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综合学术论文集,陈寅恪著。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为陈寅恪文集之一,收辑论文、校笺、序跋、考据短章11篇。书中《论再生缘》一文多涉诗事。《韦庄秦妇吟校笺》专为诗歌而发。作者于此篇用力甚深,博采诸书,胪陈众说,细加按断。遇有格碍难通之处,必寻根究底,务求确解;如根据不足,未能别具胜说,姑阙疑以俟考。行文计为三节:(甲)从洛阳东奔之路程。驳斥前说,考定诗中“汴路”之所指,彭门相杀之语及彭门与汴路之关系;洞明唐季徐淮军事之情势及“野色”、“冤人”、“金陵”等语辞之校释。(乙)从长安至洛阳之路程。辩证韦庄非讳“内库烧为锦绣灰,大街踏尽公卿骨”一联,盖由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志希免祸而戒其诗。(丙)诗句诠解。严谨详核,创为新见。笺“二郎四郎”、“大彭小彭”句,谓主奴全体忧泣;证“一升栗”为端已故甚其词,特意形容之笔,颇显治史之明察,衡诗之滋味。作者脱出乾嘉学派只重文字考据的窠臼,利用唐诗某些佳构以叙事胜,提供了大量关于时、地、人的历史材料,重视唐诗之史料价值;以唐诗纠正史籍错误,说明历史真相,或别备异说,互相证发,增补阙漏,以史证诗,以诗证史,将史学与文学熔为一炉,为唐诗研究开拓新鲜视角,其荦荦大者,首推《元白诗笺证稿》,次为《韦庄秦妇吟校笺》。此稿也善于在人们疏忽或以为无关紧要之处发现问题。如考释“野色”,参稽《旧唐书·郭子仪传》“野宿魂惊”语,细绎诗歌上下文意,谓“野色”乃“宿野”二字之讹倒;复钩沉史料,依地理系统及历史事实推证“宿野”为宿州或泗州之野,与诗中“河津”对文。《狐臭与胡臭》考察中国古医籍中所谓腋气狐臭者,其得名之由,与西胡血统人有关。谓三国志曹冲、华佗二传皆有佛教故事附会其间;析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等,均为富于学力见解的文字。

中国郑午昌(1894～1952)著。中国画史著作,不分卷。成书于1929年,前有郑孝胥、黄宾虹两序及自序,是书将中国古代绘画从整体上约分为4个时期,一、初民至唐、虞以前为实用时期;二、夏、商、周至两汉为礼教时期;三、魏晋南北朝至五代为宗教化时期;四、宋以后至清末为文人化时期。其间,“并非绝对”而“互有出入”。自汉始,又以每朝为章,每章4节,一曰概况;略述一代绘画源流、派别及发展状况;二曰画迹,或详或略,列举画家名迹记录;三曰画家,记述一代尤要丹青名家姓名、籍里及生卒时间;四曰画论,摘录各家画学论述的主要观点。后有附录四:一、历代关于画学之著述;二、历代各地画家百分比表;三、历代各种绘画兴衰比例表;四、现代画家传略。全书总约35万字,其叙事和评论虽多采自历代成书,但作者在以现代手法予以剪裁取舍的同时,亦不乏有个人观点心得汇入其中,深得学者好评。蔡元培誉其是“中国有画史以来集大成之巨著”,余绍宗赞其“独出心裁,自出手眼,纲举目张,本原俱在”,“实开画学通史之先河,自是可传之作”。此书原为中华书局铅印本。1985年上海书画出版社重刊(黄保戊校阅),增谢海燕《重刊<中国画学全史>序》,而郑孝胥原序未载。

教授《文心雕龙》的讲义。作者黄侃。中华书局1962年整理出版。书中收有解说《文心雕龙》的札记三十一篇。其中多处涉及文艺心理学。在《神思》篇“神与物游”句下,《札记》指出:“此言内心与外境相接也。内心与外境,非能一往相符会,当其窒塞,则耳目之近,神有不周;及其怡怿,则八极之外,理无不浃。然则以心求境,境足以役心;取境赴心,心难于照境。必令心境相得,见相交融,斯则成连所以移情,庖丁所以满志也。”黄侃所谓“内心与外境相接”即指主客体之间的审美关系。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生审美关系,即“非能一往相符会”。主体须有一种“虚静”的审美态度,才能感知物态而心生“怡怿”。主客体之间审美关系的发生,最重要的是“必令心境相得,见相交融”,既不能单方面被动地接受外物的刺激(“以心求境”),又不能单方面地强迫客观符合主观(“取境赴心”),只有主客默契,心物交融,神与物、心与境融为一体,同一无间,“神与物游”,才能移情。《文心雕龙札记》对《养气》、《体性》等有关创作主体的篇章也有独到的阐发,如“养气之说,正为刻厉之士言,不为逸游者立论也”。“人情万端,文体亦多迁变,拘者或执一文而定人品”,故其说不通。这些见解体现了黄侃对于创作个性和文体风格复杂性的认识。

1917年周作人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开始在国文门一年级教授“欧洲文学史”，第二年继之为二年级开“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欧洲文学史》与《近代欧洲文学史》便是这两门课讲义的整理。前者最早在1918年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其是周作人到北京后出版的第一种著作，也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欧洲文学史；后者则为学者止庵于2005年在国家图书馆发现，2007年出过单行本，此次首次收入自编集。周著文学史广博淹通、洞见深邃、文词典雅、深入浅出，被称为开启“中国启蒙文学”之作。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为刘叔申先生晚年讲稿，由罗常培先生笔记。此书析论精微，每发一义，启示无穷。内容除总论外，重要的篇章有：论各家文章与经史子之关系、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等。

近代刘师培著。本书以辑录排比所论问题的文学评论与作家传记资料为主,再略加引申和案语,连缀而成。 全书共分五课,前两课为“概论”和“文笔之变”,后三课是按时代顺序论述汉魏六朝文学的概况与变迁,大部分篇幅在评论古文,其中对诗歌的发展概貌也作了简约核要的论述。其论魏诗曰“渐衰轻靡”,推重阮籍、嵇康的矫枉之功;其论晋诗的祖述与邅变曰:“晋代之诗如张华、张载之属,均与士衡体近,然左思、刘琨、郭璞所作,浑雄壮丽,出于嗣宗。 东晋之诗;其清峻之篇,大抵出自叔夜,惟许洵、支遁所作,虽多玄言,其体仍近士衡,自渊明起,乃合嵇阮之长,此晋诗迁变之大略”;其论宋诗独推颜延之、谢灵运,论齐梁文学之盛,强调了“上者”对文学的提倡崇尚的作用,其论陈代文学,指出其先衰后昌,列出了各代文学名家;最后总结了中古文学的四个特点:一曰矜言数典,以富博为长。指出“南朝之诗,始则工言景物,继则惟以数典为工”。二曰梁代宫体,别为新变。认为梁诗为淫艳宫体之始,徐摛、庾肩吾、徐陵、庾信诗尤为艳丽。三曰士崇讲谈,语悉成章。四曰谐隐之文,斯时益甚。最后指出齐梁文学“上变晋宋,下启隋唐”的关键在于“声律说的发明”和“文笔之区别”,接着便专门论述了这两个问题。

一卷。清丁佩撰。成于清道光元年(1821)。陈丁佩,字步珊,云间(今上海松江)人。自幼喜好刺绣,兼擅琴棋书画。《绣谱》是一部有关刺绣工艺的专著。以绘画、书法、诗词、建筑等艺术与刺绣互为对比借鉴,解说了刺绣工艺的特点和规律。共分为六个部分:①择地。即从刺绣工艺的要求出发,说明作业的环境必须闲、静、明、洁。②选择。即选择刺绣的底稿,提出了必须要有审理、度势、剪裁、点缀、崇雅、传神的眼光要求,避免能巧庸俗及过繁过简,这是整个绣工过程的基础条件,因此必得十分谨慎选定。③取材。从刺绣的具体要求出发,讲述了其所用材料诸如丝线、绫缎、纱罗、绣针、剪刀、棚架的重要作用。④辨色。对红、绿、黄、白、蓝、黑、紫、藕色、赭、牙色、灰色、绛色、月白、天青、金、银等等丝线的用途及其搭配方法作了细微精辟的讲述。⑤程工。讲叙刺绣工艺中齐、光、直、匀、薄、顺、密等具体技法和工艺标准。⑥论品。以文品之高下,书理之深浅来品评刺绣的能、巧、妙、神、逸五个不同的层次,并说明有精工、富丽、清秀、高超四种格调。这六个部分的阐述,显示了作者娴熟的绣工技能与不同凡俗的审美趣味。本书是既有实用价值,又具鉴赏品位理论的技术性著述,是我国刺绣工艺史上不可多得的文献。

《史学方法导论》系作者（傅斯年）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稿。原书七讲，现仅存第四讲，原“拟目”保留供读者参考。编者还从《傅斯年全集》中选录了十篇与其史学理论相关的文章。内容包括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等。

论文集,周作人著,儿童书局1932年3月出版。 本书收入了周作人1912年至1924年间所写的11篇儿童文学理论文章,其中《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古童话释文》、《儿歌之研究》、《儿童的文学》、《儿童的书》等,都是“五四”前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作者在书前的序文中说:“这几篇文章虽然浅薄,但是根据人类学派的学说来看神话的意义,根据儿童心理学来讲童话的应用,这个方向总是不错的,在现今的儿童文学界还不无用处”。1933年2月,儿童书局出版了赵景深编著的《〈儿童文学小论〉参考资料》,对《儿童文学小论》中的有关名词、史料、典故、人物等作了注释,对研究该书和儿童文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近代笑话作品集。吴沃尧(趼人)撰。共19篇。最初发表在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第1卷第8号和第2卷第11号。195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卢叔度汇注的《俏皮话》收有此书。作者写作这些笑话的目的在于,他认为历代的笑话、小说原本不少,但大多是陈陈相因,没有新意识、新趣味,尤其是《笑林广记》一类的书虽为妇女儿童所熟知,但内容俚鄙不文,对读者没有好处,只能将他们导入歧途,为改良故而写作了《新笑史》。这些笑话辛辣地嘲讽了腐败的清廷。《德寿笑话》揭露清代一方大员德寿的昏庸无知,《问官奇话》讽刺了清朝官吏的丧权辱国,《梁鼎芬被窘》嘲笑了官僚们的狼狈丑态,有很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就是很好的例子。

本书收录了鲁迅一些虽无学术文章的形式，但实则有着深刻的理论见解，而且在现实中也的确起过重要作用的杂文、序跋和译文附记等。作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目，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鲁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

食书。作者朱彝尊,亦有称山东新城王士祯著,说法不一。此书成书于清康熙年间。全书分上、下卷,主要按原料所属归类。上卷有饮之属、饭之属、粉之属、粥之属、饵之属、酱之属、蔬之属;下卷则分餐芳谱、鱼子属、蟹类、禽之属、卵之属、肉之属、香之属。另有附录为汪拂云抄本,共78条,是菜点制作法。在各属下,以品种列目,逐一详记制作方法。书中记述的各类菜肴、面点的制作方法颇详,不少品类,至今仍是山东名菜,如“炒腰子”、“提清汁法”、“卷煎”、“光烧饼”、“油儿”、“油旋”等。书中不少内容,为后人的烹饪专著所抄录,如袁枚的《随园食单》、顾仲《养小录》等书中都有其文。该书对研究清代烹饪技法、山东菜技法的历史演变等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雷海宗著，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以文化形态史观系统阐述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和前途的著作。认为人类文化可分为七个独立的文化系，每个文化系只有一个生命周期，而中国文化系历经四千年，独具二周。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此前为第一周文化，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此后为第二周文化，其特点是沿袭秦汉的制度，但外来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兵、家族和元首（皇帝）是民族文化最基本的问题，“兵可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说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然而，中国自秦汉以下的第二周文化不尚“武德”，是“无兵的文化”，因此，导致了中国文化的衰落。抗日战争是中国从文化第二周转入建设第三周崭新文化伟业的时机，而“新生”的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尚武”和“尚兵”。只要重新恢复战国时代文武并重的文化，抗战建国和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现有重印本。

目录学著作。姚名达著。1938年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84年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复印本。姚名达(1905—1942),字达人,号显微,江西兴国人。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42年日寇侵入江西,正任教于中正大学,奋身参加战地服务团,不幸在新淦遇敌,死于石口村。另有《目录学》、《目录学年表》等著作。本书是《目录学》历史篇的扩大与补充,是作者的代表作。全书不以时代为纲,而是分叙论、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结论诸篇,通论古今,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最大特色是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分类未能以学术分类为基础,不能反映图书内容本质,因而有解题是唯一优越于西方目录学的地方。批评现代目录学一味效法西方,不但未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反将解题这一可贵之处也丢掉了。提倡主题目录,反对十进分类。认为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应分开,前者依分类,后者依主题。希望统一分类和标题编目,使治书之业,寻书之法,易做易学,并使目录学成为人人知道的通俗常识。本书比较详细地概述了自古到抗日战争前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材料丰富,可供研究整理古籍和治目录学的读者参考。1957年商务印书馆再版时,曾请王重民校阅,撰《后记》一篇,指出本书的优点和局限性,并对本书中一些不妥之处,作了补充说明。

1922年4至6月，章太炎在上海讲授国学，由弟子曹聚仁加以笔录整理，于当年11月由上海泰东图书馆出版。该书共分“概论”“经学的派别”“哲学的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五部分。“概论”叙国学的内涵及其研治国学的方法，提出治国学的方法有五：一为辨书籍的真伪，二为通小学，三是明地理，四是知古今人情之变迁，五是辨文学应用。随后三章系统介绍了传统经学、哲学、文学的流变，其中对各时期学术发展的特点以及代表人物、著作皆有评价。最后一章论“国学之进步”提出了三点要求：一、经学以比较知原求进步；二、哲学以直观自德求进步；三、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甚大。今有多种排印单行本。

《文心》是叶圣陶与夏丏尊先生，用故事的形式，来讲解语文知识的一部启蒙书。共三十二篇文章，每一章一个主题，例如信的书写、朗诵的技巧、修辞的运用……通过几个中学生乐华、大文等人的生活，将之串联起来，使语文知识在不同的场景中延展发散。更有社会时事的穿插互动，将文字技巧的说明升华为文字背后精神的挖掘宣扬。陈望道先生和朱自清先生为《文心》写了序，将该书的价值意义做一表彰。陈先生说这本书的特点是“把关于国文的抽象的知识和青年日常可以遇到的具体的事情融成了一片。”朱先生说“书中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不但指点方法，并且着重训练”，还“将教学也打成一片，师生亲切的合作才可达到教学的目的”。

《美学讲义》是废名自编的教材，在前言里，废名说：今年暑假前，系里交给我一个任务，准备明年春季五年级开“美学”课，没有“部颁”的教材，也没有教学大纲，教材自编。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本书一共有８章，包括美食客观存在、美学、群众和美、民族形式和美、生活和美、作品的思想性和作品的美、内容和形式、美的创造和美感。希望作者通过每章的学习，能了解什么是美，并能从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因为美和生活是分不开的，离开生活就无所谓美，只能是形式主义的东西。

本书选取的历史事件和叙述结构，看似与市面上通行的近现代史教科书出入不大，但作者旁征博引，极严谨而客观。在少数客观。在少数流露个人喜好之处，聊聊数语，又极传神。 本书自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与国外的交通谈起，简述闳放昂扬之盛世，如何被历史大势扒至“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进而用十九章，七十万言的篇幅，细述偌大一个中国，如何在内外交迫的情势之下，经历了百余年的震荡、动乱及嬗变。作者悉心描摹其间中外力量之角逐、中央和地方权力之消长，及权势人物和社会精英在政治、外交等领域的种种图存在之努力，为读者提供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完整图景。

本书为胡适《白话文学史》《国语文学史》合编本，形成一部完整的19 堂大学讲课录，文化大师胡适写给年轻人的极简文学史，以独特视角讲解中国文学精髓，从先秦两汉讲到魏晋隋唐，通俗易懂的19堂文学课，有助快速提升读者人文知识，一经问世，备受好评。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欧洲的文学史，它主要讲述了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 一九一七年四月，经鲁迅推荐，周作人进入北京大学国史馆工作。九月被聘炎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馆编纂编辑中，开始撰写《近代文学史》与《希腊文学史》讲义，合而为《欧洲文学史》，一九一八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入“北京大学丛书”。全书约十万言，分希腊、罗马、中古与文艺复兴及十七十八世纪三卷。

文艺理论。周作人著。1932年9月北平人文书店出版。1932年春,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于辅仁大学作了数次关于新文学问题的讲演; 邓恭三做了详细记录,后经讲演者校阅,公开出版。本书共有五讲。第一讲是《关于文学之诸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学,文学的范围,研究的对象,研究文学的预备知识,文学的起源,文学的用处等等。第二讲是《中国文学的变迁》,追溯了中国文学两种潮流的起伏、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公安派及其文学主张、竟陵派等等。第三讲和第四讲是《清代文学的反动》,介绍了八股文的来源、作法及其所激起的反动; 同时还说明了桐城派的思想、桐城派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桐城派所激起的反动等。第五讲是《文学革命运动》,内容有“清末政治的变动所给予文学的影响——梁任公和文学改革的关系——白话作品的出现——《新青年》杂志的刊行和文学革命问题的提出——旧势力的恐怖和挣扎——文学革命运动和明末新文学运动根本精神之所以相同——用白话的理由”。周作人认为,“五四”新文学的源流来自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他说:“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是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作者探讨新文学源流所得出的结论,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颇能给人以启发;但他脱离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中西文化撞击而谈新文学的源流,毕竟有其局限性,难以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

《日本论》一书初版于1928年，它不仅介绍了日本社会、文化的现象，更揭开了隐藏在现象下的深层原因，曾被学界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著作。作者戴季陶在日本生活多年，并作为孙中山秘书亲历了中日关系的最错综复杂的阶段，他对日本的了解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戴季陶认为，日本自古就有侵略中国的企图，对中国的研究更是从未停止，而中国却鲜少关注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两国近现代的交锋中，中国之所以长期处于下风正是因为对日本缺乏认识。在本书中，他纵论日本从皇权、国礼、信仰、宗教到武士、财阀、政党、国民的方方面面，用理性的态度对中日两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剖析，用扎实的证据披露了近代中日关系中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虽已成书近一个世纪，《日本论》仍是中国人了解日本的经典之作。本书另附爱尔兰裔日本作家小泉八云所著《日本与日本人》，以帮助读者从心理、哲学角度了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和国民特性。

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36年初版,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再版。概括起来有5方面的内容。1.佛教史的整理,有《印度佛教概论》、《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等文。对印度佛教的产生,及输入中国后发生的变化做了全面的综述。指出印度佛教受古希腊的影响而建立,传入中国开始是作为一种方术宗教由海路经南方传进,后来逐渐发展成带有学术性的宗教。并且由于中国南、北环境的差异,使中国佛教形成了“南方尚理解,北方重信仰”的两种风格;2.佛教经典的疏理,有《说四阿含》、《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等文。对一些比较重要的经典作了考证、校勘及分类,指出其在中国流布的变迁,强调研究经典的正确研究方法和必要性。还对历史上一直有争议的经典提出了自己看法,认为《四十二章经》、《理惑论》、《大乘起信论》等都是后出的伪经或伪书;3.佛经翻译史的考察,有《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等文。整理了历代译经目录,提供了译经史脉络,概括出译梵为汉的特点,即因为南、北地理的差异,形成译文意译、直译的不同风格,译出时间越晚的经典、则越不容易读懂;4.中印佛教交流的回顾,有《佛教与西域》、《千五百年之中国留学生》等文。把印度、西域来华的僧人,中国去西方求法的佛教徒一一作了归纳,根据他们的情况,划分为西域期、罽宾期、天竺期3阶段,旨在阐明古代中国并不是一个闭关自守、不假外求的国家;5.佛教义理发凡,有《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佛教心理学浅测》等文。

中国基督教新教学者王治心著。1940年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把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分为4段:　唐朝景教、元朝也里可温教、明朝天主教及道光以降的更正教和天主教。本书试图说明,基督教教义同中国固有文化是相容的,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功大于过。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基督教会史,但作者承认,离“备”与“信”尚有距离。

现代学者汤用彤的思想史著作,收集了作者1938年至1947年间的9篇论文。第一篇《读人物志》,对刘劭《人物志》一书的宗旨,汉晋之际名实之学兴起、变迁,魏初儒、名、法、道等思想的活跃与它们之间相互杂糅的问题作了论述。第二篇《言意之辨》,就魏晋之际思想界讨论的“言不尽意” 、“得意忘言” 等问题作了论述,并揭示出 “言意之辨” 对形成玄学理论体系的巨大影响。第三篇《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对何晏与王弼、向秀与郭象以及僧肇等玄学家的思想作出分析。第四篇《王弼大衍义略释》、第五篇《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第六篇《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第七篇《向郭之庄周与孔子》、第八篇《谢灵运辨宗论书后》等,概括了王、向、郭、谢诸人的玄学理论及其主旨。第九篇《魏晋思想的发展》作为该书《附录》,通过“魏晋时代思想的成分” 、“魏晋玄学的发生与长成” 、“魏晋思想的演变” 等三方面论述,对以玄学为内容的魏晋思想史作出明晰的结论,即 “关于魏晋思想的发展,粗略分为四期:(一) 正始时期 (240—249年) ,在理论上多以 《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为代表。(二) 元康时期 (291—299年) ,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 的思想流行。(三) 永嘉时期(307—313年),至少一部分人士承正始时期 ‘温和派’ 的态度,而有 ‘新庄学’ ,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 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 。” 各篇文章均言简意赅,甚有说服力。该书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