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是在严格的长期传统教育之下学会的。其本身是限制很严，很难写而更难写好的一种文体。为此要明确八股文难写之程度及种种难点，必需先明确八股文教育之特点，然后才能进一步讲述其难点。
八股文教育的特征如前文所述，首先是熟读背诵大量古书。即《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这个熟读不是一般的熟，而是要能作到提到那里背到那里，真正所谓滚瓜烂熟，“倒背”如流。这不要说一般记忆力差的小孩难以作到，即使是聪明小孩，记性很好，要把这一大堆古书背熟，也要利用和发挥了儿童时期记忆力强，而理解力较差、尚未成熟的特征。也强调读熟背诵。而且反复强调一个“熟”字，根据不同智力，宁可少些，但要第一次时就读熟，决不能让其夹生。使其记忆库中，第一次即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个要求是符合儿童生理实际的，所以做得到，有效果。第二是利用语言声音节奏与习惯的自然合拍，会产生记忆效果的经验。传统习惯就是高声或低声诵读，总之是要读出声音来，这与汉语的声节特征有关，纵使重复几十遍、上百遍，也不会疲劳，而且易于记忆。这种方法，从很古就已形成，而且读的很节奏，有腔有调，即所谓“弦歌之音”。《史记·儒林列传》记伏生弟子欧阳生云：“间行佣赁，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所谓“诵习”花不少时间和很大气力。而且读熟的书，要保证不遗忘，这就要随时复习，不然，虽然一时背熟，很快便要回生，遗忘，前功尽弃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思考历史，会发现这种教育手段是肇自先民，起码从周代就开始了，或者更早。《论语·学而》第一，开宗明义便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先突出“学”，再强调“时习”，这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得以绵延数千年的根本原因，也是符合人类思维的客观规律的，因为说到底，民族文化的保存流传不是在图书馆、博物馆、名胜古迹……而是在一代一代部分活人的脑海里、记忆中、思维中。舍此而外，那就谈不上什么民族文化了。这种教育手段之有效性，在于强调了符合人类生理智力特征的三个环节。第一即充分，就是高声朗读。这同佛教和尚念经的方式不同，旧时俗谚说：“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和尚念经的方式是从印度佛教传来的。只是重复着念同样的经文，目的只是念。而不是为的记忆、理解、接受文化知识，以及学会作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最后作官等等。再有高声诵读，熟悉文字声音节奏，对于学会写文章、写出流畅的文字，大有关系。过去说学作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哼。”其实不但作诗，作文同样如此。尤其是文言文，只要读熟背诵若干篇名文，你自然理解语言节奏，虚实字的位置，自己执笔为文时，自然不会弄错，写的十分流畅。其实写白话文同样如此，只要一读出声音来，马上会发现文字中的毛病，或多字，或少字，或有不衔接处、重复处，这就是中国文字诵读的重要性。第三用大量时间的温习，即第一次读熟的书、已经背诵十分流畅的书，为了防止遗忘，有步骤、有计划地再复习诵读，一遍两遍，这是保证永久记忆、扎实基本功的有效手段。因为一般人读书第一次记熟背诵，还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常常记得快，忘得也快。所以必须花更多的时间用于复习，才能巩固记忆，这在孔子时代就特别强调“温故而知新”。两千多年来一直强调这点，直到明清八股文教育时代仍然如此。由于这三项有效的措施，保证了熟读背诵大量古书的可能性，同时也强化锻炼了每一个读书人的记忆力。所以老一辈长期读过私塾教育的人，大多博闻强记，有惊人的记忆力，这并非完全出于天生，更多的是读书时期的强化锻炼。其中天份好的，能表现出惊人的效果。也像现在智力突出的儿童一样，历史上也不乏记忆力惊人的例子。《林则徐集·日记》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闺四月十五日就记有“孝感李生维埙……年甫十三，此次默《十一经》入学，日前招来面试，聪颖异常。”（按汉立《易》、《诗》、《书》、《礼》、《春秋》于学宫，谓之“五经”。唐合《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为九经，唐开成年刻石经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宋代又加《孟子》为十三经。白文总字数为十四万七千五百六十字。按林日记所说“十一经”，一般是少《孝经》、《尔雅》。）不过林则徐《日记》所记的李维埙后来似乎并未成为大名人、大学者，或者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式的人物。而清代大学者中也不乏，如乾、嘉时著名史学家邵晋涵，字二云。据《年谱》记载：十二岁时，参加县试，知县李化楠呼至案前，命背《五经》一字不失。这都是真人真事。
熟读背诵《四书》、“五经”，这是八股文教育基本功的基本功。除此之外，还要背诵一定篇数的唐、宋古文，更多篇数的名家时文，如前引《儒林外史》所说“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王守溪即明末苏州人王鏊，大官、大学者、大书法家），还要读熟几百首唐诗、试帖诗、诗韵……总之，除读熟《四书》、“五经”之外，还要读熟许多东西，才能完成八股文教育的基础。
八股文教育的特征之二是先强调记忆，在记忆了大量的素材之后，再谈理解。这和现代西方教育的原则是有很大差别的。即现代西方教育从启发儿童思维人手，而中国传统教育则是从利用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差的特征入手，先强调记忆，从中国传统悠久文化讲，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先学习读熟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时，从无到有的几部经典古书。而这些书要记熟，但又都是古老抽象的语句和道理，只能逐渐由浅入深地理解，不要说儿童，即使大人也很难完全弄懂。因而儿童读书时，如先强调理解，那是不可能的。而这时儿童的记忆力最强，所以必须先强调背诵记忆，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即儿童的生理、心理实际，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如不理解这点，就不能认识中国传统教育的科学性，如机械地以西方现代教育的观点认识中国历史传统教育，那必然要产生错误的认识、反科学的观点。这必然也就影响到本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质量越来越下降。弄的一般大学生的本国语文水平连本世纪初期乡村小学的水平也比不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有句古话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讲，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即中国传统教育本身，是强调在熟读当中自然地理解。在读熟了许多篇章之后触类旁通。简单地说，即在记忆的基础之上，再谈理解。因而八股文教育的开讲，也都是在读熟一部分古书，有了一定基础和理解力之后才开始的。《红楼梦》第九回写宝玉读书情况，已念到第三本《诗经》，而贾政告诉李贵说：“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可见当时宝玉已念完《四书》，正念《诗经》，却还没有开讲，他的知识也还是自己在读书时、熟读背诵中自然理解的，所谓“讲明”，是按照“朱注”讲，作为写八股文的标准分析基础。《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鲁编修小姐“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也是在五六岁开蒙读《四书》、“五经”，五六年中把《四书》、“五经”读熟之后才开讲的。这个“讲”，现在读者要理解，不是一般讲解词句意思，这是靠熟读背诵当中自然理解，老实说是不必讲的。明、清两代八股文教育中的所谓“讲书”、“开讲”，都是讲《四书》中的每一句话如何发挥，如何写成一篇八股文。
因而在八股文教育中，开讲的同时，不久也就要“读文章”，这是八股文的特定概念：“文章”二字在当时是专指八股文，不包括什么唐宋古文以及其他一切文字的。“读文章”，就是读八股范文。学作八股文，读熟《四书》、“五经”是基础，是材料。再读文章，读熟别的名家的八股文，是模式，是样子。前引《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所说“王守溪的稿子”，以及所谓王、唐、瞿、薛，说的是明代八股名家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旃，这四人除王鏊前面已作介绍外，其他三人，也都有名。唐顺之，字应德，江苏武进入，嘉靖会试第一名，官至风阳巡抚，晚年讲学，世称荆川先生，有《荆川集》。且以抗倭寇著名。瞿景淳，字师道，江苏常熟人，嘉靖会试第一、殿试第二，即俗称“榜眼”，官至翰林学士，总校《永乐大典》。以抗严嵩著称。薛应旗，武进人，字仲常，进士出身，官至浙江提学使。以正直著称。晚年讲学，著述甚富，著称者为《宋元资治通鉴》。《儒林外史》故事是以明代嘉靖年间为背景写的，所以举的都是明代八股名家。明代八股名家，此外尚有钱福、归有光等。清代则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韩菼、方苞、袁枚、尤侗等人，连林则徐也都是当时八股名家。因说“读文章”，先略谈八股名家，容后另写专文详述之。“读文章”就是读名家八股文选集和当时各科中式的文章，即乡试、会试闱墨。有如现在准备高考，练习作前几届的试题，揣摩印出来的标准答案。清代乾隆年间，朝廷命方苞选了一部标准八股文选，书名《钦定四书文》，内选明代八股文四八六篇，清代八股文二九七篇。是为官书选本，至于私人的选本，个人的稿本，那就更多了，这都是“读文章”的“文章”范围。当时八股文教育，在私塾中读熟经书之后，便是开讲、读文章了。开讲读文章的目的便是为了学作八股文。
学作八股文，开始只学着作“破题”，谓之“开笔”。等写了若干个破题之后，教师看写的有点意思了，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然后再学写中间的长对子“排比”，或四、或六、或八，然后再学写结束语“大结”。这样由学写破题开始，直至学会写中间各股以至大结。就叫作“完篇”或叫“成篇”，这就算学会写八股文了。《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写马二先生问匡超人道：“你当时读过几年书？文章可曾成过篇？”匡超人道：“成过篇的。”这就是说匡超人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了。所以马二先生出题目让他作一篇试试看，后来匡超人也考上秀才。综上所述，是八股文教育第二个特征。即先读完经书，再开讲、再开笔作文。一般前六七年甚至八九年中，都只是熟读背诵，不讲解，也不作文的。
八股文教育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学习写八股文，是惟一的作文。除此而外，教师再不教、也不让学生写其他文章。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还是科举未废、八股未废的时候，因而也是学写八股文出身的。在周遐寿老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中附有戊戌年（一八九八年）旧日记，记有鲁讯当时所作八股文、试帖诗题目。文题：
《义然后取》
《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左右皆曰贤》
《人告之以过则喜》
作者在摘引日记中八股文、试帖诗题后再加按语道：
“这些八股文、试帖诗，现在说起来，有些人差不多已经不大明白是怎么样的东西了。但在那时候是读书人惟一的功课，谁都非做不可的。”
这正说明八股文教育时代，就是所谓学写文章惟一的就是学写八股文。舍此之外，更无其他作文。每个读书人，不管你后来各级科举考试中考得中还是考不中，不管你后来是诗人、古文家、或各种大学者，或是大小官吏……总之，不管你后来如何，而在书房中学写文章时，都是学写八股文的。再有这种先读熟大量古书后才开笔作文的教育方法，一直到清末废除八股文之后，在各地乡间私塾中还延续着。据《胡适自传》，适之先生虚龄十四岁由家乡绩溪到上海读书，先上梅溪学堂，在家乡已经读完《孝经》、《四书》、《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已经能看《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书，且时有心得，这样的水平，但却没有开笔作过文章。老师问了之后，给他出个“孝弟说”的题目，他勉强写了一百多字，这是他生平第一篇作文，就是这篇作文，使他一下子由第五班调到第二班，一天之中升了四级。亦可见当时传统八股文教育，首重读书，次及写文的特征。
八股文教育特征之四，是在读书同时，重视同时培养写文、写诗的“文字小学”基础，即俗话说的“对对子”。因为八股文、试帖诗都讲求严格的对仗，而讲求对仗先必须对每个字的字义、读音四声，各种变化有确切的掌握，这是文字上的扎实基础，必须从小时锻炼起。这种教学手段起到三种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启发儿童运用文字、组合文字积极思维的兴趣；二是打下辨别字音、四声、字义、词性，进一步活用典故的基础；三是逐步引向学会组织长对子，为写八股文、试帖诗，自然而然打下组织句子的基础。
由于汉语、汉字的特征，对对子是我国语言文字的特殊形式，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此不再赘述。这里只说明它在八股文教育中的重要性和趣味性。对对子在旧时书房中是开笔作文之前的必修课，每天于下午放学前进行之，花时间不多，而效果却很大。一般读一两年书的学生即能参加这一学习活动，由二字、三字到五言、七言，视学生程度，由教师出上联，学生对下联。一般学生对读书不感兴趣，高声朗读总是在教师的严格要求之下完成，因为重在记忆，读时不容思考，先以熟为主。对对子则不然，要让学生思考，这中间就显现了学生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才情，不同的想像，因而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写秃先生教学生对对子道：
“彼辈纳晚凉时，秃先生正教予属对。题曰‘红花’，予对曰‘青桐’。则挥手日平仄弗调，令退。予不识平仄为何物，而秃先生亦不言，则姑退。久之、久之始曰来！予渐进，便书‘绿草’二字。曰‘红’平声、‘花’平声，‘绿’入声、‘草’上声，去矣！”
这段文言小说把旧时私塾教师教儿童对对子写的极为简洁传神，写儿童已能辨字义，理解红、青、花、桐等字词性，自然这种理解是从生活和读书中自然形成的。而平仄声尚不理解，教师亦不能从理论上向儿童讲明，而用直接教育法启发、教育。如说写作教学，这便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启蒙写作教学。字音、字义、词性、词组、结构，在天天对对子的教学中，便日积月累，记熟了，能熟练掌握了。这中间，有两种工具书，必须记熟、用熟，一是《声律启蒙》、二是《诗韵》。第一种是儿童启蒙读物，什么“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等等，不读或也可以。而《诗韵》则是一生都要查阅的、非熟不可。把诗韵记熟了，自然各个韵部平仄四声的字也记熟了。
八股教育特征之五是书写教育，从小自教师把笔描红、写仿影、直到自己临摩、写碑写帖，每天一般大楷一张，小楷四行到半页，在书房中读多少年书，也就写多少年字，纵然进了学、考上秀才、中了举，写字的功夫，还要天天进行，真可以说是雷打不动。到京会试、放榜之后殿试，除去看文而外，还要看字，字好才能进入一甲、二甲，即中状元、点翰林，这是清代读书人的最高荣誉，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希望。殿试试卷是白折子，写半寸见方的恭楷，要有欧阳询字体的刚劲骨架，又要有赵盂頫字体的妩媚外形，俗谓“欧体赵面”，也叫“馆阁体”，一般叫“折字”。把这种字写好，才有点翰林的希望，所以这种字也叫“翰林字”。这是当时最规距好看，符合标准的字体。
清代自童生考秀才开始，到考举人的乡试、考进士的会试……总之不论大小考试，试卷都要恭楷抄写，不得涂改。卷子如字迹潦草，或有涂改超过规定之二三字时，便叫作“污卷”，就丢到大字纸篓中不去看了。考试官根本不看，再好也没有用，自然没有取中的希望了。因而当时读书人，由小到老，对于写字十分重视，正式文稿、公事等，一律要用恭楷誊录，这不只是书法好坏的问题，而是从小养成细致认真、一丝不苟的良好习惯，这是更为重要的。
清代八股文教育特征之六，是把读书与看书分的很清楚，把看正式书与看闲书分的又很清楚。私塾中读书，俗名念书，是指高声诵读，一遍两遍，能够背诵。看书则是指阅读。如现在的阅读课外书籍。私塾儿童，一般读熟一部《四书》之后，就具备了阅读一般文言古书的能力了。《胡适自传》记载他在乡间读私塾时，十一岁读《纲鉴易知录》，后又看《御批通鉴辑览》，后又看《资治通鉴》。而且只有《纲鉴易知录》有句逗（即书上印有句点，不过不是今天的标点符号）。其他两部书，都要自己用朱笔一边点句子、一边阅读。叫作“点书”，开始似乎较难，但很快便提高阅读能力，可以阅读各种文言古书了。以上这种阅读也是在教师的指导安排下进行的。
旧式私塾是不提倡学生看小说的，俗名“闲书”。但一般有了阅读能力的学生，课外总要阅读些小说、戏剧，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西厢记》、《红楼梦》之类的书，就看所处环境及读书条件了。如生长在城市中或藏书之家，得书较易，便可多看到。如生长在穷乡僻壤的穷困家庭，自己无书，也无借处，有钱也无买处，更何况寒素无钱等等，这就除去所读经书外，很难再看到其他书了。
以上六点，可以说是八股文时代私塾教育的特征，如果简单归纳成几句话，那就是：经史典籍，学生自读。温习背诵，直接领会。思维训练，高速有效。扎实细致，自然学好。也就是：教师不大说话，最大限度发挥学生学习的记忆和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是自己学习。现在教育中本国语文教育最大的缺点，就是内容肤浅，教师废话过多，浪费学生时间过多，学生没有时间自己读、自己思考，学不学，一个样，小学、中学，十二年学下来，没有旧时三四年学习的效果好。可惜现在已很少人注意这点、明白这点了。因而现状也难以改变。
说明清代八股文，先必须把八股文时代的教育说透，为此在介绍八股文教育之后，又写了此文，突出地分析了六点特征，我想对于认识历史上八股文时代的教育情况是有必要的。再有以上所讲，还只是初步教会学写八股文的步骤，但如何写的更好，如何不断提高，各人的天分不同，用功程度不同，指导教师又不同，所处环境也不同，那成就也就多种多样了。清人王巳山字步青，编有《塾课分编》八集及续集，是很著名的八股文教材，其《自序》略云：
“余老于砚田，与生徒口讲指画，后先五十年，其所课读，必相其材，视其候，不敢以意漫尝，庶几其有成就。今且屏迹课孙。爱汇集诸选小题之文，分为八集。初一日启蒙，导其源也。次二日式法，正其趋也。次三日行机，畅其支也。次四日参变，博其趣也。自是按之愈深，则为精诣。恢之弥广，则为大观。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为老境。谨严之余，溢为奇怪，是为别情，凡兹八集，等级分明，而指归自一。”
梁章矩《制义丛话》卷一引此序，并说“八集例最为简明，便于举业。”而且引翁方纲的话说：“凡初入塾者，读文以王巳山《塾课八集》为最善，学字以欧阳信本（询）《醴泉铭》为最善。凡我学侣，当谨记之。”按这部课本，也很像清末俞樾《曲园课孙草》一样，是专为教其孙男编的。但内容从目录及序言上看，较《典园课孙草》完备的多。从序言中使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教学八股文，由浅入深，由根到支，由源及流，区分多么细致，层次多么分明，这位通经老儒，头脑多么清楚，衡文多么有尺度，不必看他所选的文章，就从其所列八种不同境界的标题看，就知他衡文、选文的水平多么高明，正如老吏断狱，精明到极点，庖丁解牛，以无厚人有间，即在今天，也令人叹服不已。在讲完八股文教育特征之后，特地引了这段序言，使读者参考，从中或可看到当时的教学水平，从中领悟到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