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了范文例子,加以说明之后,又选了几篇初学的示范文字,供读者参考。因为有了实例,就容易理解了。在此想结合这些实例,谈谈八股文的作法。这本是很难的,因为我本身不会写八股文,一篇也写不出,却来谈作法,这岂不是大言炎炎,有骗弄读者的嫌疑吗?这也好像在岸上给人讲游泳一样,只是意思意思,试着参考前人著述,略作介绍。

八股文的出题范围是有限制的。就是一部《四书》,但就此一部书,就包括四种书,范围也很广,何况出题花样又多。一个字、两个字、半句话、一句话、几句话、一节书、一章书、连章、截搭,这样就在一部《四书》内,出题范围就变化多端。因此作八股文,首先必须有能力适应各种题目,能思考各种题目,在题目限制的范围内,思维既要有敏锐的针对性,又要有极活泼的灵活性。既要清晰地分析推理,又要准切地概括归纳。这样不管什么题目,就都能抓住中心,建立体系,言之成文了。“中心”就是你根据题目思维所得的中心意思。“体系”就是与思维所得立意中心的同时,按八股程式初步所想的论证提纲。

如前举韩菱文,作者思维就是抓住“行藏之宜”,为什么孔子不对别人说,而单对颜渊说这一中心立意。《不以规矩》一题,只是半句话,这里就抓住“规矩”与“明”和“巧”的关系为中心立意,反正都可推论。用现在话说:“明”与“巧”是第一位的,“规矩”是第二位的,世界是先有人的“明”与“巧”而后有“规矩”,不是先有规矩而后有人的明与巧。但既有规矩之后,明与巧又必须以规矩为准则了。袁昶一文,是连篇题,字句多,内容复杂,但归纳起来。只“王政”与“为学”二点,即以此中心立意,以论证二者关系立论。结合以上三例,可见八股文如何针对题目,展开思维的方法。其抽象思维、分析、归纳、演绎、推理等形式逻辑的训练程序和建立,与现代初高等数学的思维方式比,虽然内容截然不同,而其思维规律是近似的。

所以谈到八股作法,首先应该从针对题目作文说起。清后期刘熙载《艺概》卷六《经义概》是专讲八股文作法的。六千多字中,有二千多字专讲题目。一开头引杜元凯《左传序》中“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辩理,错经以合异”四语,说明写八股文,“经”就是题,先之、后之、依之、错之是文。一切文都是围绕经展开的。因此刘熙载首先明确说:“文莫贵于尊题”。又解释什么叫“尊题”呢?就是“将题说的极有关系”。按八股程式,尊题就是在破题中先明确中心,写出全文要点提纲,就是所谓“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刘熙载称为“主脑”,即破题、起讲扼定主脑。然后由主脑到结尾,一线到底,百变而不离其宗,就如同现在说一切围绕中心。原则如此,容易理解,但题目是千变万化的,作者如何针对不同的题目,即使十分困难的题目,在正经正史的范围内,即《四书》、五经的范围内,想出题目的中心,也即所谓“主脑”,即八股文程式中的破题、承题来,这就十分不易,大见高低了。这高低集中表现在学力上、智力上。学力与智力又互相影响,如何发挥,具体到每个人上,那就千差万别了。如前面所举各篇文章,都是名家所作,题目尽管长短不同,一般还都有实际内容可以理解,据以展开思维。而据传有极无话可说的题目,照样有人能写出破题,即建立论述中心。徐珂所编《清稗类钞》中《考试类》有一则道:

“国初时,嘉兴县县试全案已定,惟甲乙二人文笔并佳,不能定案首。屡试之,皆然,以致全案难出。最后乃以《四书》之‘O’,命各作一破题。甲所作破题曰:‘圣贤立言之先,得天象也。’乙曰:‘圣贤立言之先,无方体也。’乃定甲为案首。后二人咸贵,甲官至大学士,以功名终。乙官至巡抚,缘事伏诛。”

这种故事在李伯元《南亭四话》的《庄谐丛话》中也有记载。一则记其破题曰:

“圣人未言之先,浑然一太极也。”

又一则曰:

“先行有言,仲尼日、月也。”

记得还不只此,另一种书上记载一破题道:“夫子未言之先,空空如也。”

同样一个“O”,却能想出五个不同的破题,即论证中心。如据之写文,则各有不同的内容。第一个论“立言之先”与“天象”,立言有先有后、天象有得、有不得,“天象”是本乎、顺乎自然等等,这个“圈圈”,就大可发挥了。第二个论以“圣贤立言之先,无方体也”。“无方”就是“有圆”,古人以方喻原则、以圆喻灵活。而又说“天圆地方”。因此“有圆”实际也是“天象”。但二人一个思维抓住“天象”、一个却从另一角度抓住“无方体”立论,就是意识中认为是一切都可以圆,这就导致其做事只意识到圆,而放弃了“方”,也即放弃了原则。古人认为作人要“外圆内方”,如外圆内也圆,那就危险了。《清稗类钞》的故事未说姓名,可能是真的。那正应了一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善于观人者,是能从幼时就看到其未来的。在此第一、第二,显然就可区分了。第三《南亭四话》所载:从“未言之先、浑然一太极”立论,也同“天象”一样,但角度又不同,从“浑然”与“太极”两点立论,什么“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混沌初开”等等,从自然的变化、发展来论述。另一则“先行有言,仲尼,日月也”,则思维轨迹完全不同,另僻蹊径。以赞颂孔子如日月之明立论发挥。最后一则记忆中忘记出处的“未言之先,空空如也”,则“既言之后,实实在在”,又可互相对照,从“空”与“实”、“空”与“色”的哲学辩证原理发挥,也可言之成文。举这一例子:即非常不可理喻的题目,照样可以写出变化多端的破题。一有破题,便抓住论证的角度中心,按照程式,以作者自己思维逻辑,逐层展开,便都可以写成以破题、承题为中心的文章了。再有所有这几个破题又都用的是《论语》中的话,如“空空如也。”就是《子罕》章中原句“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也。”这就是破题的句子,一般也不能杜撰,要有出处,见于经传或朱注。

关于题目,刘熙载在《艺概》中还提出“认题”、“肖题”,所谓善认题,题外无文,善肖题,文外无题。文章的要点,在于“识”和“力”,“识”表现在认题之真,“力”见于肖题之尽。用现在的话说认题,就是要透彻地理解题目,把题目真正的内涵要求,充分发挥圆满。肖题就是文章符合题目要求,不要说到题外的话。又说到题的筋、节,题眼等等,即要抓住题中各层意思的层次、环节、题眼是抓住实字、或虚字、或无字处。后面论述“题”字的要点还很多,不再一一例举,总之一句话:八股文的作法,首先是针对题目作文,一切的思维变化,都集中在题目所限制的思维变化内。要敏锐、要准切、要一下子击中要害。以靶作比喻;限制在靶心中,只一个靶心,又要有眼把它看成一个面,一分为二为四……沿展到各环。而先射中靶心。给一个全靶,又要有本事一下射中靶心。但思维限制总是在靶上,准头准是在靶心。这就是不管小题、怪题、大题、长题,思维在其限制中,都能敏锐地击中要害,抓住中心。这自然要显示长期的功力、敏捷的才力和深厚的学力。因为好的八股文作者,在想出破题之先,就必须先有用各种手法表现全文的功力,或是极小的内涵,一分为二,或是极繁复的内涵,归纳为一,然后据之以发挥全文。自然其大范围又限制在一部《四书》内。再举一个《清稗类钞》的例子:

“湖北某童生年七十,初次观场,自言功夫纯熟。方应试,学使因取《四子书》各首句并作一题:《大学之道,天命之谓性,学而时习之,孟子见梁惠王》。老童应声曰:‘道本乎天,修而廷献也。’学使叹服。”

这就显示了高度的概括力,敏锐的总结力。虽然是一个连秀才也没有考中的老童生,但其作八股文的功力,限制思维反应的敏锐程度,似乎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所以学使才叹服。

能够把空洞无物、不可理解的“圈圈”从不同角度破析之,又能够把四种书的第一句,这样不连贯的语句而又包涵几乎全部孔、孟思想言论的书概括为一句话,这种能力的获得,这种方法的掌握,原因是什么、关键何在?主要可以集中在一个字上,即“熟”字。明代嘉靖时状元唐顺之,是著名中国古代数学家,又是八股文专家,精于制义,曾自为诗云:“文人妙来无过熟,书从疑处更须参。”这是经验之谈。唐顺之明末视师浙江是抗倭名臣,名著有《勾股测望论》、《勾股容方圆论》、“弧矢”、“分法”、“六分”等论,即数学中的三角学、几何学。又有《荆川集》。以八股名家却致力于数学,现在人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其实仔细研讨之,会发现在思维轨迹有相通处,即同是理性的思维,用的分析、推理、归纳、演绎、因果论证的逻辑思维。虽然叫“文”,但它首先不同于“形象思维”的文学作品,自然它也可以加入形象思维、感情色彩的成份,但在此先不讨论。先来说说“熟”。所谓“熟”,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书籍的熟,一是写作方法的熟。所谓熟能生巧,妙文是由熟练的技巧产生的。而思路却是由读书的疑问产生的,所以归根结蒂,还是在多读、多思考、多练习上。自然这里面每个人的不同智慧、性格、毅力还起着很大作用。几百年中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付出智慧与苦功,清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五记明代正德时唐皋字心庵故事云:

“按唐皋,歙县人,家甚贫,襟怀洒脱,才思敏捷,文不加点,若中有所改动,则别构一篇,少负才,自以为必售,及屡困场屋,时人嘲之曰:‘徽州有个唐皋哥,一气乡闱走十科,解元收拾荷包里,其奈京城剪绺多。’皋闻之,志益壮,自署其壁曰:‘愈读愈不中,唐皋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读,命其如唐皋何?’后四十六岁,中正德九年甲戌状元……‘愈读愈不中’四语,吾乡无不熟在人口。”

这种顽强的精神先不说,而这种正反对照的思路,正是精于八股作法的思维方式,正如将“屡战屡败”说成“屡败屡战”一样。也是受过八股训练人的思维轨迹。

八股文作法在抓住题目中心之后,就是按八股程式,起、承、转、合的全文布局。刘熙载《艺概》中《经义概》说:“昔人论布局,有原、反、正、推四法;原以引题端、反以作题势、正以还题位、推以阐题蕴。”

又说:

“空中起步、实地立脚、绝处逢生,局法具此三者,文便不可胜用……”

“起、承、转、合四字。起者,起下也,连合亦起在内;合者,合上也,连起亦合在内。中间用承用转,皆兼顾起合也。”

这些话说得都十分简明扼要,不只是八股文如此,任何推理思维的全过程都应如此,这不只适用于八股文的作法,其实任何圆满的论证文字都应如此。处理社会客观事务的任何设想构思,不也应该设想到开头如何、结尾如何,中间种种变化如何如何等等吗?当然具体事务是具体事务。抽象思维、推理思维的八股文,其本身是空的。但不论什么题目,却又是实际的存在,据之抓住中心要点,展开思维,还是实际的。先提“原、反、正、推”四字,用现在话说:“原”就是先说出题目的原始话头,“反”就是再立起原始话头的对立面,以建立论证的形势,正面阐述题意的本位,进而推论题目的全部内涵,充分发挥。如果说“起、承、转、合”四点是文章表面的,那这“原、反、正、推”四法,就是表现文章内涵的四项原则。至于所说“空中起步、实地立脚、绝处逢生”三点,则是表现内容的三种技巧,视题而定,视行文时思维过程的兴会而定。也启发了作文人的思维技巧。所谓“空中起步”,就可以领会为一下说到本质,在诗文名篇中这种章法很多,八股虽然形式上不同于一般诗文,但其思维表现内容时的技巧是有相通之处的。“实地立脚”这条便可理解为多从实际处着想,要尽量在论证时把抽象的理论、语言,落在实处。也就是言之有物,不可空走。再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在话,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空话。至于所谓“绝处逢生”,就是在思维枯滞,没有话可说时,忽然有所领悟,或者忽发奇想,有了神来之笔。在行文方法上,能掌握了这三种技巧,那在文章布局上,不管什么题目,就都有话可说了。

八股文又名“八比文”,什么叫比,就是排比,在内容论述上,都要两两成对。自然客观事物,所出文题,并不都是可以成对的。这就要就题意来思维破析,找出它的各种对立面,或相反、或相成、或映衬、或交替等等,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能从空间上、时间上、正反各方想出其有联系的东西,一个“圈圈”,便想到是标在“子曰……”的前面,既有前面,便有后面。相对,既有后面,也有前面,这样便想出“夫子未言之先”种种设想来。当然这种思维方法,要一定智慧才能掌握,不然便会出现“人皆曰树在庙前,我独曰庙在树后”笨想法,这就是纯机械的思维方式了。

刘熙载《艺概》中《经义概》说出“对比”共有七法。即“剖一为两、补一为两、回一为两、反一为两、截一为两、剥一为两、衬一为两。”这里所说的“剖一为两”,不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一分为二”吗?所说“反一为两”,不就是现在所说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吗?有时感到:虽然现代科学在一日千里发展着,而人的思维本能及思维轨迹本身,古人今人并无多大差别。有些摩登盲从的人,自己不动脑筋,却总爱把新名词挂在嘴上骗弄其他盲从者,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发明,真是自欺欺人。闲话少说,还说老八股作法。刘熙载又说:

“柱分两义,总须使单看一面则偏,合看两比则全。若单看已全,则合看为赘矣。”

这就是说前面所说“一”与“两”的关系,是内容上的,或分两面说一个问题、或作补充,或说其因,或说其反面,或分成两个层次,或说明其表里,或找一个照映陪衬,总之都是内容上需要,内容得到更大的圆满。而不是形式上的重复。如同律诗对仗的“合掌”之病,这就如“惠风吹柳絮,淑气舞杨花”之类的句子,是对偶中的大病。刘熙载又说:

“大抵言对不如意对,正对不如反对,平对不如串对。”

这个对偶原则,也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丽辞》篇中所说的“意对为先、事对为次;反对为优,正对为劣”一样。这是中国古汉语中一切文体、诗词歌赋等最根本的原则,八股文自然也不例外。

八股文是以《四书》的范围命题,前举各例:韩菼一篇是会试卷、即现在所说的国家级考试。题目出全章书。《曲园课孙草》中各例,一般都是单句题,是初学作八股文的题目,一般也是考秀才时,即府考时的题目,用现在话说,是地区考试的题目。谓之小题。袁昶的文章是浙闱乡试拟作,是省里考举人的题目。则是两章书连在一起。这是全省考试。省城乡试、京城会试,这都是大型考试。乡试、会试首场都是三篇八股文。《林则徐日记》中记有不少次乡试、会试的题目。每次都是三题,现举道光二年浙江乡试题目: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忠恕违道不远。”

“丕显哉,文王谟;正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这些题目,就与前举《曲园课孙草》中各文题目不相同,复杂多了,内容深多了。对作者的思维要求、知识深广度,也都要复杂的多,高深的多。因而可以理解到,八股文虽然出题的范围,只是一部《四书》,而一部《四书》就其内容讲,却是包罗万象的。用现代话说,是中国文化从无到有第一阶段发展的总结性文献。内容包孕哲学、教育、政治、经济、伦理、历史、地理、生活、艺术等等各方面的议论、材料,因而以之命题作文,虽然形式上都是八股文,而内容上就可能千变万化了。不只简单与复杂有差别、一句话的简单小题和全章书、连章书的繁简程度不一样。即内容具体表现上也大不一样,有纯说理的、论哲理、论政治、论教育……也有评价历史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孔子、孟子时代以前的、及其当时的。如前引《林则徐日记》记道光二年浙江乡试题,不就二题都应该写成史论式的八股文吗?而且高手写八股文,照样可以写成慷慨激昂或回肠荡气的抒情文字,在八股文名著中,这种例子也不少,在此先不举例。

就《四书》内容、词句命题的八股文,虽然题目涉及到的学术范围很广,但写八股文之手法总以议论、叙述为主,又以朱熹注解为依据。刘熙载《艺概》中说:

“制艺体裁有二:一本注释,就题诠题也。一本古文,夹叙夹议也。注释,合多开少;古文,小开大合,大开小合,具有之。”

所谓一本注释,就是指“朱注”,二本“古文”,就是以唐宋古文笔法,在以朱注解经之后,并发挥自己之意见,所以叫夹叙夹议,叙是注释,议是发挥。所以他后面又说:

“先叙后议,我注经也;先议后叙,经注我也。文法虽千变万化,总不外于叙议二者求之。”

另外八股文的要求,所谓代圣人立言是很重要的。如前举《女与回也孰愈》一文,其入口气代圣人立言的表现,看的十分明白。自“夫女不与回并列吾门乎”以下,便全是孔子说话的口吻,而且似乎是反复教导子贡,其中无作者自己的话语,自然实际也是作者拟作,而语气表现却是孔子,因之叫“入口气”,叫“代圣人立言”。但也有的题目不是孔子的话,或不完全是孔子的语气。那如何办呢?也必须以朱注宣扬孔孟思想为主,这也是代圣人立言。叙、议是表现手法,而都离不开“经”。这是根本的根本。

以上所说尊题、熟练、内容安排、表现手法、叙、议根本等等八股文写作方法,实际都是很原则、很肤浅的一些皮毛。照前人细致地讲起来,什么“理、法、辞、气”什么“炼字”、“炼句”,什么“局势”、“柱法”、“句调”,什么“不散神”、“不破气”……凡此种种,那就更无穷无尽了。制义源远流长,八股文作法早在元代就有人讲究了。刘熙载《艺概》引元倪士毅所作《作义要诀》道:第一要识得道理透彻,第二要识得经文本旨分晓,第三要识得古今治乱安危之大体。这三点其实已说到八股文作法的本质上。本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而刘熙载在引文后却又加一派“大道理”的按语道:

“余谓第一、第三俱要包于第二之中,圣人瞻言百里,识经旨则一切摄入矣。”

这就是把“圣人”神化了。既否定了第一点“识得道理透彻”,即思维严格训练、思路清楚这一内在因素第一位的重要性,又排斥了第三点历史知识、史识史断等渊博知识的重要性,而认为“识经旨”一通百通,便失去其论述的客观性,而是故作高调、大打官腔。忽然想到;现在人发表意见时,亦常常作此论调,所说内容虽不同,而调门却是一致的。不禁哑然失笑。这不但不符合别人的客观实际,也不符合他自己的客观实际,他的《艺概》一书,前面《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等数种,无不道理通达,见解扼要,真可说是艺海宝筏,足以启迪艺事疑航,顺登彼岸。没有通达思路,渊博学识又如何能写得出,岂止是“识经旨”一点便可全能的呢?

总之,一切谈诗文作法的书或文章,谈来谈去,也只能谈一些极原则的东西,只靠谈方法,纵然谈的再细致,再具体,也学不好所谈的诗或文。也写不出所谈的好作品,因为写作的窍门,主要还在于读书和实践,主要还在于读和写。如具体到“八股文”,从前人讲八股的书及所见八股文来谈,其学会写和写好的过程,大概不外四个字:即“熟”、“练”、“开”、“会”四点。“熟”是书熟、笔熟,“练”是练思维、练技巧。“开”是开展读书领域、经史子集四部的书都要读。“会”则是心领神会,思维方法的进一步提高,一通百通,进一步通达。初学作八股、考秀才,一般小题,要求不太高,只限于一部《四书》出题,“五经”,读熟即可。等到乡试、会试要求更高,则不仅限于经书,就要读史、读集部古文,以及诸子百家。刘熙载《艺概》最后引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中句:“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说明要“知经”,就不能只读经,而要读史、读子,博览群书才可。再有思维锻炼的心领神会,不断提高,是八股文的思维规迹的关键。清初王士稹《池北偶谈》中汪钝翁(名琬)的话说作不好诗主要是不会作“八股文”的关系,认为“时文虽无关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则理路终不分明。”这“理路分明’’四字是八股文训练思路,锻炼思维的关键。汪琬的见解,可以说是说在要害上,是知其当然也知其所以然的话。如说八股文作法,这是一切的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