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又名《琵琶录》。笔记。一卷。唐段安节撰。安节临淄邹平(今山东淄博)人。生卒及字号不详。段成式子，温庭筠之婿。乾宁中为国子司业，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通晓音律，能自度曲(《新唐书·段成式传)》。为补崔令钦《教坊记》之不足，而作是书。约成于唐末。录有乐部九则，歌舞、俳优三则，乐器十三则，乐曲十一则，傀儡戏一则。举凡唐代乐部管理制度、宫廷与民间乐曲、舞蹈、乐器之源流及艺伎小传均有记载。末附《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今图已亡，但对唐代燕乐研究，弥足珍贵。有《有山阁丛书》钱熙祚校本，《说郛》本，《古今说海》本等。今被收入一九五九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食谱专著。4卷。初刻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袁枚编。先论烹调原理,后述海味、肉类、禽蛋、蔬菜、点心、饭粥、茶酒等的烹制方法,涉及不少食养内容。全书有序和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江鲜单、特牲单、杂牲单、羽族单、水族有鳞单、水族无鳞单、杂素菜单、小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章。是一部总结历代烹饪经验的有理论有实践的烹饪食疗著作,见解独到,阐发甚详,对当世及后世的食疗烹饪有很深的影响。作者强调“饮食之正”,认为“食饮虽微,而吾于忠恕之道则已尽矣。”并认为“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有嘉庆间刻本。

北宋沈括撰。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总三十卷。括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祐进士，累官太子中允。翰林学士，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政治家。他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参与制定新法。晚年遭保守派迫害，一再贬谪。五十七岁后闲居润州京口(今江苏镇江东郊)，筑室名梦溪。根据科学实践和平生见闻著此编。 全书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仪十七门;《补笔谈》仅分其中十七门，《续笔谈》不分门。按笔记体例共载六百○九条。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农业、水利、建筑、 医药、历史、文学、艺术等社会生活各方面。其中自然科学条目居三分之一。总结了古代直到北宋时期的自然科学成就，记录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许多杰出的发明和创造，多为正史所不载，成为重要科技史料。记述各种社会历史事实，如李顺起义， 赋税徭役扰民，宋代西北和北方边备利弊，以及典制礼仪的演变，极具史料价值。沈氏诗文俱佳，记载故事、乐律、艺文、书画谬误、讥谑等门，多有文学史料，为研究文学艺术的重要参考材料，旦往往被后世艺术创作取资。本书为笔记文学之上乘。最早有宋乾道二年(1166)刻本，今存元明复刻宋本。一九五六年，胡道静据清光绪番隅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参以十数种版本校注出版《梦溪笔谈校证》、一九五七年，又有《新校正梦溪笔谈》，颇便研读。

中国古代关于八阵布列的兵书。又称《风后握奇经》、《握机经》、《幄机经》。1卷,380余字。相传书中的经文为黄帝臣风后撰,姜尚加以发挥引申,后来又经汉武帝的丞相公孙弘作解。经文后附有佚名《握奇经续图》一卷,但仅存其目,无图。再后则附晋马隆《八阵总述》一卷。按《七略·兵书略》有“《风后》十三篇,图二卷”。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曰“依托也”。已定其伪。而《握奇经》之名,汉、隋、唐诸书《艺文志》皆不载。

中国古代最早的专论兵制的军事著作。南宋孝宗时陈傅良撰。共8卷，约4万字。该书按照朝代顺序，记述自西周到北宋的兵制。对西周的乡遂井田兵农合一制，汉代的京师兵、地方兵，隋、唐的府兵，唐代的骑、禁军，以及兵制的继承、发 展也有所论述。有关历代兵员征集办法，兵役、徭役情况，军功爵赏，兵员数额，军费开支，战争状况等亦有记述。对其中重要内容，还加以评论。如在兵农关系上赞赏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在征调问题上，主张爱惜民力反对征调无度;在统御关系上，强调权限分明，既要保证“强干弱枝”，反对“诸王擅兵”，又要保证将领必要的指挥权，反对“兵无专主，将无重权”;在练兵问题上，主张号令严明，严加考核，选拔优秀，反对“练习不精”，等等。 该书对北宋兵制的流弊，言之尤详，旨在通过古今兵制对比，以针对南宋将弱兵骄，冗兵充斥，军费浩繁的现实，提供改革兵制的借鉴，以贯彻其兵要少但要至精的主张。《历代兵制》作为论述中国古代兵制的第一部专著，对后世有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其学术价值至今仍值得重视和探讨。

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1卷，28篇。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撰。书成后，深得翰林学士苏轼赞赏，两次奏荐，乞换文资，并附呈此《备论》，以证实其“文章议论”。该书现存26篇。书中对战国至五代的兴衰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以史为鉴。该书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 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重要的是看是否含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所以战胜了一味争强斗力的项羽; “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书中对如何用“智”作了多方面的论述：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濞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推崇韩信、曹操“出奇应变”，多谋善断。 为了以智胜敌，主张利用“谋夫策士”，东汉末孙坚之所以“功业不就”，就是因为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书中提出君将要和谐，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何博士备论》褒贬历史人物不囿旧说，苏轼赞誉它“论历代所 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当然，其中对某些人和事的评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

又名《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翠微北征录》。宋代论述抗金备战问题的兵书。南宋华岳撰。12卷。今存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刊本。该书主要由《平戎十策》和《治安药石》两部分组成。作者面对宋金对峙、征战不休的局面，既不同意主战派逞忿出兵，也不同意主和派偏安江南。他主张在内政不修，国力不足时，切忌与强大的敌国硬拼。因而建议以“和议”为缓兵之计，积蓄实力，拣选贤才，重赏功臣，抚慰民心，并针对女真铁骑横冲直撞的特点，具体提出了以车御骑，以弩陷骑等制骑战术。由于作者身遭厄运，书中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并没有被宋朝廷所采纳，其书也被淹没三四百年。但至清代被重新搜寻到以后，仍受到兵学界的普遍重视。

不分卷，无年代和作者可考。共分六套，每套六计，共三十六计。第一套战胜计，有“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第二套敌战计，有“无中生有”、“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第三套攻战计，有“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姑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第四套混战计，有“釜底抽薪”、“混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道伐虢”;第五套并战计，有“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 第六套败战计， 有“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前三套是处于优势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之计。各计解语有不少是用阴阳燮理，推演成为兵法的刚柔、奇正、进退以及攻守的变化。解语之后设的按语多引证宋代以前的战例和孙子、吴起、尉缭子等兵家的精辟语句。既集中了古代兵家的奇谋方略，也集中了封建割据的尔虞我诈、掠夺兼并一类落后、反动的东西。它不能正确地阐明战争的实质问题，只局限于计谋的推演与施用上。

中国古代军事著作。战国中期孙膑著 (为其门弟子所记，可能有部分自著)。《汉书·艺文志 ·兵书略》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隋书· 经籍志》已不见著录。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 中发现其残简，经整理后编定为《孙膑兵法》。共收入竹 简三百六十四枚，一万一千余字，分上下两编，各十五 篇，共三十篇。上编有：《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 《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 《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强兵》，下编 有：《十阵》、《十问》、《略甲》、《客主人分》、《善者》、《五 名五恭》、《兵失》、《将义》、《将德》、《将败》、《将失》、《雄 牝城》、《五度九夺》、《积疏》、《奇正》。由于简文残缺不 全，有些篇题是由整理者根据内容补加，《杀士》、《略 甲》等篇大多无法写出。虽其缺残，但仍可从中窥出其 军事思想之概略。它是对战国中期以前战争经验的总 结，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内容主要讲治军和 战略战术的原则，包含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是中 国军事理论的一份珍贵遗产。现有山东临沂银雀山汉 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膑兵法》，张震泽《孙膑兵法校 理》等，可供研究参考。

中国古代以军事训练为主的著名兵书。明代戚继光著，成书于隆庆五年(1571年)。 共9卷，附杂集6卷。现存有明刻本，清代以来有众多的抄本和刻印本，多种丛书亦收录。全书可分为练卒和练将两大部分。正集一至四卷为练伍法、胆气、耳目和手足，侧重单兵训练;五至八卷的场操、行营、野营、战约和杂集中的《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则为营阵训练。通过训练达到“联异为同，聚少成多，合寡为众”， “万人一心，万身一力”，以取得“防身杀贼立功”的实效。该书反映了在当时的作战 对象和火器大量使用的情况下编制装备的改进，即车、步、骑、辎各营配备较多火器。同时，反映了练兵方法的革新，即训练步兵、骑兵、车兵和铳手、炮手等配合作战，以发挥各种武器的威力。这具有时代的特点。作者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将官的品德修养，战术和技术修养，以及养兵、练兵、用兵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作者还主张兴办“武庠”，训练将官，并放到实战中锻炼，以培养深谙韬钤的良将。《练兵实纪》总结了明代的练兵经验，且文字通俗，便于官兵“口念心记”，掌握运用，对当时边备修整，保持安宁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兵家所重视。

全名《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又名《太白阴符》、《阴符太白阴经》，中国古代兵书。李筌撰。10卷，约2万余字。现存平津馆影宋抄本、明汲古阁抄本、清内府抄本等。《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多种丛书收录。《四库全书》本为8卷本。李筌，中国唐代学者，号少室山达观子，里籍生卒年均不详。官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等。唐代宗时任河东节度使都虞侯，后入山访道，不知所终。著有《孙子注》等10余种兵书，多已亡佚。本书分人谋、杂仪、战具、预备、阵图、祭文、捷书、药方、杂占、遁甲、杂式等篇，思想内容较丰富。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的谋划、士兵勇怯、君主仁义及国家富强，而不靠阴阳鬼神。强调将帅用兵须团结内部，选拔人材，利用地形，发动政治攻势，提出了人无勇怯，勇怯形成于后天的思想。书中还综合前代兵书典籍及有关著作对军仪典礼、攻防战具、粮秣屯田、阵法队形、公文程式、人马医护等分别做了详细记述，推导出“方营图”、“风后握奇垒图”、“偃月营图”等阵图。所论不乏新意，颇为杜佑《通典》所推重。文中贯穿着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不仅具有军事学价值，也有重要的哲学价值。

中国古代军事、武术典籍。戚继光著。新版本由马明达点校，中国武术协会审定，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朝鲜以此书为基础编写了《武艺图谱通志》;日本除平山行藏翻印外，改名《武术早学》· 《军法兵记》· 《兵法奥义书》于江户时代出版。本书除卷首、附录，共18卷，约18万字。卷首有《或问》篇，阐述兵法、武艺之概要;卷1论述选兵、授器、束伍;卷2论述紧要操敌号令简明条款;卷3论述临阵连坐军法;卷4论述谕兵紧要禁令;卷5论述教官兵法令禁约;卷6论述比较武艺赏罚;卷7论述行营野营军令禁约;卷8论述操练营阵旗鼓;卷9论述出征起程在途行营;卷10论述长兵短用法;卷11论述狼筅、藤牌用法;卷12论述短兵长用法;卷13论述射法;卷14介绍拳经捷要;卷15论述布城诸器图;卷16论述旌旗金鼓图;卷17论述守哨;卷18论述治水兵。每卷各附图说明，其中长兵、牌筅、短兵、射法、拳经等篇记述了长枪、藤牌、狼筅、棍、钯、弓矢、拳法等武术，收录了“杨家梨花枪”(六合八母枪)，俞大猷《剑经》等。本书是中国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颁布的第一批待整理古籍之一，并纳入中华武术文库古籍部。书中论述的军事、体育理论和实践，对研究古代军事史、武术史，练兵习武有重大影响。

我国古代兵书。北宋吴郡(今江苏吴县)人许洞历时4年于景德元年(1004年)撰成，共20卷，210篇，论述了210个问题。该书现存明嘉靖刊本及清代《四库全书》等刊刻本。 《虎钤经》的主旨是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并兼及风角占候、 人马医护等内容。许洞认为，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应是“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要求将帅应“观彼动静”而灵活用兵，做到“以虚含变应敌”。尽管天时有吉凶，地形有险易，战势有利害，如能吉中见凶、凶中见吉，易中有险，险中见易，利中见害，害中见利，就能用兵尽其变。他还认为，要取胜须“以粮储为本，谋略为器”。 未战之前要“先谋”：欲谋用兵，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陈，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赏罚等。既战之后，一要善于“夺恃”，包括夺气、夺隘、夺勇等;二要善于“袭虚”，以佯动、诱敌击其虚;三要“任势”，乘机击敌懈怠，设伏击敌不意，乘胜扩张战果等。书中还强调“逆用古法”，“利在变通之机”。书中汇集的与军事有关的天文、历法、记时及识别方位等知识，其中许多为过去兵书所少有。此外，该书还汇集了不少阵法并创造了诸如飞鹗、长虹等 阵。该书在体例上，分类编排，按类阐述，为后世许多兵书所借鉴。

三卷一万馀字，世传为唐代军事家李靖所著。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唐李问对》。古代著名兵书。《宋史·艺文志》载李靖所著兵书有《六军镜》等七种九卷，但无《李卫公问对》。宋神宗时因“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于熙宁二年(1069)诏令枢密院校正。元丰三年(1080)诏定《武经七书》方见有《问对》。因书名晚见，宋人始有怀疑，何薳、陈师道、邵博等认为是阮逸伪撰，《四库全书总目》承其说。今人考证《问对》在所谓“阮逸拟作”时间前十年已收入《武经七书》，故阮逸伪作不可信。其内容应为唐代旧传，熙宁二年校书时编定问世。该书记录了唐太宗与李靖就兵法的问答。所讨论的问题十分广泛，其不少论点颇有创见。全书极力强调要把握作战的主动权，“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对如何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则重点从“奇正”关系着手，结合“虚实”、“主客”、“攻守”等问题进行讨论。其分析紧扣对立双方的转化这一关键，“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奇，奇亦正”。而用兵奇正的变化可导致兵力部署上的虚实转化，亦可导致形势上的主客转化。上述观点表明李靖对孙吴之说的继承与发展。他对攻守关系也有极精到的论述，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两者目的一致，“归乎胜而已”。故不能“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书中还详细地述说了他所创制的“六花阵”法。对士卒的教战问题亦有所讨论。《李卫公问对》以丰富的内容和精辟的见解，使其能在众多兵学著作中脱颖而出，位列于《武经》，成为兵家必读之书。宋人评述曰：“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戴少望《将鉴论断》)它在古代兵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李卫公问对》现存有宋刊《五经七书》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四库全书》本等。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亦称《黄石公记》、《黄石公三略》。相传其源出于姜太公姜尚，经黄石公推演并授给张良，故旧题黄石公撰;《隋书·经籍志》称“下邳神人撰”，均不可考。约为秦汉之间的作品。所谓《三略》，意为上、中、下三卷韬略，共3800余字。今存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武经七书》本等。《三略》是一部从政治与军事关系上论述战胜攻取的兵书。“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在政治上，它强调以“道”、“德”、“仁”、“义”、“礼”治国，要求明君得人心，选贤才，“赏禄有功，通志于众”。在军事上，它认为从事战争要从保民的目的出发，“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救天下之祸”，“以义 除不义”。它还认为：“将者，国之命也。”要求将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以身先人”，重赏将士，严明号令，确保机密，等等。尤为可贵的是，《三略》对将帅、士兵和民众的各自作用作了中肯的论述，指出“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庶民者，国之本”，“以弱胜强者，民也”。《三略》上中两卷是对前人兵法《军谶》、《军势》的征引与发挥，下卷则是作者自己的论述。该书为历代兵家所重视，对后世影响颇大。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古司马兵法》。原为西周时有关军礼、军法的汇集。战国时，齐威王令人追述整理，并将春秋时齐国大司马田穰苴研究兵法的文字加了进去，“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故该书写成于战国中期。《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礼类，曰：“《军礼司马法》百五十篇。”后内容多有散失。至隋仅存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司马兵法》三卷，齐将司马穰苴撰。”两《唐书》、《宋史》俱从《隋书》所录。宋代官修“武经”，将《司马法》收入《武经七书》，内容为一卷五篇(一为三卷五篇)。其篇目名称也非专名，仅选该篇第一句为题，即：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清人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司马法》对战争持“慎战”的观点，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治军方面重视“以仁为本”，“以礼为固”，强调军礼军法的执行，所谓“赏不逾时，罚不迁列”。动兵之前强调多方谋划，充分准备，提出“五虑”、“阜财”、“右兵”等。战术运用上则要“筹以轻重”，因时、因地、因敌而灵活多变。《司马法》还保存有部分春秋以前的军事思想和用兵原则，如“成列而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等。《司马法》成书后即为兵家所重视，“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司马迁评价其“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之后，曹操、杜预、李靖等亦多引《司马法》论兵。现存有日本藏宋刻《武经七书》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本等。

《六韬》是中国古代兵书。相传为周初吕尚(姜太公)作，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作品。现存六卷， 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故名。该书重视武器和战法的革新，主张分进合击，阐述了步、车、骑各兵种的运用及其协同问题，并记述了古代军事秘密通信制度。《六韬·王翼第十八》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我国军队最古老的“司令部”的组织和任务分工。该篇所论述的司令部的18项工作，除“术士”一项外，其它诸项仍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篇首详述的“凡举兵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纪纲”的选拔司令部人才的重要性和条件，至今对我亦有明显的指导价值。《六韬》被列为宋神宗时颁布的《武经七书》之一。

兵书。亦称“吴子”。中国古代著名兵书， 《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吴起著。故又称“吴起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吴起》 48篇，后大都散佚。今本《吴子》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近5000字。该书主要是吴起和魏文侯、魏武侯有关当时治国强兵、作战指挥和一般战术原则的问对记录。它以“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为核心，明确提出了“图国家”的整军经武目的;“因形用权”、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和“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 《吴子兵法》在历史上曾与《孙子兵法》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为历代兵家所重视，并被译成日、英、法、俄等国文字流传于世界。

中国古代兵书。战国时期军事家尉缭著。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编入《武经七书》，作为武学必读的军事教材。《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杂家《尉缭》29篇，并注“六国时”三字，另著录兵形势家有《尉缭》31篇。今本共5卷24篇：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武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尉缭子》将战争分为“挟义而战”的义战与“争私结怨”的非义战两种，赞成“诛暴乱、禁不义也”之义战，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之非义战，指出杀害无辜，滥施武力是强盗的行径。认为将帅应有良好的品德，“勤劳之师，将必从己先。故暑不立盖，寒不重裘，有登降之险，将必下步。”(《战威》篇)“凡将，理官也”，应“不私于一人”(《将理》篇)，公正地处置各种事情。指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兵谈》篇)是将帅应具有的素质，而“心狂”、“耳聋”、“目盲”则是为将者的弊病，应加以避免。主张对士兵进行道德教育，“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战威》篇)，认为只有“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重刑令》篇)，才能使军队“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制谈》篇)。《尉缭子》的武德思想是以“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是反对“卜筮”、“祷词”等迷信做法而重视人的因素在伦理道德领域的具体表现。此书集先秦法兵家之大成，被后人称誉为“不在孙武之下”的兵书名著，在军人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近代语录体兵书。蔡锷辑。1915年云南陆军讲武堂石印本。1917年上海振武书局铅版印行。蔡锷(1882—1916)，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从事军事教育工作。1911年在云南发动反清起义，1915年又参加护国战争。翌年病逝于日本。一生潜心军事研究，编撰有《军国民篇》、《五省边防计划》等多部军事著作。1911年初调任云南新军协统时，为加强新军教育，摘录曾国藩、胡林翼论兵言论，辑成《曾胡治兵语录》。共1.4万多字，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正、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12章，每章后附按语。蔡锷在序言和按语中，阐发了对选将、用人、治军、作战等军事问题的主张和观点。认为选将要慎重，为将要智勇兼备;能耐劳苦，赏罚分明;练兵要严格要求，申明号令;兵机讲究持重稳慎，简练慎出;战法重奇正，强调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制定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主张中国对外敌作战，宜采取诱敌深入战略，“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1924年蒋介石曾将本书增辑“治心”一章，加序言再版印行，作为黄埔军校学员教材;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作为八路军将士军事读物;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又重印出版。

战国慎到撰，一卷。《汉书·艺文志》著录42篇，今存七篇及一些佚文，内容多为法治理论，如云“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大君任法而弗躬”，“官不和亲，法不遗爱”等。 《四部备要》收入一卷之五篇，系明人搜集残缺，重为编次之本。 清有严可均所辑，收入《全上古三代文》;缪荃孙有据明慎懋赏刻本移写之藕香移钞本，此本附补遗、校记，涵芬楼影印并收入《四部丛刊》;马国翰《玉函山房丛书》亦有所辑。

全名为《仲长子昌言》。东汉仲长统著。“昌言”即为“当言”。据《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统每论说古今及世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34篇，十余万言。”但大部分已经佚失，只有十之一二保存下来，《后汉书》“本传”中录有《理乱》、《损益》、《法械》3篇，另外，《群书治要》、《齐民要术序》、《太平御览》等书中存有某些残文。内容主要是对汉末各种社会弊端的批判，主张“限夫田以断并兼”，反对汉初以来的神学传统思想，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和因时变易的思想。《昌言》的辑本有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后汉文》和清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

战国时尸佼作。《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尸子二十篇”，谓尸佼为鲁人。《史记·荀卿列传》“楚有尸子”。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说：“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书已散佚。唐《群书治要》卷36，录有《劝学》等13篇。清汪继培辑有14篇与若干片断，较为完善，但已非原书。其中存有先秦佚说甚多。其学术思想，“非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刘向《孙卿子叙录》)。提出“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尸子·公事篇》)的主张。但有兼综、贯通各家学说的倾向，提出：“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巳皆弇(同掩)于私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尸子·广泽篇》)

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春秋末年齐人孙武编撰的我国古代一部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又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共十三篇。有《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事》、《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共约五千九百字。该书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和最有影响的兵书。书中对于战争的各个方面，均有系统而精辟的论述。作者认为，战争是国家大事，必须认真研究。他提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要素：道——对人民有无恩信，即战争与民心向背的关系;天——是否上知天时;地——是否下知地利;将——能否委贤任能;法——是否法律严明。在这里，他把“道”，亦即政治列为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他还认为战略战术在战争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而提出两条指导原则：①实行速决进攻的运动战，反对域塞战。②争取主动，使敌人陷入被动;消除自己的弱点，使敌人陷入被动;消除自己的弱点，造成敌人的弱点。总之，该书对于军事领域里的许多基本矛盾，都进行了很好的论证。它不但为我国历代军事家所推崇，而且也深得世界各国军事家的高度重视和崇高评价，被誉为“东方兵学之鼻祖”，影响极为深远。自古以来，该书版本不下五十余种，主要有曹操、杜佑等十一家注。现存重要的版本有南宋宁宗时刊刻的《十一家注孙子》三卷足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本等。

东汉末荀悦著。共5卷：政体、时事、俗嫌、杂言上、下。通行版本有《汉魏丛书》、《四部丛刊》。清卢文绍作《申鉴校正》。主张儒术治国，强调“重民”，“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杂言上》)。主张“德刑并用”(《时事》)，“教初必简，刑始必略，事渐也。教化之隆，莫不兴行，然后责备;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后求密。未可以备，谓之虚教;未可以密，谓之峻刑。虚教伤化，峻刑害民”(同上)。强调“以道德治民者”(《政体》)是渡水之舟，“乘舟者逸而安”(同上)。认为统治者应以身作则，“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善禁之至於不禁……若乃肆情于身而绳欲於众，行诈於官而矜实於民，求己之所有余，夺下之所不足，舍己之所易，责人之所难，怨之本也”(《政体》)。认为“生之谓性也，形神是也。”“凡言神者，莫近于气，有气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恶喜怒之情矣”(《杂言下》)。认为“孟子称‘性善’，荀卿称‘性恶’，公孙子曰‘性无善恶’，掦雄曰‘人之性善恶浑’”都不合理，肯定刘向“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之说。强调性与情是相统一的，“好恶者，性之取舍也，实见于外，故谓之情尔，必本乎性矣”(同上)，“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动之别名也”(同上)。反对“性善情恶”等割裂性情的错误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