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从明代到清代,历史寿命经过几百年,而在这几百年中争论也是不断的,而且是说坏的多,说好的少。大到说国家的命运,国破家亡是八股文断送的。小到个人的遭遇,考不中功名,作不了官,潦倒终生,也是八股文害的。议论纷纷,数百年中,彼伏此起,始终不断。有的向皇帝上奏折反对,有的在著作中论其弊端,有的在诗文中加以讥笑讽刺,有的在小说戏剧中加以夸张描绘,这一系列的议论意见,颇有可说者,现先按时代先后加以征引说明,以见其议论的情况,进而分析焦点,以加深其对这历史现象的认识。

《风雨楼丛书》所收《伥伥集》卷三清初吕留良《东庄诗存》,《真进士歌》云:

“仕宦重科目,莫与进士比,进士尔何能,能作八股耳。其间盖多不能者,一行作吏无须此。三百年来几十科,科几百人印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名,大约尽同蝼蚁死,人言蝼蚁可怜虫,我言凶恶如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祟桢夫妇伴缄贶……”

“崇祯”句后,吕留良自注道:“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妻两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嫉俗之忠言也。”这是对八股文十分愤激的话,把明朝的灭亡责任,归到八股文的文体上以及八股文取士的制度上。吕留良号晚村,明末讲朱、程之学,入清不仕,削发为僧。死后,雍正时,因文字狱,著述被毁。存诗为后人所辑,所引《真进士歌》的后面骂进士的话很多,如“此曹面目人人殊,吾今愿得患数之。胸藏不满芝麻鉴,句读不断打油诗;一旦剖符列郡县,便瞒天眼剥地皮;善事上官阿权贵,好官得意吾恣为。亦有假廉邀初誉,依傍门户求吹嘘;欲取故与袒机智,后来贪婪无人疑;赭衣满道盗盈谷,吏部年年转资禄……天下层多闲笑骂,人生须有好园田。君不见,伯颜已至临安市,隼亭山下青烟起。临安犹自辇黄金,甲科榜中买姓氏……”吕留良诗中就是针对明末八股取士,科甲进士入清以后,又作清朝官,这些历史事实来笑骂的,似乎明亡的原因全在于此,骂的固然痛快,而事实却另有其复杂原因,况明朝朱家的政权亡了,老百姓仍得在新政权下生活下去,历史仍要发展下去,人才仍要一次一次地遴选涌现,进士有好有坏,各个历史时期都不乏正直之士,岂能一概而论。所以愤激的话,虽然能博得人的彩声,却经不起历史科学的分析评价。“奉送大明江山一座,下书八股文同具”故事,不少清初笔记中都有记载,而且有的说榜书红纸,贴在“大明门”上。“大明门”在天安门前正路南端,清代改为大清门,辛亥后改为中华门,是旧时代表“国门”的门,现早已拆除,没有“国门”的象征了。这个传说见于吕留良诗注中,其时明亡未久,可见流传很广,也较可靠。

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父《四勿斋随笔》云:

“李文贞公,康熙九年庚戌进士。前此时文陋易,浮滑相尚,可以不学而能。京师无名氏,有绘《八瞽图》者,作瞽者八人,或题诗,或作字,或鉴赏古玩,或品题书画,或调琴奕棋,言作八股文者,如此八瞽之无知妄作也。朝廷耻之,遂废八股,以策取士。”

类似这样的对八股文的辛辣讽刺还有,袁枚《随园诗话》记云:

“余弱冠,即闻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权奇倜傥之名,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七月,买舟访之,一见欢然,年八十矣。灵胎尝有《刺时文》云:

‘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以上所引两则资料都是对八股文的尖锐讽刺,第一则“八瞽图”,以“八瞽”谐“八股”音,如瞎子一样,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力量很大,影响到朝廷,因了这种舆论压力,取消八股。但黄机奏请恢复八股,所持理由:第一是只考策论,太简易,必须考八股,可见八股文是相当难的。因为难,学习就要花很大力气,而社会上却认为是“瞎子摸象”一样,因此“八瞽”讥之,这就是很大的矛盾。如进一步理解,那盲人题诗、作画也许必然更加困难些。因而这一矛盾,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呢?第二是如不考八股文,人们将不再讲求《四书》、《五经》等圣贤之学。这如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失去了中心思想体系,不讲求孔孟儒家学说,必将没有思想核心,引起思想混乱。由于“八瞽”的讥讽,取消八股,又由于这样的原因,恢复八股。看来说“瞽”、说空,也还是相对的。在当时还有它现实的原因。

第二则讽刺八股文的顺口溜,最少晚于“八瞽图”的讽刺七八十年至百年以上,也就是说八股文的制度又推行百来年,同样命题范围的文章又不知作了多少万篇,真是既滥且烂了。只作八股文的读书人,是最不济的,没有学问、没有用的。不知道什么是“三通四史”、即《通典》、《通志》、《通考》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不知道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即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案头设的都是讲八股文的书,所谓“讲章”,就是讲义,所谓“高头”,就是这种书每页上面的空白处留的很大,便于读时加注,可以多写字。俗叫“天头”。空白处高,叫“高头”。“新科利器”,就是最近一科考中的状元、进士等人的文章新刻本。当时各省每三年考中的举人、或每三年京中考中的进士,他们的文章,很快便有人刻成书卖,叫作“闱墨”,学子反复读诵揣摩,以便了解文章风尚,学习文艺,以便模仿,争取下次参加考试得中。这种功夫,要花费大量时间。但表面看,这些时间都是浪费,八股文写的再好,也是空的,没有用处,纵然得中作了官,也等于是骗来的,没有给老百姓办事的本事,也没有给朝廷办事的本事,所以也活该百姓、朝廷倒霉、晦气。这对八股文的批判、讽刺十分全面。但说来也还是气愤的说,比较偏激。因为当时也正是乾、嘉学派盛行的时候,清代当时的吏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也还是比较好的时代,这些众多的学者和众多的官吏,都是学写八股文出身,这又是最大的矛盾,如何解释呢?

社会上这次讽刺八股文的时候,也正是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请废八股文,鄂尔泰反对取消八股文的时代。舒赫德说“时文徒为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等等;鄂尔泰反驳他,先也承认“全无实用”。在这点上对八股文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从“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也由此产生的客观事实上来反驳他。这样的争论,似乎都未触及矛盾本身,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用现代人逻辑的头脑和科学的观点,以现代思维方式来认识这一问题,如何理解这些争议,它的焦点又在哪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对几百年中考的是“不适于用”,徒事空言,辗转抄袭的八股文,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士又出于此的矛盾,就不能理解。

关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议,在康熙、乾隆之间,似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清末徐珂编《清稗类钞》“考试类”有一条记云:

“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桐城张文和公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

可见民间和官方对八股文的争议,从康熙初、经雍正至乾隆,在近百年的漫长时期中,始终没有间断过。不过民间对八股文的争议,常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学问很好,甚至八股文写的也很好,却不一定能考中,如《儒林外史》所写的范进,开始考了二十多次,连个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岁还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举人;考中举人,多年又考不中进士。这种情况,很平常,而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学问都很好,八股文写的也很好。由于考不中,便愤愤不平,在诗文著作中,便要发牢骚,骂科举制度、骂考试官,骂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蒲松龄,学问那样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却一生未考中举人,因而在《聊斋志异》一书中,不少篇都对科举考试、八股文、考试官,作了辛辣的讽刺。乾隆二十四年出生,经历了乾隆中、晚期、嘉庆、道光两朝的学者钱泳,多才多艺,一生作幕,未考中过,似乎连个秀才也不是,在其名著《履园丛话》中,就有不少条骂八股文。如说:“或谓文中之有时艺,有似画中之猪,余骇然问故。曰:牛羊犬马,各有名家,亦曾见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世所谓文字,无不可书屏障,亦见有曾录荆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

这一则笔记以猪比八股文,其他还有记秀才考试自撰典故,有所谓“自双槐夹井以来”及“九刁九骚,三熏三栗”等笑话,于试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试官无知,为考生所骗的故事。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桃华圣解盒日记》光绪元年六月记八股文云:

“论其学则不辨汉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旧之《四书》,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其应试也,怀挟小策,其应制也,砚摩争光,明人谓三十年不科举,方可议太平。余谓苟不得已,亦当减天下学额三分之二,停选科举三十年,始可与言品节、政事、文学也。”

李慈铭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0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0年,足足经过了二十年才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年,直到光绪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0年才考中进士。前后足足三十年,在科举道路上十分艰难。写这段日记,骂科举制度时,虽已以学问名满京师,但还没有考中进士,固可见科举制度之弊,亦可见其满腹牢骚了。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说到八股文道:

“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言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时有司,又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黄,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见黜哉?”

这也是认为以八股文取士,这个办法已经很狭隘,而衡文的人又没有水平,没有标准,只凭个人主观瞎摸,许多有品德不苟且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国藩是锐意功名,特别重视科举的人,而对八股取士,也尖锐地指出其弊端。但却未说明其本质及解决办法,可见纵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对八股文也只是表面上消极地认识,并未深入理解。只从衡文“绳尺”着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实际八股文本身的种种困难,从内容命题到表现形式,刁钻严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为了评文时便于区别高下,也就是所谓“绳尺”,但它毕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体的,况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个别“蓄德而苟于文”的倒霉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难免了。试问古往今来,那一次考试,没有几个侥幸者,没有几个意外倒霉者呢?科举考试八股文是这样,后来的策论考试,以及学校考试、各届高考,不也有类似情况吗?

清代学人在著作中批判八股文,揭发其弊端的文字是很多的。这里只引未考中的钱泳、由秀才蹉跎三十年才考中进士的李慈铭、进士出身,又入翰林院、最后作了两江总督的所谓同光中兴名臣曾国藩三人的话作为代表,以见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八股文的议论,大多是指其弊端的。其他不必多引,只此亦可见其一斑了。

学人们在著述中说八股文好的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黄机、王士桢、雍正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张廷玉、乾隆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鄂尔泰等人议论,在前文已引用外,这里再引一两一般学人的意见。王士祯《池北偶谈》记云:

“余友一布衣,甚有诗名,其诗终格格不通,以问汪钝翁。曰:此君正坐未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然无关诗与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终无由分明。近见《玉堂佳话》:言作文字当从科举中出,不然,则汗漫披猖,出入终不由户。”

这段笔记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它似乎已说到八股文的本质上,比黄机、鄂尔泰等人对八股文认识要深刻的多。如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去分析,那可说的很多,留待列专题细述之。在此先不多赘。

王士祯是反对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过他的话,所见也只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诗人,学界泰斗,当时诗人都以列渔洋山人门墙为荣。他是十分聪明的,顺治七年十七岁,以第一名中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以第六名中举人,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以第二十六名中进士。少年科第,汪钝翁名琬,长洲人,也是顺治进士,是与侯方域、魏禧齐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进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专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对八股文,且较有深刻的认识,可以代表八股文争议的另一面。

到清代末年,废除八股之前,关于八股的争论,仍囿于清代前、中期的论点。《清经世文编》卷一二0载李长源《考试论》云:

“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其一生有限之精神,尽耗于八股、五言之内,外此则不遑涉猎,及夫登第入官,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非所素习,措置无从,皆因仕学两途,以致言行不逮。”

所论也还只是专讲八股,没有其他知识,学用不一致,言行不统一等表面现象。因而也禁不起反问。如光绪时朱瞑庵《时艺论》(收入其所著《雨窗消意录》卷一、瞑庵名克敬,字香荪)中就反问“今之精通夷务者,无过李(指李鸿章)、郭(郭嵩焘)、沈(沈葆祯)、丁(丁宝桢)诸公,之数人者,皆由时艺致身,初无隔膜之患,岂其性之独异哉?夫亦道光以前之科目不废读书耳,然则时艺何尝不可得人也。”照朱瞑庵的说法,似乎能作八股文,再去讲夷务,学外国事,也无往而不利了。这论调有似《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编修的话:“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从康熙时汪琬的话,到《儒林外史》鲁编修的话,直到清末朱克敬的话,是一条轨迹下来的,是八股文的拥护派,道理安在呢?想想也是很有趣的。

清代末年甲午之后,中国打了大败仗,世界思潮冲击中国,到戊戌政变时,新旧思想已逞短兵相接之势,八股文到了垂死阶段。《戊戌政变记》卷三记云:

“戊戌三月,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连署上书,请罢八股取士之制,书达都察院,都察院不为代奏,书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又不为代奏。当时会试举人,达辇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均疾之,若不共戴天之仇,遍放谣言,几欲殴击。”

同书记戊戌五月初五日上谕:

“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废止八股,考试策论,但不久即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不乏通经致用之士,乃近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若不随时变通,何以励实学而拔人才,着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体改用策论。”

但同年六月陈宝琛、张之洞等所议“科举章程”,乡会试第三场,学政各省岁科试正场,仍用《四书》文。就是并未完全取消八股文。但这也只是帝党的主意。八月初六戊戌政变,囚光绪于瀛台,西太后那拉氏重新垂帘听政之后,于八月二十四日又下“上谕”:复八股取士之制,罢经济特科。不过这只是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并不是说八股文还有生命力。因为争议了几百年的八股文,到此时只是回光反照了。过了三年,庚子之后,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月下了废除八股文的上谕。据《光绪东华录》卷一七零辛丑十月记云:

“礼部奏,本年七月,奉上谕,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员岁科考试,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

八股文的历史到此结束了。又过了三年,科举考试也结束了。清代最后两科会试:癸卯科状元山东人王寿彭,甲辰科状元刘春霖,会试时都不是写八股文,而是改写策论了。甲辰之后,科举也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