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本书分十三章，一百四十二节，卷首载有详细目录，颇便于参考：第一章概说，对国学作一轮廓的说明，尤其对清代以来的学术概况，特加指出；第二章至第四章，将考证学与考古学所获的成果，略加介绍，使读者稍微知道一点治学的工具和方法；第五、六两章为史学部分，因历史可以指示一切学术的背景，经史又素来是国学的重心，所以置于其他学术之前。而经书为占代史料，又系过去国学的总源泉，所以更列于普通史学之前；第七、八、九章为哲学部分，先诸子，次佛学，再次理学，系按时代次序排列，使读者容易看出演变的迹象；第十至十二章为文学部分，因诗歌是最早发生的纯文艺，故首说诗、骚、赋、词、散曲等属于诗歌一类的作品，而后说到散文与骈文。至于小说、戏曲及民间俗文学，因其发展最晚，且至最近方才被人重视，所以放在末了；最后第十三章，略述自然科学及艺术，以表示我们对于这些学术的重视。

画论，清王原祁撰。六法古人论之详矣，但恐后学拘局成见，未发心裁。疑义意揣，翻成邪僻。今将经营位置笔墨设色大意，就先奉常所传及愚见言之。以识甘苦。后有所得，当随笔录出。

清杭世骏著。乾隆十一年(1746)成六卷,十七年(1752)后又成续编二卷。书刻于1918年,辑入《嘉业堂丛书》。分十七类:义讹、事讹、字讹、句讹、书讹、人讹、天文讹、地理讹、岁时讹、世代讹、鬼神讹、礼制讹、称名讹、服食讹、动物讹、植物讹、杂物讹,取古书及古人行事纰缪处凡八百馀条,讹者辟,谬者纠,使一误不至再误。多数条目论据详实,于文字、训诂、名物、史实等考证均有独到见地。如“除拜”条:“《梦溪笔谈》云:‘除拜官职,谓除其旧籍’,不然也。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岁之交谓之岁除,《易》‘除戎器,戎不虞’,以新易敝,所以备不虞也。皆谓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义。”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出版。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相马经》,从它的文体类似赋,以及文中提到的南山、汉水、江水这些情况来考察,大约是战国晚期楚国人的著作。全书有三篇,(其中第三篇即是第一篇的解释),没有书名与篇目,共计为5200字。主要写的是对马的目、睫、眉、骨等部位的相法,当是出于抄录者的爱好,只抄录了这部书的相骨部分。例如第一篇说:“得兔与狐,鸟与鱼,得此四物,勿相其余。”又例如第三篇解释说:“欲得兔之头与其肩;欲得狐周草与其耳,与其;欲得鸟目与颈膺;欲得鱼之耆(鳍)与鬐(脊)。”这说明了作者的相马,不仅注意眼睛,而且还注意到头、肩、耳、盹、膺、鬐、脊等等部位。这部书,将良马分成一般良马,国马(或称“国保”即“国宝”)和天下马(或称“天下保”,即“天下宝”)三等。这与《庄子·天下篇》所说的相马有“四马”和“天下之马”之别,是一致的。第一篇还讲到“伯乐所相君子之马”,说明作者所论述的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的。还说“吾请言其解”,说明作者的意图,是要进一步阐述伯乐的相马法。第二篇在详细叙述马目的相法之后,根据相马法中的一些话,引出了十五个连贯的答问。例如说:“法曰:眼大盈大走、小盈小走,大盈而不走何也?”又例如说:“能为变者良也,能变而不良者何也?”这又说明作者针对原来相马法上的结论,而提出的疑问,以便作进一步的解释。作者在十五个相连贯的答问中,从马的盈满程度、眼的光泽、眼的活动能力、睫毛和眼外肌的功能等等,说明与马是否善走的关系;还把马的驱体和目力能否适应环境变化,归因于“起居”(生活条件)是否相宜和“通利”(消化代谢)是否正常。这部著作中,有许多术语不容易理解,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仅就上述我们已经理解的部分,便可以看出到了战国时代的相马术已相当的细密了。

清卫杰撰。杰,蜀郡(治今四川成都)人。在保定蚕桑局任职期间撰写此书。十三卷。是一部较全面地总结概括蚕桑农政的农业参考书。包括:(一)“稽古”(历代诏制类、历代劝课类);(二)“桑政”(辨土类、辨水类、论耕类、桑种类、辨叶类、辨畦类、祷雨类、种椹类、辨栽类、移栽类、压插类、接博类、浇灌类、培壅类、耘锄类、修剪类、护桑类、治虫类、兼种类);(三)“蚕政”(蚕始类、蚕性类、蚕室类、蚕具类、蚕料类、蚕饲类、采叶类、审候类、易器类、留子类、浴子类、生蚁类、收蚁类、育蚁类、头眠类、 二眠类、三眠类、大眠类、上簇类、摘茧类);(四)“缫政”(缫茧类、缫具类、制茧类、煮丝类);(五)“纺政”(纺络类、纺器类、水纺类、旱纺类);(六)“染政”(染始类、染练类、料物类、色泽类);(七)“织政”(机具类、工艺类、经纬类、养樗蚕织粗细附、缎绸类);(八)“绵谱”(茧馀类、制绵类);(九)“线谱”(茧绒类、抽线类);(十)“花谱”(花卉类、花纹类);(十一)“图谱(一)”(桑器图类、蚕器图类、纺织器图类);(十二)“图谱(二)”(桑图咏类、蚕图咏类、纺织图咏类);(十三)“图谱(三)”(豳风图咏类、四时图咏类);卷首有“纶音”。该书较全面地记载了从栽桑养蚕到织染成布全过程的各工序,并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工艺,都分别予以描述、说明,对推广普及中国农桑技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谢云声编，厦门新民书社，1930年，载有300多种谜格。

清顾蔼吉撰。凡八卷。顾蔼吉,字晼先,亦作“晼仙”,号天山,又号南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岁贡生充书画谱编纂官,授仪征教谕。作者自《序》云:“《隶辨》之作,窃为解经作也。字不辨,则经不解。古人邈矣,汉人传经,多用隶书写,隶变为楷,益失本真。及唐开元易以俗字,名儒病其繁累。余因收汉碑,间得刊正经字。”本书盖以娄机《汉隶字源》为蓝本,复收娄氏而后续出之碑字。前五卷钩摹汉碑所有隶字,依《广韵》韵部编次。同字而异体者列在一起,分别注出所自碑名,摘引碑语,并依《说文》辨其正、变、省、加等不同写法。从古文奇字及假借、通用者,随字附之。讹者非之,疑者阙之。群书有证,则引为据。卷五之末附有疑字。卷六为篆隶两体之《说文》五百四十部首。卷七、卷八为《碑考》,列所采碑目,考证时代、地址。卷八之末附录《八分考》、《笔法》二篇。顾氏此书对《汉隶字源》有不少补充订正,为查考隶书,研究字形演变重要参考资料。但有沿袭旧刻所致之错误。有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项絪玉渊堂刻本,乾隆八年(1743年)黄晟刻本。1982年北京中国书店据项本影印为二册;1985年中华书局又据以影印为一册,末附笔画检字。

清代陶瓷著作。朱琰撰。6卷。分说今、说古、说明、说器4篇。卷一《说今》篇,有饶州窑和陶冶图说2节;卷二《说古》篇,有原始和古窑考2节;卷三《说明》篇,有饶州窑和造法2节;卷四至卷六《说器》篇,上溯唐虞、周商,下至唐、宋、元、明,依照历史沿革,按窑、按器分条叙述,广征博引,但不加评述。此书按陶瓷器出现的顺序作历史性介绍,叙述了明、清两代饶州窑和其他代表性官窑的瓷器及制造技术,是较详尽系统地论述古代陶瓷的著作,是一部著名的陶瓷史。初刻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称鲍廷博本。以后曾多次重刻,传本较多。

又称《陶记》。元代有关景德镇窑陶瓷业的专著。蒋祈撰。约成书于元至治二年(1322)至泰定二年(1325)之间。此书较详细地记述了元代景德镇瓷器的生产组织形式,陶工分工情况,原材料的等级、来源,器物的名称种类和式样,釉色的种类,瓷窑的形式、名目,瓷器的烧制程序、火候,瓷器的销售情况和地区,以及封建王朝和官吏豪绅剥削陶工的情况,并对当时陶瓷业不振的情况,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和分析。此书为中国最早一部系统叙述景德镇陶瓷发展史的著作,是研究景德镇地区陶瓷业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中国造瓷科学技术的重要文献。其编著体例对后世影响颇大,后来的一些有关陶瓷方面的著作,多受其启示。无单行本,始载于《康熙浮梁县志》,但未署作者朝代,《乾隆浮梁县志》也录其书,定为元人著作。

李筌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阃外春秋》十卷。唐少室山布衣李筌撰。起周武王胜殷,止唐太宗擒窦建德,明君良将战争攻取之事。天宝二年上。”据罗振玉说:“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本《阃外春秋》残卷(即卷四、卷五),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影片存卷一及卷二之上半。卷首《进书表》末署天宝二年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李筌上表。”这确切地证明陈振孙的著录属实。据陈振孙的《解题》,可知这是一部研究战史、战争经验的兵书。李筌固注意战史,从《太白阴经》可见,他是运用了若干战史实例来论证自己观点的,他的《孙子注》首开用战例来注释孙武的原理,既高于前人,又为后人研究《孙子兵法》开创了一条新路。进书表云：“《阃外春秋》者，记将军阃外之事也。”“起周十有三年武王胜殷，终于大唐武德四年(621)太宗文武圣皇帝擒窦建德，凡一千七百四十载，真伪四十九国。”末署“天宝二年(743)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臣李荃上表”。按，此书《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均著录，殆亡于宋以后。

中国古代研究钱币的著作。历代用《钱谱》为书名的甚多,较早的是南朝萧梁时的《顾烜钱谱》。宋代洪遵(公元1120年～1174年)推重此书,谓古代钱币“类多湮没无传。梁顾烜始为之书。凡历代造立之源,大小重轻之度,皆有论序,使后乎此者可以概见。”唐代封演《续钱谱》一卷即是指续《顾烜钱谱》;北宋董卣的《续钱谱》10卷和李孝美的《历代钱谱》10卷;明朝陆深的《钱谱》等,都已失传。今尚存明永乐洪熙年间董遹《钱谱》1卷,其辑录元以前的历代钱钞200余种,但内容简略,且有错误。清朝江德量著《钱谱》24卷,有图有说,惜未镌刊问世。

(清)谢坤撰。收录花木130余种。有道光间《春草堂全集》本。

晋嵇康撰。山涛字巨源,他与本篇作者都是“竹林七贤”中人物。涛曾任选曹郎,后他迁,欲荐嵇康代其原职,康作此书拒绝。本篇以老庄思想为精神指归,就礼法的森严提出“七不堪”,就生性的放荡提出“二甚不可”,以此表示不与世俗合流的决心。文笔之幽默,骋情之自由,可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如写自己的独立不羁:“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再如对山涛的抨击:“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鹓雏以死鼠也。”文章所流露的批判精神,具有广泛的针对性,它不但触及到了山涛的灵魂,还触及到了司马氏统冶集团的本质,这不免为日后的杀身之祸埋下了前因。

书信，郑板桥撰。郑板桥写给弟弟是十六封家书。

书信，金蓉镜撰， 金蓉镜，秀水 (今浙江嘉兴) 人。字甸丞。一作殿丞,又字潜父,晚号香岩。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出仕湖南,清末归。诗文渊雅,究心舆地之学,喜画山水,简略荒率,不求工致。师事同里沈曾植,居周梦坡晨风庐多年,相与考订文史。著有《滮湖遗老集》、《潜庵诗草》。殁后藏书捐赠嘉兴图书馆,所遗文物及稿本捐赠嘉兴文物保管会。室名“香岩庵”。沈曾植 ，近代学者。字子培,号寐叟、乙盦。浙江嘉兴人。光绪进士,授刑部主事,后署安徽布政使。在官严拒苞苴,直声满天下。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学识渊博,尤精辽金元史、地理和音韵之学。诗颇艰奥,为同光体主要作家。工书法。著有《蒙古源流笺证》、《海日楼诗文集》等。

《声类》4卷,清代朴学大师钱大昕 著。是书以声纽为纲,搜罗比栉经传子史通假,凡1700 余条。本书集中体现了钱氏的声传学说。是书钱大昕《潜研堂丛书》失收，由其门生汪恩得稿刊之，惜流传未广，陈士安又以原书上版复为刊行。此书为江氏文学山房聚珍版丛书其一，前刊牌记“苏州护龙街中文学山房印行”，道光己酉陈士安序，后附道光五年汪恩跋。

一卷，清张燕昌撰。扇之繇来见于《周礼巾车》“重翟”注：“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崔豹《古今注》谓殷高宗有雉雊之征，服章多用翟，羽扇亦始于殷宗，然于经典未闻焉。周时亦仅在仪卫，至三国诸葛忠武捉白羽扇指挥三军，晋顾荣攻陈敏麾以羽扇，于是羽扇通上下用矣。傅玄云：“摇鸢鸟翼者，吴楚也。”嵇含云：“执鹤翼，楚之士也。”

罗氏字辈就是罗姓人家的世系族谱，罗氏是中国流传久远的姓氏，家谱的修订是基于"敬宗收族"的观念与目的，以加强家族团结，巩固家族制度。罗氏族谱最早者，可能为修于宋代开宝年间的"豫章罗氏" (俗称"柏林罗氏")族谱。

宋李保撰。保生平事迹不详,其《读朱翼中〈北山酒经〉》诗末署“朝奉郎行开封府刑曹掾”,小序称与朱“同僚”。此书即为续朱书而作,共记制曲酿酒46种。然今存《说郛》本有目无文。

原書手抄本，篇末署“同治五年丙寅岁季冬月朔五日，程记录”；再抄者署“中华民国四年十一月正明”。书中“依样调鼎”是家常菜谱，主要部分“筵款丰馐”是筵席菜谱。共收菜点二千五百种，其中有作法的九百零五种。通过这本书大致可以看到晚清川菜鼎盛时期的款式全貌和烹调水平。当时川菜兼及并蓄南、北、下江烹饪之长，因此，它也是研究晚清中国烹饪的重要史料。

明代文言谐谑小说。十三卷。题墨憨斋主人冯梦龙纂集。《笑府》所收基本上都是可笑的故事，尤其集中收录民间笑话。共搜集了五百九十五条笑话，按内容分为十三部，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每部一卷，每一部的开篇都有小序，一部分笑话的篇后有批语或附录。

清代研究古代瓷器的专著。程哲撰。1卷。对历代名窑所出之瓷器进行了论述,是研究中国古代瓷器的重要资料。

《稽瑞》一书为唐代刘庚辑著的一本历数各个朝代有名的天降祥瑞的记载。文章多是引用一些古籍如《史记》、《山海经》、《汉书》、《瑞应图》等书中所载的各种祥瑞现象。清道光季锡畴重刊《稽瑞》序曰：子思子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祯祥之事见于上世者不一。自后世狐鸣篝火之术兴，图谶纬书往往伪托，是以圣君贤相戒在下不许言瑞。可见，自古以来大多所谓的祥瑞现象，都是为古代帝王登基上位制作的种种包装宣传而已。

叶梦得《石林燕语》所记多为北宋以来的典章制度和人物轶事，此书“纂述旧闻，皆有关当时掌故，于官制、科目，言之尤详，颇足以补史传之阙，与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徐度《却扫编》可相表里”。惜该书成于动乱之时，由于图籍散失、资料匮乏等多方面原因，其中”或有记忆失真、考据未详之处”。叶氏自己也云”其言先后本无伦次，不复更整齐”，故书中存有若干讹谬之处。《石林燕语》书成之后，汪应辰就曾针对此书之讹误展开考辨，得辨文二百零二条，成《石林燕语辨》一书。汪应辰《石林燕语辨》书成之后，曾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被俞鼎孙、俞经辑于《儒学警悟》丛书中，一同收入的还有宋程大昌《演繁露》六卷、宋马永卿《懒真子录》五卷、宋程大昌《考古编》十卷、宋陈善《扪虱新话》八卷、宋俞成《莹雪丛说》二卷，计四十一卷。嘉泰二年(1202)，俞闻中将《儒学警悟》刊刻成书。此为该书最早刻本。据明嘉靖王良栋抄本，二俞在编《儒学警悟》一书时，所收《石林燕语辨》是将汪应辰之辨文附在叶梦得《石林燕语》本文之后。惜《儒学警悟》一书历来流传甚稀，“世所罕见。……是编《大典》时即未见此书”。其中《石林燕语辨》亦是如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应辰之书，陈振孙已称未见，盖宋末传本即稀。”因此自宋以来，元、明两代不见刊刻，世人少见《石林燕语辨》一书。明嘉靖年间吉庵王良栋曾抄录《儒学警悟》一书，但外人也绝少知之。至清朝四库馆臣纂修《四库全书》时仍未见《石林燕语辨》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应辰之书，……仅《儒学警悟》间引数条，与绍奕《考异》同散见《永乐大典》中，然寥寥无几，难以成编。惟绍奕之书尚可裒集，谨搜采考校，各附梦得书本条之下。”四库馆臣由于未见《石林燕语辨》及《儒学警悟》，故轻易结论云”《儒学警悟》间引数条，……然寥寥无几，难以成编”。同时，四库馆臣又将此书与《石林燕语考异》一书进行比较，认为“惟绍奕之书尚可裒集”，并”谨搜采考校，各附梦得书本条之下”。由此可见，至清朝乾隆年间，《石林燕语辨》一书亦流传甚稀。

宋曾宏父撰。宏父字幼卿，自称凤墅逸客，庐陵人。是书虽远引石经及秘阁诸本，而自述其所集凤墅帖特详。凡所徵摭，皆有典则，而藏书家见者颇希。国朝初年，朱彝尊得射渎抄本，自为之跋。有珊瑚木难之喻。此本末有此跋及彝尊名字二印，盖犹其手迹。然跋中谓宏父名惇，以字行，则未免舛误。考宋有两曾宏父，其一名惇，字宏父，为曾布之孙，曾纡之子。后人避宁宗讳，多以字行，遂与此宏父混而为一。实则与作此书者各一人也。跋又谓陈思宝刻《丛编》，其援据颇广，顾不及此。考凤墅帖刻於嘉熙、淳祐间。《铺叙》诸石刻，断手於戊申仲春，亦在淳祐八年。若《丛编》则成於绍定辛卯，实理宗即位之七年，相距凡十七八年，何由预见曾刻？彝尊亦偶误记也。近厉鹗等刻《南宋杂事诗》，直题此书为曾惇撰，是承彝尊之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