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中国画论著。元代王冕撰。一卷。约作于至正八年(1348)之际。刊行版本有日本广岛市图书馆出版的岛田修二郎校注本、《中国书画全书》本。本书的内容包含了采集宋元画梅名家的论述和自己画梅艺术实践的经验体会,共十三则,分别为:原始、总题、总论、述梅妙理、指法、论枝、论花、难画、论梅、口诀、论梅之病、续论梅之病、墨梅指论、扫梅十要。在论述中作者主张梅花画作是画家情感的表现,是心与物的相通。原文为吴太素《松斋梅谱》辑录。

明代抗倭名将、武术家俞大猷的武术专著,书名为《剑经》,实则主要论述棍法理论和技术。俞大猷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晋江人,嘉靖时中武举,历任参将、总兵等职。在平定倭寇方面多立战功,与抗倭名将戚继光齐名。他素好武术,尤擅棍法,时称“俞家棍”。明嘉靖四十年(1561),他路过河南少林寺时,曾收少林寺僧宝擎和普从二人为徒,尽传其棍法,故少林棍法后来也名闻遐迩。棍法击技性和实用性强,俗称“棍打一大片”,故戚继光在他编的《纪效新书》中全部收录了《剑经》,并给予高度评价。《剑经》是俞大猷在个人练武经验基础上吸收各家武术理论和技术而编写成的,因此其理论不仅适用于棍法,而且是各家武术经常吸收引用的共同理论,一直被武术界公认为杰出的武术经典著作之一。

古代射箭术专著。唐王琚著。王琚(约685—746年),有才情,博通经史,曾助唐玄宗李隆基平太平公主之乱,因此升为户部尚书,很得玄宗赏识,但因性格豪侈,又不肯阿附权贵,屡屡遭贬,后受李林甫诬陷,于天宝五年贬死于江华郡。此书为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射书,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说郛》中有收录,《新唐书·艺文志》录为一卷,《宋史·艺文志》录为二卷。流传下来的为一卷上下篇,共十二节,分步射总法:持弓审固、举搂弦、抹羽取箭、 当心入筈、铺膊牵弦、敛身开弓、极力遗箭、卷弦入弰、修后手法、步射病色和马射总法、弓有六善等。

二卷。清李塨撰。此书卷一为《射法》。首有一段文字述撰作之缘由,大略言射为六艺之一,昔郭子坚任桐乡,曾开雕《射法》一帙,其为序之,而辞义未尽善。某日忽有一叟至,自言学道深山,技击皆精。夜半解衣击剑,因传射法,天明而去,不知所之。录而为之注,遂有此书云云,与圯上老人授张子房兵法同出一辙,不足凭信,似为李氏杜撰。所谓“射法”,惟二条总纲,一曰“身端体直、用力和平,拈弓得法,架箭从容,前推后走,弓满式成。”二曰:“神矢于的,矢命于心,精注气敛,内运外坚,前固后撒,收弓舒闲。”李氏引经据典,长篇大言为之详说,演成一卷。卷二为《射经》,引《礼记·射义》“射者,进退周旋必中礼”(案今本《礼记》“周旋”作“周还”)一段文字冠首,云“此三代射艺之遗文也。”次引《孟子》、《周礼·保氏》、《周礼·考工记·弓人》等为纲,下引诸家说,为之引伸发挥而已。二卷体例大略相近。此书《畿辅丛书》、《颜李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均有收录。

蔡元培著。是作者1917年4月在北京神州学会上的演说词,先后载于《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及《学艺》杂志第一年第二号(1917年9月)。后修订辑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这是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史的重要材料。作者认为,宗教之原始,不外因人们精神作用而构成。人们精神上之作用通常可分为知识、意志、感情等三种。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种作用而有之。但随着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知识与意志作用离开宗教而独立,于是和宗教有最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但是以美育论,已有与宗教分合之两派。此两派相较,依附于宗教的美育,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有鉴于此,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于其中。”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也不能有利害之关系,因为美是超绝实际的。蔡元培的美学观,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一家之言。

教育家蔡元培著。是作者在辛亥革命后,首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所作。发表于1912年2月11日出版的《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此文系统全面地阐明了作者对于新教育方针的主张。他对清末制定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批评。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和谐发展的方针。认为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者和超轶乎政治者两大类。前者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此二者反映了富国强兵的要求,还有公民道德教育,其内容是法国革命新提倡的“自由、平等、亲爱”。后者包括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在教学实施中,五育所占比例不同,军国民教育占10%,实利主义教育占40%,德育占20%,美育占25%,世界观占5%。所设修身、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学、图画、唱歌、手工、游戏等课程,在“五育”教育中分别具有不同意义。1912年9月北京教育部,根据此文精神,颁布《教育宗旨令》,明确规定国家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此文编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9月出版。

《三字经》世传为宋代著名学者王应麟所著,千百年来,相沿作为启蒙教材之一.明清两代续有增补.降及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以此书"所举人事部类,其切者犹有未具",1928年季春重为增订,"其所增者三分之一,更定者亦百分之三四",章太炎先生重订三字经,对原三字经可以说是动了一次大手术.1932年《重订三字经》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排印问世.嗣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此书由该会重印五百册行世,时章太炎先生与他的门弟子讲述读史日程,由诸祖耿,王乘六笔录整理成文,附录于该书之后.由于两次印本均系小开本,所用纸张极为单薄,不易保存,故今日已不易见到.

一卷，收录章太炎校核古算法的著作，1933年被收入《章氏丛书续编》。

章太炎著。章太炎对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进行的辑佚，并附有考证，借此可窥见刘向父子之作的原貌及先秦学术的流变情形。

一卷。清杨守敬撰,近人王重民辑。杨氏出访日本期间,广收秘籍古本,编纂了《日本访书志》,但由于年老体弱,一些善本尚未整理、收录其中。王重民等人参考大量杨氏遗书、题跋,用数年时间,汇编成《日本访书志补》一卷,体例大致与《日本访书志》相同,收录图书四十一种,明刊本居多。现存民国十九年 (1930)中华图书馆协会铅印本。

《昭惠周后诔》全文上千余字，是李煜传世作品中最长的一篇；此文作于大周后辞世之后，是为悼念她而作，文章情感真挚、感人肺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李煜对于周后的感情之深、之真。文中共用了十四个“呜乎哀哉”，22个“哀”字。 四字一句，仅有几句是六字、七字对仗句，读起来琅琅上口。其中“抆血抚榇,邀子何所？”“吊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怜兮痛无极”等句极言作者心中的酸楚悲痛。读至最后，一句“呜乎哀哉”收束全文，使人也不觉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读罢此文，我们还可看出李煜文笔的老练——行文极其流畅，引用典故、借用诗句似乎是“信手拈来”，并无晦涩、牵强之感；可见，多年的诗词创作与艺术熏陶对他的文章也有着极大的影响。

袁枚撰。这是一篇享誉甚高的祭文,历代评论家常以之与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冈阡表》相提并论。作者三妹素文与其夫系指腹为婚,十几岁时夫家父母因儿子不肖曾建议解约,然素文坚持从一而终的礼教,成婚后丈夫果然嫖赌成性,常毒打勒索嫁妆嫖妓,委屈忍受,直至要将她卖掉抵赌债,方逃回娘家告官判离,已受尽折磨。作者在文中痛言此为读书识礼之过,“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如是”,对封建礼教表示了怀疑,也道出了悲剧的真正原因。文中一字一哭地回忆了兄妹从幼至长相亲相爱的历历旧事,声泪俱下地向九泉苦魂诉说着为兄未及诀别的深深遗憾,从儿时同玩蟋蟀岁寒虫僵共埋之到兄为妹料理殓葬,从葬妹祭妹哭妹想到自己“在人间尚复几日”,作者在琐琐碎碎的细节常情的倾诉中,把怀念亲人的感情逐渐推向高潮,使文章笼罩在深沉的感伤气氛里,令人读之下泪。

晚唐陆龟蒙撰。讽谕散文,收入《甫里先生文集》。文章寓讽刺于议论之中,运用映衬类比的手法,借题发挥,别开生面。文中先是叙述“碑”的由来以及为野庙作碑文的缘起,接着具体描述迷信的农民制造的各式各样的土木偶像,农民供奉它,害怕它,杀猪宰牛祭祀它,纯是自己愚弄自己。而后笔锋一转,以反语讥刺贪官酷吏有甚于土木偶像,他们骑在人民头上,剥削人民,残害百姓,是有血有肉的偶象,其危害超过土木偶像。文章针对唐末即将分崩离折的危机和乌七八糟的社会风气,无情地剥下了自称贤良的官僚的画皮,形象地点明了害民官吏的本质。作者长于驾驭语言,语言辛辣犀利,形象逼真,痛快淋漓。

一卷。清顾炎武撰。宋王应麟《困学纪闻》称石经有七种:“汉熹平则蔡邕,魏正始则邯郸淳,晋裴頠,唐开成中唐玄度,后蜀孙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杨南仲等,中兴高庙御书。”其实,石经只有六种。关于晋石经,《晋书·裴頠传》虽有“奏修国学刻石写经”之语,但议而未行。对石经的考证工作,是从顾氏此书开始的。其后杭世骏作《石经考异》,认为顾氏述矣而不详,详矣而不辨;瞿中溶作《汉石经考异补正》,则认为顾氏沿《隋书·经籍志》之误,对于汉石经是一体还是三体,不能确定。但今考顾氏此书,在“《隋志》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下顾氏注云:“按晋魏二书,皆云立三字石经,此独以为一字,则所谓 ‘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者安在邪?”这说明顾氏并非不辨,并且确知三体者为魏石经。如此,则一体者为汉石经就没有什么疑问了。又顾氏《日知录》卷二十一“五经文字”条引《晋书·卫恒传》下,顾氏注云:“《后汉书·儒林传》误三体书法为熹平所刻。”此亦一证。杭世骏又谓胡三省注《通鉴》凿指三字为魏所立似亦有理,而顾氏独不之采。但杭氏不知顾氏此考中固已明言三字石经为魏所立,并据卫恒《四体书势》,断三字石经非邯郸淳书。较杭氏之游移无定,顾氏的识见确实高出许多。杭、瞿二氏对顾氏的批评,似误于失察。

《甸雅》原书分上、中、下三卷，现仅存上、中两卷。作者居京二卡余年，热衷此道，见多识广，发为述论，一物一条，皆阅历有得之言。虽前后有个别重复，眉目也略欠清爽，翻检有所不便，但此书整体，看似杂陈无序，实则仍有部分，有层次，有分寸。更加以文字简练，偶涉世故，时复生动，宜于品赏阅览，揣摩把玩。故其为用，也自然方便。

二十卷,明朱睦㮮著。《崇文总目》有《授经图》三卷,叙《易》、《诗》、《书》、《礼》、《春秋》三传之学,但其书不传。宋章俊卿尚溯其宗派,各为之图,然不完备,且多舛讹。此书即因章氏旧图而增益之。首为授经世系,次诸儒列传,次诸儒著述、历代经解名目卷数。每经四卷,五经二十卷。其义例称周、汉至金、元作者凡一千一百三十二人,明代三十九人;经解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千一百七十一人。清虞稷与龚翔麟校刻时,又新增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经解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八卷。书以汉代经学年久失传,因溯其专门授受,对西汉经学传授考辨最详。是一部研究五经自汉迄明传授流演的参考书。今存《四库全书》。

二卷。清叶封撰。叶封，字井叔,黄州 (今属湖北省) 人。顺治十六年(1659) 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本书乃康熙十二年 (1673) 官登封知县时所编撰。登封 (今属河南省)在嵩山之南。嵩山名胜古迹甚多,有阳城遗址、中岳庙、汉嵩山“三阙”等等。故其所录碑刻,以“嵩阳”为名。此书皆录碑刻全文。有些碑刻,如汉嵩山 “太室神阙铭”、“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神道石阙铭”以及唐武则天“封圯坛碑”等,欧、赵、洪诸书均失载,而此书却收录了。洪书只载汉魏,欧,赵二录仅止于五代,而此书所录金石有宋、金、元明等朝之碑刻,辨证精博。传本为 “四库全书”本。

(清)于敏中等奉敕编。10卷。本书是为清宫中“天禄琳琅”所藏珍本编制的书目,今称《前编》。以版本时代编排,同时代版本则按经、史、子、集列序,共收宋版71部,金版1部,影印宋抄本20部,元版85部,明版252部。各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时代姓名,考订版本及其源流,并摹入藏书家印记,附收原有题跋。嘉庆二年(1797)天禄琳琅连同藏书毁于火灾,重建后又将一些善本书补藏其中,大学士彭元瑞奉敕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后编》20卷。仿《前编》体例,收宋、辽金、元、明各代刻抄本663部,但后来藏书散失过半。后有施廷镛《天禄琳琅查存书目》和张允亮《天禄琳琅现存书目》可见一斑。有乾隆间《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光绪十年(1884)长沙王先谦刻《前编》、《后编》(10册)本。

三国蜀诸葛亮作。据记载,诸葛亮著有《兵法》等军事著作,但大都已失传。此《兵要十则》,是流传下来的一些片断、载于《诸葛亮集·文集》。它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诸葛亮以法治军的思想以及战法中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西汉琴学著作。扬雄撰。扬雄不仅是西汉末年名重一时的学者和文学家,而且对音乐也有造诣。他撰写的琴学著作《琴清英》今虽全书已佚,但我们仍可从清严可均辑录的佚文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既有琴曲介绍、琴歌著录,又有琴界事迹的琴史性质的著作。西汉时期,琴学发展出现新的兴盛,名家间出,弹奏技艺更臻精绝,新的创作不断涌现,于是,总结性的琴学专著也相继问世,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琴学专著如《雅琴赵氏》、《雅琴师氏》、《雅琴龙氏》就达一百一十四卷之多。当然,还有《汉书·艺文志》未曾著录的亦不在少数,《琴清英》即属此类。《琴清英》现存佚文主要介绍了汉代流传的琴曲《子安之操》和《雉朝飞操》,叙述了先秦时琴家孙息和祝牧的精湛琴艺及创作事迹,为考察和认识汉代及以前琴学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八卷。明吕震等撰。吕震,字克声,临潼 (今陕西临潼县)人。洪武年间入太学,永乐年间任礼部员外郎,宣德年间任礼部尚书。为人奸险佞谀,不识大体,但精力充沛,记忆超人。著有 《宣德鼎彝谱》。是书为奉明宣宗之命而编撰。书前有华益殿大学士杨荣序,书后有嘉靖甲午年间文彭跋。卷一至卷二,主要记载当时所奉皇帝命令的情况,以及礼部呈进图式和工部请议物料诸疏;卷三,主要记载工部请给物料疏,礼、工二部议南北郊至武学、武成二殿及历代从祀名将所设鼎彝名目;卷四,主要记载太庙内府宫殿所设鼎彝名目:卷五,主要记载皇帝赐予两京衙门、天下名胜鼎彝名目;卷六至卷八,主要详释新铸各种鼎彝名义及款式,辨析极精,为后世考古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后附项元汴《宣炉博论》一篇。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山人,生卒年及籍贯均不详。工绘画,精于鉴赏,家中所收藏的书法、名画极一时之盛,以天籁阁项墨林印记识之。所撰《宣炉博论》主要论述宣炉所铸鼎彝之妙,如何考证、识别宣炉鼎彝的真伪等。现存有 《墨海金壶》本、《珠丛别录》本、姚若有《钞足本》二十卷、钱锡之刊本、聚珍板本、《四库全书》本、《美术丛书》本。

一卷。作者不详。旧载左圭 《百川学海》中,既无序、跋,也没有所作年月。是书仅三十二条,杂录砚之产地及其故实。中间载有欧阳修、苏轼、唐询、郑樵诸人之说。收录既不广博,也有一些错谬疏漏。如以端溪子石为在大石中生,是沿袭旧说,未加考证。又如许汉阳以碧玉为砚,其事出谷神子《博异记》,实际上是龙女之砚,不是汉阳之砚,这是作者征引之误。但有的记载也可见作者的真知灼见,可供后世检核古砚之用。现存《百川学海》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等。

民国许之衡编著,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上、下两卷。凡10节。主要根据清末寂园叟《陶雅》中的889条归纳整理。分概说、说窑、胎釉、彩色、花绘、款识、瓶罐、杯盘、杂具、疵伪十节,条理比《陶雅》清楚,易于查阅。立论有精当之处,如“物有纯必有疵,有真必有伪。知其纯者、真者,而不知其疵者、伪者,非真知也。惟能知其疵与伪,而不至为疵伪所欺”。也有考证失实之处,如年窑的督陶官应为年希尧,误订为弟年羹尧;臧应选督陶在康熙年间,误订为雍正、乾隆时期。

钱穆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沧海丛刊于1984年12月印行,长沙岳麓书社凤凰丛书于1986年5月出(大陆)版。全书以文化不同学术亦异的文化学术观和比较学术方法,以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十二门立章,对中西新旧学术一一比较会通,探求异同。由此阐述了作者关于在文化学术上中国重会通和合,西方重分别专门的基本观点。并进而阐扬了重会通和合的中国学术传统、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反对“今人一切以西方为衡量”的学术文化观,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原自会通和合,于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全体而始见其价值,并显发出中国的天人内外合一论和心性论。认为会通中西将更有一新学术新境界之向前发展。本书是钱穆文化哲学的代表作,在海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高校文科古汉语教材。王力主编。1962年中华书局初版,1982年出版修订本。是根据1961年5月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以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由若干高校教师共同编写的教科书。修订本4册,约100万字,包括14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3部分,既不同于一般的文言读本,也不同于文言语法和汉语史。全书共收作品257篇,常用词1 086个。文选和常用词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注释,注意古今词义的差异、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以及近义词的辨析。文选部分除注释词义外,还随文注释了一些语法现象。通论包括字典、词汇、音韵、语法、修辞、古书注释和句读、文体特点和古代汉语常识等学习古汉语的必备基本知识。本书总结了各高校古汉语教学经验,创造了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体例。后来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正是沿袭了这种编排体例。若干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古代汉语教材采用三结合的方式是科学的,效果是良好的。三结合的体例非常注重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有机结合,它通过大量的古代典范作品的讲授和阅读,给学生以较多的感性认识,然后以通论和常用词分析使之条理化、规律化、系统化,引导学生较快地掌握古汉语必备的知识。另外本书的“通论”和“常用词”非常丰富,资料价值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