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辨正文字的字书。宋代张有撰。凡二卷。张有,字谦中,湖州吴兴(今属浙江)人。汉字自篆而隶,形体大变,讹异叠出,张氏欲以《说文》小篆形体矫正通行文字之误,故名其书为《复古编》。共收三千馀字,按四声编排。说解援唐颜元孙《干禄字书》分正、俗、通三体之例,正体用篆书,列为字头,别体、俗体均附载于注文之中。卷末附辨证六篇,为联绵、形声相类、形相类、声相类、笔迹小异、上正下讹,俱分组厘析各字细微差别。对研究汉字形体演变,了解汉字的形义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不顾汉字发展大势而一意复古,是其局限。况其所谓“古”,仅止小篆而已,小篆较商周文字已多讹变,以小篆证今字,有时未免以讹证讹。元人曹本又撰《续复古编》四卷,收六千四十九字。张书版本较多,今存最早者为明抄本,藏北京图书馆。曹书有光绪十二年(1886)归安姚氏咫进斋叚皕宋景元钞本。

《论再生缘》是陈寅恪“红妆”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在书中，陈寅恪不但表达了对才华横溢的女子如孟丽君、陈端生等人的欣赏，也对一些品格低劣的男性文人提出了批评。其实，“红妆”研究是陈寅恪完整的学术世界的一部分；陈寅恪的表扬或者是贬抑的态度，都是以“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为中心。这一准则，贯穿于陈寅恪一生，乃是他为人治学的态度，也是他对传统文化精神的阐释。

陈寅恪先生所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共两篇，第一篇是冯著上册的审查报告，作于1930年，第二篇为冯著下册而作，时间是1933年。两篇文章拢共三千字，但内容极精要，涉及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中国历史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可以视做寅恪先生治中国学问的思想纲要和心得总结。就中包含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不仅“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且能“示来者以轨则”! 。

1923年胡适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学生之请所拟。所列图书共约190种。分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三大类。开列此书目的目的,主要是为帮助普通的年青人较系统地学习一些国学知识,并使他们掌握“治国学的门径”。为了使此书目不仅适用于个人,还能适用于当时的中小学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所以还在每部书下,注出其最易得的版本。此目一经问世,便在国学界引起反响。梁启超曾撰文提出激烈批评,认为此目在开列时有较多的主观随意性,因而阙漏较多,如史部中的《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经典要籍此目均未收列,其批评颇中肯綮。

论文。胡适著。发表于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作者从白话文运动的立场出发,提出改革旧文学、建立新文学应从“入事”着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文章着重于提倡文学体裁的大解放,冲破旧形式的束缚,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从我国白话应用的历史中得出“白话几成为文学的语言”的结论。作者认为根据上述主张创作出来的新文学,从历史进化的眼光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作者也注意到文学内容的改革,提出文学应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还提倡描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写实主义。该文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第一篇反对封建旧文学的号召书,对于开辟新文学运动的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

现代文学史著。唐弢主编。先后参加编写的有唐弢、王瑶、刘绶松、严家炎等数十人。本书是原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第1、2册初稿写于60年代初,1978年修订,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3册是1978年冬至1980年春重新编写的,由唐弢、严家炎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册书前有《绪论》,论述了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关系,现代文学的性质、文艺论争与创作风貌的演变及其与中外文学遗产的关系等。全书共20章:第1章,《“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发展》;第2章,《鲁迅(上)》;第3章,《郭沫若》;第4、5章,《“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文学创作》(一、二);第6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7章,《鲁迅(下)》;第8章,《茅盾;第9章,《巴金、老舍、曹禺》;第10、11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一、二);第12章,《抗战开始后的文艺运动》;第13、14章,《在民族解放旗帜下的文学创作》(一、二);第15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革命文艺的新阶段》;第16章至18章,《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文学创作》(一、二、三);第19章,《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第20章,《国统区的文学创作》。最后是《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召开(代结束语)》。本书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版的第一部较系统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它涉及作家近3百人,重视从宏观上把握文学发展的规律,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章节,史料丰富,科学性较强,文字表达比较精炼和准确。曾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印学论著,四十二卷,明徐上达著。其自序曰:‘今人好人习,异轨分途,无人乎引法以缩之,终未于正,无人授法以进之,终于未精。上达不才,朽废多暇,曾窥一斑,偶有一得,敢为爝聚丝累,条次成帙,为之开道于后。言传不语,印证了然,缪谓备诸好善为法矣,参酌有年,终付剞氏,自榜曰《印法参同》。’此书有凡例二十一则。第一至四卷介绍官私玺印制度、形式;五至十五卷叙述古来篆体及印学知识;十六卷介绍印章钮式;十七卷以后载古来印章,间杂徐上达、徐凤来父子摹印。该书分类撮要,阐述明白。尤其对技法的论述,授之以法,晓之以理,甚为精当,它是印学史上第一部体系比较完整的印学巨著,有着重要的价值。书成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有十六册本及二十册本。本篇选录该书前后自序；第五卷《喻言类》；第七卷《参互类》；第八卷《摹古类》；第九卷《撮要类》；第十卷《章法类》；第十一卷《字法类》；第十二卷《笔法类》；第十三卷《刀法类》和第十四卷《总论类》。

一卷。清高士奇撰。是书是高氏告老还乡后的著作。书前有康熙庚午(1690)年间自序一篇,主要内容为记载其别墅——“北墅”园中栽种的花卉树木的情况。“北墅”园中种植的花卉树木很多,高氏记其果树、竹子、蔬菜、药蔓之类共二百二十二种,分别记述各种花卉、树木的形色品状,内容十分丰富、详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编修程晋芳家藏本列为存目。现有《学海类编》本、《昭代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十一卷,清唐晏著。其书根据儒经分隶儒学家,《周易》共二卷,《尚书》共二卷,《诗》共二卷,《礼》、《乐》一卷,《春秋》共二卷,《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一卷,“明经文学列传”一卷,另有《凡例》。唐晏在《序》中说:他著作此书,“旁搜远绍,提要钩玄,匪云眩奇,正以明道”,是为了明“孔孟再传”的汉儒经学。《凡例》讲本书的取舍标准:“故事虽取之于史,而其义则必求合于经;必不背圣门之旨者,乃始取之,以继孔、孟之绪。”排列次第是由这样的观念决定的,“道之大原则出于天,故首《易经》,以天道通人事;而善承天者莫如圣,故次之《尚书》,以阐圣;而所以如此者,为治民也,故次之以《诗》,以考十五国之风有治有乱;欲救其乱,端在于礼,故次之以《礼》;而礼之所失则世乱,故终之以《春秋》,以纪其变。”各经所附儒家人物,有派系的列于各派之下,最后列不知何派的人物。并在前面有叙论,叙该经儒学传授流变,断以己意;后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相关的记叙。如卷三、卷四为《尚书》,在最前面的叙论说:“至文帝始获伏生,虽遣晁错往受,习者终鲜;逮欧阳生出,《书》教始溥;至两夏侯出,《书》用益宏;至东汉桓氏,世为帝师,而人争骛之矣。若《古文尚书》出自安国,乃鲁学也,习之者鲜。及乎马、郑既生,古文为尚,欧、夏旧说,遂等弁髦。”其后各派即依叙中先后排列。该书详尽收罗了两汉三国的儒学家资料,对研究两汉三国儒学、经学有重要参考价值。有中华书局1986年版。

亦称“诽谐文”。文体名。隐喻、讥嘲、调谑或噱笑一类作品的通称。“俳”又作“诽”。《隋书·经籍志》录有袁淑《俳谐文》十卷,现仅存《鸡九锡文》、《驴山公九锡文》等5篇。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韩退之作《毛颖传》,此本南朝俳谐文《驴九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耳。俳谐文虽出于戏,实以讥切当世封爵之滥。”与今天的“幽默讽刺”之文类似。此文体主要以讽刺手法讥刺社会生活现象。

书论是书法的理论表述。《历代书论》中不仅了解中国书法的理论史，亦可感受到中国书法的演变和发展。本书选择了历代经典书论文献，对其进行详细的校注并释义，介绍作者，同时对版本知识略加简介，致力于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书法理论，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

《刑统赋》注解书，《刑统赋》宋律学博士傅霖撰,共2卷。傅霖以 《宋刑统》律文不便于记诵,于是以韵文体裁改写成一部律学读本,并加注释,名为 《刑统赋》。原本已不可考,清末沈家本《枕碧楼丛书》所收集有宋元祐中东原郄氏《刑统赋解》2卷,金代孟奎《粗解刑统赋》1卷,元代沈仲纬《刑统赋疏》1卷,都是后人就《刑统赋》所作的注解。

后魏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缪桂龙参校。《齐民要术校释》是缪启愉整理研究农业古籍深厚功底的见证。缪启愉付出的艰辛劳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齐民要术校释》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强烈反响。一致认为，校释者学力深湛，考校精审，注释严谨；《校释》在前人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总其大成，脱其窠臼，推陈出新，纠正了千百年来的因袭谬误，新的见解、论断贯穿全书，并一致推崇为“迄今最完善的一部《齐民要术》校释本”。使得它包蕴的丰富的传统农业优良技术起到古为今用，乃至中为洋用的作用，是一部优秀的对农学史、技术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国外专家学者也对《齐民要术校释》给予高度评价。

一卷，清沈心撰。沈心字房仲,号松阜,生卒不详,浙江杭州诸生。性落拓,不事生产。精篆刻、图绘,旁及星遁卜筮、脉诀、葬经,无不洞晓,而尤精于诗。著有《孤石山房集》。《禹贡》：“青州岱畎，厥贡中有怪石。”孔安国传：“怪异好石似玉者。”今舍弟畹叔观察齐东三郡，尽青州之城，余来官署，得详诸石出处，及质色文理，迥非凡品。因就所见闻，寒窗呵冻，随笔摭辑得若干种，有似玉者，有不似玉而可爱者。

简称《兰蕙同心录》，全书共二卷，编著于清光绪17年(1865年),作者是浙江嘉兴新塍许霁楼。内容丰富，举凡养兰赏兰的各个方面，多所涉及。书中收有当时江浙一带广受喜爱的兰花58个品种。更为可贵的是，此书为我国兰花古籍中第一部有兰花品种绘图可供与实物对照鉴别的书，其绘图及文字书法均有我国传统书画艺术的特色，可谓书图并茂，秀美雅致。应该说这确是一部优秀的兰花古籍。上卷以植兰方法为主，分栽种、浇灌、施肥、防护等四十目。下卷记兰的品名、状貌、色泽等计二十七日。后附种兰蕙四季口诀与沈沛霖蕙蕊头形八法，讲述培兰芦技艺。有附图几十幅，每幅皆加详释，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植兰栽蕙专书。

明代茶书,黄龙德撰,1卷。黄龙德明代人，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仅见于徐《徐氏家藏书目著录》。

一卷，程淯宣统三年(1911)撰,较详地记述西湖龙井茶的土性、栽植、培养、采摘、焙制、烹瀹、收藏,以及产额、特色等。《龙井访茶记》未印行。民国时期,阮毅成在友人处偶见清末御史赵尧生书录手卷,即予抄录,辑人《三句不离本“杭”》。今已为《中国古代茶叶全书》(浙江摄影出版社版)收入。

四十二卷。清圣祖玄烨于康熙四十九年 (1710)命大学士张玉书 (1642—1711)、陈廷敬(1639—1712)与翰林院官员共三十人合撰,历时六年,至康熙五十五年 (1716)成书,原名 《字典》。其编纂缘起与目的,康熙皇帝述之甚详:“自《说文》以后,字书善者于梁则 《玉篇》,于唐则 《广韵》,于宋则 《集韵》,于金则 《五音集韵》,于元则 《韵会》,于明则《洪武正韵》,皆流通当世,衣被后学。其传而未甚显者尚数十百家,当其编辑皆自谓毫发无憾,而后推论辄多同异。或所收之字繁省失中,或所引之书滥疏无准,或字有数义而不详,或音有数切而不备,曾无善兼美具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朕每念经传至博,音义繁赜,据一人之见,守一家之说,未必能会通罔缺也,爰命儒臣悉取旧籍,次第排纂,切音解义,一本《说文》、《玉篇》,兼用《广韵》、《集韵》、《韵会》、《正韵》,其余字书一音一义之可采者,靡有遗逸。至诸书引证未备者,则自经史百子以及汉晋唐宋元明以来诗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罗博证,使有依据。然后古今形体之辨,方言声气之殊,部分班列,开卷了然,无一义之不详,一音之不备矣。凡五阅岁而其书始成,命曰《字典》,于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学稽古者得以备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御制康熙字典序》)其编排以明梅膺祚《字汇》和张自烈《正字通》为蓝本,共分214部,又以地支分为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十二集,每集又分上中下三卷,部首与部中各字均按笔画排列。只是对某些字的归部有所调整,如 “颍”、“颎”、“颖”、“㯋”四字,《正字通》都在页部, 此书则分入水、火、禾、木四部。《正字通》两部互见的字,则仅入一部,如“垔”字只入土部,“羆”字只入网部。这些改动意在突出“六书”原则,遵从《说文》以来多数字书以义符为部首的传统。

三卷。清杨屾撰。杨屾，字双山，兴平(今陕西兴平县)人，平生从未出仕。杨屾从《诗经·豳风》中的诗出发，认为陕西一带古时曾养过蚕，顽固坚持陕西气候条件不适合养蚕的看法是错误的。杨屾为了求得实证，遍求养蚕方法，用十余年的时间进行试验，试验效果颇佳。杨屾在初步印证自己观点之后，开始著书立说，于乾隆五年(1740)完成《豳风广义》一书。作者在有理有据的条件下，竭力讲述了陕西一带可以养蚕的事实，又由 “衣帛”取系到“食肉”，谈了一些家畜的饲养、治疗方法。另外，书中还附有一少部分关于园艺方面的文字。《豳风广义》有文有图，文图结合，通俗、生动而又客观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平实的内容、简明易懂的风格，对于它自身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它的出现无疑开扩了农民的眼界，极大地鼓舞了农民投身一个新的生产领域。《豳风广义》现存乾隆五年(1740)宁一堂刻本，约在乾隆七年 (1742) 正式刊行，后有 《关中丛书》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当中。196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郑辟疆、郑宗元校勘的 《豳风广义》。

本书分十三章，一百四十二节，卷首载有详细目录，颇便于参考：第一章概说，对国学作一轮廓的说明，尤其对清代以来的学术概况，特加指出；第二章至第四章，将考证学与考古学所获的成果，略加介绍，使读者稍微知道一点治学的工具和方法；第五、六两章为史学部分，因历史可以指示一切学术的背景，经史又素来是国学的重心，所以置于其他学术之前。而经书为占代史料，又系过去国学的总源泉，所以更列于普通史学之前；第七、八、九章为哲学部分，先诸子，次佛学，再次理学，系按时代次序排列，使读者容易看出演变的迹象；第十至十二章为文学部分，因诗歌是最早发生的纯文艺，故首说诗、骚、赋、词、散曲等属于诗歌一类的作品，而后说到散文与骈文。至于小说、戏曲及民间俗文学，因其发展最晚，且至最近方才被人重视，所以放在末了；最后第十三章，略述自然科学及艺术，以表示我们对于这些学术的重视。

画论，清王原祁撰。六法古人论之详矣，但恐后学拘局成见，未发心裁。疑义意揣，翻成邪僻。今将经营位置笔墨设色大意，就先奉常所传及愚见言之。以识甘苦。后有所得，当随笔录出。

清杭世骏著。乾隆十一年(1746)成六卷,十七年(1752)后又成续编二卷。书刻于1918年,辑入《嘉业堂丛书》。分十七类:义讹、事讹、字讹、句讹、书讹、人讹、天文讹、地理讹、岁时讹、世代讹、鬼神讹、礼制讹、称名讹、服食讹、动物讹、植物讹、杂物讹,取古书及古人行事纰缪处凡八百馀条,讹者辟,谬者纠,使一误不至再误。多数条目论据详实,于文字、训诂、名物、史实等考证均有独到见地。如“除拜”条:“《梦溪笔谈》云:‘除拜官职,谓除其旧籍’,不然也。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岁之交谓之岁除,《易》‘除戎器,戎不虞’,以新易敝,所以备不虞也。皆谓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义。”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出版。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相马经》,从它的文体类似赋,以及文中提到的南山、汉水、江水这些情况来考察,大约是战国晚期楚国人的著作。全书有三篇,(其中第三篇即是第一篇的解释),没有书名与篇目,共计为5200字。主要写的是对马的目、睫、眉、骨等部位的相法,当是出于抄录者的爱好,只抄录了这部书的相骨部分。例如第一篇说:“得兔与狐,鸟与鱼,得此四物,勿相其余。”又例如第三篇解释说:“欲得兔之头与其肩;欲得狐周草与其耳,与其;欲得鸟目与颈膺;欲得鱼之耆(鳍)与鬐(脊)。”这说明了作者的相马,不仅注意眼睛,而且还注意到头、肩、耳、盹、膺、鬐、脊等等部位。这部书,将良马分成一般良马,国马(或称“国保”即“国宝”)和天下马(或称“天下保”,即“天下宝”)三等。这与《庄子·天下篇》所说的相马有“四马”和“天下之马”之别,是一致的。第一篇还讲到“伯乐所相君子之马”,说明作者所论述的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的。还说“吾请言其解”,说明作者的意图,是要进一步阐述伯乐的相马法。第二篇在详细叙述马目的相法之后,根据相马法中的一些话,引出了十五个连贯的答问。例如说:“法曰:眼大盈大走、小盈小走,大盈而不走何也?”又例如说:“能为变者良也,能变而不良者何也?”这又说明作者针对原来相马法上的结论,而提出的疑问,以便作进一步的解释。作者在十五个相连贯的答问中,从马的盈满程度、眼的光泽、眼的活动能力、睫毛和眼外肌的功能等等,说明与马是否善走的关系;还把马的驱体和目力能否适应环境变化,归因于“起居”(生活条件)是否相宜和“通利”(消化代谢)是否正常。这部著作中,有许多术语不容易理解,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仅就上述我们已经理解的部分,便可以看出到了战国时代的相马术已相当的细密了。

清卫杰撰。杰,蜀郡(治今四川成都)人。在保定蚕桑局任职期间撰写此书。十三卷。是一部较全面地总结概括蚕桑农政的农业参考书。包括:(一)“稽古”(历代诏制类、历代劝课类);(二)“桑政”(辨土类、辨水类、论耕类、桑种类、辨叶类、辨畦类、祷雨类、种椹类、辨栽类、移栽类、压插类、接博类、浇灌类、培壅类、耘锄类、修剪类、护桑类、治虫类、兼种类);(三)“蚕政”(蚕始类、蚕性类、蚕室类、蚕具类、蚕料类、蚕饲类、采叶类、审候类、易器类、留子类、浴子类、生蚁类、收蚁类、育蚁类、头眠类、 二眠类、三眠类、大眠类、上簇类、摘茧类);(四)“缫政”(缫茧类、缫具类、制茧类、煮丝类);(五)“纺政”(纺络类、纺器类、水纺类、旱纺类);(六)“染政”(染始类、染练类、料物类、色泽类);(七)“织政”(机具类、工艺类、经纬类、养樗蚕织粗细附、缎绸类);(八)“绵谱”(茧馀类、制绵类);(九)“线谱”(茧绒类、抽线类);(十)“花谱”(花卉类、花纹类);(十一)“图谱(一)”(桑器图类、蚕器图类、纺织器图类);(十二)“图谱(二)”(桑图咏类、蚕图咏类、纺织图咏类);(十三)“图谱(三)”(豳风图咏类、四时图咏类);卷首有“纶音”。该书较全面地记载了从栽桑养蚕到织染成布全过程的各工序,并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工艺,都分别予以描述、说明,对推广普及中国农桑技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谢云声编，厦门新民书社，1930年，载有300多种谜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