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西汉琴学著作。扬雄撰。扬雄不仅是西汉末年名重一时的学者和文学家,而且对音乐也有造诣。他撰写的琴学著作《琴清英》今虽全书已佚,但我们仍可从清严可均辑录的佚文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既有琴曲介绍、琴歌著录,又有琴界事迹的琴史性质的著作。西汉时期,琴学发展出现新的兴盛,名家间出,弹奏技艺更臻精绝,新的创作不断涌现,于是,总结性的琴学专著也相继问世,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琴学专著如《雅琴赵氏》、《雅琴师氏》、《雅琴龙氏》就达一百一十四卷之多。当然,还有《汉书·艺文志》未曾著录的亦不在少数,《琴清英》即属此类。《琴清英》现存佚文主要介绍了汉代流传的琴曲《子安之操》和《雉朝飞操》,叙述了先秦时琴家孙息和祝牧的精湛琴艺及创作事迹,为考察和认识汉代及以前琴学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八卷。明吕震等撰。吕震,字克声,临潼 (今陕西临潼县)人。洪武年间入太学,永乐年间任礼部员外郎,宣德年间任礼部尚书。为人奸险佞谀,不识大体,但精力充沛,记忆超人。著有 《宣德鼎彝谱》。是书为奉明宣宗之命而编撰。书前有华益殿大学士杨荣序,书后有嘉靖甲午年间文彭跋。卷一至卷二,主要记载当时所奉皇帝命令的情况,以及礼部呈进图式和工部请议物料诸疏;卷三,主要记载工部请给物料疏,礼、工二部议南北郊至武学、武成二殿及历代从祀名将所设鼎彝名目;卷四,主要记载太庙内府宫殿所设鼎彝名目:卷五,主要记载皇帝赐予两京衙门、天下名胜鼎彝名目;卷六至卷八,主要详释新铸各种鼎彝名义及款式,辨析极精,为后世考古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后附项元汴《宣炉博论》一篇。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山人,生卒年及籍贯均不详。工绘画,精于鉴赏,家中所收藏的书法、名画极一时之盛,以天籁阁项墨林印记识之。所撰《宣炉博论》主要论述宣炉所铸鼎彝之妙,如何考证、识别宣炉鼎彝的真伪等。现存有 《墨海金壶》本、《珠丛别录》本、姚若有《钞足本》二十卷、钱锡之刊本、聚珍板本、《四库全书》本、《美术丛书》本。

一卷。作者不详。旧载左圭 《百川学海》中,既无序、跋,也没有所作年月。是书仅三十二条,杂录砚之产地及其故实。中间载有欧阳修、苏轼、唐询、郑樵诸人之说。收录既不广博,也有一些错谬疏漏。如以端溪子石为在大石中生,是沿袭旧说,未加考证。又如许汉阳以碧玉为砚,其事出谷神子《博异记》,实际上是龙女之砚,不是汉阳之砚,这是作者征引之误。但有的记载也可见作者的真知灼见,可供后世检核古砚之用。现存《百川学海》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等。

民国许之衡编著,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上、下两卷。凡10节。主要根据清末寂园叟《陶雅》中的889条归纳整理。分概说、说窑、胎釉、彩色、花绘、款识、瓶罐、杯盘、杂具、疵伪十节,条理比《陶雅》清楚,易于查阅。立论有精当之处,如“物有纯必有疵,有真必有伪。知其纯者、真者,而不知其疵者、伪者,非真知也。惟能知其疵与伪,而不至为疵伪所欺”。也有考证失实之处,如年窑的督陶官应为年希尧,误订为弟年羹尧;臧应选督陶在康熙年间,误订为雍正、乾隆时期。

钱穆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沧海丛刊于1984年12月印行,长沙岳麓书社凤凰丛书于1986年5月出(大陆)版。全书以文化不同学术亦异的文化学术观和比较学术方法,以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十二门立章,对中西新旧学术一一比较会通,探求异同。由此阐述了作者关于在文化学术上中国重会通和合,西方重分别专门的基本观点。并进而阐扬了重会通和合的中国学术传统、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反对“今人一切以西方为衡量”的学术文化观,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原自会通和合,于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全体而始见其价值,并显发出中国的天人内外合一论和心性论。认为会通中西将更有一新学术新境界之向前发展。本书是钱穆文化哲学的代表作,在海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高校文科古汉语教材。王力主编。1962年中华书局初版,1982年出版修订本。是根据1961年5月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以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由若干高校教师共同编写的教科书。修订本4册,约100万字,包括14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3部分,既不同于一般的文言读本,也不同于文言语法和汉语史。全书共收作品257篇,常用词1 086个。文选和常用词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注释,注意古今词义的差异、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以及近义词的辨析。文选部分除注释词义外,还随文注释了一些语法现象。通论包括字典、词汇、音韵、语法、修辞、古书注释和句读、文体特点和古代汉语常识等学习古汉语的必备基本知识。本书总结了各高校古汉语教学经验,创造了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体例。后来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正是沿袭了这种编排体例。若干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古代汉语教材采用三结合的方式是科学的,效果是良好的。三结合的体例非常注重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有机结合,它通过大量的古代典范作品的讲授和阅读,给学生以较多的感性认识,然后以通论和常用词分析使之条理化、规律化、系统化,引导学生较快地掌握古汉语必备的知识。另外本书的“通论”和“常用词”非常丰富,资料价值也很大。

目录书。莫友芝著、莫绳孙编次。有1909年日本田中氏北京铅印本,江宁傅增湘铅印本。莫友芝一生所见古书版本很多,每见辄标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每书之下。又兼采邵懿辰《所见经籍笔记》、汪铁樵(字家骧)批注,由次子莫绳孙编为本书目,共16卷。所录范围不止《简明目录》。其见于《存目》者46种、《四库》未收者647种,悉著于眉端。《简明目录》所收亦有未见传本者,则缺如。每书记其行款、印记,间有考订,可与邵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参互使用。

二卷。宋俞松撰。俞松,字寿翁,钱塘 (今属浙江省)人。仕履无考,惟高宗临本跋内,有“承议郎臣松”之语。此书后有自跋,跋中称甲辰书于景欧堂,可推断此书成于宋淳祐四年 (1244)。此书是继桑世昌《兰亭考》后而作,故名续考。但此书的体例,与桑书不同。全书二卷,上卷载俞松自藏和他家藏本;下卷所载,均为俞松自藏。书中有南宋史学家李心传题跋。但前卷所载跋语,仍沿用“笔阵图”的说法,说王羲之三十三岁书《兰亭序》,有误。然跋语条畅,谙于史事,如宋祁摹碑、青社谥法等条,均足以备考核。传本有 《四库全书》 本。

十二卷。宋桑世昌撰。桑世昌,南宋时人。陆游的外甥。淮海人,世居天台山。此书系考证晋王羲之所作《兰亭序》书帖。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兰亭考》原名《兰亭博议》,共十五卷。刊行时经高似孙删改,存十二卷。按《兰亭序》为行书法帖。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谢安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修禊”,会上各人作诗,王羲之作序。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书中叙述王氏真迹流传的各种说法。真迹原为王氏子孙掌握,后至南朝陈天嘉时,为王氏七代孙智永所得。唐时为太宗李世民所得,推为王书代表,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太宗死,以真迹殉葬。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最著。又有一种说法,石晋之乱时,弃石刻于中山,宋初归李学究所得。李死,其子摹以售人,为定武帅宋祁所得,以石刻之。现今石刻首推“定武本”。书中还考证了王羲之作《兰亭序》的年岁。《辨笔阵图》曾说:“羲之年三十三书兰亭”。桑氏考证,王羲之生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到永和九年(353)兰亭修禊时,应当是五十一岁,纠正了三十三岁之误。至其入法一门,以及书苑禁经诸条,不若姜夔考证之精密,所以曾宏父、陶宗仪等人,都称赞姜考,而不用本书。传本有 《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 丛书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三卷 清林侗撰。林侗,字同人,侯官(今福建闽侯)人。喜好搜集金石,曾游长安,于淳化山中得汉甘泉宫瓦;又携带拓工,在唐昭陵等陪葬地,拓得唐李靓等人的碑刻十六块。本书所著录,都系其所自见者,计夏商周六碑,秦汉十九碑,魏一,吴一,晋五,梁一,后魏三,北齐一,后周二,隋八,唐一百七十三碑。书中考证,大多取之于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并根据自考证所得的材料,加以论证。各碑后还载入后人赋咏诗篇,足见其搜罗之广。书中录有唐代诸帝御书碑,唯独武后的不录。传本“四库全书”本。

一篇。书论。隋代释智果撰。智果,隋仁寿年间书法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亦善文学。隋炀帝为晋王时,召令写书,智果不从,遂被囚于江都。后炀帝为太子,出巡扬越,为其书《上太子东巡颂》,获释,召居慧日道场。隋炀帝谓其书“得右军骨”。此文论述了汉字造型的多种结构和变化规律,以及书法对不同汉字造型结构的艺术处理方式。本文虽不长,但对字的结构分析很有道理。在每项之下,注出所举例字,供学者参考。第一项是“回展右肩”,举出“宁、宣、台、尚”四字;在“潜虚半腹”下说“画稍粗于左,右亦须著,锭近均匀,递相覆盖,放令右虚”,举出“用、见、冈、月”作为例字;在“回互留放”下说“谓字有磔掠重者,若‘爻’字上住下放,‘茶’字上放下住也,不可并入”。主旨在于强调统一中求变化,联系中求对比。如“回展右肩”、“长舒左足”,强调打破对称以求均衡;“间开间合”、“隔仰隔覆”,观察了连续与间断的效果;“回互留放”、“变换垂缩”,指出了统一中的变化;“繁则减除”、“疏当补续”,注意到了疏与密的辩证关系。同时,又把多样统一的观点贯穿到书法“语言组织”的各个单位,从“以侧映斜”、“以斜附曲”到“相承起复”、“行行皆相映带,联属而不背违”,第一次对书法结构组织作了纯形式的探讨,不仅打破了前人论书专重气韵而鲜言结构的格局,而且也为唐人尚法开了先风。有《书法菁华》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标点本。

一篇。书论。清代阮元撰。此篇选自《揅经室集》,专论北碑南帖的字体流变等特点。北碑,是指“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的古石刻,自秦刻石而后,古人法书未有不托金石以传的。两汉隶碑兴,最有矩法,学者慕之,转相摩习,皆以善隶书为尊。是以北朝书家长于碑榜,今榜虽不可见,但瓦当、砖头及《天发神谶碑》可以类推。衣带所携,均为帖。存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晋室南渡,《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后南朝敕禁刻碑之事,碑帖绝少,惟帖是尚,字体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他在举了大量事例说明这种变化之后,用结论性的语言归纳为: “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此论看似折衷,实则为清尊碑进行了有力的鼓吹。今有《文选楼丛书》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历代书法论文选》等版本行世。

书法评论,一篇。清代学者、书画家阮元撰。阮元,字伯元、良伯、梁伯,号芸台、揅经老人、怡性老人,雷唐盫主。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卒谥文达。工书,其所书隶书郁勃飞动,醇雅清古,能作擘窠大字。所撰《南北书派论》,自谓“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遏反于古?”因阮元对书法演变源流研究颇深,将中国书法流派分为南北。从地域上说,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北周、隋为北派。从代表人物上说,钟繇、卫瓘、王羲之、王献之、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为南派;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复、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为北派。其中钟、卫兼南北两派。至唐太宗独善王羲之书法,自此王氏一家也兼南北两派。从风格特点上说,南派乃江左风派,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为晚清尊碑进行了有力鼓吹。此书收藏在其文集《揅经宝集》中,有在《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本中。

一篇。书论。清代钱泳撰。泳初名鹤,字立君,号梅溪、台仙、梅花溪居士。清代书法家。金匮(今江苏无锡)人,后居常熟,官侯选府经历。人评其书说“梅溪工于八分,尤精隶古”,是篇分钟鼎文、小篆、隶书、书法分南北宗、六朝人书、唐人书、宋四家书、赵松雪、总论九部分。对篆隶字体、六朝与唐人书法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赞同阮元“书分南北宗”的见解,对晚清书风影响很大。他认为“讲篆隶者,当先考钟鼎文”,认为钟鼎文是“书法之源流”。以小篆、隶书为本,较详细讲述了“书体的源流”,认为篆书应当以李斯为正宗,并说“自程邈一变小篆而为隶书,篆学渐废”。并谓“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肖子”,充分肯定隶书对文字、书体变革以及书法艺术发展的重大作用。指出六朝人书“破体杂出,错落不检”;“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并说宋代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四家书“皆学唐人”;推崇赵孟頫,谓赵“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但没有超过二王。在“总论”中指出“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有《履园丛话》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一篇。书论。唐代林蕴撰。林蕴,唐代元和(806—820年)年间人。字复梦,泉州蒲田(今福建泉州)人,蕴世通经,西川节度使韦皋辟推官,累迁礼部员外郎,出为邵州刺史。从卢肇授“拨镫法”,从此书日进。是篇首先提出“拨镫四字法”,依次为:推、拖、捻、拽,为四种运指之法。提出“用笔之力,不在于力;用于力,笔死矣”。强调笔力为点画形态体现出来的艺术上的“力”与物理学上的“力”不同的观点。有《书苑菁华》本、《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一卷。书论。宋代黄庭坚撰。散见《山谷文集》和《山谷题跋》。内容包括甚广,整理绎绪,大要有三:(1)认为“墨池笔冢,非传者之妄也”,故异常重视字内功夫,并从用笔、用墨、读帖、临摹等方面予以阐发。用笔主张“悬腕”、“高执笔”,提倡“锋藏笔中,意在笔前”;读帖强调要“观之入神”、“会之于心”;临摹认为“不必一笔一画以为准”,不能学魏晋人用字多破体;用墨主张不宜过浓,也不宜过淡。此均经验之谈。其中“高执笔”为后人学大草及草书开了新门径,山谷于此成尤存巨功。(2)“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胸中有万卷书”。他认为,要使书艺脱俗,仅凭字内功夫犹难奏效,须求之于字外。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品道德,所谓“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二是渊博学识,所谓“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并认为苏轼书所以能脱俗,就在于“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这是唐代张怀瓘“先文而后墨”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与苏轼所说的“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的观点尤相契合,体现出宋人所重的文人趣味。三是触物感悟。他认为:“张长史折钗股,颜太师屋漏痕,王右军锥画沙、印印泥,怀素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索靖银钩虿尾,同是一笔法: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亦即以自然为法。并认为自己草书,是“得江山之物”,用笔“少进”乃“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的结果。(3)“凡书百病,惟不可俗。”他论书专重“韵”,“韵”乃“俗”之反,于此提出品鉴书法的三个标准,即不俗、韵胜、字中有笔。所谓不俗,是指书法要体现书家的完美人格和渊深学养。所谓韵胜,是指书家精神世界与字的结体得势高度统一。所谓字中有笔,既指全幅体势新巧,抖擞峻拔,亦指笔画别出心裁,欹正相生。这些见解对后世书论颇有影响。

一篇。书论。东汉蔡邕撰。此篇选自宋代陈思《书苑菁华》一书,主要论述书写者应有的精神状态。主张书写前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对身法如何更好地表现字体要深加揣摩。其要有二:(1)主张作书之前要舒散,“任情恣性”,又要聚精会神,“如对至尊”,如是才书“无不善矣”。此说是蔡邕“禀乎人性”说的具体展开,既强调了书艺创作的超功利性的特点,又触及到了书法陶情写性的艺术功能,对后世“抒情”理论、“虚静”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2)认为“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要“纵横有可象”、“方得谓之书矣。”此说是蔡邕“肇乎自然”说的具体阐发,强调了书法艺术的状物、再现功能,开后世书论“观物取象”说之先风。然此说理解有纷歧,或以为是指书脉贯通,清代刘熙载《书概》:“昔人言为书之体,须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状之,取不齐也。然不齐之中,流通照应,必有大齐者存。故辨草者,尤以书脉为要焉。”或以为此说所述的“象”,根本就不是指事物的固定形状,而是一种运动的形式或动态的形式,因此,不可视为简单的摹仿论。今有《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本、《述古从钞》本、《藏修堂丛书》本、《翠琅玕馆丛书》本、《艺术丛书》本、《芋园丛书》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等刊本。

又名《欧阳结体三十六法》。一卷。书论。唐代欧阳询撰。此书是作者结合临书体会传授法书技法的专著。凡列三十六品目,目下先谈技法要点,次举实例,某些品目还征引他说以助理解,从用笔的方方面面谈结字方法。此书条目清晰,述说简明扼要,有理论也有实例,是法书专著中谈论结字的佳作。诸本不同,大致为:排叠、譬就、顶戴、穿插、向背、偏侧、挑、相让、补空、覆盖、贴零、粘合、捷速、满不要虚、意连、覆冒、垂曳、借换、增减、应副、撑住、朝揖、救应、附丽、回抱、包裹、却好、小成大、小大成形、小大、大小、左小右大、左高右低、左短右长、褊、各自成形、相管领、应接等三十六种。又与《八诀》合称《欧阳率更书三十六法八诀》。和释智果《心成颂》相比,有许多新突破。一方面把对生命力的追求(“斜正如人”)与字体结构相联系,比《心成颂》更深一层。另一方面,对字体结构分析也更趋细致明晰,如“附丽”、“包裹”、“意连”诸条均为《心成颂》所无。又如“勿令偏侧”是正题,而“偏者正之,正者偏之”是反题,正反相合,比《心成颂》所言之“回展右肩”等更概括、更明确。今人宗白华认为从这“三十六法”中可窥中国美学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并指出它是从真书的结构分析出字体美的构成诸法,一切是以美为目标。为了实现美,不怕依据美的规律来改变字形,就像希腊的建筑,为了创造美的印象,也改变了石柱形,不按几何形的线。《佩文斋书画谱》在题后注云:“诸本都附欧阳询后,今考篇中有高宗书法、东坡先生及学欧阳者等语,必非唐人所撰。”今人则认为,可以是因欧字结体特佳,故后人托其名。传世主要版本有《墨池编》本、《书苑菁华本》、《说郛》本、《汉溪书法能解》本等。近人邓散木有《欧阳结体三十六法诠释》一书行世。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

又名《八法》。一篇。书论。唐代欧阳询撰。是篇主要讲写字之法。“八诀”即是八种谐书点画方法的口诀,其诀为:“‘丶’如高峰之坠石;‘㇂’似长空之初月;一若千里之阵云; ‘丨’如万岁之枯藤; ‘㇂’劲松倒折,落挂石崖;‘乛’如万钧之弩法;‘丿’利剑截断犀象之角牙;‘丶’一波常三过笔。”此为楷碑基本笔画的总结。基本沿袭《笔阵图》,新意不多。但突出了书法的“中和”之美,所谓“分间布白,勿令偏侧”,“墨淡则伤神彩,绝浓必滞锋毫”,“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同时也强调了书法追求生命力的表现: “不可头轻尾重,无令左短右长,斜正如人。”体现出唐人尚法的特色。有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标点本。

陈垣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本书内容分为6类,收录中国佛教史籍35种。将六朝以来研究历史经常参考的佛教史籍,按成书年代,分类介绍。关于每书的名目、略名、异名、撰人略历、卷数异同、版本源流和各书的内容体例及与历史有关的其他问题等,作者都运用了丰富的史料,旁证博引,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并对《四库提要》有关佛教史籍部分的错误予以纠正。每种书下,列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再详论其内容体制、特色或优缺点及其学术价值。本书名为“概论”,实际上是一本研究佛教史及其他方面的历史典籍的目录,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1961年王力教授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的一部分（第八、九单元的通论部分）。《古代汉语》书稿的原始基础是 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讲义》。讲义分为文选、常用词和通论三个部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林焘、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吉常宏、赵克勤、陈绍鹏等先生编写。本书是王力教授主编的一部非常传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通论性经典作品。在编写这部书稿的时候，就动用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古代文化研究领域最顶尖级的专家。那些响当当的名字，王力、丁声树、朱文叔、洪诚、殷孟伦、陆宗达、张清常、冯至、魏建功、姜亮夫、叶圣陶，各个全都是今天学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大师。这本书自1961年出版以来前后历经4次重要修订，到今天仍然是大众认识中国古代文化面貌最重要、最全面的基础参考书。全书分礼俗、宗法、饮食、衣饰等十四个方面。本书曾在港台地区出版并被译成日、韩等语言流行于海内外。

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实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胡适著，发表于1919年8月14日，原名《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后又改名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①详尽分析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方法和中国清代汉学方法的共通之处。该文作为其整理国故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一篇文献，却至今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的价值不但在于线性时间概念的超前性，②更在于它体现了胡适整理国故思想中蕴含的通过中西文化对接以再造文明的思想。他力图找出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最佳结合点，并由此生成新的文化，从而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使命。

胡适作。本文原是 1918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的演讲稿,傅斯年记录。初载于1918年3月22日——27日《北京大学日刊》“本校纪事栏”,原题为《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第四次会议录》。后经作者修改,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期。全文分3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上对短篇小说作了界定,指出了短篇小说的特征:1,截取“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 2,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加以描写。作者通过分析《最后一课》与《柏林之围》,使短篇小说“用一段代表全体”、“用一面代表全形”的特征。第二部分从上述的界定出发,勾勒了“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文章指出,从“用心结构”的先秦寓言《愚公移山》到明清两代的《今古奇观》、《聊斋志异》,不管是创作方法上的“理想主义”还是“写实主义”,语言形式上用白话还是文言,都有若干的佳作。其发展趋向是“由略而详,由粗枝大叶而琐屑细节”。第三部分为结论。文章指出,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这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繁忙和文学进步所要求,因此,在中国文学界应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说。本文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专论短篇小说的文章,虽对短篇小说的论述还不够全面,但它对短篇小说的界定,对短篇小说创作的大力提倡,对以后的小说创作和理论建设有一定影响。

胡适著。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4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作者从文学进化观念出发,将中国戏剧与外国文学、戏剧进行比较研究,阐述中国戏剧改良之必要性。作者将文学进化观念的意义,分四层进行论述,每一层都含有一个重要的教训。第一层总论文学的进化。第二层论述文学进化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过程。指出中国戏剧一千年来力求脱离乐曲的种种束缚,但因守旧性太大,终未能完全达到自由和自然的地位。第三层论述文学在进化过程中,每个时代往往留下许多无用的纪念品(“遗形物”)。传统戏剧中的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等,都是这一类“遗形物”。而评剧家大多不懂文学进化的道理,往往把这些“遗形物”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第四层论述中国戏剧应当取西洋的戏剧作参考材料,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扫除旧日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论文还从比较文学角度,指出中国文学一是缺乏悲剧观念,二是缺乏文学的经济方法。作者呼吁:现在的中国文学已经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应当赶快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胡适的这篇文章从中外文化的比较上,指出中国戏剧存在的弊端。对中国戏剧的批评切中要害,它和文学革命初期的文学改良思潮是一致的,在戏剧改革方面具有开拓性的积极意义。文中也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