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大人的作品，不一定写到游戏，写孩子的作品，却不能不写到游戏。《红楼梦》本不是写儿童的作品，但却有大部分笔墨写到女孩子们的生活。这些女孩子们虽然都处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遭遇大都不幸，但孩子毕竟是孩子，正是所谓“混混沌沌，天真未泯”的时候，都是些十三四、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哪个能不喜欢游戏、耍笑、淘气呢？因此，《红楼梦》作者也就免不了要在许多地方，写到大观园内女孩子们的游戏、耍笑、淘气了。成年人去刻画孩子们的形态、心理是不容易的，传统的诗文中很少有这样的先例，偶然写到孩子也往往带着说教的口气，实际上写的不是孩子，而是他自己；甚而说，也不是他自己，而是他为了某种目的，有意编造的拙劣的瞎话，这自然是没有价值的。而《红楼梦》作者却能在这一点上，显出他特有的艺术才华。有时一句话，就能力透纸背，传神阿堵，把儿童的天真神态写出来，这是《红楼梦》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方。第四十七回写贾母因贾赦逼娶鸳鸯的事，和邢夫人生过气，又要找薛姨妈斗牌，让小丫头去请，薛姨妈推辞不来。那个丫头说：
好亲亲的姨太太、姨祖宗！我们老太太生气呢！你老人家不去，没个开交了。只当疼我们罢！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
尤其最后两句，读之真使人热泪欲下：这样天真可爱、口齿伶俐的小丫头，未来如何呢？这种地方是曹雪芹最见功力的笔墨，其才华可以媲美太史公的。不过我这里先不作艺术的评论，主要先谈谈儿童游戏的事。因为写儿童最生动的地方，是要从当时的风俗、游戏中表现其口吻、神态，而《红楼梦》在这方面是最出色的。下面就结合一两桩小游戏谈谈。
先说“斗草”。
五月五日，市民并蹋百草，又有斗草之戏。
《事物纪原》中引此数句时，并云：“竞采百药，谓百草以蠲除毒气，故世有斗草之戏。”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中说：吴王和西施当年曾作斗草之戏，故刘禹锡诗有“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应是欠西施”句。宋人周密《武林旧事》中所辑《张约斋赏心乐事》篇中，有“四月孟春，芳草亭斗草”一条，均可见这种游戏在我国流传是很久远，而且是由“采百药”开始的。它有认识自然、提高知识、创造科学的积极意义，虽然是一种小小的游戏，但与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大有关系的。宋以后，斗草普遍是女孩子们的游戏了，宋人小词云：
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还道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从这首词中，更可以反映出，斗草是古代在暮春、初夏的季节里，民间女孩子玩的一种既有意义、又有趣味的游戏。可惜历代诗文的记载太简单了，到底如何个“斗”法，我们读了古人的诗文，仍然是无从知道的。而这个在《红楼梦》中，却有极生动的描绘。第六十二回写道：
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四、五个人，都满园顽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豆官便说：“我有姊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道：“我有夫妻蕙。”豆官说：“从没听见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为兰，一箭数花为蕙。凡蕙两枝上下结花者为兄弟蕙，有并头结花者为夫妻蕙。我这一枝并头的，怎么不是？”豆官没的说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说，若是两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儿子蕙了；若是两枝背面开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汉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扯上蕙也有夫妻，好不害羞。”……
这段文字，绘影绘声，口吻毕肖，把一群女孩子们斗草时的情态笑貌，写得传神极了。场面虽小，却显示了艺术大师的浑厚笔力，是不可忽视的。这不只是小说的场景，文学的画面，也还是民俗学的重要资料。按，斗草与踏草是连在一起的。明代余有丁《帝京午日歌》云：
……
买笑追欢日不足，喧过通衢喧水曲。
蹋归百草毒可禳，系出五丝命可续。
……
这种诗句可以和《红楼梦》的描绘参照来看，可以更形象地了解当年的风俗面貌。“斗草”这种游戏，不知现在各地还有没有了，我没有亲见过，不便乱说。不过能看到曹公这样精彩的描绘，似乎也等于亲眼目睹了。
再说“抓子儿”。
第六十四回中写宝玉回到怡红院来，一进房门时道：
只见芳官自内带笑跑出，几乎与宝玉撞个满怀。一见宝玉，方含笑站着，说道：“你怎么来了？你快与我拦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语未了，只听屋内嘻溜哗喇的乱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进入屋内看时，只见西边炕上麝月、秋纹、碧痕、紫鹃等正在那里抓子儿，赢瓜子呢。却是芳官输与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来，晴雯因赶芳官，将怀内的子儿撒了一地。
这段也写的十分精彩。“抓子儿”也是我国女孩子们特有的游戏，白发老祖母小时玩过的游戏，梳了小红抓髻的孙女又在玩……代代相传，历史也颇久了。明人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春场》中正月条下记云：
是月也，女妇闲，手五丸，且掷、且拾、且承，曰抓子儿。
这种游戏，直到现在南北各地的女孩子们还常常玩，南方叫做“摸子”。所说“且掷、且拾、且承”，六个字把抓子儿时的动作写得很是简明扼要。不过所说“手五丸”，却不尽然。因为现在抓子儿不只是“五丸”，而且也并非完全是“丸”了。有用小石子的，有用杏核、桃核的，还有用小布口袋，内装沙子，或装碎米的。盖大抵都是孩子们就地取材，原无定具的。玩时把手中的一把“子儿”先向空中一掷，反手接住其中一枚。再把接住的这枚掷起，趁未落之际，很快抓起下面的子儿，还要把掷起的再接住。抓下面子儿时，有一定的规矩，有时第一次抓起一枚，第二次抓起二枚，递增上去，直到抓完为止。有时抓这个不能碰那个，抓这边不能碰那边。有时要隔几个抓几个，或一把都抓起。限制不同，玩法多样，是很有趣的。尝见眼明手快的小姑娘，一把掷下来，密密麻麻，她却能要抓那个就抓那个，要抓多少就抓多少，随掷、随抓、随接，既快且准，真像杂技演员表演掷木球时的手法一样。
抓子儿人多人少都能玩，抓不起、接不住，或者碰了其他子儿，都算输，输了是要受罚的。前引《红楼梦》原文中所说“赢瓜子儿”，就是一种罚约。不过这不是真的瓜子儿，是指甲盖儿的代名词，输了要被赢家用指爪弹脑门儿，所以才有“芳官不肯叫打”之说。如果是赢真的瓜子儿，那又何必用打呢？
《红楼梦》是小说，《帝京景物略》是民俗、风土介绍，曹公与刘、于二位相去不远，都写到了“抓子儿”，可见这在当时已是很普遍的游戏了。绵绵三二百年来，直到今天，仍然为孩子们所喜爱，不是很有意思的吗？虽一儿童游戏之微，也源远流长，不正说明我们民族文化的悠久、富于艺术的创造力吗？而一些昧于祖国民族历史知识的人，也跟着洋人的尾巴乱转，一个“魔方”，能害得他忘寝废食，想来可怜亦复可叹了。
我国古代说部中，写成人的多，写儿童的少，写儿童游戏的那就更少。能把儿童游戏写得这样生动，那就更是绝无而仅有的了。这在《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等巨著中是一点也找不到的，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也写到了儿童游戏，如“扎紫姑”、“交马”（用一根线拴成套子，套在手上对翻，北京儿童叫“翻单单”）等，写得也很细致，但他用的是文言的传神手法，如懂文言，便能领会他高超的艺术情趣。否则，便难领会其妙处了。因之，在这一点上，《红楼梦》可说是独一无二了。所可惜者，大观园中那些聪明、伶俐的孩子们，却都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作者以“哀孺子而嘉妇人”的心，越是把她们写得天真烂漫，就越衬出了那个社会的残酷无情，看到她们受到迫害，就更使人发指，更增添了“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的愤怒了。
《红楼梦》这些材料是可贵的。而我们今天，如果写儿童的幸福生活时，不也更该多注意一下孩子们的游戏，把他们天真的欢乐的笑声从游戏中表现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