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义目的,要将清学各部分稍为详细解剖一番。但部分解剖以前,像应该先提挈大势,令学者得着全部大概的印象。我现在为省事起见,将旧作《清代学术概论》头一段抄下来做个引线。原书页一至六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同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中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公共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于是进为全盛期。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慴伏,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靡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灿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闒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更进则入于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此蜕化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濬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命运,当佛说所谓‘灭’相。

“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二百余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

我说的“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这两项要当为“一括搭”的研究。内中环境一项,包含范围很广,而政治现象,关系最大。所以我先要把这一朝政治上几个重要关目稍为提挈,而说明其影响于学术界者何如。1644年3月19日以前,是明崇祯十七年;5月初十日之后,便变成清顺治元年了。本来一姓兴亡,在历史上算不得什么一回大事,但这回却和从前有点不同。新朝是“非我族类”的满洲,而且来得太过突兀,太过侥幸。北京、南京一年之中,唾手而得,抵抗力几等于零。这种激刺,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鲁王、唐王在浙、闽,永历帝在两广、云南,实际上不过几十位白面书生——如黄石斋道周、钱忠介、张苍水煌言、王完勋翌、瞿文忠式耜、陈文忠子壮、张文烈家玉……诸贤在那里发动主持。他们多半是无官守无言责之人,尽可以不管闲事,不过想替本族保持一分人格,内则隐忍迁就于悍将暴卒之间,外则与“泰山压卵”的新朝为敌。虽终归失败,究竟已把残局支撑十几年,成绩也算可观了。就这一点论,那时候的学者,虽厌恶阳明学派,我们却应该从这里头认取阳明学派的价值。因为这些学者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业,令我们永远景仰。他们自身,却都是——也许他们自己不认——从阳明学派这位母亲的怀里哺养出来。

这些学者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代表人物。他们的学风,都在这种环境中间发生出来。

满洲人的征服事业,初时像很容易,越下去越感困难。顺治朝十八个年头,除闽、粤、桂、滇之大部分始终奉明正朔外,其余各地扰乱,未尝停息。就文化中心之江浙等省,从清师渡江后,不断的反抗。郑延平成功、张苍水煌言会师北伐时,顺治十六年大江南北,一个月间,几乎全部恢复。到永历帝从缅甸人手上卖给吴三桂的时候,顺治帝已死去七个月了。其年正月康熙帝即位那年即顺治十八年云南荡平,郑氏也遁入台湾,征服事业,总算告一个结束。但不久又有三藩之乱,扰攘十年,方才戡定。康熙十二年至二十一年所以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四十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用武力制服那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一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都在他们身上。满洲政府用全副精神对付这问题,政策也因时因人而变。略举大概可分三期:

第一期,顺治元年至十年,约十年间,利用政策。

第二期,顺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约十七八年间,高压政策。

第三期,康熙十一、二年以后,怀柔政策。

第一期为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时代。满兵仓猝入关,一切要靠汉人为虎作伥。所以一面极力招纳降臣,一面运用明代传来的愚民工具——八股科举,年年闹什么“开科取士”,把那些热中富贵的人先行绊住。第二期,自多尔衮死去,顺治帝亲政,顺治七年政策渐变。那时除了福建、两广、云南尚有问题外,其余全国大部分,都已在实力统治之下。那群被“诱奸”过的下等“念书人”,不大用得着了。于是板起面孔,抓着机会便给他们点苦头吃吃。其对于个人的操纵,如陈名夏、陈之遴、钱谦益龚鼎孳那班贰臣,糟蹋得淋漓尽致。其对于全体的打击,如顺治十四年以后连年所起的科场案,把成千成万的八股先生吓得人人打噤。那时满廷最痛恨的是江浙人。因为这地方是人文渊薮,舆论的发纵指示所在,反满洲的精神到处横溢。所以自“窥江之役”即顺治十六年郑、张北伐之役以后,借“江南奏销案”名目,大大示威。被牵累者一万三千佘人,缙绅之家无一获免。这是顺治十八年的事。其时康熙帝已即位,鳌拜一派执政,袭用顺治末年政策,变本加厉。他们除糟蹋那等下等念书人外,对于真正知识阶级,还兴许多文字狱,加以特别摧残。最著名的,如康熙二年湖州庄氏史案,一时名士如潘力田柽章、吴赤泻炎等七十多人同时遭难。此外,如孙夏峰于康熙三年被告对簿,顾亭林于康熙七年在济南下狱,黄梨洲被悬购缉捕,前后四面,这类史料,若仔细搜集起来,还不知多少。这种政策,徒助长汉人反抗的气焰,毫无效果。到第三期,值康熙帝亲政后数年,三藩之乱继起。康熙本人的性格,本来是阔达大度一路,当着这变乱时代,更不能不有戒心,于是一变高压手段为怀柔手段。他的怀柔政策,分三着实施。第一着,为康熙十二年之荐举山林隐逸。第二着,为康熙十七年之荐举博学鸿儒。但这两着总算失败了,被买收的都是二三等人物,稍微好点的也不过新进后辈。那些负重望的大师,一位也网罗不着,倒惹起许多恶感。第三着为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这一着却有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所能办到,只得勉强将就了。以上所讲,是满洲入关后三四十年对汉政策变迁之大概。除第一期没有多大关系外,第二期的高压和第三期的怀柔,都对于当时学风很有影响。

还有应该附带论及者一事,即康熙帝自身对于学问之态度。他是一位极聪明而精力强满的人,热心向慕文化,有多方面的兴味。他极信学科学,对于天文历算有很深的研究,能批评梅定九的算书。他把许多耶稣会的西洋人——南怀仁、安多、白进、徐日升、张诚等,放在南书房,叫他们轮日进讲——讲测量、数学、全体学、物理学等等。他得他们的帮助,制定康熙永年历,并著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又造成极有名的观象台。他费三十年实测工夫,专用西洋人绘成一部《皇舆全览图》。这些都是在我们文化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事实。他极喜欢美术,西洋画家焦秉贞是他很得意的内廷供奉。三王的画,也是他的嗜好品。他好讲理学,崇拜程朱。他对于中国历史也有相当的常识,《资治通鉴》终身不离手。他对中国文学也有相当的鉴赏能力。在专制政体之下,君主的好劣,影响全国甚大,所以他当然成为学术史上有关系的人。

把以上各种事实,综合起来,我们可以了解清代初期学术变迁的形势及其来由了。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他们所努力者,对于王学实行革命(内中也有对于王学加以修正者)。他们所要建设的新学派方面颇多,而目的总在“经世致用”。他们元气极旺盛,像用大刀阔斧打开局面,但条理不免疏阔。康熙二十年以后,形势渐渐变了。遗老大师,凋谢略尽。后起之秀,多半在新朝生长,对于新朝的仇恨,自然减轻。先辈所讲经世致用之学,本来预备推倒满洲后实见施行。到这时候,眼看满洲不是一时推得倒的,在当时政府之下实现他们理想的政治,也是无望。那么,这些经世学都成为空谈了。况且谈到经世,不能不论到时政,开口便触忌讳。经过屡次文字狱之后,人人都有戒心。一面社会日趋安宁,人人都有安心求学的余裕,又有康熙帝这种“右文之主”极力提倡。所以这个时候的学术界,虽没有前次之波澜壮阔,然而日趋于健实有条理。其时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一阎百诗、胡东樵一派之经学,承顾、黄之绪,直接开后来乾嘉学派;二梅定九、王寅旭一派之历算书,承晚明利、徐之绪,作科学先锋;三陆桴亭、陆稼书一派之程朱学,在王学与汉学之间,折衷过渡。四颜习斋、李刚主一派之实践学,完成前期对王学革命事业而进一步。此则康熙一朝六十年间全学界之大概情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