的军事教材。《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杂家《尉缭》29篇，并注“六国时”三字，另著录兵形势家有《尉缭》31篇。今本共5卷24篇：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武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尉缭子》将战争分为“挟义而战”的义战与“争私结怨”的非义战两种，赞成“诛暴乱、禁不义也”之义战，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之非义战，指出杀害无辜，滥施武力是强盗的行径。认为将帅应有良好的品德，“勤劳之师，将必从己先。故暑不立盖，寒不重裘，有登降之险，将必下步。”(《战威》篇)“凡将，理官也”，应“不私于一人”(《将理》篇)，公正地处置各种事情。指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兵谈》篇)是将帅应具有的素质，而“心狂”、“耳聋”、“目盲”则是为将者的弊病，应加以避免。主张对士兵进行道德教育，“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战威》篇)，认为只有“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重刑令》篇)，才能使军队“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制谈》篇)。《尉缭子》的武德思想是以“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是反对“卜筮”、“祷词”等迷信做法而重视人的因素在伦理道德领域的具体表现。此书集先秦法兵家之大成，被后人称誉为“不在孙武之下”的兵书名著，在军人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近代语录体兵书。蔡锷辑。1915年云南陆军讲武堂石印本。1917年上海振武书局铅版印行。蔡锷(1882—1916)，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从事军事教育工作。1911年在云南发动反清起义，1915年又参加护国战争。翌年病逝于日本。一生潜心军事研究，编撰有《军国民篇》、《五省边防计划》等多部军事著作。1911年初调任云南新军协统时，为加强新军教育，摘录曾国藩、胡林翼论兵言论，辑成《曾胡治兵语录》。共1.4万多字，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正、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12章，每章后附按语。蔡锷在序言和按语中，阐发了对选将、用人、治军、作战等军事问题的主张和观点。认为选将要慎重，为将要智勇兼备;能耐劳苦，赏罚分明;练兵要严格要求，申明号令;兵机讲究持重稳慎，简练慎出;战法重奇正，强调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制定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主张中国对外敌作战，宜采取诱敌深入战略，“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1924年蒋介石曾将本书增辑“治心”一章，加序言再版印行，作为黄埔军校学员教材;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作为八路军将士军事读物;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又重印出版。

战国慎到撰，一卷。《汉书·艺文志》著录42篇，今存七篇及一些佚文，内容多为法治理论，如云“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大君任法而弗躬”，“官不和亲，法不遗爱”等。 《四部备要》收入一卷之五篇，系明人搜集残缺，重为编次之本。 清有严可均所辑，收入《全上古三代文》;缪荃孙有据明慎懋赏刻本移写之藕香移钞本，此本附补遗、校记，涵芬楼影印并收入《四部丛刊》;马国翰《玉函山房丛书》亦有所辑。

全名为《仲长子昌言》。东汉仲长统著。“昌言”即为“当言”。据《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统每论说古今及世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34篇，十余万言。”但大部分已经佚失，只有十之一二保存下来，《后汉书》“本传”中录有《理乱》、《损益》、《法械》3篇，另外，《群书治要》、《齐民要术序》、《太平御览》等书中存有某些残文。内容主要是对汉末各种社会弊端的批判，主张“限夫田以断并兼”，反对汉初以来的神学传统思想，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和因时变易的思想。《昌言》的辑本有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后汉文》和清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

战国时尸佼作。《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尸子二十篇”，谓尸佼为鲁人。《史记·荀卿列传》“楚有尸子”。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说：“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书已散佚。唐《群书治要》卷36，录有《劝学》等13篇。清汪继培辑有14篇与若干片断，较为完善，但已非原书。其中存有先秦佚说甚多。其学术思想，“非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刘向《孙卿子叙录》)。提出“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尸子·公事篇》)的主张。但有兼综、贯通各家学说的倾向，提出：“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巳皆弇(同掩)于私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尸子·广泽篇》)

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春秋末年齐人孙武编撰的我国古代一部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又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共十三篇。有《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事》、《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共约五千九百字。该书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和最有影响的兵书。书中对于战争的各个方面，均有系统而精辟的论述。作者认为，战争是国家大事，必须认真研究。他提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要素：道——对人民有无恩信，即战争与民心向背的关系;天——是否上知天时;地——是否下知地利;将——能否委贤任能;法——是否法律严明。在这里，他把“道”，亦即政治列为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他还认为战略战术在战争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而提出两条指导原则：①实行速决进攻的运动战，反对域塞战。②争取主动，使敌人陷入被动;消除自己的弱点，使敌人陷入被动;消除自己的弱点，造成敌人的弱点。总之，该书对于军事领域里的许多基本矛盾，都进行了很好的论证。它不但为我国历代军事家所推崇，而且也深得世界各国军事家的高度重视和崇高评价，被誉为“东方兵学之鼻祖”，影响极为深远。自古以来，该书版本不下五十余种，主要有曹操、杜佑等十一家注。现存重要的版本有南宋宁宗时刊刻的《十一家注孙子》三卷足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本等。

东汉末荀悦著。共5卷：政体、时事、俗嫌、杂言上、下。通行版本有《汉魏丛书》、《四部丛刊》。清卢文绍作《申鉴校正》。主张儒术治国，强调“重民”，“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杂言上》)。主张“德刑并用”(《时事》)，“教初必简，刑始必略，事渐也。教化之隆，莫不兴行，然后责备;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后求密。未可以备，谓之虚教;未可以密，谓之峻刑。虚教伤化，峻刑害民”(同上)。强调“以道德治民者”(《政体》)是渡水之舟，“乘舟者逸而安”(同上)。认为统治者应以身作则，“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善禁之至於不禁……若乃肆情于身而绳欲於众，行诈於官而矜实於民，求己之所有余，夺下之所不足，舍己之所易，责人之所难，怨之本也”(《政体》)。认为“生之谓性也，形神是也。”“凡言神者，莫近于气，有气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恶喜怒之情矣”(《杂言下》)。认为“孟子称‘性善’，荀卿称‘性恶’，公孙子曰‘性无善恶’，掦雄曰‘人之性善恶浑’”都不合理，肯定刘向“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之说。强调性与情是相统一的，“好恶者，性之取舍也，实见于外，故谓之情尔，必本乎性矣”(同上)，“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动之别名也”(同上)。反对“性善情恶”等割裂性情的错误说法。

中国古代家书。颜之推著。本书旨在告诫颜氏子孙遵守儒家传统，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认为上智之人不教而成，下愚之人虽教无益。对于中庸之人，则应加强教育。主要是以礼为教本，读圣贤之书，以达到诚孝、慎言、立身、扬名的目的。认为对后代的教育应从婴儿时代抓起，甚至实行胎教，即让孕妇目不邪视、耳不妄听。在孩子出生以后，就应以仁义礼节来教育。之所以重视幼时教育，是因为此时儿童神情未定，易受熏陶感染。人即使到了中年，也应加强学习。本书还提出了具体的道德原则，来调节家庭中的父子、兄弟、夫妇等人伦关系，认为父对子不应溺爱，兄与弟要和睦。在处理夫妇关系上，坚持男尊女卑的原则，认为妻子不应主持家政，更不应参与国政，只能在家服侍丈夫。人们持家要以“中庸”为准则，教育子孙在待人处事上要小心谨慎。反对悭吝，但又要俭朴持家。家里要有财富和奴婢，但不能太多。官也要当，但不能超过中品以上。只有在各方面切忌过与不及，才会立于不败之地。还要求人们教育子孙重视节操，反对奴颜卑膝。既要重视生命，又要追求名誉，如不能兼得，就应舍生取义。本书宣扬的虽是封建的伦理纲常，但也有许多合理的思想，对改善今天的家庭伦理气氛和社会风尚仍有借鉴意义。

叶德辉(1864—1927)撰。叶氏毕生致力于古书的收藏和整理研究。该书从大量古书文献中收集有关图书版本知识与历代图书版本的源流、掌故资料，按照其性质分门别类，组织成篇。全书共126篇，每篇皆有篇题，每篇之首，先载明作者自己的见解、观点，然后排列资料作为论据，文中亦时时附以己见，表面看去，似乎类同古代笔记之信手拈来，实际上主题纷繁、观点众多、触角遍及、史料丰富，是一篇篇精巧的有价值的学术札记。著者“通过对古典目录价值的新开发、近代科学方法的应用和中国书史体系的奠定三个方面的努力，建立起了自己的方法论”(徐雁《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全书之组织亦系匠心独运，表现出较强的系统性。这种内容体例和研究方法，在文献学史上尚属首创，对于后来中国书史和古书版本学的研究乃至现代书话体作品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书现通行有1957年古籍出版社铅印本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均与《书林余话》2话》刻成之后，将所遗漏及新得之资料整理排比而成。书后附录有《书林清话校补》一文。

范希曾编。5卷。国学图书馆初刻于1931年，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出版。本书是为补正《书目答问》中的错误和疏漏而作，有以下特点： (1)保持原书面貌。凡有补正的地方先标出“[补]”字，然后加进自己的补正文字，既与原著浑然一体，又使补正与原文可以互见。(2)补入与原书宗旨相关著作1200余种，也补上原书著录各书缺漏的作者、卷数、版本、时代等具体事项。(3)纠正答问疏漏或讹误的书名、卷数、作者姓氏、刻书年代等近百处。象《答问》一样，《补正》也在一些必要的地方附加按语，使原著得到完善。王锦编《书目答问补正索引》(香港崇基书店1964年版)，为查检《书目答问补正》提供了方便。

清末张之洞撰。系张任四川学政时为成都尊经书院学生开列的阅读书目。五卷。以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列举书籍二千二百种，注明书名、作者、版本、卷数，个别有简单按语。多以通行习见本为主，所收多有《四库全书》之后出现的清人著作。末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列举清代著名学者姓名、字号、籍贯，以示清人学术流别。旧时初学文史者多参考此目。有光绪二年(1876)贵阳初刻本，附张撰《輶轩语》。近人范希曾撰《书目答问补正》五卷，增益校注甚详。近人孔彦培编有《书目问答索引》。

图书目录。又名《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正总裁是乾隆第六子永瑢，实际编纂则以纪昀为主。是我国最大的一部图书目录。是于编纂《四库全书》时，将著录的图书撰写出提要另行汇编而成。共收录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每种书写一篇提要，卷首有圣谕，有表文、职名、凡例，载有全书的撰写过程及编写体例;下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其中经部分十类，附子目九个;史部分十五类，附子目二十六个;子部分十四类，附子目二十六个;集部分五类，附子目五个，共六十二个子目。每部有总叙，各类有小序，子目间有按语，可以说明各种学术思想的渊源、流派、相互关系及划分类目的理由。由于每种书目下都有提要、作者生平、著述渊源、著录卷数、版本、内容评论，比较完整地介绍了乾隆以前历代的经籍，对后世学者了解我国古代学术文化有重要帮助，因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清代有多种版本。现通用有1936年上海大东书局影印的武英殿本，附有《四库全书未收书目》及《四库书目索引》，另有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附有《四角号码人名、书名索引》;1965年中华书局影印了浙江翻刻武英殿本，改名《四库全书总目》，是目前的最佳本。

目录著作。陈振孙撰。宋、元有刻本和抄本行世，到清初56卷之全本已不可见，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重编为22卷，刻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四十三年(1778)，卢文弨据秀水朱氏曝书亭抄本、元抄残本、《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加以校订，辑成《(新订)直斋书录解题》56卷，现存上海图书馆，缺8—16卷。今人徐小蛮、顾美华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为底本，参考元抄残本、卢校本和《文献通考·经籍考》，校点标注，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宋代浙江安吉人，嘉定末年任江西南城县官，理宗宝庆、绍定年间做兴化军通判(在福建莆田)。端平三年(1236)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嘉熙元年(1237)改知嘉兴府。后任临安国子监司业，历官某部侍郎、宝章阁待制。淳祐九年(1249)致仕，赠光禄大夫。官福建莆田时，曾传抄当地郑樵诸家的藏书，得5万余卷，仿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体例撰成本书。收书共3039种，每书著录其卷数和著者姓名，并写成提要，评论得失。考证较详。分类排列，虽未标出经、史、子、集四部之名，实则按四部序列。前10类属经部，次16类属史部，再次20类属子部，后7类属集部，共53类。本书与晃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被后人誉为宋代私家目录的双璧。由于著录丰富，其中不少书籍早已失传，本书是考查宋以前古籍的依据，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这个评价是极其公允的。

目录著作。晁公武撰。宋孝宗淳熙年间，门人杜鹏举在蜀刻4卷本。此后门人姚应绩重新编定20卷，亦在蜀刊刻。淳祐九年，游钧在衢州重刻20卷本，是为衢本。次年，黎安朝延赵希弁在袁州重刻4卷本，赵希弁据自己藏书写成《读书附志》1卷，录衢州本姚应绩增加的一些书编为《读书后志》2卷，又另撰《考异》，一并刊行，是为袁本。衢本、袁本自宋代刊刻后，久已绝迹，仅赖抄本流传。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海宁陈师曾得袁本不全抄本，刻为袖珍本。嘉庆二十四年(1819)，汪士钟得瞿中溶的旧钞衢本，请李富孙详校刊行。清末王先谦又据陈师曾所刻袁本，与衢本对勘，整理成新的衢本。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图书时，发现宋淳熙刻袁州真本，1931至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收入《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3编。晁公武(约1105—1180)，字子止，中国宋代澶州清丰(今属山东巨野县)人。世居京师昭德坊，故世称昭德先生。本书分经、史、子、集四部45类。每部有总论，即大序，每类有小序。小序末标明，均编入每类第1部书的提要之内。提要的形式和内容，大体仿《崇文总目》，而偏重于考证。在每书之下，或述作者略历，或论书之要旨，或辨明学派渊源，或胪举不同学说，并加考订，为后世了解宋代及宋代以前的古籍，提供了依据。本书不仅是宋代有名的提要目录，也是中国第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目录。

中国训诂书。著者刘熙，字成国，东汉北海(郡治在今山东潍坊西南)人。体例仿《尔雅》，而用音训，以音同音近的字来释义，推究事物命名由来。本书清代有毕沅《释名疏证》，王先谦《释名疏证补》等。全书8卷、27篇，如卷1：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卷2：释州国、释形体。卷3：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等。本书所释名物典礼计1502，可见当时名物典礼之大概。顾千里《顾名略例》分析其条例有10，不外本字、易字二例，如“冬曰上天，其气上腾与地绝也。”以上释上，此本字之例。如“天，显也，在上高显也。”以显释天，此易字之例也。近人杨树达《释名新略例》分析其体例为同音、双声、叠韵3例;又细分为“以本字为训，以同音字为训，以同音符字为训”等9例。如以同音字为训：“雨，羽也;如鸟羽动则散也。”(释天)以双声字为训：“公，广也。可广施也。”(释言语)以叠韵字为训：礼，体也。得其事体也。”(释典艺)本书研究方法为声训释义，主要方式计有：用方言转变来解释，如：《释水》“兖州人谓泽之掌”之类。用音义递诂方法，如：《释典艺》“雅，义也;义，正也”之类。用同义譬况方式，如：《释状帐》“幄，屋也。形如屋也”之类。等等。声训古已有之，如“政者，正也”。本书继承发展，探求义类和声符关系，为汉代语言研究别开一番天地，对后世“以声求义”有启发作用。但失之过宽，任意作解，则不科学。

唐朝散郎侯莫陈邈妻郑氏撰。体例模仿《孝经》，全书分开宗明义章、后妃章、夫人章、帮君章、庶人章、事舅姑章、三才章、孝治章、贤明章、纪德章、五刑章、广要道章、广守信章、广扬名章、谏诤章、胎教章、母仪章、举恶章等十八章。阐述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在处理方方面面关系时，要遵守的孝敬父母，侍奉丈夫，养子育女，操持家务，恪守妇规等封建道德规范。作者因其侄女策为永王妃，在书前特作进书表，作为侄女的规戒。全书旨在宣扬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封建礼教。《女孝经》是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女教之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