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该书列女子各种嫉妒骄悍之状，比照大清律法，予以各种刑罪之名和处罚之法。书虽体露出浓重的男权思想，但对今人了解清季女性所受社会之压制，颇具认识意义。 是书《八千卷楼书目》小说家著录。

戴名世著。见《南山集》，收于《清代散文选注》。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时作者以教书餬口，生活困顿，遂写此文以抒不平之气。唐代韩愈曾作杂文《送穷文》以抒愤。此文进一步发挥为穷鬼作传。开头写曾依附于韩愈的穷鬼，九百年后来附于被褐先生(即作者)，于是使他“穷于言”、“穷于行”、“穷于辩”、“穷于才”、“穷于游”，动辄得咎，“蒙尘垢”，“忧众口”，一生潦倒。然而穷鬼向他指出，“穷”于先生亦有功：“吾能使先生歌，使先生泣，使先生激，使先生愤，使先生独往独来而游于无穷”，说明“穷”能锻炼自己愤世嫉俗的倔傲的性格。最后，写穷鬼的功效已成，隐身而去。全篇借为穷鬼立传，揭露社会的黑暗，世态的炎凉，抒发作者怀才不遇、磊落孤愤之慨，表现了对现实的抗争态度。文中采用寓言手法，寓庄于谐，笔墨淋漓酣畅，曲尽激愤之情。

北曲音韵专著。元周德清撰。本书前一部分为韵谱，以北方实际语音(一说为大都音、一说为洛阳音)用韵为标准，分列19部，各部下字，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类，入声字派入其他三声，此即是所谓“平分阴阳，入派三声”。它是北曲最早的韵书，后世北曲甚至南曲曲韵著作，以及演员唱曲，正音咬字，都以此为根据。后 一部分为《正语作词起例》，作者强调声律至关重要，并对元曲的辨音、用字、格律、务头等问题，作了专门论述。原书成于元泰定元年(1324)，有周氏自序。元末已有刻本，今不传。现存的最早刊本为明正统六年(1441)讷庵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中华书局据以影印。存本甚多，通行者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近人任二北有《中原音韵作词十法疏证》，收入《散曲丛刊》。

陈宏谋手札是陈宏谋与私交好友或同僚的私人书信集,它并没有官场文书的呆滞板重和程序化,也没有应制而作的虚伪作态,其言语浅近淳朴,感情真挚,用语简练精粹,往往是随人随地随事而发,娓娓谈来,亲切近人,说服力极强,真实地表达了陈宏谋个人的思想和心声,也反映了时代的思想。手札是陈宏谋思想原生形态比较真实地展现,他在私人书信中显得更为随意,信手写来,闪烁着大儒智慧光芒的观点,于人生、官场、学识诸方面无不涉及,对清代中期以降士大夫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养正遗规》的指导思想《养正遗规》主要是有关养性、修身、儿童及青少年启蒙教育、读书和学习方法等方面的论述。养正,源于《易经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蒙”是由卦象所取的名称,义为蒙昧,代表幼儿的童蒙。童蒙应受到良好的教育,然后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此书一行世,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成为清代蒙童教育教材、清末中学堂修身科教科书,获得了清代曾国藩、台湾学人南怀瑾、佛教净空法师等人的推荐,民间也甚流行。

有关女子教育的文献。清代陈宏谋编。是《五种遗规》之一,分上、中、下三卷。它采集历代女子教育的书籍有关所谓“女德”的内容,合辑编成。收班昭著的《女诫》、蔡中郎的《女训》、宋若莘的《女论语》、吕近溪的《女小儿语》、吕新吾的《闫范》、王孟算的《家训御下编》、《温氏母训》等组成。多为表彰贞妇烈女,宣传闫范母训等内容,在清代流传甚广。

五卷。清陈宏谋撰。陈宏谋辑有五部论道德和教育的著作，合称《五种遗规》。即有关社会生活的《训俗遗规》五卷，有关教育少年的《养正遗规》四卷，有关教育子女的《教女遗规》三卷和《从政遗规》两卷以及有关官箴的《在官法戒录》四卷。著有《陈榕门先生遗书》、《女训约言》一卷、《湖南通志》、《手札节要》三卷、《课士直解》七卷等。《训俗遗规》即《五种遗规》中一种，集古今名言，人人易晓者，辑成四卷。后无锡华希闵重刻，又以邵宝手帖，顾宪成示儿帖，高攀龙《家训》及清张英的《聪训斋语》，及其先人所著《家劝》，共为一编，而成五卷。《训俗遗规》收入《五种遗规》，《五种遗规》有清乾隆八年(1743)南昌李安民刊本、同治七年(1868)金陵书局刊本、清光绪十九年(1893)上海洋布公所振华堂刊本、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浙江书局刊本、《四部备要》本。

《从政遗规》中有关官吏道德问题的观点和论述。《从政遗规》是中国古代重要官箴著作,清代陈宏谋编辑的著作《五种遗规》之一。清代乾隆年间,陈宏谋对宋代至清初二十二位封建官吏的官箴著作加以辑录而成,是供清代官吏修齐治平的重要参考书。《从政遗规》是研究宋代至清代初期官德思想的重要著作。作者在书中“篡录前贤嘉言,阐明修治至理”。目的是为“有司牧之责者”一官吏提供“临民治事”的原则和方法。

四卷。清陈宏谋著。陈宏谋(1696—1771)，字汝咨，号榕门，广西临桂 (今桂林)人。雍正进士，乾隆间官至两广总督、署湖广总督、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为一代名臣。本书是他任地方督抚大吏时所作。书前有自序，其中说，地方胥吏舞文弄墨，作奸犯科，干出了种种罪恶勾当，其原因在于不知礼义的可贵，丧失了廉耻之心。因此当务之急，在于对他们进行道德修养教育。于是，陈宏谋在理政之余，采集史籍中所载的吏胥之事，并加论语，结集成书，名为《在官法戒录》。目的在于，使天下之人、包括男女老少及贵贱贤愚者，均引为教训，以戢息恶念，发扬善心。书分四卷：卷一为总论，卷二、卷三为法录上下，卷四为戒录，备列了善吏招致吉祥、恶吏招致祸殃的事迹。可以看出，作者在教导胥吏弃恶从善方面，确实是煞费苦心，但是书中的因果报应在实际上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有乾隆刊本。陈宏谋著有 《培远堂全集》。

作者雍乾名臣陈宏谋将“先儒格论编采成书”，以“警醒俗学浮靡之弊习，有裨经世利济之实学”。《学仕遗规》在清末民初被列为社会教育和蒙童教育教材。

《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及《庙堂忠告》三书之合称。元张养浩撰。《牧民忠告》系任县令时著，二卷，分拜命、上任、听讼、御下、宣化、慎狱、救荒、事长、受代、居闲十章。《风宪忠告》为任御史时著，一卷，分自律、示教、询访、按行、审录、荐举、纠弹、奏对、临难、全节十篇。《庙堂忠告》为任参议中书省事时著，分修身、用贤、重民、远虑、调变、任怨、分谤、应变、献纳、退休十篇。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黄士宏合三书为《为政忠告》，有《四部丛刊三编》本。宣德六年(1431)李骥重刻，改名《三事忠告》，有《贷园丛书》本。

元明之际学者谢应芳著，共4卷15篇，另附录1卷(193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旨在维护儒家纲常名教，反对崇拜佛教、道教和求神问卜等时俗弊端。《四库全书提要》说，谢氏“因吴俗信鬼神，多拘忌。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议论，一一条析而辨之。”其目的在于“能因风俗而药之，用以开导愚迷，其有益于劝戒。”谢氏认为惑民之说，莫大乎老、释，崇信佛、道有害无益;祈祷鬼神是伤风败俗、费事殚财，违背圣贤古训的异端，要求人们废除神祠。在《死生》篇中，指出死生乃自然之道，非人力所为。不必求神问卜，枉求长生不老。要想长寿，就必须活动、劳动。“禹走天下，乘四载，治百川，可谓劳其形矣，而寿百年。颜子肖然坐于陋巷，箪食瓢饮，外不诱于物，内不动于心，而年不及三十。劳其形者长年，安其乐者短命。禀之于天，非人力所能为。”这些观点，有合理因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明代学者曹端“初读谢应芳《辨惑编》，笃好之，一切浮屠、巫觋、风水、时日之说屏不用。上书邑宰，毁淫祠百余，为设里社、里谷坛，使民祈报。年荒劝振，存活甚众。”(《明史·曹端传》)

清代文章理论著作。12卷。唐彪著。本书有清刊本，与《父师善诱法》合为一集。全书依次详细阐述了读书、作文、修辞、用字等各方面的问题，其宗旨在于强调：要想提高写作能力，一则必须加强品德修养，二则必须博学多能。三则必须讲求学习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不汲汲于文而文愈工”。他说：“文无他诀，惟贵体认。体认者，谓设以身处其地，处其时，而体认其理也。理之体认既真，则经书非先圣先贤之言，乃吾身真实固有之理。由是发为文章，句句皆真诠实谛，格自然佳，词自然畅，气自然顺矣。”在具体的写作方法方面，唐彪强调写好文章开头和注重细节描写。他指出：“一篇机局扼要”，全系于“文之发源”，“此处若能得势”，则以后就从容多了。“文之有描写，犹画者描写人容也。容貌毫发不肖，不得谓之工;即容貌肖矣，而神气毫发不肖，亦不得谓之工。故文章最重描写，而最难者亦无如描写也。是以描写宜细，不细即粗陋矣。描写宜详，不详即缺略矣。描写宜文，不文即俚俗矣。”唐彪还指出：学路要宽，师法要广。“专读应世之文，其弊也，恐思路流于浅庸，笔气流于平弱。操管为文，必不能超越流俗。专读传世之文，其弊也，恐刻意求深，而流为暗晦，敷词质朴而失于枯躁，又为功名所深忌。”

《礼·内则》：“六年教数与方名，”七年教有别，八年教让，九年教数日，十年学书计、幼仪，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成童学射御。古圣人幼学法程，其次第秩然，本末兼具如此。

张之洞撰。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刊行。共二卷,四万余言。上卷为内篇,分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下卷为外篇,分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本”指封建纲常名教,不可动摇;“通”指西方生产技术和坚船利炮,可变通仿行。全书系统阐述和发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思想,主张借西方科学技术之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之体。猛烈攻击“开议院,兴民权”的政治主张,污蔑“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运动。深得清廷赏识,广为刊布,“不胫而遍于海内”。先后译成英、法文版。1900年曾易名《中国唯一的希望》,在纽约出版英文本。

《教童子法》是专门论述启蒙教育的书,也是中国最早的小学语文教学法著作。书中对识字、写字、读书、属对、作诗、作文方面的基本训练作了系统的论述。如识字,王筠认为应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字来教。教日月二字,可告诉儿童天上的日月;教上下二字,可告诉学童在上在下的东西。纯体字教过再教合体字,也就是按会意、形声造的字,如“明”、“秧”等。先易后难,便于儿童接受。书中对小学教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也有独到之处。他要求教师注意教学法,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循序渐进,步步着实”。培养人才不能只讲“功名”,而应功名、学问、德行三者并重。旧时私塾教师多强迫儿童硬读死背诗书,甚而体罚,书中针对这种情况鲜明提出反对意见:“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王筠文学、文字学方面有很高造诣,不少见解对今天教学领域仍有启迪作用。

一卷。书论。明代丰坊撰。是书系丰氏为初学书法者而作。是书从论用笔、论次第、论名言、论法帖、论墨迹、论临摹、学书次第之图、楷书、行书、草书、篆书、八分等各个角度为学书者指示具体的循序渐进的门径,并举出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宜学什么书体,什么碑帖,皆一一写出。

一卷。明吴麟征(生卒年不详)撰。海盐 (今属浙江)人。天启二年 (1622)中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明亡殉难。此编皆为吴麟征居官时,寄训子弟之书。由其子吴蕃昌摘录其语,辑为一帙,故名 《要语》。吴蕃昌字仲木,儒学家刘宗周的门人。

明祁承爜撰。祁氏澹生堂为明季著名藏书处，后毁于明清交替的战乱中。此前祁氏曾“杂取古人聚书、读书足为训规者”列于《澹生堂藏书约》之后，并“示以购书、鉴书之法”，旨在“令儿辈朝夕观省”，以继其遗志。其后共有三个部分，即《读书训》(并序)、《聚书训》(并序)和《藏书训略》(购书/鉴书)。祁氏除在《澹生堂藏书约》中自叙其自幼喜爱读书，乃至建立一生笃嗜藏书的爱好经历外，在《读书训》中他还提出了“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若能常保数百卷，千载终不为小人”、“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尔辈读书，务须奋志法古”等观点。为此，他博采先贤勤学苦读事迹凡23则，其中如王充倚椟看书、顾欢燃松而读、陈莹中粘壁读书、范仲淹帐顶烟迹等，均是广为传颂的勤读掌故。《聚书训》亦为“摘取古人好学事，类次为编”(张宗泰《跋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约〉》)而成书的，只是内容侧重在“聚书”上。

治生之道，莫尚乎勤，故邵子云：“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岁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言虽近而旨则远矣。

学生上学，先学规矩，走路端正，低声细语。一到学堂，恭敬先生，轻手动脚，不像学生。小声说话，大声认字，一教便记，莫想别事。一样字音，要分平仄，不大声认，无所分别。一样笔画，先看偏旁，偏旁一样，再看中央。笔笔记清，字字说响，虚字实字，随认随讲。一字两讲，读分轻重，只记口歌，认它何用？桌上拭净，书放端正，手脚莫动。

封建社会传统女教之书之一。唐代女学士宋若莘撰，其妹宋若昭对书进行了申释。共10篇，包括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侍客、和柔、守节等十二章，体例仿效《论语》。以前秦设学授业的女经学家宣文君宋氏代替孔子，以东汉曹大家(即班昭)等人代颜渊、闵损，用问答体，四字一句，阐述封建妇道。《女论语》在序言中，就申明了三贞四德的女教大义，“古来贤妇，九烈三贞。名标青史，传到而今。后生宜学，亦匪难行。第一守节，第二清贞。”《女论语》还特别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行为规范，如在处理夫妻矛盾时，“夫若发怒，不可生嗔”，要“退身相让，忍气吞声”。孝敬父母，是妇女之道的应有之义，“女子在堂，敬重爹娘，寒则炕火，热则扇凉，饥则进食，渴则进汤。”对家庭其他成员和东邻西舍均要“以和为贵”，要“上房下房，子侄宜亲，东邻西舍，礼数周全”。妇女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矜持端庄，谨行循礼，“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交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即使坐谈应对也要循礼有节，“凡为女子，当知礼数。女客相过，安排坐具，整顿衣裳，轻行缓步，敛手低声，请过庭户，问候通过，从头称叙，答问殷勤，轻言细语，备办茶汤，近来送去……如到人家，当知女务。”《女论语》主要强调敬事，在男尊女卑的思想基础上，把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具体化。但较之《女诫》似乎平和，内容也更丰富具体。其中也包含着不少女性修养的合理因素，反映了东方女性特有的矜持端庄、温文尔雅等女性美。今存的《女论语》托名曹大家撰，语句均为四言韵文，亦非问答体。后人推测可能不是宋若莘原著，或许是宋若昭的申释之书。

明成祖徐皇后为教育宫中妇女所写。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全书包括德性、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等二十章。《内训》首章即讲女子的德性在于孝敬、柔顺而“能配君子”，要求女子“仁以居之，义以行之，智以烛之，信以守之，礼以体之。”教导凡为妻者要明阴阳之大义，“能推是适”，以事其夫，要“体柔顺……服三从之训。”要求女子“秉坤仪”、“著母德”，以“父天母地”来说明三从四德的孝顺、节义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内训》在较多地从理论上阐扬封建妇道同时，特别选辑了先人的女教典训，在“崇圣训”、“景贤范”诸篇中阐发了古哲先贤的“嘉言善行”作为妇女学习的典范。要求培养专一主内，有“内助之德”，行“内助之功”，绝对顺从的贤妻、良母、孝妇、贞女。万历八年(1580年)，明神宗颁令刻印《内训》，“使庶民之家得以训诲女子”。此后，王相以传统的儒教思想对此书加以笺注，并收入《女四书》中，成为封建社会的女教教材，对后世影响很大。

蒙规
家之兴由子弟之贤，子弟之贤由乎蒙养。蒙养以正，岂曰保家，亦以作圣。叙蒙规三篇，第十二。

蜀郡石生名每，弱冠游痒，丰神秀逸，以父母早世，自幼随大母，依伯父履吉。吉尝贩楚，富有金而艰于嗣，以故夫妇爱每胜己出，寻常不令出庭户。时届清明，随一仆至坟园拜扫。焚帛既毕，散步村郊，去墓二三里，得一溪。溪西有小庵，桃花出短墙，色艳殊常，遂度平桥，绕溪行百余步，见庵门半启，上悬朱额曰“朝云”。入则惟一老僧趺坐，喃喃诵佛号，见客不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