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的学问，若在学术史上还有相当价值，那么，经学就是他们惟一的生命。清儒的经学，和汉儒宋儒都根本不同，是否算得一种好学问，另为一问题。他们这一学派学问，也离不了进化原则，经一百多年才渐渐完成。但讲到“筚路蓝缕”之功，不能不推顾亭林为第一。顾亭林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又说：“今日只当著书，不当讲学。”他这两段话，对于晚明学风，表出堂堂正正的革命态度，影响于此后二百年思想界者极大。所以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
亭林初名绛，国变后改名炎武，字曰宁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明万历四十一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年70(1613-1682)。他是一位世家子弟——江南有名的富户。他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他的母亲王氏，16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边黑；性情耿介，不谐于俗，唯与同里归玄恭庄为友，时有归奇顾怪之目。(注一：归玄恭，明亡后屡次起义。晚年筑土室于丛冢间，与妻偕隐，自署门联云：“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他少年便留心经世之学，最喜欢抄书。遍览二十一史，明代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利害者，分类录出，旁推互证。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未成而国难作。清师下江南，亭林纠合同志起义兵守吴江。失败后，他的朋友死了好几位，他幸而逃脱。他母亲自从昆山城破之日起绝粒二十七日而死，遗命不许他事满洲。他本来是一位血性男子，受了母亲这场最后热烈激刺的教训，越发把全生涯的方向决定了。(注二：《亭林余集》里头有一篇《王硕人行状》，读之便可知亭林受他母亲影响到怎么程度。)他初时只把母亲浅殡，立意要等北京恢复，崇祯帝奉安后，才举行葬礼。过了两年，觉得这种希望很杳茫，勉强把母先葬。然而这一段隐痛，永久藏在他心坎中，终身不能忘却。他后来弃家远游，到老不肯过一天安逸日子，就是为此。他葬母之后，隆武帝(唐王)在福建，遥授他职方司主事。他本要奔赴行在，但因为道路阻隔，去不成。他看定了东南的悍将惰卒，不足集事，且民气柔脆，地利亦不宜于进取，于是决计北游，想通观形势，阴结豪杰，以图光复。曾五谒孝陵，明太祖陵在南京六谒思陵。明怀宗陵在直隶昌平其时他的家早已破了，但他善于理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每到一地，他为有注意价值者，便在那里垦田。垦好了，交给朋友或门生经理，他又往别处去。江北之淮安，山东之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都有他垦田遗迹。(注三：相传山西票号由亭林创办。一切组织规则，皆其手定，后人率循之，遂成为二百余年金融中心。此事不见前贤所作传，未知确否。)可见他绝对的不是一位书呆子，他所提倡穷经致用之学，并非纸上空谈。若论他生平志事，本来不是求田问舍的人。原有的家产尚且弃而不顾，他到处经营这些事业，弄些钱做什么用处？我们试想一想。他下半世的生涯，大半消磨在旅行中。他旅行，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两匹骡驮带应用书籍。到一险要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问长问短，倘或和平日所闻不合，便就近到茶房里打开书对勘。到晚年，乃定居陕西之华阴，他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可见他即住居一地，亦非漫无意义。他虽南人，下半世却全送在北方，到死也不肯回家。他本是性情极厚、守礼极严的君子。他父母坟墓，忍著几十年不祭扫。夫人死了，也只临风一哭。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这个哑谜，只好让天下万世有心人胡猜罢了。他北游以前，曾有家中世仆，受里豪嗾使，告他“通海”。当时与鲁王、唐王通者，谓之通海他亲自把那仆人抓住投下海去，因此闹一场大官司，几乎送命。康熙三年，他在京，山东忽然闹什么文字狱，牵连到他。他立刻亲到济南对簿，入狱半年。这是他一生经过的险难。比起黄梨洲，也算平稳多了。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儒科，都中阔人相争要罗致他，他令他的门生宣言：“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次年开明史馆，总裁叶方蔼又要特荐他，他给叶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清廷诸人，因此再不敢惹他。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少时由他抚养提拔，后来他们做了阔官，要迎养他南归，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他生平制行极严，有一次徐乾学兄弟请他吃饭，入坐不久，便起还寓。乾学等请终席张灯送归，他作色道：“世间唯有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方正类如此。
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想用一篇短传传写他的面影，自愧才力薄弱，写不出来。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我以为现代青年，很应该用点功夫，多参阅些资料，以看出他的全人格。有志于是者，请读全谢山《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碑铭》《亭林文集》中卷三《与叶切庵书》《答原一、公肃两甥书》，卷四《与人书》十余篇，又《与潘次耕书》《亭林余集》《王硕人行状》《答潘次耕书》等篇。若更要详细一点，请读张石洲的《亭林先生年谱》。
亭林学术大纲，略见于他所作《与友人论学书》，《文集》卷三其文曰：
……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孔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是必其道之高于孔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孔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于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亭林学术之最大特色，在反对向内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的学问。他说：
自宋以后，一二贤智之徒，病汉人训诂之学得其粗迹，务矫之以归于内；而“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事置之不论，此真所谓“告子未尝知义”者也。《日知录》卷七《行吾敬故谓之内也》条
又说：
孟子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则但求放心，遂可不必学问乎？与孔子言“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者，何其不同耶？……孟子之意，盖欲能求放心，然后可以学问。“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此放心而不知求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尝穷中罫之方，悉雁行之势，亦必不能从事于奕。同上《求放其心》条
亭林著作中，像这类的话很不少，以上所引，不过略举为例。要之清初大师，如夏峰、梨洲、二曲辈，纯为明学余波。如船山、舜水辈虽有反明学的倾向，而未有所新建设，或所建设未能影响社会。亭林一面指斥纯主观的王学不足为学问，一面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途径来。于是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亭林在清代学术史所以有特殊地位者在此。
亭林所标“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语，一是做人的方法，一是做学问的方法。做人为什么专标“行己有耻”呢？因为宋明以来学者，动辄教人以明心见性、超凡入圣。及其末流，许多人滥唱高调，自欺欺人，而行检之间，反荡然无忌惮。晚明政治混浊，满人入关，从风而靡，皆由于此。亭林深痛之，所以说：
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脆。《文集》卷四《与人书》
亭林以为人格不立，便讲一切学问都成废话。怎样才能保持人格？他以为，最忌的是圆滑，最要的是方严。他说：
读屈子《离骚》之篇，原文云：“彼尧舜之耿介兮，固中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夫惟捷径以窘步”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以入尧舜之道矣。《日知录》卷十三《耿介》条
老氏之学所以异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尘”，此所谓似是而非也，《卜居》《渔父》二篇尽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从也，而义有所不当为也。扬子云而知此义也，《反离骚》其可不作矣。寻其大指，“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为莽大夫与？同上《乡愿》条
亭林欲树人格的藩篱，简单直捷提出一个“耻”字。他说：
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同上《廉耻》条
亭林以为无耻之习中于人心，非闹到全个社会灭亡不止。他尝借魏晋间风俗立论，极沉痛的说道：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同上《正始》条
他确信改良社会，是学者的天职，所以要人人打叠自己，说道：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又说：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他自己称述生平说：
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与人书》十一
他教训他最亲爱的门生，没有多话，但说：
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
总而言之，亭林是教人竖起极坚强的意志抵抗恶社会。其下手方法，尤在用严正的规律来规律自己，最低限度，要个人不至与流俗同化；进一步，还要用个人心力改造社会。我们试读亭林著作，这种精神，几于无处不流露。他一生行谊，又实在能把这种理想人格实现。所以他的说话，虽没有什么精微玄妙，但那种独往独来的精神，能令几百年后后生小子如我辈者，尚且“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亭林教人做学问，专标“博学于文”一语。所谓“文”者，非辞章之谓。“文”之本训，指木之纹理，故凡事物之条理亦皆谓之文。古书“文”字皆作此解。亭林说：
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品节斯，斯之谓礼。《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条
亭林专标“博学于文”，其目的在反对宋明学者以谈心说性为学。他解释《论语》道：“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故曰“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其意以为，所谓人生哲学(性)，所谓宇宙原理(天道)，都散寄于事物条理(文章)之中。我们做学问，最要紧是用客观工夫，讲求事物条理，愈详博愈好，这便是“博学于文”。若厌他琐碎，嫌他粗浅，而专用主观的冥想去求“性与天道”，那却失之远了。他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同上正指此辈。
然则他自己博学于文的方法怎么样呢？他虽没有详细指授我们，我们可以从他的传记和著述中约略看出些来。
书籍自然是学问主要的资料。亭林之好读书，盖其天性。潘次耕《日知录序》说：“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据他自己说，11岁便读《资治通鉴》。《文集》卷二《抄书自序》他纂辑《天下郡国利病书》，从崇祯己卯起，凡阅书一千余部。《文集》卷六《肇域志序》崇祯己卯，他年才26耳，其少年之用力如此。潘次耕请刻《日知录》，他说：要“以临终绝笔为定。”《文集》卷四《与次耕书》其老年之用力如此。他说：“生平所见之友，以穷以老而遂至于衰颓者什居七八。赤豹……复书曰：‘老则息矣，能无倦哉！’此言非也。”“君子之学，死而后已”。《文集》卷四《与人书六》大概亭林自少至老，真无一日不在读书中。他旅行的时候极多，所计划事情尤不少，却并不因此废学。这种剧而不乱，老而不衰的精神，实在是他学问大成的主要条件。
亭林读书，并非专读古书。他最注意当时的记录，又不徒向书籍中讨生活，而最重实地调查。潘次耕说：“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日知录序》全谢山说：“先生所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亭林先生神道碑铭》可见亭林是最尊实验的人。试细读《日知录》中论制度论风俗各条，便可以看出他许多资料，非专从纸片上可得。就这一点论，后来的古典考证家，只算学得“半个亭林”罢了。
亭林所以能在清代学术界占最要位置，第一，在他做学问的方法，给后人许多模范；第二，在他所做学问的种类，替后人开出路来。
其做学问的方法，第一要看他搜集资料何等精勤。亭林是绝顶聪明人，谅来谁也要承认。但他做工夫却再笨没有了。他从小受祖父之教，说“著书不如抄书”。《文集》卷二《抄书自序》他毕生学问，都从抄书入手。换一方面看，也可说他“以抄书为著书”。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全属抄撮未经泐定者，无论矣。(注四：《天下郡国利病书》自序云：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肇域志》自序云：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中，凡阅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行；旁行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若《日知录》，实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们试留心细读，则发表他自己见解者，其实不过十之二三，抄录别人的话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说他主要的工作，在抄而不在著。
有人问：“这样做学问法，不是很容易吗？谁又不会抄？”哈哈！不然，不然。有人问他《日知录》又成几卷，他答道：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文集》卷四《与人书十》
你说《日知录》这样的书容易做吗？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几条。我们根据这种事实，可以知道，不独著书难，即抄也不容易了。须知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彻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明白这个意思，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谓采山之铜与铜之分别何如。他这段话对于治学方法之如何重要，也可以领会了。
亭林的《日知录》，后人多拿来比黄东发的《黄氏日抄》和王厚斋的《困学纪闻》。从表面看来，体例像是差不多，细按他的内容，却有大不同处。东发、厚斋之书，多半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日知录》不然，每一条大率皆合数条或数十条之随手札记而始能成，非经过一番“长编”工夫，决不能得有定稿。试观卷九宗室、藩镇、宦官各条，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卷十一黄金、银、铜各条，卷十二财用、俸禄、官树各条，卷二十八押字、邸报、酒禁、赌博各条，卷二十九骑、驿、海师、少林僧兵、徙戎各条，卷三十古今神祠条，卷三十一长城条，则他每撰成一条，事前要多少准备工夫，可以想见。所以每年仅能成十数条，即为此。不然，《日知录》每条短者数十字，最长亦不过一二千字，何至旬月才得一条呢？不但此也，《日知录》各条多相衔接，含有意义。例如卷十三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清议、名教、廉耻、流品、重厚、耿介、乡愿之十二条，实前后照应，共明一义，剪裁组织，煞费苦心。其他各卷各条，类此者也不少。所以我觉得，拿阎百诗的《潜丘札记》，和《黄氏日抄》《困学纪闻》相比，还有点像。顾亭林的《日知录》，却与他们都不像。他们的随手札记，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制品，最多可以比棉纱或纺线。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此。后来王伯申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是模仿这种工作。这种工作正是科学研究之第一步，无论做何种学问都该用他。
亭林对于著述家的道德问题，极为注意。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为自作也”。《文集》卷二《抄书自序》又说：“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者，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卷十八《窃书》条又说：“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义，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同上他论著述的品格，谓“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他做《日知录》成书后常常勘改，“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削之”。《日知录，自序》然则虽自己所发明而与前人暗合者尚且不屑存，何况剽窃！学者必须有此志气，才配说创造哩。自亭林极力提倡此义，遂成为清代学者重要之信条，“偷书贼”不复能存立于学者社会中，于学风所关非细。
大学者有必要之态度二：一曰精慎，二曰虚心。亭林著作最能表现这种精神。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又说：“古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潘次耕请刻《日知录》，他说要再待十年。其初刻《日知录?自序》云：“旧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渐次增改，……而犹未敢自以为定。……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所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文集》卷二我常想，一个人要怎样才能老而不衰？觉得自己学问已经成就，那便衰了。常常看出“今是昨非”，便常常和初进学校的青年一样。亭林说：“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少也；自大，亦少也。”《日知录》卷七《自视欿然》条他的《日知录》，阎百诗驳正若干条，他一见便欣然采纳。见赵执信所作阎墓志他的《音学五书》，经张力臣改正一二百处。见《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他说：“时人之言，亦不敢没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以进于学。”《日知录>卷二十《述古》条这种态度，真永远可为学者模范了。
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今列举其所著书目而择其重要者稍下解释如下：
《日知录》三十二卷，是他生平最得意的著作。他说：
“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
又说：
“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又说：“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与杨雪臣书》
读这些话，可以知道他著书宗旨了。《四库总目提要》叙列这部书的内容：“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杂考证。”大抵亭林所有学问心得，都在这书中见其梗概。每门类所说的话，都给后人开分科研究的途径。
《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卷，《肇域志》一百卷，这两部书都是少作。《利病书》自序云：“……乱后多有散佚，亦或增补。而其书本不曾先定义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肇域志》自序亦略同，据此知并非成书了。但这两部书愿力宏伟，规模博大。后来治掌故学、地理学者，多感受他的精神。
《音学五书》三十八卷。这书以五部组织而成：一、《古音表》三卷，二、《易音》三卷，三、《诗本音》十卷，四、《唐韵正》二十卷，五、《音论》三卷。他自己对于这部书很满意，说道：某自五十以后，于音学深有所得，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清儒多嗜音韵学，而且研究成绩极优良，大半由亭林提倡出来。
《金石文字记》六卷。亭林笃嗜金石，所至搜辑碑版，写其文字，以成此书。他对于金石文例，也常常论及。清代金石学大昌，亦亭林为嚆矢。
此外著述，尚有《五经同异》三卷，《左传杜解补正》三卷，《九经误字》一卷，《五经考》一卷，《求古录》一卷，《韵补正》一卷，《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历代宅京记》二十卷，《十九陵图志》六卷，《万岁山考》一卷，《昌平山水记》二卷，《岱岳记》八卷，《北平古今记》十卷，《建康古今记》十卷，《营平二州史事》六卷，《官田始末考》一卷，《京东考古录》一卷，《山东考古录》一卷，《顾氏谱系考》一卷，《谲觚》一－卷，《茀录》十五卷，《救文格论》《诗律蒙告》《下学指南》各一卷，《当务书》六卷，《菰中随笔》三卷，《文集》六卷，《诗集》五卷。其书或存或佚今不具注。但观其目，可以见其影响于后此学术界者如何矣。
要之，亭林在清学界之特别位置，一曰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察事务条理。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如参验耳目闻见以求实证，如力戒雷同剿说，如虚心改订不护前失之类皆是。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参证经训史迹，如讲求音韵，如说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类皆是。独有生平最注意的经世致用之学，后来因政治环境所压迫，竟没有传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渐渐复活。至于他的感化力所以能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我深盼研究亭林的人，勿将这一点轻轻看过。
附：亭林学友表
亭林既老寿，且足迹半天下，虽不讲学，然一时贤士大夫，乐从之游。观其所与交接者，而当时学者社会之面影略可睹焉。今钩稽本集，参以他书，造此表。其人无关学术者不录，弟子及后辈附见。
归庄：字玄恭，昆山人，明诸生，国变后改名祚明。与亭林少同学，最相契，尝同举义于苏州。其卒，亭林哭以诗，极称其学。著有《归元恭文钞》。
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明孝廉，入清服僧服，易名慧寿，著有《隰西草堂集》。亭林早年游淮上与定交，有诗赠之。
路泽溥：字安卿，曲周人，尝拯亭林于难。亭林《广师篇》云：“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
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次耕之兄。亭林早年挚友。长于史学，与吴赤溟合著《明史》，亭林以所储史料尽供给之。后死于湖州庄氏史狱，亭林哭以诗甚恸。所著书未成，今存者仅《国史考异》《松陵文献》两种，其学术大概别详第八讲。
吴炎：字赤溟，吴江人，与潘力田同学同难，亭林哭之。
贾必选：字徙南，上元人，明孝廉，入清杜门，著书有《松荫堂学易》。《亭林诗集》有《贾仓部必选说易》一首。
王潢：字元倬，上元人，有《南陔集》。亭林集中有赠诗。
任唐臣：字子良，掖县人。亭林从假吴才老《韵谱》读之，自此始治音韵学。
张尔岐：字稷若，号蒿庵，济南人。著有《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亭林为之序。清儒治礼学，自稷若始也。长亭林一岁，亭林尝称之曰先生。《广师篇》云：“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亭林集》中《与友人论学书》(见前)，所与者即稷若也。稷若答书略云：“《论学书》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学’、‘行己’二事为学鹄，真足砭好高无实之病。……愚见又有欲质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尝轻以示人，其所与门弟子详言而谆复者，何一非性命之显设散见者欤！苟于博学有耻，真实践履，自当因标见本，合散知总，心性天命将有不待言而庶几一遇者。故性命之理，腾说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于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验诸己；强探力索于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优裕渐渍以俟自悟。如谓于学人分上了无交涉，是将格尽天下之理，而反遗身以内之理也。……”盖稷若与亭林，不苟异亦不苟同如此。所著除《仪礼句读》外，尚有《蒿庵集》《蒿庵闲话》等。
徐夜：字东痴，济南人。以诗名，举博学鸿词不就，与亭林有酬答诗。
马骕：字宛斯，邹平人，著《绎史》百六十卷，专研古史，时人称为“马三代”。亭林极服其书，常与游郊外访碑。
刘孔怀：字果庵，长山人，精于考核，亭林游山东常主其家，与辨析疑义。著有《四书字徵》《五经字徵》《诗经辨韵》等书。
傅山：字青主，阳曲人。亭林游山西主其家。《广师篇》云：“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著有《霜红龛集》。
李因笃：字子德，一字天生，洪洞人。康熙戊午徵鸿博，授检讨，不就职。与亭林交最笃，尝徒步往济南急其难。后亭林垦荒雁门，卜居华阴，皆子德董其事。《亭林集》中与子德论学书最多。子德于经学、史学俱深粹，著有《受祺堂集》。
王宏撰：字无异，号山史，华阴人，明诸生。康熙戊午徵鸿博，不赴。耆字好古，著有《易象图述》《山志》《砥斋集》等书。亭林常主其家，《广师篇》云：“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
李颙：别见。二曲晚年反闭土室，惟亭林至乃启关相见。《广师篇》云：“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
申涵光：字凫孟，永平人。孙夏峰弟子，著有《聪山集》。亭林有赠答诗。
孙奇逢：别见。亭林曾亲至辉县访夏峰，有赠孙徵君诗。
朱彝尊：别见。亭林在关中始交竹垞，有赠答诗。《广师篇》云：“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
屈大均：字翁山，番禺人。著有《翁山文外》。在关中交亭林，有赠答诗。
颜光敏：字修来，曲阜人。著有《乐圃集》。亭林下济南狱时，修来奔走最力。
张弨：字力臣，山阳人。贫而耆古，喜集金石文字。亭林著《音学五书》，力臣任校刻。《广师篇》云：“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
王锡阐：别见。《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集中有《赠王高士锡阐》诗。
吴志伊：字任臣，莆田人。著有《周礼大义》《礼通》《十国春秋》《山海经广注》等书。《广师篇》云：“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
阎若璩：别见。百诗谒亭林于太原，出《日知录》相质，为改订若干条。
杨瑀：字雪臣，武进人。著有《飞楼集》百二十卷。《广师篇》云：“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
钱澄之：原名秉镫，字饮光，桐城人。在明末声誉已高。福王立于南京，马、阮兴大狱捕清流，饮光与焉，后从永历帝入滇，间关九死。永历亡，易僧装终老。著有《田间易学》《田间诗学》《藏山阁稿》《田间集》，明末野史等书。《亭林集》中有《赠钱编修秉镫》一诗。
戴廷栻：字枫仲，祁县人。博学好古，著有《半可集》。尝为亭林筑室于祁之南山，且藏书供众览。
戴笠：初名鼎立，字耘野，吴江人。潘次耕之师。亭林有书与论学。
黄宗羲：别见。亭林64岁时，曾与梨洲通书，见梨洲所著《思旧录》中。但两人似始终未交晤。
汤斌：字孔伯，号荆岘，相州人。孙夏峰弟子，在清为达官，谥文正。孔伯修《明史》，以书来问义例，亭林答之。
朱鹤龄：字长孺，吴江人。明诸生，入清不仕，著《毛诗通义》《尚书稗传》《春秋集说》等书。又注杜工部李义山诗。《亭林集》中有赠诗。
陈芳绩：字亮工，常熟人。父鼎和，为亭林友。亮工著有《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亭林集》中有赠亮工诗数首。
潘耒：字次耕，号稼堂，吴江人，力田之弟。遭家难，年甫数岁，易姓为吴，从母姓也。既壮，从亭林学于汾州。亭林视之犹子，集中与论学书最多。次耕，康熙戊午鸿博荐入翰林，与修明史，参订义例，分纂志传，用力最勤。亭林著述自《日知录》及《文集》其他多种，皆由次耕编定校刻。次耕又师事徐俟斋、戴耘野，皆经纪其后事，风义独绝。著有《遂初堂集》。
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昆山人。亭林外甥。官至刑部尚书，主修《大清一统志》。著有《读礼通考》《澹园集》。
徐元文：字公肃，号立斋，健庵之弟。官至大学士。尝主修《明史》。
说亭林是清代经学之建设者，因为他高标“经学即理学”这句话，成为清代经学家信仰之中心。其实亭林学问，决不限于经学，而后此之经学，也不见得是直衍亭林之传。其纯以经学名家，而且于后来经学家学风直接有关系者，或者要推阎百诗，其次则胡朏明和万充宗。
阎百诗，名若璩，别号潜丘居士，山西太原人，寄籍江苏之山阳，生明崇祯九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6-1704)，年69。他的父亲名修龄，号牛叟，本淮南盐商，但很风雅，也可算一位名士或一位遗老。百诗人格之峻整，远不如亭林，生平行谊，除学者日常生活外，无特别可记。康熙十七年，他应博学鸿儒科，下第，很发牢骚。其后徐健庵乾学在洞庭山开局修《大清一统志》，聘他参与其事。他68岁的时候，清圣祖南巡，有人荐他，召见，赶不上，他很懊丧。时清世宗方在潜邸，颇收罗名士，把他请入京，他垂老冒病而往，不久便卒于京寓。其行历可记者仅如此。所著书曰《古文尚书疏证》八卷、《毛朱诗说》一卷、《四书释地》六卷、《潜丘札记》六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困学纪闻注》十二卷。
百诗仅有这点点成绩，为什么三百年来公认他是第一流学者呢？他的价值，全在一部《古文尚书疏证》。《尚书》在汉代，本有今古文之争。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叫做“今文尚书”。别有十六篇，说是孔安国所传，叫做“古文尚书”。然而孔安国这十六篇，魏晋之间，久已没有人看见。到东晋，忽然有梅赜其人者，拿出一部《古文尚书》来，篇数却是比今文增多二十五篇，而且有孔安国做的全传——即全部的注。到初唐，陆德明据以作《经典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自此以后，治《尚书》者，都用梅赜本，一千余年，著为功令。中间虽有吴棫、朱熹、吴澄、梅鷟诸人稍稍怀疑，但都未敢昌言攻击。百诗著这部《古文尚书疏证》，才尽发其复，引种种证据证明那二十五篇和孔传都是东晋人赝作。百诗从二十岁起就着手著这部书，此后四十年间，随时增订，直至临终还未完成。自这部书出版后，有毛西河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和他抗辩，在当时学术界为公开讨论之绝大问题，结果阎胜毛败。《四库提要》评阎书所谓：“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自兹以后，惠定宇栋之《古文尚书考》，段茂堂玉裁之《古文尚书撰异》等，皆衍阎绪，益加绵密，而伪古文一案，逐成定谳。最后光绪年间，虽有洪右臣良品续作冤词，然而没有人理他，成案到底不可翻了。
请问，区区二十篇书的真伪，虽辨明有何关系，值得如此张皇推许吗？答道，是大不然。这二十几篇书和别的书不同。二千余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他。忽焉真赃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该受如何的震动呢？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一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无穷。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百诗为什么能有这种成绩呢？因为他的研究方法实有过人处。他的儿子说道：“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常曰：‘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为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阎咏《左汾近稿?先府君行述》他自己亦说：“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丘札记》卷六戴东原亦说：“阎百诗善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段玉裁著戴先生年谱大抵百诗学风，如老吏断狱，眼光极尖锐，手段极严辣，然而判断必凭证据，证据往往在别人不注意处得来。《四库提要》赞美他说：“考证之学，未知或先。”《古文尚书疏证》条下百诗在清学界位置之高，以此。
《四库提要》又说：“若璩学问淹通，而负气求胜，与人辩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与汪琬遂成雠衅，颇乖著书之体。”《潜丘札记》条下据他的著述和传记看来，这种毛病，实所不免，比顾亭林的虚心差得多了。又以著书体例论，如《古文尚书疏证》，本专研究一个问题，乃书中杂入许多信札日记之类，与全书宗旨无涉。如《四书释地》，标名释地，而所释许多溢出地理范围外，如《孟子生卒年月考》，考了一大堆，年月依然无着。诸如此类，不能不说他欠谨严。虽然，凡一个学派的初期作品，大率粗枝大叶，瑕类很多，正不必专责备百诗哩。
清初经师，阎、胡齐名。胡朏明，名渭，号东樵，浙江德清人，卒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82。他行历更简单，不过一老诸生，曾和阎百诗、万季野、黄子鸿同参一统志局。晚年清圣祖南巡，献颂一篇，圣祖赐他“耆年笃学”四个大字。他一生事迹可记者仅此。他著书仅四种：一，《禹贡锥指》二十卷，附图四十七幅；二，《易图明辨》十卷；三，《洪范正论》五卷；四，《大学翼真》七卷。他的学风，不尚泛博，专就一个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开后人法门不少。几部书中，后人最推重的是《禹贡锥指》。这部书虽然有许多错处，但精勤搜讨，开后来研究地理沿革的专门学问。价值当然也不可磨灭。但依我看，东樵所给思想界最大影响，还是在他的《易图明辨》。《易图明辨》是专辨宋儒所传“太极”、“先天”、“后天”——即所谓“河图”、“洛书”等种种矫诬之说。这些图是宋元明儒讲玄学的惟一武器，闹得人神昏眼乱，始终莫明其妙。但他们说是伏羲、文王传来的宝贝，谁也不敢看轻他，看不懂只好认自己笨拙罢了。明清之交，黄梨洲宗羲、晦木宗炎兄弟，始著专书辟其谬，东樵曾否见他们的书不可知，但他却用全副精力做十卷的书，专来解决这问题。他把这些图的娘家找出来，原来是华山道士陈抟弄的把戏，展转传到邵雍。又把娘家的娘家寻根究底，原来是误读谶纬等书加以穿凿傅会造出来的。于是大家都知道这些都是旁门左道，和《易经》了无关系。我们生当今日，这些鬼话，久已没人过问，自然也不感觉这部书的重要。但须知三百年前，像周濂溪《太极图说》、朱子《易本义》一类书，其支配思想界的力量，和四书五经差不了多少。东樵这种廓清辞辟，真所谓“功不在禹下”哩。《洪范正论》的旨趣，也大略相同，专扫荡汉儒“五行灾异”之说，破除迷信。所以我说，东樵破坏之功，过于建设。他所以能在学术界占重要位置者，以此。
万充宗也是初期经学界一位重要人物。充宗名斯大，浙江鄞县人，康熙二十二年卒(1683)，年5l。父泰，宇履安，黄梨洲老友。履安有八子，都以学问著名。充宗行六，最幼的是季野斯同。八兄弟皆从学梨洲，但都不大理会他的阳明学。季野称史学大师，而充宗以经学显。梨洲替充宗作墓志铭，述其治学方法曰：“充宗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何谓通诸经以通一经？经文错互，有此略而彼详者，有此同而彼异者。因详以求其略，因异以求其同，学者所当致思也。何谓悟传注之失？学者入传注之重围，其于经也，毋庸致思；经既不思，则传注无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谓以经解经？世之信传注者过于信经，试拈二节为例(文繁不引)。……充宗会通各经，证坠辑缺，聚讼之议，涣然冰释，奉正朔以批闰位，百注逐无坚城。……”读这段话，充宗的经学怎样做法，可以概见了。充宗著书，有《学春秋随笔》十卷，《学礼质疑》二卷，《仪礼商》三卷，《礼记偶笺》三卷，《周官辨非》二卷。依我看，《周官辨非》价值最大。《周官》这部书，历代学者对他怀疑的很不少，著专书攻击而言言中肯者，实以此书为首。万氏兄弟皆讲风节，充宗尤刚毅。张苍水煌言就义，他亲自收葬，即此可想见其为人。可惜死得早了，若使他有顾、黄、阎、胡的年寿，他所贡献于学界怕不止此哩。
同时还有一位学者，不甚为人所称道而在学术史上实有相当位置者，曰姚立方。立方名际恒，一字首源，安徽休宁人，寄籍仁和，为诸生，(生卒年待考)据《古文尚书疏证》知道，他比阎百诗小11岁，但未知卒在何年毛西河《诗话》云：“亡兄为仁和广文，尝曰：‘仁和只一学者，犹是新安人’。谓姚际恒也。予尝作《何氏存心藏书序》，以似兄，兄曰：‘何氏所藏有几？不过如姚立方腹笥已耳。’……”据此则立方学问之博可以概见。立方50岁着手注九经，阅十四年而成，名曰《九经通论》；又著《庸言录》，杂论经史理学诸子。这两部书，我都未得见，不知其内容如何？所见者只有他的《古今伪书考》。自《易经》的孔子十翼起，下至许多经注，许多子书，他都怀疑，真算一位“疑古的急先锋”了。他别有书十卷，专攻《伪古文尚书》。阎百诗说他“多超人意外”，喜欢极了，手抄许多，散入《疏证》各条下。见《古文尚书疏证》卷八我想，立方这个人奇怪极了，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全读他的著作再下批评。
附：初期经学家表
清代经学，至惠定宇、戴东原而大成，前此只能算启蒙时代。除本讲及前后诸讲特举论列之诸家外，就忆想所及，表其姓名，其蹈袭明学绪余者不入。
黄宗炎：字晦木，余姚人，梨洲之弟。著有《忧患学易》一书，内分《周易象辞》十九卷，《寻门余论》二卷，《图学辨惑》一卷，《图学辨惑》即辨先后天方圆等图也，又有《六书会通》，论小学。
张尔岐：见亭林学友表。
朱鹤龄：同上
钱澄之：同上
冯景：字山公，钱塘人。与阎若璩友，尝助其著《古文尚书疏证》。所著有《解春集》二十卷。卢文弨其外孙也。
臧琳：字玉林，武进人，著《经义杂记》三十卷，《尚书集解》百二十卷。阎若璩称其书，且谓为隐德君子。嘉庆间其玄孙庸始校刻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