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之为矛盾时代，是中国史中最明显之事实。盖前此之西周与后此之战国全为两个不同之世界，则介其间者二三百年之必为转变时期，虽无记载，亦可推想知之。况春秋时代记载之有涉政治社会者，较战国转为充富，《左传》一书，虽编定不出于当时，而取材实为春秋列国之语献，其书诚春秋时代之绝好证物也。（《左传》今日所见之面目自有后人成分在内，然其内容之绝大部分必是战国初年所编，说别详。）春秋时代既为转变时代，自必为矛盾时代，凡转变时代皆矛盾时代也。
春秋时代之为矛盾，征之于《左传》《国语》者，无往不然，自政治以及社会，自宗教以及思想，弥漫皆是。其不与本文相涉者，不具述，述当时天人论中之矛盾。
春秋时代之天道观，在正统派自仍保持大量之神权性，又以其在周诰后数百年，自亦必有充分之人定论。试看《左氏》《国语》，几为鬼神灾祥占梦所充满，读者恍如置身殷商之际。彼自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则正是殷商卜辞之内容也。此诚汪容甫所谓其失也巫矣。然亦偶记与此一般风气极端相反之说，其说固当时之新语，亦必为《左氏》《国语》作者所认为嘉话者也。举例如下：
季梁……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桓六）
〔宫之奇〕对曰……“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凭依，将在德矣。”（僖五）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先君之败德，其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僖十五）
〔周内史叔兴父〕对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僖十六）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以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文十三）
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曰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无象，不可知也。”（襄九）
楚师伐郑……〔晋〕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襄十九）有星孛于大辰。……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犟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实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昭十七至十八）
此中所论固与周召之诰一线相承，然其断然抹杀占梦所示，及当时之天道论，实比托词吉卜之大诰犹为更进一步。此等新说固与时人之一般行事不合，《左传》自身即足证明之矣。
春秋时代之人论，在一般人仍是依族类而生差别之说。《左氏》书既引史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语，又假郑小驷以喻之，以种言，则别夷狄华夏（富辰语，见僖二十四），以等言，则辨君子小人（阴饴甥语，见僖十五）。然“斯民同类”之意识，亦时时流露，既称晋文听舆人之诵，复美曹沫鄙肉食之言，对于庶民之观念已非如往昔之但以为“氓之蚩蚩”也。且其时族类间之界昼已不甚严：“虽楚有才，晋实用之。”绛登狐氏，秦用由余。其于吴也，固贱其为断发之荆蛮，亦奉之为姬姓之长宗。其于秦也，犹未如魏邦既建田氏纂齐之时以夷狄遇之也。再就阶级言之。周诰之词，固已认人事胜天定，犹绝无君侯之设乃为庶民服务之说，然此说在《左传》则有之。师旷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宫之奇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邾文公曰，“命在养民。”由此前进一步，便是孟子民贵君轻之谈，其间可无任何过渡阶级矣。
括而言之，春秋时代，神鬼天道犹颇为人事之主宰，而纯正的人道论亦崭然出头。人之生也，犹辨夷夏之种类，上下之差别，而斯民同类说亦勃然以兴。此其所以为矛盾时代。生此时代之思想家，如不全仍旧贯，或全作新说，自必以调和为途径，所谓集大成者，即调和之别名也。
孔子一生大致当春秋最后三分之一，则春秋时代之政治社会变动自必反应于孔子思想之中。孔子生平无著述（作《春秋》赞《周易》之说，皆不可信。），其言语行事在后世杂说百出，今日大体可持为据者，仅《论语》《檀弓》两书耳。《檀弓》所记多属于宗教范围，故今日测探孔子之天人论应但以《论语》为证矣。试绎《论语》之义，诚觉孔子之于天人论在春秋时代为进步论者，其言与上文所引《左传》所载之新说嘉话相同，而其保持正统遗训亦极有力量。然则孔子并非特异之学派，而是春秋晚规开明进步论者之最大代表耳。孔子之宗教以商为统，孔子之政治以周为宗。以周为宗，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其所谓“为东周”者，正以齐桓管仲为其具体典范。故如为孔子之政治论作一名号，应日霸道，特此所谓霸道远非孟子所界说者耳。
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一如其政治论之为过渡的，转变的。《论语》记孔子言性与天道者不详，此似非《论语》取材有所简略，盖孔子实不详言也。子夏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据倭本增“已”字）《论语》又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宋儒或以为与命与仁之与字应作动字解，犹言许命许仁也。此说文法上实不可通。与之为连续词毫无可疑。晋语言，“杀晋君，与逐出之，与以归之，与复之，孰利？”此同时书中语法可征者也）今统计《论语》诸章，诚哉其罕言，然亦非全不言也。列举如下：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为政）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日）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子曰，“天生德于子，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诛曰，‘祷尔于上下神祇。”’
子曰，“丘之祷久矣。”（述而）
子夏曰，“商闻之矣（此当是闻之孔子，故并引），‘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理会以上所引，知孔子之天道观有三事可得言者：
其一事曰，孔子之天命观念，一如西周之传说，春秋之世俗，非有新界说在其中也。孔子所谓天命，指天之意志，决定人事之成败吉凶祸福者，其命定论之彩色不少。方其壮年，以为天生德于予，庶几其为东周也，及岁过中年，所如辄不合，乃深感天下事有不可以人力必成者，乃以知天命为君子之德。颜回司马牛早世，则归之于命，公伯寮桓魋见谋，则归之于命，凤鸟不至，而西狩获麟，遂叹道之穷矣。在后人名之曰时，曰会合，在今人名之曰机会者，在孔时尚不用此等自然名词，仍本之传统，名之曰天命。孔子之所谓天命，正与金文《周诰》之“天令”（或作天命）为同一名词，虽彼重言命之降，此重言命之不降，其所指固一物，即吉凶祸福成败也。
其二事曰，孔子之言天道，虽命定论之彩色不少，要非完全之命定论，而为命定论与命正论之调合。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夫得失不系乎善恶而天命为前定者，极端命定论之说也，善则必得天眷，不善则必遭天殃，极端命正论之说也。后说孔子以为盖不尽信，前说孔子以为盖无可取，其归宿必至于俟命论。所谓俟命论者，谓修德以俟天命也。凡事求其在我，而不责其成败于天，故日“不怨天”，尽人事而听天命焉，故曰“丘之祷久矣”。此义孟子发挥之甚为明切，其辞曰，“修身以俟之”，又曰，“顺受其正”，又曰，“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此为儒家天人论之核心，阮芸台言之已详，今不具论。
其三事曰，孔子之言天道，盖在若隐若显之间，故罕言之，若有所避焉，此与孔子之宗教立场相应，正是脱离宗教之道德论之初步也。夫罕言天道，是《论语》所记，子贡所叹。或问褅之说，孔子应之曰，“不知也，知其说则于天下犹运之掌。”是其于天也，犹极虔敬而尊崇，盖以天道为礼之本，政事为礼之用。然而不愿谆谆言之者，言之详则有时失之诬，言之详则人事之分量微，此皆孔子所不欲也。与其详言而事实无征，何如虔敬以寄托心志，故孔子之不详言，不可归之记录有关，实有意如此耳。子不语“怪，力，乱，神”，然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其宗教之立场如此，其道德论之立场亦复一贯。孔子之道德观念，其最前假定仍为天道，并非自然论，亦未纯是全神论（Pantheism），惟孔子并不盘桓于宗教思想中，虽默然奉天以为大本，其详言之者，乃在他事不在此也。
如上所言，其(第一事为古昔之达名，其二三两事亦当时贤智之通识，孔子诚是春秋时代之人，至少在天道论上未有以超越时代也。在彼时取此立场固可得暂时之和谐，然此立场果能稳定乎？时代既已急转，思想主宰既已动摇，一发之势不可复遏，则此半路之立场非可止之地。故墨子对此施其攻击，言天之明明，言命之昧昧，而孟子亦在儒家路线上更进一步，舍默尔而息之态，为深切著明之辞。孔子能将春秋时代之矛盾成一调和、却不能使此调和固定也。
孔子之天论立于中途之上，孔子之人论亦复如是。古者以为人生而异，族类不同而异，等差不同而异，是为特别论之人性说，后世之孟子以为人心有其同然，圣人先得人心之同然者也，是为普遍论之人性说，孔子则介乎二者之间。今引《论语》中孔子论人之生质诸事。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
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因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
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阳货）
孔子以为人之生也相近，因习染而相远，足征其走上普遍论的人性说已远矣，然犹未至其极也。故设上智下愚之例外，生而知，学而知，困而学之等差，犹以为氓氓众生，所生之凭借下，不足以语于智慧，女子小人未有中上之素修，乃为难养，此其与孟子之性善论迥不侔矣。
在人论上，遵孔子之道路以演进者，是荀卿而非孟子。孔子以为人之生也，大体不远，而等差亦见，故必济之以学，然后归于一路。孔子认为尽人皆须有此外工夫，否则虽有良才，无以成器，虽颜回亦不是例外，故以克己复礼教之。此决非如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者也。引《论语》如下：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子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雍也）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颜渊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
孔子以为人之生也不齐，必学而后志于道，荀子以为人之生也恶，必学而后据于德。其人论虽有中性与极端之差，其济之之术则无异矣。兹将孔孟荀三氏之人性说图以明之。
后人以尊德性、道问学分朱陆，其实此分辩颇适用于孟子荀卿，若孔子，与其谓为尊德性，勿宁谓之为道问学耳。
孔子之地位，在一切事上为承前启后者，天人论其一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