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八股文,现代人一看到“文”字,每每联系到现代“文学”,即英文(literature)这一概念。或单纯地看作是科举考试的文体。这样以之比较古代其他作品、其他著述,认为没有价值,不值一顾,这种较有局限性的看法,使人们对于八股文的看法十分偏颇,更谈不到深入去理解它,把它同历史文化割裂开来,这是很遗憾的。如认识全面些,首先要改变这两种偏颇的看法。第一就是不要把八股文与今日所说的“文学”联系起来,比较它的文学价值等等。在“文”的概念上,在“文学的”概念上,对于历史上的东西,要多用中国传统概念去理解。“文”,“物相杂故曰文”。《易·系辞》,“五色成文而不乱”。《礼·朱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郑注:“文,道艺也。”朱注:“文谓诗书六艺之文。”又见《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又见《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再看“文学”,《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疏注:“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近人章太炎著《文学总略》则谓:“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综上各条所释,可见传统“文”、“文学”的概念内涵,远远超出西方所谓“文学”的概念内涵,要大的多,广的多,自然也深的多。因此理解和联系八股文这一历史事物,其“文”的内涵比较,不能仅限于“文学”,而必须扩大到传统文化的整个内涵。第二就是不只把它看成是一种科举考试的文体,而必须把它看成是一种文化教育、学习作文和科举考试的文体。这样才比较全面些。既然是关系到文化教育学习作文和科举考试两个方面,因而它的历史影响就不仅限于科举考试一个方面,而必然联系到整个受文化教育的广大社会阶层,及整个文化界。事实也证明如此。试看清末张之洞编的《书目答问》后面所附的清代学人表,经学家(包括汉学和宋明理学)、史学家、小学家、辞章家、诗家等,这是个遴选十分精到的清代学人名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科甲出身,大多都是进士、翰林。再看《清史稿》除大臣列传而外,其他“儒林”、“文苑”等列传,基本上也都是科甲出身,一般都是进士、翰林。只有极少数不是,而也是从小学八股文作文,却未考上举人、进士的人。因此说到八股文,必须注意到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即明、清以来一切知识分子,不管对历史文化作出过贡献与否?在其受教育的过程中,在其学会用文字写成文章的过程中,在其思维的形成过程中,都无疑问地受到过八股文的影响。既然这些人受到过八股文的影响,那么这些人不管是成家与否?其作品种类如何?流传广不广?也都受到过八股文的影响,总的说来,也就是明、清两代八股文对这一历史时期各种文化领域的影响,这是客观存在的。

近人陈柱在其所著《中国散文史》第八编中,特别标题为《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这一提法,概括了明、清两代一些著名散文家的特征,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提法。尽管陈氏晚节有亏,但本着不以人废言的观点,其文化史观,还是有见地的提法。

八股文盛行于明代,明代有八大家之称,这八家是吴县王鏊、武进唐顺之、常熟瞿景淳、武进薛应旂、昆山归有光、德清胡有信、归善杨起元、临川汤显祖。而这八家中,却有两家是明的古文家,那就是唐顺之和归有光,归的名望犹其大,直到今天,中学教材中还常常选他的《项脊轩志》。近人钱基博《明代文学自序》云:

“自来论文章者多侈谈汉、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独会稽李慈铭极言明人诗文,超绝宋元恒蹊,而未有勘发。自我观之,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至八股文,则利禄之途,俗称时文者也。然唐顺之,归有光,纵横轶荡,则以古文为时文,力求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虽与诗古文体气不同,而返本修古一也。”

陈柱《中国散文史》中《明真复古派前后七子之散文》一节道:

“自成化以来,八股盛行之际,文士与《四子书》与八股文之外,可以不读他书,凡所为散文、骈文,无非空疏饾订,故李何辈思有以矫之,使人知《四书》外尚有古书,八股外尚有古文也。然李、何等之文,皆袭貌遗神,不过优孟衣冠而已。故正德以后,王慎中、唐顺之等提倡韩、柳、欧、曾等八大家之文以矫之,海内靡然从风。”

按陈文中所说李、何辈即李梦阳、何景明。李梦阳就是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人,而直到现在人们还常说的“唐宋八大家”,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等四人,再加上王安石、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共八人,是唐顺之等明人最早提倡的。后茅坤(号鹿门)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成为几百年中最普遍的学习作文读物。使“唐宋八大家”文名流传到今天。两段引文中人名: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弘治时宰相主文柄,卓然以复古自命,天下宗之。王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十八举嘉靖五年进士,初主秦汉,后悟欧、曾作文之法,古文卓然成家,与唐顺之齐名。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人,三十嘉靖八年会试第一,于学无所不窥。书中在另一处曾介绍过他,这里不再多说。茅坤、字顺甫,归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最心折唐顺之。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嘉靖十八年、举乡试,过了二十六年,直到嘉靖四十四年,始成进士,本经术、《史记》,是古文大家。以上所引可见自明代以来,古文与时文八股就是互为影响的。到了清代之后,八股与古文、或说古文与八股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更有所发展、更明显、具体。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父梁资政《四勿斋随笔》云:

“国朝制艺自以韩慕庐宗伯为第一。世言方望溪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余谓宗伯以时文、古文,合为一手,望溪所不逮也。”

先把所引文中人物略作介绍。韩慕庐就是韩菼,在前面选文中,已作介绍,兹不再赘。方望溪即方苞,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四十五年)进士,为古文取法韩昌黎,是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又是《钦定四书文》的总编纂,是雍正及乾隆初的大家。韩菼比他早发迹卅三年。不过韩是在去世后才更享盛名的。雍正时,有人奏请以黄淳耀为时文正宗,刊示士子,而雍正不以为然。又请以明代唐顺之,加入清初熊伯龙、韩菼二人,雍正说:此二人文名固不待言,但不便批定。到了乾隆时,一改雍正作法,十七年明下谕旨:“故礼部尚书韩菼,种学绩文,湛深经术,其所撰制艺,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足为艺林楷则,从来未邀易名之典,著加恩追谥。”这样便追谥为“文懿”,史称韩文懿公了。他是用古文、时文合二为一的手法写文,与一般只懂敷衍注疏,衬以“夫然后”、“且夫”等虚字,只讲形式,不讲内容的文章不同,开始一般人看不懂、看不惯,不能接受。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他少时家中很穷苦,能用功苦学,且能饮酒,有李太白风。写文原本六经,极为典雅。在长洲(即苏州)作童生时,因欠粮三升,为奏销案黜革,不能参加考秀才,便冒嘉定籍入学。后又因说话攻击地方官被除名。又应吴县(当时苏州城中分属长洲、元和、吴县三县管辖)童生试,县官见到他的文章,认为不通,贴在影壁上,不录取。别人看了都发笑。当时海寇作乱(按即清初郑成功、张煌言兵大举入长江、取崇明、叠破清兵,迫近南京事。时在顺治十五年。后清即严海禁。)他原住苏洲娄门的家,为驻屯兵占据。他没有地方住,更为落魄。这时正遇昆山徐健庵尚书来苏州(按即徐乾学),晚间听门生们谈论诵读他的文章,当作笑话说他不通。徐听到,便问是谁作的,问清姓名,告诉门生说:“此文开风气之先,盛世元音也。”次日一早便接见他,带他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榜(史称“北闱”)考中举人,接着参加会试中会元(会试第一),随后殿试第一名,中了状元。一下出了大名。自然他的文风也造成很大影响。也就是以古文、时文合二为一的手法写八股文。这就是古文对清代八股文的重大影响,所谓时文古文,合为一手。其关键在于读书。他曾说:“有谒予以举业文为何从?予曰在读书耳。人胸有数百卷书,其威仪进退,必有可观。即笑语吐属,亦要非俗物,书之益人如是,岂独能文已乎?”可见其主要主张及原因。至于方苞,则是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就是将八股的手法用在古文上。归有光是明代制艺文八大家之一,又是古文名家,人说归有光是以八股文余力写古文。清代方苞,则私淑归有光,平生也是尽力写八股文,研究八股文作法。其《进四书文选表》道:

“窃维制义之兴,七百余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精蕴,汇涵于四子之书,俾学者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群归于正也。臣闻言者心之声也。古之作者其人格风规,莫不与其人性格相类,而况经义之体,以代圣人、贤人之言。自非明于义理,挹经史古文之精华,虽勉焉以袭其貌,而识者能辨其伪,过时而湮没无存矣。其间能自树立,各名一家者,虽所得有浅有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见。使承学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趋,是诚所谓关气运者也。”

他所编《钦定四书文》是清代八股文一直奉为典范的课本。其衡文的标准,自然也以“明于义理,挹经史古文之精华”的作品为主。在其进书表中,可见他对八股文的重视及对挹古文精华为八股文的主张。《钦定四书文》中大部分都是选的明人作品。他对明代八股文评价,也以能融汇经史,以古文为时文的作品为佳。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一引他对明人制义评价的话道:

“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恭然矣。至启、桢诸家,则穷思必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凡此数种,各有所长,亦各有所蔽……”

指出明文各期特征之后,又分析其“所长”、“所蔽”,但主要还是赞赏“以古文为时文”是明文之极盛。所以韩菼、方苞所致力的是八股文,所倾向是读书和古文,就是说“八股文”不仅限于《四书》及传注,要多读书写出有内容的像唐、宋古文一样的文章。但其基础还是八股文的基础。因而在其得中功名,不再钻研八股文,致力于写古文时,不能不说其表现手法,因思维方法,其中心义理,还是在八股文的基础,八股文的功夫上所变化出来的。因此人们说他“以时文写古文”,自是有根据、有事实的。

方苞有著名的《古文义法约选序》,开头即说:“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有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其次《公羊》、《觳梁传》,《国语》、《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及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最后说道:“《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可见其推祟的还是五经、《四书》,孔孟正宗、正经正史,直到韩愈,不及先秦诸子老、庄、杨、墨等家,其义法体系和八股文是同出一源的。所以桐城派以时文为古文,不只是表现手法,而首先在于思想体系。

方苞开创桐城派古文,刘大櫆、姚鼐、曾国藩等人续之;另有武进张惠言、恽敬,致力古文,世号阳湖派。其源亦出自桐城。这些人中,除刘大櫆是雍正己酉、壬子副榜(考举人于正榜之后,再取几名于榜后,叫“副榜”,不算功名。不同于现在考学校“备取”,如有人不来,还可补上。副榜只是名义,不能补。)外,其他人都是进士出身,除方苞出身已作介绍外,其他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曾国藩是道光戊戌进士,张惠言是嘉庆四年进士,恽敬也是举人出身。他们都是揣摩透了八股文,得中功名,作了官,又致力于古文,其思想、文字基础,还都是长期八股文所打下的。梁章钜《制义丛话》中引几则方苞的八股文段落,现引一则如下:

“方望溪《群居终日》节文,起比云:‘业固精各治者也,无故而处一堂,其神志已涣矣。而复外以名教以为乐,是以同恶而相滋也。时不可以再得者也,优游而多暇日,其出人不远矣。而复漫为鄙倍以相娱,是不独日力之坐耗也。’所言皆周秦诸子之绪余,而练作时文,自异凡响,此文当为吾斋塾中座右铭,凡我学子,当敬诵之。”

又引《先进于礼乐》章题中二比云:

“吾尝切而求之,一人一家之事,其父兄之力勤而守约者,大都无所纷华,而子弟以风流相尚,逐渐觉先人之迂阔,不近于人情,则夫上下数百年之间,其流失更可知也。

又尝近而征之,一乡一邑之间,其长老之谈笑而嬉游者,大率见闻皆古,而少之润色为二,窃以为上世之衣冠,不宜于大雅,则夫邦国朝庙之间,其变迁更可想也。”

以上两例,可见方苞八股文的面貌。虽然排比成一股一股,两两对照。但其句法自是古代散文的格式,全不同于四六骈体文之对仗。因而把八股文任何一股单独读之,其文气并不殊于任何唐宋古文。其破题、承题等程式,一开始先提纲挈领概括全题的写法,起承转合的步骤,时文与古文之间也并无明显的差别。即最著名的《项脊轩记》(按或印作“志”)一开始:“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日过午已昏。”不是俨然一“破题”与“承题”吗?通篇所写,在作“旧”字,正是老于八股文手法所写的感情文字。不但这样,连旧时公文程式,一开始“摘由”,把不论长、短,内容简单或复杂的文字,在前面先用一两句话,把全部内容表现出来,使人一看,先不必细看全文,便知道是什么事由,也全是用的八股文破题的手法,十分明确扼要,在处理公事上,撰写公文上,程式手法既易掌握,使用亦十分方便,其程序完全符合思维推理逻辑,这同八股文的写作训练是有密切关系的。近人陈柱《中国散文史》引章太炎的话并加解释道:

“章炳麟云:‘注疏者八股之先河;明、清之奏议,八股之支派也。’盖注疏释经,八股文为衍绎《四子书》及五经之义理,故注疏外式异八股,而内函为八股之所自出。明清奏议,为八股之余事。故明、清奏议,形体异八股,而精神实为八股之支流。”

“奏议”是明、清公文的最高档次,是写给皇帝看的公文。为此想到殿试对策。会试礼部发榜,考中的人再参加殿试,分一、二、三甲名次。会试在北京贡院,考三场,但最重要的是首场三篇八股文。初拟取中的人,才调阅二三场“五经”及“策问”卷。殿试则只考一天。考策问、试卷是“大卷”。照例不再作八股文。殿试策问体例按照题目开首照例是“臣对臣闻”如何如何,这就是所谓的“金殿对策”。从明代以来,科举考试金殿对策照例是用四六骈文,从不用八股文形式金殿对策。据《四勿斋随笔》记载,清初即改变了这一形式。文云:

“顺治六年己丑科上始临轩亲策,制曰: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满汉曾无异说,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抑语言未通,意见偶殊,畛域尚未化欤?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要言可行?不用四六,将亲览焉!

刘子壮对曰:

臣闻人君致仕,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进言,与其文,毋宁其质。夫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则满、汉皆一家也。然朝廷虽无异视,而百姓不能不异也。即满人汉人亦不能不相异也。百姓之所以异视者何也?边防之外,愚懦之民,见一满人则先惊之矣。又有挟之为重者以相恐,其实满人之与汉人,未尝不相爱也。处事未尝不明,守法未尝不坚,居身未尝不廉也。而小民预有畏怯之意,虽其极有理之事,尝恐不能自直于前,则其势不能以卒合。而又时当革命之初,民重其生,是以虽有相爱之诚了而不敢相信,虽无相陵之意,而先以自怯,此百姓所以为异也。

满汉之不能不相异者,何也?满人有开创之功,其权不得不重,满人有勤劳之绩,其势不得不隆。汉人虽处尊贵之位,其方固不敢相抗,其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自专者,未免轻汉人之为善狡,为朋交。其中自疑者,未免惧满人之多强,之多势,是以有怀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能自尽也。此满汉之相为异也。

抑臣所祈者,愿复古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唐虞君臣之论道,取章奏面相议订,谏官仍得于仗下封駮,则上下情通,满汉道合,中外权均,宰相不仅以奉行为职,卿贰不仅以署纸为能,则中心隐微,皆可告语,而海荒万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美也。又何远近百姓之风不可同欤?”

原文较长,引在此处,删去中间“满人尚质,以文辅之;汉人尚文,以质辅之”两大段,约六百字。此文的作者刘子壮,字克犹,湖北黄冈人,顺治己丑状元。著有《屺思堂集》。这是一篇不用“四六”,改用八股文笔法文体写的对策,政治倾向很明显,实用意义很及时。是一篇用八股文体给皇上写的很好的奏议。其较四六骈文为好的地方有二:一是不用典故,就事实现象清楚地分析比较。无四六骈文华而不实之弊,有分析事物,实事求是,明白如话之功。二是按照八股文的逻辑推理思维、满、汉、异与不异、尚质与尚文,信与不信等两两对比,种种实际情况、种种改变的办法,都用相当明确的言语对照论证之,十分有力,十分清楚。就其实用意义讲,用八股文体的手法写奏议,较之四六骈文,效果好的多。值得注意的,就是这种事理思维及语言表现的手法;如一上来“人君致仕,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进言,与其文毋宁其质”,人君、人臣、致仕(即用人)、进言、力行、多言、文、质,上下文,本句内,都是作反正的思维,其语言表现自然是极为周密的了。这种八股式的思维,十分准确而周密,是长期锻炼所致。值得很好注意,分析明清历史人物时,应想到这点。所以章太炎氏所说:“明、清之奏议,八股之支流也。”这就不仅说的十分正确,而且说到八股文与明、清两代对古文的影响而外,对奏议的影响,也就是它的实用价值,在封建政治管理中所产生的实际作用了。或者也可说是八股文对公文的实际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