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汤用彤著。原为作者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在中央大学及北京大学授课讲义,后由汤一介整理校定,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全书五章,分别为“隋唐佛教势力之消长”、“隋唐传译之情形”,“隋唐佛教撰述”、“隋唐之宗派”、“隋唐佛教之传布”。书末附有隋唐佛教大事年表和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书中叙述了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注意佛教的发展与社会政治之关系。并详细叙述了隋唐时期佛经的翻译、中国僧人的著述以及各宗派的发展情况。还将隋唐佛教与魏晋佛教作了比较研究,归纳出隋唐佛教具有统一性、国际性、自主性、系统性四个特点。收入《汤用彤论著集》之二。

中国旧时的蒙学课本。相传为南宋学者王应麟编著(一说为宋末区适子著)。今本经章太炎修订。都是三字一句,便于诵读和背诵。内容包罗甚广,其中也涉及伦理道德方面。如“人之初,性本善”,但不教育就会背离善性——“苟不教,性乃迁”,故父母师长要尽教育之责,把三纲五常作为立身的准则,把扬名显身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以古人刻苦求学、追求功名,终于有成的事例,勉励少年勤学上进、跻身仕途、荣宗耀祖等等。其在民间流传甚广。

《陶行知教育箴言》从陶行知先生诸多著作中精选出最经典的内容，将其平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精髓汇集成册，以箴言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全书行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处处蕴涵哲学的思辨、教育的智慧。这些经典内容历经数十年的考验，仍保持了极高的学术价值，并对今天中国教育的改革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朱光潜著。写于1932年。同年11月作为作者《给青年的十二封信》(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后的“第十三封信”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作者自称该书是《文艺心理学》的“缩写本”。朱自清作序说:“它自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有些处是那部大书所不详的,有些是那里面没有的。”作者谓本书意图是从人对现实的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三种态度谈起,讨论美感经验中诸问题及美感与联想、文艺与道德、美与丑和艺术的起源、创造、艺术美等问题,以达到“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心美化”的目的。与《文艺心理学》所不同的是,本书采用书信体的方式,文笔浅近,情文并茂。其最后一章谈到“人生艺术化”问题更具特色。收入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

徐复观著。1966年台湾学生书局初版,1984年增订八版。1987年沈阳文艺出版社出大陆版。全一册。此书与《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为姊妹篇。作者以中国训诂学、考据学与西方康德哲学、胡塞尔现象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哲学比较间融的方法,审察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经籍、艺术文论与画史,讼冤辨伪,疏源扶正,诠述中国的艺术精神及艺术根源、艺术发生、艺术本质,以及以绘画为主的艺术发展史。展现了以中国哲学的心性论为基础的、有现代释义学特征的美学理论建构。旨在显发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的道德、艺术、科学三大支柱中实有的艺术支柱。指出中国文化至孔子始有对于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也只有孔、庄两个典型。孔子所开出与奠定的是儒家系统的“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精神,是仁乐(道德与艺术)合一的典型,此为万古标程。庄子所开出与奠定的道家系统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是彻底的纯艺术精神。老庄的道落实于人生为一种最高的艺术精神,此至庄子始显著。庄学心斋与坐忘工夫所把握的虚静的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此艺术精神所成就的是“至乐天府”即艺术的人生与人格的彻底艺术化,其真实内容乃使人的精神得到自由解放。此一思想系统开导出中国艺术发展的坦途,此后中国的艺术活动尤其是绘画的主流始终在庄学精神中发展,并认为庄子对艺术精神主体的把握及其成就乃直接从其人格中流出,而吸收此一精神的大画家大文学家的作品也直接从其人格中流出并即以之陶冶其人生,故庄学依然是为人生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是中国艺术的主流。此书概念明确,思路清晰,分析透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汉语语源学的第一部著作。东汉刘熙撰。《释名》 之“名”,指事物名称之名,即现代所谓 “概念”。刘熙在 《释名》 中试图将各种事物得名的来历作一探求,以作出语源上的解释,使人明其 “所以然”。这在古今,都不失为一个有趣的题目。全书分二十七篇,共一千五百零二个词条,大部分是 “百姓日称” 即日常词语,体例仿照 《尔雅》,有《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形体》、《释姿容》、《释饮食》、《释衣服》、《释宫室》等。《释名》的释义方法非常特别,主要是利用同音或近音的字,以及双声叠韵,即所谓 “声训”。如:“皮,被也,被复其体也。”又如:“兄,荒也; 荒,大也。” 再如:“胎,始也。” 汉代语言学,《尔雅》 为训诂之始,《方言》从比较方言角度研究词汇,《说文解字》从文字角度研究语言学,《释名》则从声音来释义,在汉代语言学中别开一番天地。

修辞著作。陈望道著,上海大江书铺1932年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新1版。全书共分12篇。第一篇概述修辞现象和修辞学全貌,指出修辞有积极修辞、消极修辞两大分野。第二篇讲述修辞可利用的语言文字的可能性。第三篇分析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两大分野的区别和联系。第四篇“消极修辞”,从明确、通顺、平匀、稳密四个方面论述。第五篇至第九篇“积极修辞”,分辞格和辞趣两大部分。辞格部分重点论述了材料上的、意境上的、词语上的、章句上的4大类38种辞格,辞趣部分论述了辞的意味、音调和形貌。第十篇阐述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第十一篇介绍各种文体风格。第十二篇为修辞学小史及结语。该书不仅对汉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方法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归纳分析,而且从理论上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研究方法等作了科学说明,从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新体系。该书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修辞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学论著。郭沫若著。1930年出版。1947年上海群众出版社修订出版。自序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它为响导”。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本书系统地研究了先秦历史,从渔猎、畜牧、耕种、工艺、贸易等社会生产活动中,找出了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法律、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从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的产生与对立中,说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透过三皇五帝、唐虞禅让,大同之世等神话传说、结合考古资料,揭示了中国远古社会的风貌,从而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史学家描绘的古史系统。根据先秦社会的演进,推断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指出中国也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阶段。本书是第一本运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阐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史学著作,第一次提出中国经过奴隶制的论断,从而为中国奴隶社会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诞生。本书存在着用恩格斯分析过的西方情况硬往中国古代资料上套的痕迹。在一些问题的论证上存在着严重偏差。如认定殷代为原始社会末期和金石并用时代;把《周易》当作殷末周初的作品,据以研究其时的社会状况;将《尚书·洪范》认成箕子所作,据以分析周初的思想;误信罗振玉的《殷文存》和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否定中国井田制度的存在,以及忽视两周社会的不平衡性,等。其中一些缺点已在其《古代社会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得到纠正。有些观点作者后来也有了改变。

三卷。附录一卷。清陆廷灿撰。陆廷灿,字秩昭,嘉定 (今上海市嘉定县)人。生卒年不详。曾任崇安县知县,候补主事。著有《续茶经》外,还有《南村随笔》、《艺斋志》。从唐代以来,茶品首推武夷,武夷山即在崇安境内,廷灿崇安知县,悉知其情,任职期间已成草稿,归田后编撰成《续茶经》及其《附录》。是书前载陆羽《茶经》原文,并从其原目广采诸家茶说以续之。上卷续茶之源、茶之具、茶之造。中卷续茶之器。下卷分为六部分,下卷之一续茶之煮。下卷之二续茶之饮。下卷之三续茶之事。下卷之四续茶之出。下卷之五续茶之略。下卷之六续茶之图。书后载有《附录》,主要记述历代茶法。茶法,陆羽《茶经》本无此目,而是廷灿另补的,征引繁富,其法切实可行。现存雍正中刊本、雍正乙卯寿椿堂刊本、《四库全书》本。

柳诒徵著。南京中山书局1932年出版。该书撰于1919—1921年间,时值“五四”前后的社会大变革,作者力图宣扬“文化救国”的匡时主张,认为“欲知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勿遽为之判断。”全书共三编,第一编自远古以迄两汉,这时期是中华民族本着自己的创造力,将部族建设为国家,形成一个独立文化的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这时期是印度文明传入中国,和中国本土文化抵牾而融合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今日,这时期是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寝,西方的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率相合汇时期。由于本书能以世界文化发展演化的眼光看待和研究中国历史,且又能列举大量参考书目,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故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反响。胡适称该书是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

本书为陈友松先生的英文博士论文，根据当时中国教育的现实，注重比较教育和教育经济的研究，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赏，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誉为“在教育学与经济学之边缘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工作。”此书为我国教育财政学的第一部专书，开拓了新领域。陈友松留学美国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比较教育和教育行政。他撰写的这本博士论文，对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教育经费筹措、分配和使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此书的完成有赖于大量的、翔实的第一手统计资料。在广泛征集材料过程中，他曾向哥大校友宋子文（时任财政部长）提出要求，希望宋提供历年财政报告。宋慨允，装了一大木箱统计报表空运到美国供他使用。陈先生用三年时间发奋工作，得以优异成绩完成论文。为此他的导师杜威（教育家、哲学家）赞他为“东亚一流学者”。

钱基博著，1937至1938年间发表于《国命旬刊》,在《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中,钱基博将克氏兵法大旨概括为三点:(1)战争之道,尤贵迅速决胜;(2)战略无妨政略,外交以辅军事;(3)操纵敌国之舆论,以煽诱敌国之人心,使之厌战而自为瓦解。本书编译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山维兹军事思想之精粹，博引中国古代兵家典籍以印证，发其大义，明其蕴奥，乃钱氏论兵法之精者。

著名学者王治心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部学术著作,代表着当时学术界对中国宗教思想史作宏观研究的最系统的成就,以后将近50年间,在中国宗教学术的这一领域,一直没有任何新著能出其右。该书虽出于作者对宗教问题的体认和情感而反映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但却以客观冷静的学术态度,运用自远古至当代的大量丰富材料,简明扼要地梳理和评述了中国几千年间极其复杂纷乱的宗教思想。从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创世神话、巫觋卜筮说到三代的宗教思想,从 《中庸》、《楚辞》 中的宗教思想说到秦汉的谶纬迷信,从佛道的传布和争端说到唐代景教与回教的传入,从三教的关系说到明清的天主教与基督教,从太平天国的宗教说到民国以来的反宗教运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以十几万字的小篇幅叙述几千年诸多宗教的大历史的同时,作者还吸纳了当时新生不久而对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宗教学理论(如行动先于思想的宗教起源论),正视并回答了当时的许多学术和思想难题 (如中国是非宗教国还是多宗教国、宗教与科学和迷信的关系等等)。除了对中国宗教思想历史上的很多问题都有新颖独到的视野见解之外,作者在当时提出的某些观点 (如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宗教意识可归入宗教思想等等),甚至对20世纪即将结束时的中国宗教学术界来说,都是毫不陈旧而富于启发性的。

《骈文通义》分五个部分，简述中国骈文之发展、演变。《骈文通义》认为文/言、文/词、文/笔之分有其必然性，经过文饰的文言是文明演进过程中天然形成的。文语二分，文逐渐独立于经子诸史之外，都是一种自然的演进。而且，钱基博将孔子所撰的《文言》视为“千古文章之祖”，并以孔子为界划分出孔子以前的“白话文学时期”和孔子之后的“文言文学时期”。那么，从口语转为文辞，逐渐加以文饰，并独立出“文”，恰恰是文明的上升演化的过程。他认为，孔子所撰的《文言》“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因此奠定了后来的骈文作为文统正宗的依据。明代以降人们将韩愈视为古文，而韩文在唐代仅仅是“笔”而已。直到近代以来桐城派自奉为文章之正轨，失去了文章真源的理解，骈文正宗的说法才受到压抑。另外，钱基博认为，从中西对比来看，骈文这种介于散文、韵文之间的文体，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所以，“文之用偶，出于天然”，骈文文体是文统所在，非骈不成文。

中国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潘光旦研究中国传统家族的专著。1937年成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从家谱与人才之间的关系入手，即以明清两朝嘉兴地区的望族为研究对象，讨论嘉兴人才辈出与其地有名望的家族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以及望族在氏族通婚、存续时间等方面的特点。 该书的主体部分由3类图表构成，①作者从《嘉兴府志》《嘉禾征献录》以及大量嘉兴及其邻郡家谱、乡会试硃卷、年谱中钩稽出的嘉兴91个望族的血系分布图，并从4个方面叙述了这些望族的情况：氏族的由来；氏族的世数、人数等；与他族发生婚姻关系的次数；关于该族盛衰兴替的论证。②以第一类图为基础绘制的一张嘉兴望族之间血缘网络图，呈现出这些望族之间存在的婚姻关系。③这91个望族世泽流衍（世代相承的久远程度）情况的统计表。通过这些史料的整理和组织，作者认为嘉兴望族之间的血缘网是产生嘉兴人才的重要来源，这一论断的得出反映了潘光旦的优生学思想，即择优的婚姻选择有利于优良的才智、心理性情和特殊才能的遗传。 本书的研究方法在当时颇具开创性，即运用统计、图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传统望族的氏族结构、通婚状况、存续时间进行量化分析，从而直观地呈现出望族的形态和特征，是社会科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典范。

戏曲论著。潘光旦著。194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著者受欧美“优生学”、“人才学”影响而对中国优伶所作出的一种研究。全书分为绪论、前论、本论三章。绪论扼要介绍以伶人作为人才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前论分成两节,一是介绍近代以前中国的伶人,二是介绍西洋伶人研究之一斑。本论部分为全书主体,计分“一般概念和一般假定”、“地理的分布”、“血缘的分布”、“阶级的分布”和“结论”五节。在地理分布一节中,著者梳理和分析了前代伶人零星分布的状况、近代伶人的分布和近代伶人的移植三个问题。“血缘的分布”一节则列举近代伶人十个血缘网络的家系,并对其作出叙述和辨析。在“阶级的分布”一节中,著者认为社会态度对伶人的地位影响甚大。全书对梅兰芳、孟小冬、高盛麟、马富禄、叶盛兰等名演员的族谱、家谱进行研究分析,并对从《史记》迄清代正史、野史中的伶人材料作了综合研究。资料广博,立论新颖,研究方法也新人耳目,对中国戏曲史研究颇有启发意义。书中有附录五则:“《系年小录》中伶人的详细籍贯”、“《京剧二百年史》中伶人的详细籍贯”、“六十二个移植的例子”、“马氏恩氏合系”和“不入血缘网的各家系”。书中有大量的伶人血缘网络图和伶人地理移植图等。

钱基博著,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 该书是《庄子·天下篇》的专门论疏,是王云五主编的“国学小丛书”中的一种。全书分叙目、本文、附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旨考论三部分。疏记本文又把《天下篇》分为四部分来解释,它们分别是:总论、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公孙龙。疏文中广征博引,对《天下篇》的文字和义理有详细的训诂和解释。 在《叙目》中,作者提出造此疏文的四个准则:一是“以子解子”,即以《老子》书解释《天下篇》中的老子言,以《公孙龙子》书解释《天下篇》中的公孙龙子言,以此类推。以明了《天下篇》作为周末学术史的地位。二是“稽流史汉”,即以《汉书·艺文志》为考证古代书籍流派演变的根据。三是“古训是式”,即以较早的训诂为根据。四是“多闻阙疑”,即对不十分清楚的文字义理,就存而不论,而不强以为知。

清初文学家、学者余怀著。该书对妇女缠足的风俗,作了深入的研究论证。记载了妇女缠足始于何时,盛于何时,并详细说明其发展、传承过程。

社会学家杨开道著。1937年首印于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在书中，作者将中国农村组织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①周以前的传说时期；②秦汉以后的破坏时期；③北宋熙宁以后的补救时期。乡约产生于中国农村组织发展的第三个时期。通过对乡约在宋明以来的理论和实践的流变分析，作者明确指出：赞赏吕氏乡约那种民约民治精神和朱熹对乡约的增补和完善，尤其是明代晚期通过陆世仪等人将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四者结合，乡约为纲而虚，保甲、社仓、社学为目而实的设想；反对明清乡约由王阳明开启的那种官方主导，自上而下，强迫民众参加的做法，这种做法打掉士绅在乡约中主导地位，直接割裂了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各行其是，将乡约变成了宣讲圣谕的御用工具。 在《中国乡约制度》之前，杨开道发表了《中国农村组织史略》《乡约制度的研究》《吕新吾的乡甲约制度》等文，力图从对中国乡约传统的解读中，分析出民治的因素。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乡约是可以被现代农村组织借鉴的，“乡约发起的动机，完全合于现代地方共同社会的原理”，进而“由村自治而区自治，由区自治而县自治，由县自治而省自治，一步一步的上升，以完全民治的国家”。杨开道对乡约制度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但之后，杨开道对乡约制度能否在中国现代农村实施有了疑问，他的农村组织和农村自治理论，越来越多地显现出西方社会自治的特征。

提傅勤家著。傅勤家生卒年不详。生平履历不详。 “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上海书店影印。全书共二十章,依次为:绪言、外人对于道教史之分期、诸书所述道教之起源、道之名义与其演变、道教以前之信仰、道教之形成、道教之神、道教之方术、道教之修养、道教之规律、道佛二教之互相利用、道佛二教之相排、唐宋两朝之道教、道教之流传海外、道教经典之编纂与焚毁、道教之分派、明清时代之道教、现在之道藏与辑要、宫观及道徒、结论。

《中国文学史讲义》是游国恩1929—1933年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时撰写的讲义，内容是先秦两汉至南朝宋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讲义》首先探讨文学的疆界和起源。游先生对文学史范围的界定在不同的时期有些不同，对文学起源的看法则比后来通行的看法更为通达。《讲义》以“传信”为原则。由于中国文学历史很长，很多材料真假难辨，没有定论，为了保证内容的真实可靠，游先生对重要的作家作品时代真伪均一一考证，梳理旧说，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老一代学人的优良学风和开拓精神，对文学史的创建功不可没。具体来说，如关于《诗经》，对其时代，“二南”“风雅颂”名称的释义，及地域、内容等均有精辟的论述；论证了自《史记》以来因袭的“孔子删诗”的错误；对《诗经》的艺术性作了详尽的分析：这些都是游先生对《诗经》研究的贡献。再如，《悲愤诗》是否为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的真伪，及《孔雀东南飞》的时代和作者，游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后多被学术界接受，成为定论。也有些问题，游先生的看法随着时间有些变化，如五言诗起源的时代，苏李诗、《柏梁台诗》的真伪等。

以明嘉靖本、乾隆辛亥金溪王氏重刊《汉魏丛书》本、乾隆五十六年长洲张松孙校注本与乾隆三年黄叔琳校纪昀评本《文心雕龙》互校，每篇下皆分"发指"、"校勘"二部，"发指"阐述《文心》各篇宗旨，"校勘"分录各本异同。书虽篇幅不巨，然皆有益于学者。

一卷，成书于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俞樾闻知浙江布政使刘树堂藩署中有琼花，作绝句乞赠；收到所赠琼花，以为聚八仙，口占一绝；其实琼花与聚八仙实一物而异种，因而为刘树堂赋长歌；俞樾给诂经精舍诸生出考题“杭州琼花歌”，见到丁丙送来明人杨端《琼花谱》，于是作《杭州琼花歌》；且为辨别古今琼花差异而绘《琼花图》，又成二绝句，以写未尽之意。其中《闻浙藩署有琼花，戏作小诗，乞刘景韩方伯翦赠一枝》《越日琼花至，实即聚八仙也，口占一绝句》《景韩方伯索作琼花诗，为赋长歌》《杭州琼花歌》等四首又见于《春在堂诗编》十四《壬癸编》。

游国恩著，本书列为台湾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之一,1968年初版,1972年二版。全书十八章,首章总论文学之范围及文学史,以后各章从中国文学起源的探讨开始,全面论述了未有文字时之初民文学、唐虞时代之文学、夏代文学、商代文学、周代文学等先秦文学,而对上古谣谚、《诗经》、楚辞的论述是本书的重点。这不仅因为在各体文学的起源中诗歌最早,而且先秦时代朝廷设采诗之官,掌采民间歌谣,藉以观风俗、知得失,“诗三百篇”即由此而来。著者紧扣先秦社会生活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详细阐述了《诗》之来源及《南》《风》《雅》《颂》,《诗》之时代背景及其艺术特征。著者特别专章论述了较少为文学史家注意的春秋战国时的杂歌诗,这些杂歌诗流行于鲁、齐、晋、楚、宋、吴诸侯各国之间,十九皆民歌,含有丰富的社会、政治、风俗、人情等内容,是《诗经》之外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著者还详细论述了楚辞兴盛的原因和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概括地总结了楚辞的文学渊源和现存作品所蕴含的宇宙观念、神仙观念、神怪观念、历史观念。全书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是一本关于先秦文学的普及读物。

《西域史地考古论集》以《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和《西北史地论丛》两部底本，从黄文弼先生的全部历史研究和考古著作中选择重要的论述部分，摒除图版、说明以及一些次要繁琐的部分，编选而成。作者在进行历史论述时往往包含着他所亲身考察的地理、考古内容，而在他的考古著作中又往往包含着他的历史、地理研究心得。本书将史学、地理学和考古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融通为一，以体现作者研究的主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