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战国时,各地方言很不统一。孟轲说:

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孟子》书中又提及“南蛮

舌之人”,也是指楚人。

又《韩非子》“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可见当时的各地方言很不同。方言不同而当时文字上的交通甚繁甚密,可见文字与语言已不能不分开了。

战国时文体与语体已分开,故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有“同文书”的必要。《史记》记始皇事屡提及“同书文字”(《琅琊石刻》),“同文书”(《李斯传》),“车同轨,书同文字”(《始皇本纪》)。后人往往以为秦同文书不过是字体上的改变。但我们看当时的时势,看李斯的政治思想,可以知道当日“书同文”必不止于字体上的改变,必是想用一种文字作为统一的文字;因为要做到这一步,故字体的变简也是一种必要。

《史记》描写人物时,往往保留一两句方言,例如汉高祖与陈涉的乡人所说。《史记》引用古文,也往往改作当时的文字。当时疆域日广,方言自然也更多。我们翻开扬雄的《方言》,便可想见当日方言的差异。例如《方言》的第三节云:

娥,

……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

……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闻谓之锚,或谓之姣。赵魂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娃。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

“通语”二字屡见于《方言》全书中。通语即是当时比较最普通的话。最可注意的是第十二节:

敦,丰,厖,

……

……般,嘏,奕,戎,京,奘,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厐,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

……或曰

……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

此可见一统之后,有许多方言上的怪僻之点渐渐被淘汰了,故曰“今或同”。但这种语言上的统一,究竟只限于一小部分,故扬雄当汉成帝时常常拿着一管笔、四尺布去寻“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访问他们各地的异语,做成十五卷《方言》。

当时的方言既如此不统一,“国语统一”自然是做不到的。故当时的政府只能用“文言”来做全国交通的媒介。汉武帝时,公孙弘做丞相,奏曰:

……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史记》《汉书·儒林传》参用)。

这可见当时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尔雅”的诏书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这可见古文在那个时候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因此,政府不得不想出一种政策,叫各郡县挑选可以造就的少年人,送到京师,读书一年,毕业之后,补“文学掌故”缺(也见《儒林传》)。又把这些“文学掌故”放到外任去做郡国的“卒史”与“属”。当时太学,武帝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加至百人,宣帝加至二百人,元帝加至千人,成帝加至三千人。凡能通一经的,都可免去徭役,又可做官。做官资格是“先用诵多者”。这样的提倡,自然把古文的智识传播到各地了。从此以后,政府都只消照样提倡,各地方的人若想做官,自然是不能不读古书,自然不能不做那“文章尔雅”的古文。

这个方法—后来时时加上修改,总名叫做科举—真是保存古文的绝妙方法。皇帝只消下一个命令,定一种科举的标准,四方的人自然会开学堂,自然会把子弟送去读古书,做科举的文章。政府可以不费一个钱的学校经费,就可以使全国少年人的心思精力都归到这一条路上去。汉武帝到现在,足足的二千年,古体文的势力也就保存了足足的二千年。元朝把科举停了近八十年,白话的文学就蓬蓬勃勃的兴起来了;科举回来了,古文的势力也回来了,直到现在,科举废了十几年了,国语文学的运动方才起来。科举若不废止,国语的运动决不能这样容易胜利。这是我从二千年的历史里得来的一个保存古文的秘诀。

科举的政策把古文保存了二千年。这固然是国语文学的大不幸。但我们平心而论,这件事也未尝没有绝大好处。中国的民族自从秦、汉以来,土地渐渐扩大,吸收了无数的民族。中国的文明在北方征服了匈奴,鲜卑,拓跋,羌人,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在南方征服了无数小民族,从江浙直到湖广,从湖广直到云贵。这个开化的事业,不但遍于中国本部,还推广到高丽,日本,安南等国。这个极伟大开化事业,足足费了两千年。在这两千年之中,中国民族拿来开化这些民族的材料,只是中国的古文明。而传播这个古文明的工具,在当日不能不靠古文。故我们可以说,古文不但作了二千年中国民族教育自己子孙的工具,还做了二千年中国民族教育无数亚洲民族的工具。

这件事业的伟大,在世界史上没有别的比例。只有希腊、罗马的古文化,靠着拉丁文做教育的工具,费了一千年的工夫,开化北欧的无数野蛮民族:只有这一件事可以说是有同等的伟大。这两件事——中国古文明开化亚东,与欧洲古文明开化欧洲——是世界史上两件无比的大事。但是有一个大不同之点。欧洲各民族从中古时代爬出来的时候,虽然还用拉丁文做公用的文字,但是不久意大利就有国语的文学了,不久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也有国语的文学了,不久北欧、东欧各国也都有国语的文学了。拉丁文从此“作古”了。何以中国古文的势力能支持二千年之久?何以中国的国语文学到今日方才成为有意的运动呢?

我想,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欧洲各种新民族从那开化时代爬出来的时候,那神圣罗马帝国早已支不住了,早已无有能力统一全欧了,故欧洲分为许多独立小国,故各国的国语文学能自由发展。但中国自从汉以后,分裂的时候很短,统一的时间极长,故没有一种方言能有采用作国语的机会。第二,欧洲人不曾发明科举的政策。况且没有统一的帝国,统一的科举政策也不能实行。拉丁文没有科举的维持,故死的早。中国的古文有科举的维持,故能保存二千年的权威。

中国自元朝统一南北之后,六百多年,不再分裂;况且科举的制度自明太祖以来,五百多年,不曾停止。在这个绝对的权威之下,应该不会有国语文学发生了。做白话文学的人,不但不能拿白话文来应考求功名,有时还不敢叫人知道他曾做过白话的作品。故《水浒》《金瓶梅》等书的作者至今无人知道。白话文学既不能求实利,又不能得虚名,而那无数的白话文学作家只因为实在忍不住那文学的冲动,只因为实在瞧不起那不中用的古文,宁可牺牲功名富贵,宁可牺牲一时的荣誉,勤勤恳恳的替中国创作了许多的国语文学作品。政府的权力,科第的引诱,文人的毁誉,都压不住这一点国语文学的冲动。这不是国语文学史上最纯洁、最光荣的一段历史吗?

还有一层,中国的统一帝国与科举制度维持了二千年的古文势力,使国语的文学迟至今日方能正式成立,这件事于国语本身的进化也有一种间接的好影响。因为国语经过二千年的自由进化,不曾受文人学者的干涉,不曾受太早熟的写定与规定,故国语的文法越变越简易,越变越方便,就成了一种全世界最简易最有理的文法(参看《胡适文存》卷三,《国语文法概论》)。古人说,“大器晚成”,我不能不拿这四个字来恭贺我们的国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