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远的不说,单从清代说起,从顺治初年算到光绪末年,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已二百五十来年。如再往前算,算到明代十四世纪末,那再加二百来年,就有四百多年历史了。但是持续了这么长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文体,而且是官方特定的文体,它的产生历史并不十分明确,并不能简单明确地回答出是那朝那代那年那月颁布的命令,制定的形式。但到清代,那已经是很完整、固定的形式了。自然是完全继承了明代的制度。

有人说:八股文的形式,最早可溯源于唐朝的“帖括”。所谓“帖括”,就是赅括地默写某一种经书的注解。唐代虽以诗、赋取士,但并未完全废除读“经”。而且规定《易经》、《诗经》、《书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即《春秋》三传)及《孝经》、《论语》、《老子》诸书,随考生所习,考试时,出题若干,写出注疏。当时手写纸幅叫“帖”,所以叫“括帖”,又叫“帖经”。意思就是手写经书注疏的帖子。或用帖子写经书注疏。这只是从八股文考试内容范围而言有些关系,但“帖经”本身不是成篇的文章,所以不能作为“八股文”的原始形式。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取消唐代沿习下来的诗、赋、帖经取士的办法,以“经义”试士,学子考试以《论语》、《孟子》及《易》、《诗》、《书》等经中任治一经,考试时发挥“经义”为文字,就是宋时的“经义”。这已不同于唐代专重记忆注疏原文,考试概括来书写答案的“帖经”,而是发挥对经文意义的理解来写文,因而名为“经义”。但还不同于专就《四书》命题的八股文,只不过已是写文,向前走了一大步了。

元代考试,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中。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了。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四“制艺文”道:

“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祐后复罢,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耘始选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

因此人们说到最早的八股文,从元代延祐年间,即十四世纪初就开始了。但其时还只是出题限制在《四子书》中,行文仿宋经义。严格的对仗排比,八股形式尚未完成。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其后此种文字讲求格律,日趋严格完备,到明代成化年间,即十五世纪中期,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形成了。顾炎武《日知录》中说道: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明宪宗朱见深年号,公元一四六五年至一四八七年)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明英宗朱祁镇公元一四五七年复辟后年号,共八年)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明孝宗朱祐樘年号)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若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是为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人相传谓之八股。长题则不拘此,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顾炎武这段话,把格律严密,组织完整的正式八股文的出现,确定在成化年间,这是指当时乡会试,即国家省级、最高级考试正式确定的文章规格。至于以前类似这种形式、或已相当具备这种形式的文章,自然也有人写过,不过还不是正式规定,所以不算,也就是所说“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就是一样写“经义”内容的文章,既可以写字、段整齐对仗的文章,也可以写成参差不齐的散文格式,只要议论好、发挥好,都是好文章,都有考试得中的希望,并不因为格式上的不对,便不予评定。而在成化以后,乡会试中就严格规定了按照题目,如何以固定句数、段落数、正反虚实严格对仗的格式,来要求考试按格式写文章。那样必然评阅时先看格式,再看内容。格式不对,内容再好,也不评阅了。这样才形成了固定格式的八股文,也就是专为考试而制定的一种有固定格式的文体。

近人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说到八股文体时总结道:“然则八股之法,实肇于宋绍兴、淳祐,定于明之洪武,而盛于成化以后者。”是从内容到形式,从不自觉的对偶到严格规定对仗成为一种法定形式而说的。大抵“八股文”在成为严格法定形式之前。是先规定了“经义”的内容,而参试者又习惯作唐以来的试律,习惯写对偶文字,正如清代钱大昕说:“宋熙宁中以经义取士,虽变五七言之体,而士人习于排偶,文气虽疏畅,而两两相对犹如故也。”由于汉语特征,汉字文字传统,对偶为文,原很自然,“经义”内容的文字,进一步规定了对偶的形式,那就是法定的“八股文”了。

清代以女真族后裔,入主中华,政治眼光十分深远,对于明代沿习已久的官吏制度、考试制度、包括制义八股文,全部采取“拿来主义”,一切延续照办。《清史稿》卷一百零六“选举志”开头就说:

“自唐以后,废选举之制,改用科目,历代相沿。而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

所说“制义”,就是八股文。另同书“选举三”述“文科”云:

“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

广义地说:八股文即制义,或曰制艺,又名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名称是很多的,先分别作一简单解释。“制义”,就是按规定格式所写的“经义”。“制艺”一词,制字意义仍如上述,而“艺”则是用六艺之一的意思。“六艺”是《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时艺”,就是当时的六艺之一。“时文”就是当时的文章、文体,区别于古文、骈文等。“八比文”意同“八股”,即八段排比对偶的文章。“四书文”是指所出题目,都是《四书》中的,因而叫“四书文”。三级考试:府试考诸生,俗名“秀才”,只考《四书》八股文。乡试(即在本省考)考举人,首场考八股文。会试(在北京考、包括礼部贡院考及殿试)考进士,首场也考八股文。除殿试而外,府、省、京城三级由小考到中进士考试都是以八股文为主。因为首场作八股文,试官评阅取中取不中,全看首场,首场不入试官眼。二场、三场所写的论、判、案等看也不看了。所以八股文是惟一的考场文字,能否考中,全看学子写八股文的功力如何了。乡、会试首场均考三篇八股文,乾隆二十二年后加考“试帖诗”,由清初顺治二年,到清末光绪三十年最后一科,全部八股文试题均记在《清秘述闻》及其续集、再续集三书中。

清代承继明代制度,以八股文取士,直到清末,先废八股,改试策论,后即废科举,改学校。在这中间,八股延续了二百来年,这中间也有一些变化。康熙二年就曾经一度废止八股文,改试策论,《东华录》、《清史稿》等书中均有记载。《东华录》康熙二年八月记云:

“礼部议复:乡会试停止八股,头场策五篇,二场《四书》及《五经》论各一篇,表一篇,判五道,以甲辰科为始。”

王士禛《池北偶谈》记道: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诏废不用,科举改三场为二场,首场策五道,二场《四书》、《五经》论各一首,表一道,判语五条。起甲辰会试,迄丁末会试皆然。会左都御史王熙,疏请酌复旧章,予时为议制员外郎,乃条上应复者八事,复三场旧制,其一也。尚书钱塘黄公机善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请复三场。”

王枕甫《蚓庵琐语》也记道:

“康熙元年以前,考取乡会试,做八股文章。二年八月内,因上谕:八股文章,实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禁止,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表判中,出题考试,钦此。自甲辰改制科,历丁末,至康熙八年己酉,礼部题定,嗣后仍照元年以前例,仍用八股文考试。俱奉旨依议。”

清代第一次取消八股文,但礼部有人反对。王士祯文中所说的黄机就奏请恢复,理由云:

“制科向系三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以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简单说:两点理由,一是不考八股文,太容易,评定成绩自然困难,这是从考试技术上着眼。二是考察人思想上着眼,怕不考八股文,人们不好好读《四书》、《五经》,他的建议得到允准。康熙七年,又恢复初制,仍用八股文考试。而当时考试,除府考考秀才较简单而外、乡试考举人、会试考进士,都较复杂,要考三场,每场头天一早进考场,第二天才出来。休息一天,再进场。如此三次,首场原定《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就是《五经》四题可任选一经,即只写一篇。二场论、判、诏、诰等,就是写议论文及拟公文。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但表面看考试内容很多,实际其他都是搭配的,主要评定标准是看八股文如何。《清史稿》“选举志”三也这样说:

“二十四年(按指康熙时),用给事中杨尔淑请,礼闱及顺天试《四书》题俱钦命。诗、诏、诰题士子例不作,文、论、表、判、策章多雷同抄袭,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

说来说去,还是八股文。但八股文制度明、清以来,沿习既久,毛病、缺点当然越来越多。由康熙初一度取消,不久恢复之后,又过了七十来年,到了乾隆三年,又有人出来反对,兵部侍郎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建议废除八股文,其主要论点道:

“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时文徒为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材实学之道。”

但是舒赫德的废除八股文主张没有发生作用,奏章发给礼部议复,反对他的主张,给予了驳斥,八股文试士办法得以照常执行,又延续了一百多年。其驳斥的理由说的也十分有力。其理由道:

“取士之法……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于时艺,科举之弊,诗、赋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是也。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能责实,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惟务徇名,虽高言复古,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谓时文、经义及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三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源,不已过乎?……司文衡职课士者,诚能仰体谕旨,循名责实,力除积习,杜绝侥幸,文风日甚,真才自出,无事更张定制为也。”

驳斥的论点,先肯定舒赫德陈奏时艺之弊的论点,但马上一转立法不能无弊,但贵在补救,以责实要求。反问八股文虽是小技,而明、清以来,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才,未尝不是从这条途径产生的。这一反问符合客观实际,十分有力,难以否定。这是鄂尔泰的主张。《清史稿》“选举志”三说:“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义得以不废。”鄂尔泰字韵庵,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雍正时是大学士,是乾隆作皇帝的顾命大臣。舒赫德,字伯容,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后来在乾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也作到武英殿大学士,平金川功,图形紫光阁。但他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他反对科举制度,八股文取士,从当时历史条件看,是有利于满人,而大大不利于汉人,堵绝了汉人仕宦之路。因为当时八股文科举考试,对汉人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人才涌现的出路。在当时作官的途径上,满人人数少,而途径则比汉人多得多。舒赫德反对科举八股文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削弱汉人政治力量,而尽量照顾旗人满洲利益。这同他乾隆二年上疏请“以各省税务专属旗员”的目的是一致的。不过这是题外话,不必多说了。

乾隆二十二年,乡、会试除考八股文而外,增加了考五言八韵律诗一首。乾隆四十七年规定,首场试艺后,再写一首五言八韵律诗。即八股文后面,再写一首俗名所说的“试帖诗”。这是和八股文性质一样的一种考试诗体,将单列题目介绍,在此不赘述。

据《清史稿》“选举志”之记载,乾隆后期,因方苞奉敕编的制义文程式官书《钦定四书文》通行既久,学写八股的人,大多抄袭源词,不知根底,侍读杨述曾又上奏折请废除八股文以文字抄袭源词之弊。但也只严责考试官,并未废除八股文。杨述曾字二思,乾隆初进士,参与修《通鉴辑览》,著有《南圃文稿》,本身是学写八股文出身的人。

纵观清代,从康熙初、乾隆初,到乾隆后期,三次有人提议取消八股文,但均未成功。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庚子后一年,也是本世纪初的一九0一年,才废除八股文。乡、会试首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这就是说:自十四、五世纪开始的八股文,直到十九世纪结束才终止。其历史寿命延续了四五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