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近日招军，惟知给降度牒、官诰，发付诸州变卖，以供招军之费，不知省、部倦于行移，而州、县视为常度。告命积于架阁，而支遣急于星火；文榜遍于通衢，而投买几于绝迹。
是何调度之劳，而成效之邈邪？殊不知以官诰、度牒而卖钱，则钱难卖而倍费支持；以官诰、度牒而招军，则军易招而两皆径便。盖今日招军之资用有三：曰鬻爵，曰献粟，曰度牒，皆所以调招军之费也。然鬻爵之文布满墙壁，而爵未尽鬻；献粟之谕遍下州、县，而粟未闻有多献者。盖买官、献粟，素系杂流，人皆知其不能远到。虽优之以免铨，比之以奏荐，而民间终不愿售者，以绍兴之间皆以此诱天下，至承平则又以流外官待之矣。此所以终不见信于天下也。魏公张浚尝得此济时之策，晓谕民间：招军一百人，与补下班 应；招军二百人，与补进武校尉；招军三百人，与补承信郎。已上各有等差。令不两月，军致数万。此其为效，速若影响。其招军之家自备钱粮，部辖起发至枢密院及两宣司者，比类与补文资，并依军功转行。立为定制，画一加详，昭告天下。至于度牒，则招军五十人与剃一僧，招军一百人与剃两僧。如此，则招军之费不繁，而招军之门自广。是谓劝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