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国家积市而成，中国国家积乡而成，故中国有乡自治而无市自治。
乡盖古代邻里乡党比闾州族之总名，专称乡者则指一国中最高之自治团体（刘熙《释名》：“五家为伍，以五为名也，又谓之邻。邻，连也，相接连也。又曰比，相亲比也。五邻为里，居方一里之中也。五百家为党。党，长也，一聚之所尊长也。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向也，众所向也。”《周礼》郑《注》：“二千五百家为州，百家为族，二十五家为闾。”）。
《周礼》有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诸职，《管子》则有乡师、乡良人、州长、里尉、游宗、伍长或轨长诸职，其制不尽相吻合。两书盖皆战国末年所记述，未必皆属事实，即事实亦未必各国从同也。其职权之内容，则《周礼》所说重在乡官，《管子》所说，重在乡自治。
《管子》曰：“野与市争民，乡与朝争治。”又曰：“朝不合众，乡分治也。”（俱《权修篇》文）其乡分治之实迹，则如《立政篇》所言：
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审闾闬，慎管键，管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闭，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容，则里尉以谯于游宗，游宗以谯于什伍，什伍以谯于长家。谯，敬，而勿复。一再则宥，三则不教。凡孝弟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着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
又《小匡篇》曰：
政既成，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谷，是故民皆勉于为善。士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终身之功，……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有不善可得而诛。政成国安，以守则固，以战则强。
《管子》书中尤有一奇异之制度，曰乡治之性质以职业为类别，其大类有二：曰士农之乡，曰工商之乡。大抵前者如今之乡村，后者如今之都市。由今日观之，一地方区域中只有单纯一种之职业，为事殆不可能。虽然，一区域中以某种职业为主，则亦非无之。例如英之牛津、剑桥虽亦有工商业，然可命为学校区，其波明罕、门治斯达虽亦有学校，然可命为工业市。《管子》之意大概如此。（《管子·小匡篇》：“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林。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士之子恒为士。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具备其械器用，……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恒为农。今夫工……是故工之子恒为工。今夫商……是故商之子恒为商。”）
《管子》又有所谓“作内政寄军令”之法，以乡兵为军事基础，且极言其效用曰：
……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移，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立以无乱，昼夜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
《孟子》述古代井田之制亦曰：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汉儒《公羊传》宣十五年何《注》更详述其制度内容曰：
夫饥寒并至，虽尧舜躬化，不能使野无寇盗；贫富兼并，虽皋陶制法，不能使强不凌弱。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五口为一家，公田十亩……庐舍二亩半，八家……共为一井，故曰井田。……
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田以为市，故曰市井。……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肥饶不得独乐，塪尧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是谓均民力。
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同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属，里正比庶人在官者。
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时，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
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缉趋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
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
三年耕，余一年之畜。九年耕，余三年之积。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储。虽遇水旱，民无近忧，四海之内，莫不乐其业。……
综括上列诸书所述，则古代乡治主要事业有四：一、农耕合作，二、义务教育，三、办警察，四、练乡兵。其精神则在互助，其实行则恃自动，其在于道德上、法律上则一团之人咸负连带责任。因人类互相依赖，互相友爱，互相监督的本能而充分利用之、浚发之，以构成一美满而巩固的社会，此乡治之遗意也（《周礼·大司徒》：“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其群集燕会之事，见于《仪礼》者，有乡饮酒礼、乡射礼；见于《周礼》者，有州社之祭（《州长职》）；见于《礼记》者，有宾蜡之祭（《礼运篇》）；有邮表畷等之祭（《祭法篇》）；见于《论语》者，有傩祭。其他如《诗经》之“琴瑟击鼓，以迓田祖”（《小雅·甫田篇》），“献羔祭韭，朋酒斯飨”（《七月篇》）等，大率以岁时聚集一地方团体之全民，于娱乐之中施以教育焉。
诸书所说，是否悉属古代通行事实，抑有一部分为著书者述其理想中之社会制度，今未敢悬断。但《左传》记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襄公三十一年），则春秋时确有乡校可知。《论语》记孔子与乡人饮酒，则乡饮酒礼当时通行可知。准此以推，则诸书所说最少有一大部分应认为事实。而乡治精神，殆有足以令人感动者。故孔子与于蜡宾，慨然想慕“大道之行”（《礼运》文），又曰：“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乡饮酒义》文）
战国以降，土地私有，而农民役于豪强。商业勃兴，而社会重心移于都市。乡治渐失其势力，而规模亦日以隳坏。然在汉时，郡国犹行乡饮酒、乡射礼，则其他条目，亦当有行者（？）（《仪礼》郑《注》“乡饮酒礼篇目”下云：“今郡国十月行此饮酒礼。”“乡射礼篇目”下云：“今郡国行此礼以季春。”）。
其乡官则有“三老”“啬夫”“游徼”分掌教育、赋税、狱讼、捕盗等事（《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
其职权盖由国家所赋予，其人盖由长官所察举，不纯属自治，但所察任例必为本籍人（《汉书·高帝纪》：“二年二月，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
多能举其职，名称往往著于史册（例如壶关三老茂上书诏卫太子冤，见《汉书·武帝纪》。朱邑为桐乡啬夫，没而民祀之，见《汉书·循吏传》。爰延为外黄啬夫，仁化大行，见《后汉书·本传》）。
三国六朝，史载盖阙。惟后魏孝文及后周苏绰皆曾一度刻意复古，颇著成效。至隋开皇间而乡官尽废，无复乡治可言矣（《日知录》卷八：“后魏太和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循谨者……孝文从之。史言立法之初，多称不便，及事既施行，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后周苏绰作《六条诏书》曰：非真州郡之官皆须善人，爰自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隋文帝师心变古，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
宋程颢为留城令，立保伍法，量乡里远近为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难相恤，奸伪无所容，孤茕老疾者责亲党使无失所，行旅疾病出于途者皆有所养，时称善政。王安石因之，名曰保甲法。其始盖教民以自卫，使习武事，诘奸盗，采《周礼》相保相受之意，而实行商鞅连坐之法，其教育事项、生计事项、救恤则皆未及焉。其后渐练以为乡兵，欲藉以御外侮，然沮挠者既多，奉行者复无状，天下骚然，非久旋废。（熙宁中保甲法：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众所服者为都保正。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兵器非禁者听习。每一大保夜轮五人儆盗，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强盗杀人等罪知而不告者，依伍保法连坐。熙宁三年始行于畿甸，以次推及全国。四年始令畿内保丁肆习武事，后亦行于全国。至熙宁九年，保甲民兵七百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详见《宋史·兵志》）
保甲法虽以安石故为世诟病，然明洪武十五年、清嘉庆十九年犹明诏推行之。其意盖取消极的维持治安，为国家地方行政之辅助，而行之能否有效，则恒视长官所以督率之者何如。
纯粹的乡自治，古今盖多有之。惟旧史除国家法制外，余事皆附人以传，自治非一人之畸行，则无述也固宜。其成绩着于史册者，则有如汉末避乱徐无山中之田畴。盖立法及一切行政乃至教育等，皆不藉官力自举焉（《三国志·田畴传》：“……畴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与其父老约束，制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
宋则吕大防及其昆弟大临等，作蓝田《吕氏乡约》，行之而大效，朱熹复增损约文，广为传播，后此言乡治者多宗焉。其精神注重教育及患难之周恤，于地方行政及生计事项无所及（《吕氏乡约》有四纲：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四患难相恤。朱氏增损本全文见《朱子全书》卷七十四。前两纲胪举若干德目，第三纲述最普通之交际礼节，第四纲分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凡七条，务举互助互救之实）。
明王守仁抚江西，所至教民立乡约，其约盖增损吕、朱本而去其繁缛礼文，加入公断、防盗，及禁止重息放债等事项（看《王文成全书》卷十七“南赣乡约”）。
此外义田、社仓、社学，宋明以来，所在多有。义田主恤贫，社仓主救荒，社学主教育，成效如何则存乎其人（义田创自范仲淹，社仓创自朱熹，社学起源待考）。
乡治之善者，往往与官府不相闻问，肃然自行其政教，其强有力者且能自全于乱世，盗贼污吏，莫敢谁何。例如吾粤之花县，在明末盖为番禺县瓯脱地，流贼起，其民筑堡砦自卫，清师入粤，固守不肯剃发，不许官吏入境，每年应纳官课，以上下两忙前汇齐置诸境上，吏临境则交割焉。一切狱讼，皆自处理，帖然相安，直至康熙二十一年始纳土示服。清廷特为置县曰花县，斯可谓乡自治之极效也已（此事始末，清代官书皆削不载，但言昔为盗窟，康熙二十一年盗效顺置为县而已。然吾乡父老类能言其事，吾幼时闻诸先王父。盖有明遗老二人如田畴者为之计画主持，二老临终语其人毋复固守，民从其言，乃纳土，距清之兴三十余年矣。先王父尚能举二老姓名，惜吾已忘之，曾见某笔记中亦约略记此事，今亦不能忆其书名，容更详考）。
大抵吾国乡治，其具有规模可称述者颇多，特其乡未必有文学之士，有之亦习焉不察，莫或记载。史家更不注意及此，故一切无得而传焉。以吾三十年前乡居所睹闻，吾乡之自治组织，由今回忆，其足以系人怀思者既非一，今述其梗概，资后之治史者省览焉。
吾乡曰茶坑，距崖门十余里之一岛也。岛中一山，依山麓为村落，居民约五千，吾梁氏约三千，居山之东麓，自为一保，馀余、袁、聂等姓分居环山之三面，为二保，故吾乡总名亦称三保。乡治各决于本保，其有关系三保共同利害者，则由三保联治机关法决之，联治机关曰“三保庙”。本保自治机关则吾梁氏宗祠“叠绳堂”。
自治机关之最高权，由叠绳堂子孙年五十一岁以上之耆老会议掌之。未及年而有“功名”者（秀才、监生以上）亦得与焉。会议名曰“上祠堂”（联治会议则名曰“上庙”），本保大小事，皆以“上祠堂”决之。
叠绳堂置值理四人至六人，以壮年子弟任之，执行耆老会议所决定之事项。内二人专管会计，其人每年由耆老会议指定，但有连任至十馀年者。凡值理虽未及年亦得列席于耆老会议。
保长一人，专以应官，身份甚卑，未及年者则不得列席耆老会议。
耆老及值理皆名誉职，其特别权利只在祭祀时领双胙及祠堂有饮时得入座。保长有俸给，每年每户给米三升名曰“保长米”，由保长亲自沿门征收。
耆老会议例会每年两次，以春秋二祭之前一日行之。春祭会主要事项为指定来年值理，秋祭会主要事项为报告决算及新旧值理交代，故秋祭会时或延至三四日。此外遇有重要事件发生，即临时开会。大率每年开会总在二十次以上，农忙时较少，冬春之交最多。
耆老总数常六七十人，但出席者每不及半数，有时仅数人亦开议。
未满五十岁者只得立而旁听，有大事或挤至数百人，堂前阶下皆满。亦常有发言者，但发言不当，辄被耆老呵斥。
临行会议其议题，以对于纷争之调解或裁判为最多。每有纷争，最初由亲支耆老和判，不服，则诉诸各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讼于官矣。然不服叠绳堂之判决而兴讼，乡人认为不道德，故行者极希。
子弟犯法，如聚赌斗殴之类，小者上祠堂申斥，大者在神龛前跪领鞭扑，再大者停胙一季或一年，更大者革胙。停胙逾期即复，革胙者非经下次会议免除其罪不得复胙，故革胙为极重刑罚。
耕祠堂之田而拖欠租税者停胙，完纳后立即复胙。
犯窃盗罪者，缚其人游行全乡，群儿共噪辱之，名曰“游刑”。凡曾经游刑者最少停胙一年。
有奸淫案发生，则取全乡人所豢之豕，悉行刺杀，将豕肉分配于全乡人，而令犯罪之家偿豕价，名曰“倒猪”。凡曾犯倒猪罪者永远革胙。
祠堂主要收入为尝田，各分祠皆有，叠绳堂最富，约七八顷。凡新淤积之沙田皆归叠绳堂，不得私有。尝田由本祠子孙承耕之，而纳租税约十分之四于祠堂，名曰“兑田”。凡兑田皆于年末以竞争投标行之，但现兑此田不欠租者，次年大率继续其兑耕权，不另投标。遇水旱风灾则减租，凡减租之率，由耆老会议定之，其率便为私人田主减租之标准。
支出以坟墓之拜埽、祠堂之祭祀为最主要。凡祭皆分胙肉，岁杪辞年所分独多，各分祠皆然。故度岁时虽至贫之家皆得丰饱。
有乡团，本保及三保联治机关分任之，置枪购弹，分担其费。团丁由壮年子弟志愿补充，但须得耆老会议之许可。团丁得领双胙。枪由团丁保管（或数人共保管一枪），盗卖者除追究赔偿外，仍科以永远革胙之严罚，枪弹由祠堂值理保管之。
乡前有小运河，常淤塞，率三五年一浚治。每浚治由祠堂供给物料，全乡人自十八岁以上五十一岁以下皆服工役，惟耆老功名得免役，余人不愿到工或不能到工者须纳免役钱，祠堂雇人代之。遇有筑堤堰等工程亦然，凡不到工又不纳免役钱者，受停胙之罚。
乡有蒙馆三四所，大率借用各祠堂为教室，教师总是本乡念过书的人。学费无定额，多者每年三十几块钱，少者几升米。当教师者在祠堂得领双胙。因领双胙及借用祠堂故，其所负之义务，则本族儿童虽无力纳钱米者，亦不得拒其附学。
每年正月放灯，七月打醮，为乡人主要之公共娱乐，其费例由各人乐捐，不足则归叠绳堂包圆。每三年或五年演戏一次，其费大率由三保庙出四之一、叠绳堂出四之一、分祠堂及他种团体出四之一、私人乐捐者亦四之一。
乡中有一颇饶趣味之组织，曰“江南会”，性质极类欧人之信用合作社。会之成立，以二十年或三十年为期，成立后三年或五年开始抽签还本，先还者得利少，后还者得利多。所得利息，除每岁杪分胙及大宴会所费外，悉分配于会员（乡中娱乐费，此种会常多捐）。会中值理，每年输充，但得连任。值理无俸给，所享者惟双胙权利。三十年前，吾乡盛时，此种会有三四个之多。乡中勤俭子弟得此等会之信用，以赤贫起家而致中产者盖不少。
又有一种组织，颇类消费合作社或贩卖合作社者。吾乡农民所需主要之肥料曰，常有若干家相约以较廉价购入大量之，薄取其利以分配于会员。吾乡主要产品曰葵扇，曰柑，常有若干家相约联合售出，得较高之价，会中亦抽其所入之若干。此等会临时结合者多，亦有继续至数年以上者。会中所得，除捐助娱乐费外，大率每年终尽数扩充分胙之用。
各分祠及各种私会之组织，大率模仿叠绳堂。三保庙则取叠绳堂之组织而扩大之。然而乡治之实权，则什九操诸叠绳堂之耆老会议及值理。
先君自二十八岁起，任叠绳堂值理三十余年，在一个江南会中兼任值理亦二三十年，此外又常兼三保庙及各分祠值理。启超幼时，正是吾乡乡自治最美满时代。
此种乡自治，除纳钱粮外，几与地方官全无交涉（讼狱极少）。窃意国内具此规模者尚所在多有，虽其间亦恒视得人与否为成绩之等差，然大体盖相去不远。此盖宗法社会蜕余之遗影，以极自然的互助精神，作简单合理之组织，其于中国全社会之生存及发展，盖有极重大之关系。自清末摹仿西风，将日本式的自治规条剿译成文颁诸乡邑以行“官办的自治”，所谓代大匠斫必伤其手，固有精神，泯然尽矣。
自治又必须在社会比较的安宁有秩序时乃能实行。乡民抵抗力薄，受摧残亦较易，故每值鼎革丧乱之际，能保持其地位如汉末之徐无山，明末之花县者盖甚希。畴昔对斩木揭竿之盗，尚可恃锄耰棘矜以自卫，今则杀人利器日益精良，非乡民所能办，而大盗复从而劫持之。例如吾粤自国民政府成立后，尽夺各乡团自卫之枪械，于是民只能束手以待盗之鱼肉，田畴且鞠为茂草，其他建设更何有？恐二千年来社会存立之元气自此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