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说过，“一个艺术家越是休戚相关地，越是强烈地体会他当代的悲哀和问题，那么，在他的笔下，这些东西就越是能够得到有力的表现。”在赫尔岑的时代是这样的，在中国也是这样的。因此，在我看来把这段话移赠给曹雪芹，也是挺合适呢！
当展开清代的多幅长长的画卷时，我很佩服那些宫廷画家们。他们有雄伟的魄力，却干着精雕细刻的活计。现在用广角镜，一瞬间就可以摄取下来的画面，他们却要用画笔工整地画上几个年头。更令人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画面上皇上的侍臣们都以卑躬耸背的姿态出现，甚至可以听到一种“嗻、喳、是”的答应声来。与此相反，在近来发掘出土的几千个秦俑身上，却发现不到这些。这是值得深思的，这也就是清代悲哀烙印的一个方面。
清代是个复杂的时代。我认为康熙是一位伟大的皇帝，不愧为长白山上神女的儿子。他站得高，所以看得远。比起他来，亚历山大就显得可怜了，喜马拉雅山挡住了亚历山大的眼光，使他始终没有看到东方。康熙则看到了西方，而且看得比较清楚。时代决定他，国内，要意识到多民族的融合问题；国外，要意识到东方和西方相互接触的问题。而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认识到这是时代任务。不简单地把自己派作是天的儿子就作数了。他想解决一些问题。这位八岁登基的皇帝，母亲原是汉族；他已生过天花；欧洲教士也希望他登上宝座。这些都不光是史实分辨的问题；而是有影响于未来的问题。
这位皇帝在想保持住满族的武功传统的同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有选择地接受西洋文化。他曾礼拜过朱元璋的墓，为他立碑，称誉他“功高唐宋”。康熙认为兴发水利，北方也可以追步江南，江南则会更上一层楼，可以生产出双季稻来。他不仅想到了，还着人去做。他挥笔写下大字“兰亭序”，他的书法与董其昌、赵孟不相上下。应该给以适当的评价。
对于“龙之帝国”经历三百余年这段历史，人们习惯于对清代有意贬低。我对清史毫无研究，只是稍稍涉猎一些野史笔记而已，觉得它对多民族国家形成，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这一点，似乎很少被人提到。有人如能把它试与印度莫卧儿王朝作个比较，问题就很明显了。雍正亲自撰述《大义觉迷录》，当时被认为是可笑的，不久便被乾隆取消。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应该说它是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作了初步总结，哪怕是极不准确的总结。
曹雪芹刚好生在这么一个复杂的时代，他受到许多彼此互相矛盾的影响。他的血统是汉族，却又世属旗籍；既是包衣世家，又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生在一个“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时代，同时用他的话来说，又是“生逢末世运偏消”；有接近“万王之王”的机缘，又摆脱不掉世袭奴才的身份。
在乾隆时代，文治和武功自有他的特色。武功且不去提它了，文治很是突出的。雍乾盛世，我们且不去细说。例如：成亲王补写赵子昂临摹《洛神赋》残页，就可称为绝唱。《饮水词》也可称得起不可多得之作。《楝亭集》很有值得专门研究的价值。《永宪录》、《啸亭杂录》都是富有真实性的“私史”，可补正史之失。从《楝亭十种》中，又可以看出经济生活达到某种程度的记录来。《儿女英雄传》应是京腔口语的代表作……
乾隆本身就是一位鉴藏家，晋唐书法的推行者。参观一下乾隆御花园，不难看到一种向着华丽纤细的领域探寻的趋势。他不仅对江南园林有所探求，对欧洲的园林艺术和绘画艺术也尽量吸收。
在这个时代，一个庞大的惯会吃喝玩乐的上层集团形成了。整个北京城，都是他们的园囿和游乐场。他们用租、税、捐及乡保制度和农村联成不可割断的纽带。封疆大吏是皇帝的金刚力士。曹家的使命，则是皇帝世袭的耳报神：几代人都必须对当时的社会作出全面了解，以回答皇帝老子的随时询问。
清兵入关，跑马圈地，各旗都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势，来占据肥田富地。对于旗地分割的纠纷，反映出皇室内部斗争的尖锐来。
清代在开国时，还保有“元老制”。可能在皇太极时，还实行“军事会议”制度。康熙作了必要的改革，雍正大刀阔斧阻止满洲贵族的擅权，有意识地杜绝明代那种分封，防止朋党倾轧，从而达到了专制制，权力集中于皇帝自家手中，为乾隆铺平了统治道路。
乾隆在位期间，中国出现了一个奇迹般的繁荣景象。他向全世界来摆弄龙威的本钱，正是雍正讲求息养生殖的结果。乾隆一变“与民生息”的作法成为“由民供养”的作法，当他多方面吸引有才有智的人物为他所用，他的成就，足使当时臣子为之高呼万岁。但在繁荣的帏幕下，农民的反抗正以多种形式蔓延着。人民发出疑问，好景到底能维持多久，帝国的支柱是什么？
清朝的出现，是对明朝的否定；乾隆的末世到嘉庆，又是对清代自我否定的开端。“内囊”已空的局面，在曹雪芹时代已经露出，这就迫使整个“龙之帝国”从龙的金光闪烁中开始清醒。在名扬中外的“万王之王”的气派中，那种把金钱往水里抛的声音，已经传入人们的耳中。虽然还在“一局输赢尚未真”的情况之下，但是曹雪芹已从虚假中看到什么是真了！从理中发现非理，从正面看到反面。
热河行宫的外八庙有一尊大佛，据说是按乾隆面容塑造的。这透露出他内心的秘密：不但要统治人事，还要统治臣民的灵魂。这位“宝”皇帝十分重视形式，突出一例，即是以貌取人。和珅就以面容姣好，应对得体，为乾隆看中，从小奴才提拔为富甲天下的一等公（当然，这是就一般风气而言，像于敏中也被重用的，但他也嘲笑过于敏中的长相）。按这个标准，曹雪芹定会上选。然而却适得其反，这才是矛盾的主要点。
现在，再回头看看清代皇上出巡图，很清楚了，连穿“黄马褂”的大臣，也都有几分耸肩曲背的架势。这才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人像是以奴像来显示着的。如果说希腊是让诸神和人十分接近，神被人化了；那么，清代的画卷中它使人和奴十分接近，人被奴化了。
人类的每个时代都有着它的反面。而在清代，人们考虑的会更多些，因为对明代还记忆犹新，加之海禁复开，神州之外还有另外的州；外邦人也带来同时代的一些奇巧事物来。这些不光是产生物质的效果，也起到精神的影响。有学者说，康熙要曹寅到东洋，是为学习织锦技术去的。这是可能的。我在苏州考察时，从碑文上看到记载李煦在职时的织造局，有织工千人之众，可见当时织锦业的发达。
都市在发展，人们愈离开自然的赐予，便愈在更多方面来控制自然。但是正如马克思说的：“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他这话是在人大量使用机械的时代说的，但在人们已经开始涌向都市来找饭吃的时代起，这话就已可以适用了。
毫无疑问，人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然而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蠢的物质力量”，中国古语中习惯用“子女玉帛”这个词来显示财富，便是很形象的时代语言。
这样，曹雪芹在他所处的时代“体会”到什么呢？他体会到那与他休戚相关的“悲哀和问题”，也就是时代的反面。即便不提曹雪芹公开宣扬“皮里阳秋”的写法的话，那半部《红楼梦》也早已说明了这个问题。
《红楼梦》本身会说明，它记录的不是别的，正是“当代的悲哀和问题”。曹雪芹的“当代”，自然是封建主义的时代了。曹雪芹不是为它唱挽歌的，而是为那时代的“悲哀和问题”作原告的。
1983年元月于北京
（原载《随笔》1983年第3期，198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