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私塾教育的情况,《红楼梦》中写到的很多。如曹雪芹写的第九回《嗔顽童茗烟闹书房》、高鹗续书第八十一回《奉严词两番入家塾》和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都对旧时私塾教育有过详细描写。其他回中,约略提到的也不少,如第二回写贾雨村遇到旧友被荐到盐政衙门任“西席”,教黛玉读书。同回贾雨村向冷子兴道:
去岁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处馆……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倒是个难得之馆。但是这个学生虽是启蒙,却比一个举业还劳神。
这些话说的都是当年私塾教育的情况,用的都是当时“科举”和私塾的术语,如“启蒙”、“西席”、“处馆”、“举业”等等。不要说《红楼梦》时代,老的如贾敬、贾政,小的如宝玉、贾兰,女的如元春、黛玉等,写书人如曹雪芹、高鹗等,这些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私塾中教育出来的;即使在几十年前,也还有不少受过私塾教育的、甚至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人。由曹雪芹时代,直到几十年前这些曾受过私塾教育,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人,在他们中间所有读过书能阅读《红楼梦》的人,对于其中关于私塾的生动描写,只感到其绘声绘影,写的实在好,不会提出任何疑问,绝对没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但今天以及未来,那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时代变化太大了,社会生活太隔阂了。从时间讲,虽然只是五六十年的事,也不过是明、清两代的十分之一,而其变化那就似乎使人感到隔着几个世纪了。不了解什么是“处馆”、什么是“举业”等等,固然可以查《辞源》之类的工具书,或者看注解。但那理解程度是有限的,因为这些都不只是一个“词语”,而往往是一种制度、一种生活情况、社会情况,要研究一下历史生活的横截面,才能理解它。我在此文中也只能作一个大概的说明。
介绍私塾的种种情况,首先需要把私塾作个名词解释。《礼·学记》云: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这是先秦之前,春秋时代的解释,太古老了,不必多说它。只说《红楼梦》时代,虽然写文章还有“申庠序之教”的说法,但实际官方制度和民间叫法上,只有“塾”和“学”的概念了。这两个概念有时要叫混了。如“学里”、“塾里”、“书房里”,有时几乎是同义词。要加以区分,还是按照古代说法继承下来的。即“学”是公家的,县有“县学”,府有“府学”,国有“国学”,即北京的“国子监”。“塾”是私人的,有私塾、家塾、义塾之分。但严格说起来,县学、府学、国学等等,还只是教育管理机构,只有私塾、家塾、义塾等,才是直接教育机构。不要说《红楼梦》时代了,即再往上推上一千年,一切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以及认识几个字的商人工匠,也都是这种“塾”中教育出来的。它是旧时唯一的教育方式。
家塾是有钱的官宦人家,花钱请来先生专门教自己家中的子女甥侄等。最晚在宋代已十分普遍。《朱子语类》记蔡京家塾云:
福州张柔直,为蔡京家塾客,使教子弟。
秦会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孙为门客。
这都是历史文献中关于家塾的记载。当时的豪门,请来教书的这些人,一般都是因学问好、教授得法,而受到器重、尊敬,成为关系密切的门下客。
汤显祖《牡丹亭》第五出《延师》、第七出《闹塾》写的陈最良就在杜丽娘家教家塾,这和《红楼梦》中贾雨村在林如海盐政衙门教黛玉一样。所不同的,一个是知府衙门,一个是盐政衙门。一个是十二岁进学,观场一十五次不曾发迹,又老又穷的秀才。一个却是两榜出身,做过知县,拿过印把子,丢了官,随时想钻营复职的废谪人员。但出身、经历尽管不同,其被请来做家塾教师,教女学生则一样。
教家塾的先生,不但要教学生,而且往往要陪老爷谈文论诗,甚至做些文墨事情,类似私人秘书一样,但又十分客气,以很好的礼节待遇,尊为“西席老夫子”,比衙门中其他的“老夫子”(即师爷,如现代秘书。管问案判案叫刑名师爷,管写信的叫书启师爷,也叫刑名夫子、书启夫子)更客气些。地位有如“清客”。所以前引记载蔡京、秦会之家塾,都称作“客”。《牡丹亭》中杜丽娘父亲杜宝戏词云:
我杜宝出守此间,只有夫人一女,寻个老儒教训他。昨日府学开送一名廪生陈最良。年可六旬,从来饱学。一来可以教授小女,二来可以陪伴老夫。今日放了衙参,分付安排礼酒,叫门子伺候。
贾雨村在林如海盐政衙门中教黛玉,他也有“陪伴”林如海的义务,林如海对他也很客气。不但称之为“吾兄”、“尊兄”,而且主动早已替他写出图谋复官的书信,并且费用都替他承担下来。完全以是自己人待他,以诚相待。
我国从古极重师道,不管官多大,爵多显,甚至是很著名的奸险将相,皆对请来的教书先生则很有礼、很客气。这种故事是很多的。旧时有谚语道:“不敬先生,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提的这样严重。如果不了解历史上这种社会风尚,那看《红楼梦》时,就很难把贾雨村和林如海、贾政等人的关系理解透彻了。
私塾不同于家塾之点,是教书先生自己开的“塾”,俗名“书房”。学生来塾读书,根据不同的条件要求,向老师交一些钱。也就是古代所说“束脩”。“脩”本是干肉的意思。《礼记》疏注解释“束脩”云:“十脡脯也。”也就是十条干肉。《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就是孔子说:凡是交了“束脩”的,我没有不教育他的。因而后世给老师的钱,最客气的叫法,称作“脩敬”,也就是聘金或学费。请来的自是聘金,送子弟到老师处,自然送学费。但旧时没有学费的叫法。所以《红楼梦》第八回写秦钟父亲秦邦业“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贽见礼,带了秦钟到代儒家来拜见”,意思也是学费束脩,而客气恭敬地称作“贽见礼”。
自己在家中,或找个公用的场所,如寺庙、会馆等,安排个书房,让学生来学,这就是“私塾”,也就是私人个人设立的学校。文言称作“设帐”,这是用后汉马融“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的典故来尊称教书先生。但实际像马融这样的,是历史上最阔气豪华的教书先生,别人是无法比他的,大多是面有菜色的苜蓿生涯,哪里配得上称“设帐”呢?
私塾由都城到一般大中城市,以及乡村中,大多都有。在《红楼梦》时代,北京很多,甚至贴广告招徕学生。康熙时柴桑《燕京杂记》中记云:
京师蒙馆外,有招榜,大书一“学”字。旁书“秋爽来学”四小字。来学者必以秋爽,不知何义?
乾隆己丑(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前因居士《日下新讴》有诗并注云:
学帖标门教满洲,旗童秋爽竞来投。
跏趺满炕喧功课,“阿厄呜窝”念字头。
注云:“村学究训蒙,标帖于门,曰‘秋爽来学’。若满洲师傅,则帖一清书‘学’字。凡习满洲书业者,必先从十二字头念起。阿、厄、依、、呜、窝,即字头第一章起首之音也。”
这些书房,正是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在北京常见到的。
鲁迅先生少年时代读书的三味书屋,就是这种私塾。《鲁迅的故家》中写道:“因为三味书屋是私塾,先生在家里开馆授徒,每节收束脩若干……有钱人家则设家塾,雇先生来教书,住在东家的家里。”又道:“他的书房是有规矩而不严厉,一年四节,从读《大学》起至《尔雅》止,一律每节大洋两元。”对私塾、家塾以及束脩金额说的较清楚。虽是清末之事,距《红楼梦》时代已一百多年,但也可作为参考。
旧时私塾、家塾,不像现在学校那样,有明文规定的寒暑假,但过年也要休息一些天,叫“下学”、“上学”。三伏也休息几天,叫“歇伏”。故书房门口招贴曰“秋爽来学”。有的书又记云:“秋爽择日来学。”择日就选个“好日子”。《红楼梦》第八回写宝玉和秦钟也是“然后听宝玉拣的好日子,一同入塾”。不过这是“早春”,而非“秋爽”罢了。
教书人把书房俗称作“馆”,私塾在自己家中授徒,或在公共场所,如寺庙之内授徒,曰“坐馆”。受聘于人,到人家中教书,因有东家,互相要处理好关系,所以叫“处馆”。托人找教书的地方曰“寻馆”,荐举人去教书曰“荐馆”。不愿再教另有高就,或教的不好,另外换人,均叫“辞馆”。所以第二回贾雨村说的话中,一曰“有人荐我到甄府处馆”;二曰“倒是个难得之馆”;三曰“我所以辞了馆出来”等等,这都是当时的口头语。《牡丹亭》第四出陈最良自道:“且兼两年失馆,衣食单薄。”清初陆陇其《三鱼堂日记》云:“五月二十二日,朝内遇谭祖豫,言近日京师寻馆者甚多。”这都是把“馆”当作教书工作来叫。“失馆”就是失去教书的职业,“寻馆”就是寻找教书的职业。
“家塾”、“私塾”之外,第三种是“义塾”。什么叫“义塾”呢?先看《红楼梦》第九回的介绍:
原来这义学也离家不远,原系当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力不能延师者,即入此中读书;凡族中为官者,皆有帮助银两,以为学中膏火之费;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师。
这就说明,“义塾”是一种公益事业的私塾。贫家子弟入学,可以不交束脩,不用花钱,甚至可以得到经济补助,如发点饭钱或纸笔墨砚钱等等。但教师是赚束脩的,并非尽义务。因而义塾要有一笔经费。第九回文中所说:“凡族中为官者,皆有帮助银两,以为学中膏火之费。”所说“膏火费”,就是既包括教师束脩,也包括贫家子侄饭钱、笔墨钱等等。文中说秦钟父亲送二十四两贽见礼,又说薛蟠“白送些束脩礼物与贾代儒”等等。既然是义学,为什么他们又送束脩呢?这一因他们是官、是官商,有钱;二因他们是贾家亲戚,是外姓人,而非贾家同宗。
义学要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才能维持长久。所说“凡族中为官者,皆有帮助银两”一点,从反面说,如族中没有为官者,义塾便无经济来源了。第十三回写秦可卿梦中向凤姐说:
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供给……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
这便是考虑给义塾筹划永久的费用。历史上这种例子是有的。
义学有的由氏族祠堂办,可以持续很多年。在通都大邑,也有由行业办的。如北京,不少省份会馆办义学,由本省在京的大官支持,本省在京会试未得中贫寒之士任教,本省在京的贫寒子弟来就读,是旧时文化事业中很有意义的事。北京在清代各种义学很多。光绪时魏元旷《都城琐记》有专门咏义塾的诗云:
训课童蒙早,春风义塾开。
夕阳催散学,总角抱书回。
从诗中所咏,可稍见义塾风貌。
另外在乡村中,有时几家凑起来请一个先生,设一个馆。如《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汶上县薛家集请老童生周进在观音庵立书房教授蒙童,便是这种私塾。是介乎义塾和家塾之间一种书房。“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似乎是公出的。“每日二分银子在和尚家代饭”,似乎是靠学生“贽见礼”,而十分可怜,少的只“十来个钱”,凑起来不够一个月的饭钱。比起《红楼梦》中贾代儒,秦邦业虽然东拼西凑,一凑还是“二十四两贽见礼”,那真是相差悬殊了。
以上所说家塾、私塾、义塾、村塾等四种,这是按其组织上和形式上来分。所谓“古闻来学,未闻往教焉”,就是古代多是私塾形式,学生到老师那里去学。花钱请先生来学生家教家馆,这似乎都是后代的事情了。
另外从组织形式上区分而外,还可以从程度上分。私塾没有大、中、小学的严格区别。如果区分,那只是启蒙、读经、举业三个阶段。启蒙是五、六、八、九岁的儿童,主要是识字教育、读物是方块字、《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等等,写字练习则是教师把笔教描红,即印好的红字仿纸,教师扶着手教学生把字描黑,扶一个短时期,学生就会拿笔了,俗称“把笔”和“描红模子”。因其所教是儿童,所以蒙学又叫“童蒙”,学馆门口贴的是“童蒙任附”。启蒙教育一般读到“四书”,甚至只读到《大学》、《中庸》就为止了。能够继续读的便要读“五经”,即《诗》、《书》、《易》、《礼》、《春秋》。要求就比较高,这种私塾,就可贴“经文书馆”的招贴了。在读经书的同时,写字教育也由“描红”早已过渡到大、小楷分写,大字写“仿影”(即一张黑字模式,一般由教师写好,学生把这模式套张白纸,按着映出的黑影迹来写),或用九宫格纸(大格中细线划成九小格)、米字格纸临碑临帖。小楷按自己笔意先写在格中,然后再临《灵飞经》、《玉版十三行》等小字帖。在此同时,写作教学也逐步开始。写作教学分两方面:一是学写试帖诗,一是学写八股文。诗先从对对子开始,一个字、两个字,逐字加多。先让儿童读熟一些最基本的对仗词汇。如“天对地,风对雨,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渗漉对涳濛”等等。然后再出字,让学生模仿着对。鲁迅先生小说中写秃先生道:
彼辈纳晚凉时,秃先生正教予属对,题曰“红花”,予对曰“青桐”,则挥手曰平仄弗调,令退。予不识平仄为何物,而秃先生亦不言,则姑退,久之、久之始曰来!予健进,便书“绿草”二字。曰“红”平声,“花”平声,“绿”入声,“草”上声,去矣!
这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文言小说,这段对对子写的简洁而传神。从教育原理说,用的是直接教育法,即先不讲道理,直接让学生从实践中领会理解,进而熟练掌握。其效果:一是辨识词性、词位、词的结构组织。老师出“红花”,他对“青桐”。虽然平仄不对,因为全是平声。但词性、词位、词的结构顺序都对上了。说明对于对对子,已有了初步理解,初步掌握了词。这毕竟是中国儿童容易理解中国玩艺,比教外国人,出“云中雁”,对“鸟枪打”,要高明多了,但是平仄还不调。进一步经过思维,对上“绿草”,再经教师指点,就逐渐分清了平仄。这时要背诗韵,把上平“一东、二冬……”,下平“一先、二萧……”,上声“一董、二肿……”,去声“一送、二宋……”,入声“一屋、二沃……”等字全背熟了,那就具备了作诗的基本功,即会组词、平仄分清、诗韵记熟等三点。再背诵不少唐诗,就可由对对子逐渐学会做“试帖诗”,即五言六韵,按照指定的题目和限定的韵去做,题目都用“赋得……”,往往是一句成语或诗句,俗称“赋得体”。
对对子是基本的训练,儿童也有兴趣,很能启发智慧。便往往放在读完书的零星时间来进行,如下午快放学时,光线暗了,不能读书写字,便来对对子。老师有事外出,留个对子让学生对,如同作业一样,以免学生淘气。如第九回所写:
可巧这日代儒有事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对联,令学生对了明日再来上书。
“上书”就是读新书,代儒这日有事离开学校,不教学生读新书,只留下七言对联让学生对,作业很少,等于放半天假。旧时书塾中,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写作教学之二是教作八股文。学作八股文第一与“四书”有密切关系,因为八股文的大小考试,都是用“四书”中的句子作为题目的。第二必须会对仗词组,因为八股文每股都对是对仗的。没有对对子的硬功夫,不但谈不到作诗,也不能学会作八股文。第三在读“四书”、“五经”,必须读一二百篇八股文的范文。如《八铭塾钞》之类的书。
儿童在把一部“四书”读的滚瓜烂熟,把“朱注”(即朱熹的注解)也读熟之后,能够一般理解点句意,教师开始教写八股文,谓之“开笔”。
那时教写文章,并不像现在一样,随便出个什么题目,让学生漫无边际地去作。学生思路自是不会受到拘束,但也有缺点,就是学生没有受到过思维训练,越广泛,越自由,他越不知如何去想,想些什么。思维状态是空的、乱的,找不到思维的轨迹,思维缺乏条理性、逻辑性,对初学者是不合宜的。教八股文的训练方法,正好与此相反。不但题目限制在“四书”中,而且格式、段落,起、承、转、合都有严格的限制。这样把思维局限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缺点是束缚思想,不自由。但另外因为范围小,却容易抓住思维的对象。
八股文是“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八段。所谓“比”、就是“股”,用现在话说,就是“对照”。都要对等的组句才符合标准。如:
罔极之深恩未报,而又徒遗留不肖之肢体,贻父母以半生莫殚之忧。
百年之岁月几何,而忍吾亲以有限之精神,更消磨于生我劬劳之后。
这是八股文中的“一比”,也就是对应的两股。题目是《论语》中的句子:“父母惟其疾之忧。”是八股名家章日价的笔墨。
这玩艺儿在今天也同古董一样,十分稀奇,不妨再举一个例子:
志学之年,恍如昨日,忆曩者、嬉戏而陈俎豆,备蒙慈母之垂怜,则对此少者,追念夫顾我复我之人,而能无动念?
趋庭之教,具有深心,即今者、暮景而迫桑榆,尚有孤孙之在抱,则对此少者,更触我恩斯勤斯之痛,而岂能忘情?
题目是“少者怀之”,这是“后比”的两股,作者曲园老人。见《曲园课孙草》。“后比”写完再用两句话结束全文,谓之“大结”。本文的“大结”是“少者怀之,我之志毕于斯矣”。
学写八股文,能由开头“破题”写到“大结”,基本上符合要求,谓之“完篇”,就是学会了能够基本写整篇的文章了。好坏那是另一个问题,是否能考得中秀才、举人、进士,那更是另外的问题了。
教写八股文,是先教写“破题”。然后再教写“承题”、“起讲”等等,直到“大结”。分开阶段练习,教写“破题”,教师出题目,学生只作两句,把题目中心点明。如《少者怀之》一文,它的两句“破题”是“志更在于少者,宜怀之以恩也”。让学生先从两句练习起。破题说在点子上,下面的文章就好作了,容易见好了。学会作“破题”是学写八股的第一步,是大有讲究的。高鹗续书第八十二回写代儒让宝玉讲“后生可畏”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两句,就是启发他思维,为写八股作准备。
当时私塾中的写作教学,只教写试帖诗、八股文,为科举考试作准备。能教会学生作八股文、试帖诗,而且又能教好,善于在写文时揣摩其时社会风尚、考试官的心理,比较能让学生有把握地考中秀才、举人,这就是好教师。这套教学过程,就是教“举业”,即“科举考试的事业”。就既要学问,又要才气,又要窍门,是很难的。教师也要很花些气力。所以第二回中,贾雨村向冷子兴抱怨在甄家教书之苦道:
但是这个学生虽是启蒙,却比一个举业还劳神。
形容“劳神”程度,以“举业”作比,可见是当时作教师的教会作“八股文”是多么费力了。
塾师照现在话说,也是个知识分子。但那时没有专门培养教师的机构,如现在的师范学校之类的地方,私塾教师是来自各种出身的人。如贾雨村,是两榜进士,做过知县丢了官,再到林如海衙中教黛玉,是塾师中资格最高的,自然比较少些。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历史真实中也还可以找出不少实例。《牡丹亭》中陈最良自表“十二岁进学,超增补廪,观场一十五次”。则只是个童生补为廪生,取得考秀才的资格,但考了十五次,也未考中,所以美其名曰“观场”,即在考场中观摩而已。《儒林外史》中的周进、《红楼梦》中的贾代儒,似乎都同他一样。是不曾发迹的落魄读书人。他们同贾雨村的资格,就相差悬殊。而这种资格的塾师更多,其中固然不少遭遇不好的饱学之士,但更多的却是读不好书混饭吃的人。当时考不中秀才、举人的读书人。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最方便的谋生之道,就是教书和作师爷、即学幕。但作师爷要点真本事,收入也高;作塾师,在乡村中,或是给只有钱而没有文化的人家教家馆,就多少可以混混了。因此在明清两代不少轻薄文人就以塾师为嘲笑对象,编了不少笑话、诗文、小说等。如有名的嘲笑塾师读白字的笑话:
《曲礼篇》中无“母狗”,《穀梁传》外有公羊。
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
现在如果不加解说,一般读者也都莫明其“土地堂”了。
郑板桥在发迹之前,当过不少年塾师,深知其中甘苦。其《教馆诗》云:
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
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
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
以教书为羞,可以想见教书之地位。另在其所写《道情十首》中道:“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这就另是一番感慨了。
民间文学作品中刻画塾师又是一种形象。“百本张”子弟书《先生叹》云:
只落得半途而废将京上,庙宇中设帐教书度晚年。连一个“经文书馆”都贴不起,也不过是“童蒙任附”学报子高悬。就有那方近儿童将书念,束脩少每月无非三五百钱。念的是《三字经》儿《百家姓》,若要是教到《论语》我就难。每到那朔风凛栗三冬景,吩咐那徒弟都攒煤炭钱。夏日炎炎当永日,搭天棚也是公中大众攒。更有那丁祭之期多快乐,除剩钱外带还吃肚内圆。终日里教书写仿把儿童训,操心费力外带难缠。遥念中秋节又至,学生们家中都要送节钱,得些个新鲜果品烧黄酒,到了那十五良宵我吃个圆,沉醉书窗须尽兴,那管那日日教书那些急与难。这如今俗名叫做“教书匠”,反惹他人作笑谈。
这是清代落魄书生流落北京教书的惨状,形容是淋漓尽致的。教书先生不但出身不同,遭遇不同,程度不同,而且人品也不一样,固然不少洁身自好之士,但也有不少钻营奔竞之徒。贾雨村似乎就是一个。这种人钻营到达官贵人家去教家馆,大者可以托身权贵,仗势飞黄腾达;小者也可以替人走门路说情,得些眼前好处。汤显祖借用他笔下《牡丹亭》中的陈最良表白揭发这种社会现象道:
乡邦好说话,一也;通关节,二也;撞太岁,三也;穿他门子管家,改窜文卷,四也;别处吹嘘进身,五也;下头官儿怕他,六也;家里骗人,七也。(“撞太岁”就是仗官势敲竹杠。)
这不过是知府家的家馆塾师,如果那个东家官再大,自然其人地位更高,好处更多了。至于皇上的塾师,那就要让李鸿藻、翁同龢、陈宝琛之流的去做。贾代儒、贾雨村之辈,自然是望尘莫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