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书名《清代八股文》，而清代八股文是继承明代而来的。清初进关在北京建立政权不久，即开科取士，一切都依照明代旧制。这时虽然政权是清代的，八股文基本上还是明代的。经历顺治、康熙初年之后，清代八股文从法定体制上，到各种形式及作者文风上，逐渐形成了清代自己的八股文，与明代八股文比较，自有其独特的地方，但从文风上比较，在今天说来，比较难以理解，只能从表面上说些特征。
一是由顺治二年开始，即规定了八股文的字数，定为每篇不得过五百五十字。这当然是为了考试需要，因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高考时间，语文只二小时。那时考秀才天不亮进场，天黑才出来。举人、进士考试三场，每场头天进场，第二天才出来。时间较长，不限字数，才气大的只要有时间写成洋洋数千字长文，那试官阅卷，就无法看了。所以要限制字数，最少下限，最多上限，均有规定。康熙二十年，因考虑五百五十字，似乎过少，作者词意未尽，就草草结束，影响文章内容，因增至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又明确规定乡试、会试四书文字数为七百。即：百字为完篇，文章在三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给参试者以较大字数上的自由，这样写起来较为方便。《制义丛话》中总结说：“长短得中，至今遵守，间不可易之定式也。”这一字数限制，大概到废八股文时，也还执行着。至于前选袁昶文，篇幅过长，那是特殊例子，或因系拟作，自持才大，不受科场限制，随意写长，也未可知。
二是明代制义有大结，即在文章结束后，作者又作总结性的发挥，词句较多，可抒发作者见解。清代八股没有“大结”。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祖父《书香堂笔记》并加按语补充道：
“前明制义，每篇之后，多有大结。本朝陆清献亦尝论大结之不可无，汉唐以下之事，皆可借题立论，随题可以缀入。明之中叶，每以此为关节，后因文日加长，此调渐废，至我朝康熙六十年，始悬之禁令。乾隆十二年，编修杨述曾，忽有复用大结之请。大学士张廷玉等奏驳：以为若用大结，未见有益，而弊窦愈起，断不可行。其议遂寝，至今遵守。”
所说陆清献，是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为著名清廉官，学宗朱子。因反对捐官被夺职。康熙三十一年卒，是康熙前期著名学者。乾隆元年，特追谥“清献”。主张应有“借题立论”之大结。此处称其“谥号”，故曰“陆清献”，其实他官并不大。编修杨述曾字企三，江南阳湖人，乾隆七年壬戌进士。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是康熙后期、雍正一代最重要的汉大臣。雍正临终与鄂尔泰同为顾命大臣，奏驳“用大结断不可行”时，已七十多岁。按“大结”之争议，亦因利弊着眼点各不同。主张有“大结”的人，以八股文是据《四书》命题，只强调代圣人立言，全是孔、孟口气，那汉、唐以后的史事、各种观点就无人说起，不能借题立论，就不能表现作者对汉唐以后各盛世的知识，也不足以知作者的见解。而反对有“大结”的人，则因明代常有人以“大结”内容通节，如与考试官、阅卷官约好在“大结”中汉代文、景之治史实、或贞观之治史论以及其他具体汉、唐种种故事，这样作为暗号，便可取中。弊端容易孳生，所以悬为禁令，不能再用大结。再有满洲入主中华，处处防止文人在诗文言论上用正面或侧面的种种讽刺语言来反对，所以大兴文字狱，用各种办法压制言论。科场科试制度极严，也数为科场案兴大狱。因此在八股文考试上，也限制极严，把内容也严格局限在入孔、孟圣人口气、“代圣人立言”上，决不允许考生发挥自己议论，借题发挥说其他话，那就更不允许。如不遵守，弄不好，要丢脑袋了。
梁章钜本人意见如何呢？他是主张有“大结”的。但他不正面表态，却引唐彪（字翼修）《读书作文谱》中的话来代替他说话。唐文先讲有人评文谓某文后幅“圣人口气未完，不当入子游口气”等等是误解了作者。接着说《左传》、《史记》等书篇末多有断语。又说皇上经筵讲书，“每讲一书毕，必证以三代以后事，或证以当日时事，以为实据。令人主知书与事合一之理，庶几不至书自书，事自事也。”最后总结说：
“宋时王安石经艺体裁，后幅必入实事作证，如此为文，方显得士人实学。夫制艺为排偶词章，称为帖括也久矣。后幅略入学人口气，以为证据，犹能使学人留心实学，考究经史。且前半破承以断语起，后竟不能以断语相应，有头无尾，成何体裁。今必使作文者皆顺口气到底，今无学者得以文其空疏浅陋，不惟不知古今文之体裁，且使学人竟不必多读书矣。国家用人，亦何贵此无实学之士子哉？”
梁章钜引用唐文之后，又加按语说：“按唐氏此文显与功令相违，而其理则甚足。唐氏所辑《读书作文谱》，全书皆不免兔园册陋习。惟此条典实可取，言人所不能言，因附登之。”显然梁氏虽然说他违功令，却十分同意他的意见，赞赏其“言人所不能言”了。“兔园册子”是鄙视世俗八股文书籍的叫法，用《五代史·刘岳传》嘲笑冯道的故事，即乡间三家村塾、冬烘陋儒教田夫村童所诵之书。明清鄙视闱墨八股文等选本，常用“高头讲章”、“兔园册子”等词语。
三是所谓“临文不讳”，就是在考场中，写八股文时，没有什么忌讳，不管吉祥与不吉祥的字眼都可使用。这在明代情况如何，未作研究，先不必说。而在清代，却是下了上谕的。梁章钜《制艺丛话》引康熙五十二年上谕云：
“《四书》、‘五经’，皆圣人讲理明道之书，贯始彻终，无非精意。近见乡会试，俱择取冠冕吉祥语出题，每多宿构幸获。致读书通经之士渐少，今后闱中题目，应不拘忌讳，庶难预作揣摩。实学自出，钦此。”
这是因为《四书》中不吉利的话是很多的，如《论语》中“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见《里仁》。“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见《雍也》。“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表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见《子罕》。《孟子》、《大学》中类似这样的句子也有不少。如要以冠冕吉祥话命题，像这一类的词句就都不能出作题目了，命题范围更小，参试者更容易预猜题目，所以下了这样的“上谕”，“临场不讳”也成为科场惯例了。这种实际例子也不少，如《制艺丛话》记乾隆时彭文勤公（名启丰，字翰文，江南长洲人，即今苏州。雍正五年会试、殿试皆第一。）任浙江学政，视学浙江各府时，喜触景生情出题，有一次府试时，监场教职（即教喻，清代各县管文庙、童生的官）二人因乡间某官宦人家办丧事，要去行礼，临时请假。这位学政便出了五道试题：一是“伯牛有疾”，二是“康子馈药”，三是“子路请祷”，四是“充虞路问”，五是“右师往吊”。按照南方话说，这全是触霉头的话语，可是这位学政就出了这样一连串“触霉头”试题，可见其没有什么忌讳了。不过也看具体情况，有时试官倒霉，出一般题目，忽被人认为讽刺时政，构成文字狱的，如著名的查嗣庭案。据戴菔塘《石鼓斋杂录》记：
“雍正丙午，查嗣庭、俞鸿图典江西试，查为主考，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二句、及《山径之蹊闲》一节命题，其时方行保举，或劾其有意讥刺，茅塞于心，更不知何所措，因搜其笔札诗草，语多悖逆，遂伏诛。并兄慎行、嗣栗遣戍有差。因停浙人丁未会试。俞鸿图以副考自辨系出《日省月试》题，得免罪，旋出学差，以不知检束，亦论死。”
试看彭启丰乱出触景生情题，如像查嗣庭一样，被人检举，再遇上皇帝发怒之际，不也要出乱子，断送头颅吗。清后期俞曲园任河南学政，出《君夫人、阳货欲》截搭题，正是西太后垂帘听政，聚敛财货之时，被人检举有意讥讽，为此虽未断送头颅，却被革职。后来讲了一辈子书，再未作官。所以这“临场不讳”的尺度，也要灵活掌握的。
四是明文规定《四书》出题时各书的次序。明代科举考试，只规定从《四书》中命题，并未规定出那种书，因为《四书》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种书的总名，题目过分集中在某一种书，不免影响考试成绩。据记载明代不管这些。洪武二十年丁卯应天乡试，首题《老者安之……》三句，次题《兴于诗……》三句，三题《克己复礼为仁……》三句。三题全出自《论语》。清代顺治二年一开始就改变明朝含混办法，而明确规定为两种情况。第一种：首题《论语》，次题《中庸》，三题《孟子》。第二种首题《大学》，次题《论语》，三题《孟子》。规定载于清代《科场条例》中，乡、会试各届考试官，均按此规定出题。如有违反，便要担处分。法式善《清秘述闻》、王家相等人《清秘述闻续》、徐沅等《清秘述闻再续》诸书，把清代自顺治二年起，至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止，把清代二百六十多年中乡、会试一百十二科的考试官姓名阙里、解元及三鼎甲姓名、所有试题、包括文题、诗题，都作了记录，题目次序，都是按照《科场条例》规定各书次序出的。据《制艺丛话》记载：道光庚子山西乡试，首题《德润身心广体胖》、次题《体群臣也，子庶民也》，两题并用《大学》、《中庸》而无《论语》题，实与《科场条例》不符，旋经主考检举，监临奏参，部议“照违制律”，拟革职留任。梁章钜说：“亦可谓宽典矣。”按是科据钱维福《清秘述闻续》卷五记载，为道光二十年恩科乡试，山西主考官为侍读李棠阶、字文园，河南河内人，壬午进士。副考官为户部郎中有庆字余庆，汉军正白旗人，丁丑进士。三题除上记《大学》、《中庸》二题外，尚有《孟子》题《既竭心思》二句：诗题为《赋得“淡烟楼阁数声钟”，得“钟”字》，解元卫德玉，闻喜人。据此可知清代科举出题严格规定，三题中《论语》、《孟子》一定要有。《大学》、《中庸》可任出一题。
五是明文规定可以出截搭题。据《制艺丛话》卷二十二记载：
“乾隆三年，议准考试命题，固取发明义理，而亦以展才思。遇有人文最盛之区。若命题专取官冕，士子蹈常袭故，或无从濬发巧思。间出截搭题，则旁见侧出，亦足以觇文心之变化，第必须意义联属，血脉贯通。若上下绝不相蒙，恣意穿凿，割裂语气，殊属伤雅。嗣后学正出题，宜以明白正大为主，即间出长搭题，亦必求文义之关通，毋蹈割裂之陋习，则既不诡于义理，而亦不问其性灵，庶文章之能事曲尽，而课士之法亦周详矣。”
这就是八股文中大量截搭题的依据，但是出的太怪了，又引起争论：乾隆四十年又因四川乡试试题《又日新·康诰曰》六字，连上牵下，全无义理，不足以见学问、书卷。而稍知机法者，便可侥幸获售。为此请部议禁止。不过这种禁止，并不能禁绝，出“截搭”怪题以及其他怪题的情况仍时发生。据明代邱琼山《大学衍义补》中云：“典文者设心欲窘举子以所不知，用显己能。其初场出经书题，往往深求隐僻，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遂使学者无所依据。”可见“强截句读”的截搭题在明代已有了。只是没有法定依据，清代则经“部议议准’，成了合法的了。
写截搭题八股文，要把两句或两个半句无关的连在一起，成为有机的结合，这中间有手法，有窍门。即前面说的“稍知机法者”，“机法”便是窍门，如前举《曲园课孙草》范文，《皆雅言也·叶公》，在破题中“明圣训之有常，而楚大夫又可记矣”，只一句话便把无关系的两个半句连在一起，便成有关系、可理解，可发挥的了。梁章钜《制艺丛话》记举人喻世钦的一个写截搭题的例子，也十分有趣。文云：
“喻孝廉世钦，为诸生时，应试得截搭题《乃是人而可以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隔舍生作承题云：‘夫人不如鸟，则真可耻矣。，因转不到下截，将此二句，再三吟之，喻闻而生憎曰：‘耻之、耻之！如耻之，莫若师文王。’隔舍遂寂然，盖已录之矣。主司阅其文平庸，惟承题为通场之冠，因获售，乃访喻所居，执弟子礼焉。’
这个例子很生动，本来这两截的确很难连在一起，所记是巧合，却很自然。而这喻孝廉本身不知如何作法，如记录者把两个人的破、承题都记录下来，比较一下，就更有趣了。至于有名的截搭题笑话：《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文中什么“一杖而原壤痛，再杖而原壤倒，三杖而原壤死矣，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一阵清风，化为阙党童子……”这就是拉郎配式的办法，硬把两截接在一起，自然是笑话了。
六是乾隆初方苞奉敕编了《钦定四书文》，后来收到《四库全书》中。明代八股文虽然名家很多，时文选本、专集很多。但没有钦定的专书收八股文。梁章钜《制义丛话》例言中说：
“《四库全书》中，所录历代总集别集，至为详晰，而于制义，惟恭录乾隆初方苞奉敕所编之四书文四十一卷，此外时文选本，及各家专集，一概不登。”
按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清代江南包括安徽和江苏）。康熙四十五年会试中式，因母病未应殿试归。学宗程、朱，著文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是桐城派古文创始人。融古文笔法入八股。乾隆初奉钦命编制艺文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四集，清文二集。凡例八则。《四库全书总目》介绍云：
“是编所录，一一仰禀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承学之士于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于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圣人之思教无穷，即于是乎在，固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时文选本，汗牛充栋，悉斥不录，惟恭录是编，以为士林之标准也。”
“以为士林之标准”，这说的是很重要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样板”。广大士子就照着这个标准模式来写八股文。但是文风也在不断变化，一时有一时时尚，同样是八股文，康熙、乾隆各个时期，也有不同的时尚差别。据记载：嘉庆中叶，文体变的怪异，可能受当时汉学考据的影响，参试士子往往寻找僻书字句，以炫耀新奇，显示自己的学问。当时有一御史黄任万，奏请续选“钦定四书文”，以正文体。奉上谕云：
“制义一道，代圣贤立言，本当根柢经史，阐发义蕴，不得涉于浮华诡僻，致文体驳而不醇。自乾隆四年，钦定四书文选，凡前明大家名家，悉按其世代裒次。而于本朝文之清真雅正者，一并采列成编，选择精严，理法兼备，操觚家自当奉为正鹄，乃近科以来，士子等揣摩时尚，往往摭拾《竹书》、‘路史’等文字自炫新奇，而于经史有用之书，转未能潜心研讨，揆之经义，渐失真源，今该御史奏请修正文体，固为矫弊起见。但折内所称欲另选近年制义，以附《钦定四书文》之后，此则尚可从缓。试思近时能文之士，求其经术湛深，言皆有物者，未必能轶过前人。即广征博采，亦恐有名无实。是唯在典司文衡之臣，悉心甄别，一以‘清真雅正’为宗，而于引用艰僻，以文其固陋，专尚机巧，以流入浮浅者，概屏置弗录，则海内士子，自各知所趋向，力崇实学，风会日见转移，用副国家振兴文教至意。钦此。”
这篇“上谕”较长，在此全文引用，除说明当时八股文风情况外，有一点却十分值得赞赏，就是对御史奏请续编“钦定八股文”全无兴趣，而指出“即广征博采，亦恐有名无实”的本质，十分坦率可取。使人不免想起近年不少大部头书，种种“辞书热”，辗转剪贴（连抄袭都不肯），似乎自知之明差多了。当然为了发财那是例外。
七是钦定的统一衡文标准，就是上段所引嘉庆上谕中“清真雅正”四字，不过这不是嘉庆定的标准，而是他祖父所定的。据梁章钜《制义丛话》记载：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乾隆三年，复经礼部议奏，应再饬考试各官，凡岁科两试，以及乡、会衡文，务取“清真雅正”，以为多士程式。乾隆十四年，复奉“上谕”云：
“国家设科取士，首重在四书文，盖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设非读书穷理，笃志潜心，而欲握管发挥先圣之义蕴，不大相径庭乎？我皇考有清真雅正之训，朕题贡院诗云：‘言孔孟言大是难。’乃古今之通论，非一人之臆说也。等因钦此。”
梁章钜于此则笔记后小结说：“是‘清真雅正’四字，代圣贤立言者，非此不可，宜乎圣训相承，规重矩袭，永为艺林之矩矱，制义之准绳矣。”可见这四字，是清代八股文评价的法定标准。俞曲园《曲园课孙草》序言中说：“教初学作文，不外清醒二字。”这也是按照这四个字的法定客观最高评价，进行按程序教学的。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二十一记云：
“余五上公车，惟辛酉科以回避未入场，前三科皆荐而不售。第一科为乾隆乙卯，房师胡果泉克家批曰：‘文笔清矫’。第二科为嘉庆丙辰，李石农师銮宣批曰：‘格老气清’。第三科为己未，吴寿庭师树萱批曰：‘词义清醇’。每次领回落卷，必先呈资政公。公一日合阅之笑曰：‘功令以清真雅正四字宣示艺林，而汝文只得头一字，毋怪其三战而三北也。’余不觉爽然若失。迨壬戌科，立意欲以词藻见工。又闻纪文达师为总裁，最恨短篇假古文字。故于首艺竭力降格为之。中二比云：
古未有为君而见疑于人者，而艰贞蒙难，至文王始际其难。夫受命改元之迹，后世可断其必无，而阴行善政之疑，当日几无以自解。则子民将嫌于震主，怀保且指为阴谋，尽君之心而不克释臣之憾，固时事之未可轻言者也。
古未闻外臣而见忌于内者，而毁谤丛生，至文王始极其变。夫崇侯之谗，犹以小人而中君子；而祖伊之告，竟以忠臣而忌忠臣。将加之罪，固无补于圣明；即不加之罪，亦何减于忧患。竭臣之力，而祗以彰君之非，斯又圣人所不忍当此者也。
后二比云：
畔援歆羡之悉泯，无私乃为博爱之原，盖仁所从生，文王实身入其中而深知其故。其统斯民而被之者，其先斯民而全之者耳。视如伤者仁心，不敢侮者仁政。想当年勤勚多端，惟此祥和无己之心，虽至难甚有以相赴。所以洛西除刑之献，以纍臣而感动天朝。
雍宫肃庙之交修，主一实为靖其之本，推敬所由立，文王独精于其体而妙于所施。其臣节之无少亏者，皆其圣功之无或及者也。翼翼者敬之原，祗祗者敬之实。想当日危疑交迫，惟此旦明不渝之志，历万变而不离其宗，所以汝坟恨乱之词，虽邦君而不忘王室。
本房韩湘帆师抡衡批云：‘酣畅流丽，典雅之章。’却无清字，始悟闱中风气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这个例子很有趣，不妨略作解说：按所说乾隆乙卯、嘉庆丙辰、己未三科主考官房考官及试题均载于法梧门（式善）《清秘述闻》一书。“壬戌科”是嘉庆七年会试。则载于王家相《清秘述闻续》卷一，具体记载如下：
“嘉庆七年壬戌科会试，考官：礼部尚书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甲戌进士。左都御史熊枚字谦山，江西铅山人，辛卯进士。内阁学士戴均元字可亭，江西大庾人，乙未进士。内阁学士玉麟字振之，满洲正黄旗人，乙卯进士。
题《为人君止》四句，《道之以德》一节，《居天下之》三句。《赋得‘山辉川媚’》得‘藏’字。
会元吴廷琛字震南，江苏元和人。
状元吴廷琛字震南，江苏元和人；榜眼李宗防，字芝龄，江苏山阳人；探花朱士彦，字郁文，江苏宝应人。”
梁章钜所说“纪文达师为总裁”，不但这科是，嘉庆元年丙辰科也是礼部尚书纪晓岚挂帅，为阅卷大臣总裁。所记三题，首题“为人君止”四句，见《大学》，原句是：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题目删去后三止、六句，只出了四句。这四句是赞美周文王的，前面引了《诗经》句子：“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这章书是释“止于至善”的，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适可而止，恰到好处。朱注云：“诗，文王之篇，穆穆，深远意……引此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之大者也。”梁章钜这中二比、后二比四股文章专写文王，集中写“君、仁、臣、敬”四字。文王是纣的臣子，纣王被武王所灭，建立周朝，武王又尊其父为文王。又成周朝开国之君。四股文章一弹三叹，反复论证这四个字文王如何止于至善处。文章有内容，有文彩，有气势，即使现代人读起来也很有意思。评语是很中肯扼要的。有“雅”字而无“清”字，可见“清真雅正”四字，“清”似乎是初步的，清楚、清晰、当然“一清如水”，也是很高的境界，“真”应是真实、率真、醇真，不做作。“雅”的标准是什么，它排在第三个字，“典雅之章”，比“清矫”、“清醇”等似乎好看多了。因而只是“清矫”等等，虽由分房阅卷官荐给主考官，却未取中，写出“典雅”文字，才入了试官眼，中了进士。丙辰科总裁也是纪昀，梁的荐卷批语是“格老气清”，却未取中。这科相隔七年，同样是纪昀总裁，却取中了。也可见这七年功夫不是白下的，至于最后一字“正”字，那就更是封建时代衡文的极限。谥法上文下加一正字，也不容易，如宋代范文正公，清代曾文正公等等。大概要十分圆满才能当得一个“正”字。八股名家韩菼后，追谥“文懿”，当时上谕云：“谕旨，故礼部尚书韩菼，种学绩文，湛深经术，其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足为艺林楷则，从来未邀易名之典，着加思追谥。”这就“清真雅正”，四个字都有了。
八是要“磨勘”。所谓“磨勘”，就是每届乡试、会试之后，为防止敝端，把取中的卷子，派官拿来重新研究，如发现毛病，便要追究；纵无毛病，也可以研究文风，观察士子思想动态，这在清初是十分注意，十分认真的。在乾隆时，更加注意此点，乾隆每每亲自过问。戴璐《藤阴杂记》记云：
“自己卯严磨勘之条，顺天停科四人，亦有幸免者，有诬指者。壬午勘卷，某摘一用‘社稷镇公子’卷应议，裘文达公充大磨勘官，心疑非杜撰，归第问公子麟，对以句出《国语》，客有以出《左传》对者，命立取书以证，果出《左传》，遂长跪而几受责，时麟己官编修矣，自是勘卷不敢妄加指摘。庚寅顾天骏五十外中举，题为《孟公绰……》节，用‘国狗之瘈’句，为大磨勘指出停科，安得有文达虚心查《左传》而救之。”
戴璐所记：“己卯科”是乾隆二十四年，“壬午科”是乾隆二十七年，庚寅是乾隆三十五年。裘文达公是裘日修、字叔度，乾隆己未进士，江西新建人。累官礼、刑、工部尚书，替乾隆编过不少书，学问很好，但《左传》忘了。按《左传》是当时八股文教育中的必读书，这些“大磨勘”居然忘了，可见不知多少人因磨勘而被诬指了。
据记载乾隆十九年，甲戌科会试首题为《唐棣之华》至《未之思也》。场中士子，有用“肠一日而九回”句者。上以言孔孟言，不应袭用《汉书》语。先是派方苞选录《四书文》颁行，至是令再颁礼部、顺天府，各于外帘存贮，俾试官知衡文正轨，并严重磨勘。著以下科为始。磨勘诸卷俱于卷面填写衔名。据此可知当时磨勘多么重要。其他具体例子的记载还多，不一一赘举了。
说清代八股文，必然先要知道一点清代八股的特征，以上八点，可供参考。不过所说大多是具体的规则条例等等。至于文风派别，因太抽象，要举大量原文才能比较，今天亦难说清，不多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