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奴隶分级，盖起自原始社会，直至现代，犹革而未尽。古代希腊、罗马，以自由共和政体为揭橥，夷考其实，则希腊当比黎格力时雅典、阿的加两市，人口约合三十万，而奴隶之数乃在八万以上。罗马虽无确实统计，而奴数比例，或更过之。所谓自由，亦部分的自由而已。若印度四姓之制，其“首陀罗”一级，至今不齿于齐民。美洲黑奴，俄国农奴，最近始革。甚矣！平等理想之实现如此其艰也！其在中国，奴隶身份之固定，不如他国，故其为社会问题之梗，亦不如他国之甚，然亦因循数千年，至今乃渐绝，其间沿革，有可言者。
“奴”之名始见于《尚书》及《论语》，“隶”之名始见于《周礼》及《左传》（《书·甘誓》：“予则奴戮女。”《汤誓》文同。《论语》：“萁子为之奴。”《周礼》《左传》言“隶”者，别见下文所引）。
然又有种种异名，曰臣妾，曰臣仆（《易·遁》“九三”：“畜臣妾吉。”《书·费誓》：“臣妾逋逃。”《周官·太宰》：“臣妾聚敛疏财。”《左传》僖十七年：“男为人臣，女为人妾。”《书·微子》：“我罔为臣仆。”）。
曰童仆（《易·旅》“六二”：“得童仆贞。”秦始皇时，徐巿将童男童女三千人入海求蓬莱，后人解为幼男女，非也，盖谓奴婢耳。《论语》：“夫人自称曰小童。”盖自谦之辞，犹秦穆公夫人自称“婢子”）。
童亦作僮（《史记·货殖传》“僰僮”，又“僮手指千”。《司马相如传》：“卓王孙僮客八百人。”《汉书·贾谊传》：“今民卖僮者。”王褒有《僮约》，见《古文苑》。此外两《汉书》言僮者甚多）。
曰臧，曰获（《荀子·王霸篇》：“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执业。”杨《注》：“臧获，奴仆贱称也。”《汉书·司马迁传》：“臧获婢妾。”晋灼《注》：“臧获，败敌所被虏获为奴隶者。”《方言》：“荆淮海岱之间，骂奴曰臧，骂婢曰获。燕齐亡奴谓之臧，亡婢谓之获。”《文选·报任安书》李善注引韦昭：“善人以婢为妻，生子曰获；奴以善人为妻，生子曰臧。又凡人男而归婢谓之臧，女而归奴谓之获。”）。
曰竖（左氏僖公二十四年《传》：“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又僖公二十八年《传》：“曹伯之竖侯獳货筮史。”）。
曰厮，曰役，曰扈，曰养（公羊宣十二年《传》楚子重云：“诸大夫死者数人，厮、役、扈、养死者数百人。”《书·康诰》：“民养其劝弗救。”）。
或于其间复分等级，曰皂，曰舆，曰隶，曰僚，曰仆，曰台。台为最下，盖指逃奴复获者，故称“人有十等”，递相臣使，其罚也以次递降（左氏昭七年《传》楚申无宇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按：此是否当时通行制度，尚难确指。然昭六年《传》载楚弃疾誓辞云：“不用命者，君子废，小人降。”君子当指士大夫，小人当指庶人及奴隶。小人而言“降”，必有等乃可降。是“十等”之别，最少亦当为楚国现行制矣。甚所以区别及名称所由立，今难悉解。惟申无宇此言，为执逃奴而发。其下文云：“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可知陪台为逃而复获者，故等最下也）。
奴隶起源，盖自部落时代之俘虏，倔强者杀之，驯服者役焉。“臣”实为其最初之名，象其稽颡肉袒屈服之形（《说文》“臣”字下云：“牵也，象其屈服之形。”《庄子》：“擎跪曲拳，人臣之事也。稽颡，服之甚也。肉袒，服之尽也。”）。
此风盖至春秋战国间犹有存者（《吕览》：“鲁国之法，凡赎臣妾于诸侯，则取金于内府。”盖本国人被俘为臣妾，则以金赎之也。据此知春秋时尚俘人为奴。《孟子》论齐伐燕云：“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据此知战国时亦然）。
其次起者，即犯罪人或其家属，剥夺良民资格，没入官为奴婢。《周礼·司属》所谓“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是也。此制由来盖甚古。故“童”“妾”“仆”等字皆从“䇂”，罪也（《说文》：“辛，辠也，从干二〇二，古文上字。”谓干犯其上为罪也。辛部所属惟“童”“妾”二字。“童”字下云：“男有辠曰奴，奴曰童，女曰妾。”“妾”字下云：“有辠女子、给事之得接于君者。”辛部下次以丵部，“仆”字从之）。
古代奴隶，大部分皆由此出。故应劭云：“古制本无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风俗通》）郑玄云：“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周礼·司属》注）
当春秋时，奴隶盖有册籍，藏于官府，惟君相得免除之（左氏襄二十二年《传》：“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栾氏之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斐豹谓宣子：‘苟焚丹书，我杀督戎。’……”）。
凡罪人子孙未赦免者，盖皆从奴籍（？）（左氏《传》：“栾、郤、胥、原，降在皂隶。”四姓皆贵族之以罪废者也。此“皂隶”若不作庶人解，则是四姓子孙皆在奴籍也）。
春秋以前，奴隶似皆服公役（？），私人蓄奴之事无征焉。“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氏桓二年《传》文）言以子弟执隶役也。孔子固尝“从大夫之后”，《论语》记其日常行事，未尝有使役奴隶之痕迹。樊迟御，冉有仆，阙党童子将命，凡服劳者皆门弟子也。以此推之，当时奴隶之用当有限制，而其数盖亦不多（？）。
战国之末，社会情状剧变，户口日增，民已艰食。重以田制破坏，豪强兼并，工商业勃兴，贫富悬隔斯起。于是民间之大地主、大商贾多蓄奴婢，资其劳力以从事于生产货殖（《史记·货殖列传》：“白圭，周人也，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又云：“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
故问人之富，数奴以对（《货殖传》又云：“……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此亦比千乘之家。”“僮手指千”者，谓蓄奴百名也）。
权贵言奴多至万数千人，民间富豪亦动辄千数百人（《史记·吕不韦列传》：“不韦家僮万人，嫪毐家僮数千人。”又《留侯世家》：“良家僮三百人。”又《货殖列传》：“蜀卓氏，富至僮千人。”《汉书·司马相如传》：“临邛多富人，卓王孙僮客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汉书·王商传》：“私奴以千数。”）。
至汉时，奴乃成为一种货品，公开买卖，与牛马同视（《汉书·贾谊传》：“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遍诸缘，纳之闲中。”可见当时有卖奴公开市场，其场有闲，若马牛栏然）。
一奴之值约万钱（？）（王褒《僮约》：“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志安里杨惠买夫时户下髯奴使丁，决卖万五千，奴从百役使，不得有异言。”）。
奴亦为馈赠品（《汉书·司马相如传》：“卓王孙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乃至可以赎罪，可以易官爵（《汉书·晁错传》：“错劝帝募民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又《食货志》：“武帝募民能入奴婢，得终身复，为郎，增秩。”）。
奴之来源则亦与古异。其一，当时拓土日广，与边徼劣等民族相接触，辄掠而卖之，略如近世白人贩非洲黑奴矣。诸边皆有，而滇、蜀间之西南夷，实奴之主要供给地（《周礼》有蛮隶、闽隶、夷隶、貉隶，窃疑此为汉时事实。《史记·货殖列传》：“巴蜀沃野，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马、旄牛。”此列举各地物产。言僰产之僮，与笮产之马及旄牛，同为主要货品也）。
其二，内地良民亦往往被略卖为奴（《汉书·栾布传》：“布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又《外戚传》：“窦后弟广德，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
其三，或以饥饿自卖或卖子（《汉书·食货志》：“高祖令民得卖子。”又《高祖本纪》：“五年夏五月，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又《贾谊传》：“岁恶不入，请卖爵子。”）。
其四，或为豪家强占，抑良作贱（《后汉书·梁冀传》：“冀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
其五，或以特别事故愿自鬻（《史记·张耳传》：“贯高与客孟舒等十余人，皆自髠钳为王家奴。”《汉书·季布传》：“布匿濮阳周氏，周氏进计，布许之。乃髠钳布，衣褐，置广柳车中，之鲁朱家所卖之。”又《刑法志》：“文帝时，女子缇萦愿没入为官奴婢，以赎父罪。”）。
其六，或以子女质钱，谓之赘子。逾期不赎，遂沦为奴（《汉书·贾谊传》：“秦人家贫子壮则出赘。”《严助传》：“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如淳注云：“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曰赘子。三年不赎，遂为奴婢。”《说文》：“赘，以物质钱也，从敖，贝声。敖者犹放贝，当复取之也。”是赘即典当之义。赘子者，犹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赎也。说详钱大昕《潜研堂答问》）。
凡此皆春秋以前所未闻者，奴隶数量之激增，职此之由。
以上所言皆私奴也。官奴数量，亦视前有增无减。其来源：一曰轻罪人之科“作刑”者，一岁刑为“罚作”，为“复作”；二岁刑为“司寇作”，三岁刑为“鬼薪”，为“白粲”，四岁刑为“完城旦舂”，五岁刑为“髠钳城旦舂”。此即《周官》所谓“入于罪隶舂槁”者，当其服刑时间则为官奴，故亦谓之“徒”（《汉旧仪》：“男为戍，罚作，女为复作，皆一岁。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鬼薪者，男当为祠祀伐山之薪蒸也，女为白粲者，以为祠祀择米也，皆作三岁。完城旦舂，四岁。男髠钳为城旦，女为舂，皆作五岁。”）。
二曰重罪人已服死刑而家族没官者，黥面为奴婢，非邀特赦，不得为良（《魏志·毛玠传》：“《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今真奴婢，祖先有罪，虽历百世犹有黥面供官。”）。
此项“相坐”法，起于秦之商鞅。汉文帝虽尝明诏废除，然事实则终汉之世，未之能革。官奴之多，此实主因（文帝元年诏：“尽除收帑相坐律令。”然武帝建元元年诏：“赦吴楚七国帑输在官者。”可知景帝时已复行相坐律矣。其他两汉诸传中，孥坐之事仍且常见。安帝永初四年诏：“建初以来诸言他过坐徒边者，各归本郡，其没入官为奴婢者，免为庶人。”是此法至安帝时犹存之明证）。
三曰人民以私奴入官赎罪买爵者及官没收民间私奴者，此在武帝时盖亟行之（入官赎罪拜爵事，已详前注。没收民间私奴者，《史记·平准书》云：“杨可告缗遍天下，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郎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宫，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坐是之故，官奴日益多，浸假成为财政上一问题，至元帝时始议裁汰，然已积重难返（《汉书·杜延年传》：“坐官奴婢，乏食免官。”又《贡禹传》：“禹言官奴婢十余万，游戏无事，税良民以给之，宜免为庶人。”）。
私奴方面，奢僭无度，亦成为社会上大问题。虽倍其口算以窘畜奴之家，然为效盖鲜（《汉书·惠帝纪》注引《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
成帝时始敕渐禁（《汉书·成帝本纪》：“永始四年诏曰：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多畜奴婢，被服绮穀，其申敕有司以渐禁之。”）。
哀帝时始立限制，以爵位高下为蓄奴多寡之差，然其奉行程度何若，盖不能无疑（《汉书·哀帝本纪》：“即位诏曰：‘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多蓄奴婢田宅亡限，其议限例。’有司条奏：‘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
诸奴婢既皆由罪没或买卖而来，非如印度“首陀罗”等之先天的区别，故一遇赦免，旋复为良。两汉免奴之诏属下，其关于官奴者五次（一、文帝后四年，免官奴婢为庶人。二、武帝建元元年，赦吴、楚七国帑输在官者。三、哀帝即位恩诏，命官奴婢年五十以上免为庶人。四、光武建武六年，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免为庶人。五、安帝永初四年，诸没入为官奴婢者免为庶人。上五次中，惟第一、第五次为普行放免，余三次皆部分的放免）。
关于私奴者六次（一、高帝五年，诏民以饥饿自卖者皆免为庶人。二、光武建武二年，诏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三、光武建武七年，诏吏人遭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四、光武建武十二年，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人。五、光武建武十三年，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六、光武建武十四年，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民，卖者无还直。上西汉初一次，全体解放，东汉初五次，皆局部解放）。
其间最可注意者。关于私奴之六次，皆行诸丧乱初定之时与地，盖认其掠卖为不法行为。西汉自文、景后，东汉自明、章后，对于私奴绝无解放之举，殆承认其正当权利，谓非政府所宜强夺矣。
魏晋迄唐，变相的奴婢有二种，一曰佃客，二曰部曲。
佃客起于晋初，王公贵人各自占荫，以官品为差，多者四五十户，少者一户（《文献通考》卷十一：“晋武帝平吴之后，令王公以下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又：“东晋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每品减五户至第九品五户。”）。
其主人号曰“大家”，“其客皆注家籍，皆无课役，其佃谷与大家量分”（《通考》原文），盖一种农奴制也（按：《通考》原文云：“皆无课役。”下文又云：“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颇不可解。马端临谓：“晋以来人皆授田，无无田之户，是以户赋之入于公家及私属皆重。”此说恐非。如此则何以云“无课役”，又何取于荫耶？此自述晋代课役常制耳，非谓以此课佃客也）。
最可注意者两点，前此之奴皆以口计，此独以户计，前此之奴由买卖或掠夺而来，此独由荫而来，后世所谓“投靠”，盖起于此（《晋书·食货志》：“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世，少者三世，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据此知佃客实投靠以避免课税，故“注家籍”等于亲属也）。
此制是否南北朝尚通行，何时消灭，今难确考。然佃客目的在托庇以免赋役，“大家”则利其劳力以自封殖，则其事当随赋税制度为转移。北魏行均田制、其受田也，“奴婢依良”，或于佃客之存在不无影响也（《魏书·孝文本纪》：“太和九年，诏均天下人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
复次，吾侪试一翻《唐律》，当立发见其中有多数以“部曲奴婢”连举之条文（《名例》“略和诱人”条：“略和诱部曲奴婢及藏逃亡部曲奴婢……”《名例》“同居相为隐”条：“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名例》“官户部曲”条：“诸官户都曲官私奴婢有犯本条无正文者各准良人。”《名例》“称道士女冠”条：“观寺部曲奴婢于三纲与主之期亲同。”《户婚律》“养杂户为子孙”条：“若养部曲及奴为子孙者。”《户婚律》“缘坐非同居”条：“若部曲奴婢犯反逆者。”《贼盗律》“部曲奴婢杀主”有专条。《贼盗律》“杀人移乡”条：“杀他人部曲奴婢并不在移限。”《贼盗律》“穿地得死人”条：“部曲奴婢于主冢墓……”《贼盗律》“知略和诱”条：“略和诱部曲奴婢而买之者。”《贼盗律》“共盗并赃”条：“主遣部曲奴婢盗者。”《斗讼律》“部曲奴婢良人相殴”有专条。《斗讼律》“部曲奴婢过失杀主”有专条。《斗讼律》“殴缌麻亲部曲奴婢”有专条。《斗讼律》“部曲奴婢詈旧主”有专条。《斗讼律》“部曲奴婢告主”有专条。《诈伪律》“妄认良人为奴”条：“诸妄认良人为奴婢部曲妻妾子孙者……”《杂律》“奴奸良人”条：“其部曲及奴奸主者……”《捕亡律》“客止他界逃亡”条：“……其官户部曲奴婢亦同。”《断狱》“与囚金刃解脱”条：“……部曲奴婢与主者罪亦同。”《断狱》“死罪囚辞穷竟”条：“……部曲奴婢于主者，皆以故杀罪论。”《断狱》“闻知恩赦故犯”条：“……若部曲奴婢殴及谋杀……”）。
所谓“部曲”者果何物耶？吾侪读《后汉书》《三国志》即已屡见此名词，南北朝史则更夥。其意义亦随时代而渐变，其初盖纯属一种非正式的军队。汉制兵由征调，非将帅所得私，及其末年，边将拥兵自重者始别募一种兵，如后世所谓“家丁”者，以为己腹心，而部曲之名立焉［《魏志·董卓传》：“卓故部曲樊稠等合围长安城。”《蜀志·马超传》：“父腾征为卫尉，以超领其部曲。”此皆起自凉州，当为部曲最初发生之地（？）］。
其后天下大乱，民离散无归，诸将竞招怀之以为己有（《魏志·卫觊传》：“关中膏腴之地，顷遭丧乱……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
崛起草泽之英雄，多藉之以成大业（《蜀志·关羽张飞传》：“先主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吴志·孙坚传》：“敕部曲整顿行阵。”）。
部曲不惟壮丁而已，大率举家相附，且往往随主将移徙（《魏志·李典传》：“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愿徒诣魏郡。……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又《钟会传》：“将部曲数十家渡江。”《吴志·韩当传》：“将家属部曲男女数千人奔魏。”又《朱桓传》：“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晋书·祖逖传》：“将部曲百余家渡江。”）。
其与主将关系既如此密切，故除为别人所击散或攘夺外，率父子相继袭领，而部曲遂成为一家之所有物（《蜀志·马超传》：“领父腾部曲。”《吴志·孙策传》：“袁术以坚部曲还策。”又《孙韶传》：“统父河部曲。”又《朱桓传》：“使子异摄领部曲。”）。
部曲皆有“质任”，不能擅自解除。浸假遂变为法律上一种特殊阶级（《晋书·武帝纪》：“泰始元年诏复百姓徭役，罢部曲将吏长以下质任。”又：“咸宁三年大赦，除部曲督以下质任。”质，即《周官》所谓“质剂”；任，保也；“质任”盖如后世投靠卖身之甘结。罢除须下明诏，则其不易罢除可知）。
经六朝至唐，社会情状日变，部曲遂至全失其军队的性质而与奴隶同视（《唐律疏议》：“部曲奴婢，是为家仆。”又卷十七：“奴婢部曲，身糸于主。”）。
虽然，部曲之视奴婢亦有间。唐制分贱民为若干级，而奴婢最贱，“律比畜产”，其处分常适用“物权法”，部曲则仍比诸人类（《唐律疏议》卷六：“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又卷十七：“部曲不同资财，故别言之，奴婢同资财，故不别言。”）。
故其权利义务亦有等差（《唐律·斗讼律》二：“诸部曲殴良人者加凡人一等，奴婢又加一等。……其良人殴伤杀他人部曲者减凡人一等，奴婢又减一等。”又《杂律》上：“诸错认良人为奴婢者，徒二年，为部曲者减一等，错认部曲为奴者杖一百。”）。
此部曲沿革及身份之大凡也。
唐制别贱民于良民。贱民中又分三级，最下曰奴婢，次则番户，次则杂户（《唐书·职官志》：“都官郎中员外郎掌配役隶，凡公私良贱，必周知之。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民。”）。
番户亦称官户（《唐会要》前文原注云：“诸律令格式有言官户者，是番户之总号，非谓别有一色。”）。
部曲身份与官户同，国有者为官户，私有者为部曲（《唐律·斗殴律》二“部曲奴婢良人相殴”条，原注云：“官户与部曲同。”《唐书·高宗纪》：“显庆二年十二月，敕放还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听。”放奴婢为部曲，即等于“一免为番户”也）。
部曲之女谓之“客女”，其身份亦等于官户（《唐律疏议》卷十三：“客女谓部曲之女，或有于他处转得，或放婢为之。”）。
官户与杂户异者，官户惟属本司，无籍贯于州县，杂户虽散配诸司驱使，仍附州县户贯（《唐律疏议》卷三：“官户者，谓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有今朝配没，州县无贯，唯属本司。杂户者，谓前代以来配隶诸司职掌，课役不同百姓，依令老免，进丁受田，依百姓例。”）。
杂户者，如少府监所属之工乐杂户，太常寺所属之太常乐人等类（《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武德二年八月诏：“太常乐人……前代以来，转相承袭。或有衣冠世绪，公卿子孙，一沾此色，后世不改。婚姻绝于士籍，名籍异于编甿。大耻深疵，良可哀愍。……宜得蠲除，一同民例。……”）。
更有所谓“随身”者，则契约雇佣之奴仆，在约限内亦与良殊科（《唐律疏议》卷二十五注：“随身之与部曲，色目略同。”又卷二十一释文：“二面断约年月赁人指使为随身。”是“随身”即今之雇仆）。
此有唐一代奴隶名色之大凡也。
唐时奴隶，除当时因罪没官及前代奴籍相承外，大率贩自南部，东南则闽、粤，西南则川、黔、湘、桂诸地，谓之“南口”（《唐书·玄宗纪》：“天宝八载……其南口请禁，蜀蛮及五溪岭南夷獠之类。”《唐会要》卷八十六：“元和四年敕：岭南、黔中、福建等道，虽处遐俗，莫非吾民，……公私掠卖奴婢，宜令所在长吏切加捉搦。”）。
豪强商贾，用以市易，用以馈赠（《唐会要》卷八十六：“元和九年诏：自岭南诸道，辄不得一良口饷遗贩易，及将诸处博易，又有求利之徒，以良口博马，并敕所在长吏严加捉搦。”又：“太和二年敕：岭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断掠买饷遗良口。……”又：“大中九年敕：岭南诸州货卖男女，奸人乘之，倍射其利，今后无问公私土客，一切禁断。”）。
朝廷且以为贡品（又：“大历十四年五月诏：邕府岁贡奴婢，使其离父母之乡，绝骨肉之恋，非仁也，宜罢之。”）。
而獠奴最盛行于公私间，所在皆有焉（《文献通考·四裔考》：“獠盖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山谷之间，所在皆有。……递相劫掠，不避亲戚，卖如猪狗。……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更称良矣……后周武帝平梁益，每岁出兵，获其生口以充贱隶，谓之‘压獠’。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卿逮于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按：杜甫集中即有《示獠奴阿段》一诗，足证唐时獠奴所在皆有，獠奴殆即汉之僰僮欤）。
西北缘边则有突厥奴、吐蕃奴、回鹘奴（又：“大足元年敕：西北缘边州县不得畜突厥奴婢。”又：“大中五年敕：边上诸州镇送到投来吐蕃、回鹘奴婢等，并配岭外，不得隶内地。”）。
东北登莱一带亦盛贩新罗奴（又：“长庆元年，薛苹奏：有海贼该掠新罗良口将到登莱州界及缘海诸道卖为奴婢，……请所在严加捉搦。”又：“太和二年敕海贼掠新罗良口……虽有明敕，尚未止绝。”）。
盖自初盛唐以来，武功恢张，幅员式廓，劣等民族接触日多，而掠卖恶风亦日炽。唐代之奴，除罪隶外，此其大宗矣。
北胡凶暴，每有寇抄，畜产之外，掠及人民，自匈奴时盖已然。然永嘉五胡之乱，诸胡率皆久居塞内，杂伍编氓，故其窃踞之地所得户籍，尚未闻以贱隶相视。自南北以敌国对峙，元魏破江陵时，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问贵贱。中国衣冠之族沦入奴籍自此始，至宇文周之末乃渐放免焉（《通考》卷十一：“周武帝天和元年诏：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放免；建德元年又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百姓。”）。
辽、金、元以还，毒痛滋甚，辽伐渤海、伐宋、伐高丽所俘者，悉以充配赐（《续通考》十四：“辽太宗天显五年，以所俘渤海户赐鲁呼等。”又：“圣宗统和四年，以伐宋所俘生口赐皇族及乳母。”又：“二十九年，以伐高丽所俘人分置诸陵庙，余分赐内戚大臣。”又：“统和七年诏：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皆给官钱赎之。”）。
靖康之难，自帝胄以迄黎庶，陷虏者皆宛转狼藉（洪迈《容斋随笔》□卷：“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王子孙宦门士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
元初诸将，竞掠中原良民以为私户，豪横益非人理（《元史·张雄飞传》：“前阿尔哈雅行省荆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自置吏冶之，岁收其租赋，有司莫敢问。”又《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诏覈阿尔哈雅、呼图克特穆尔等所俘丁三万二千余人并放为民。”又《宋子贞传》：“东平将校占民为部曲户，谓之‘脚寨’，擅其赋役，几四百所，子贞悉罢归州县。”又《张德辉传》：“兵后孱民，依庇豪右，岁久掩为家奴，德辉为河南宣抚使，悉遣为民。”又《雷膺传》：“江南新附，诸将往往强藉新民为奴隶。膺为湖北提刑按察副使，出令为民者数千。”又《王利用传》：“都元帅塔尔海抑巫山数百口为奴，利用为提刑按察使，出之。”又《袁裕传》：“南京总管刘克兴掠良民为奴隶，后获罪，裕籍其家奴隶得复为民者数百。”）。
虽屡申禁令，而视同具文（《元史·耶律楚材传》：“太宗元年，籍中原民。时将相大臣有所驱获，往往寄留诸郡。楚材因括户口，并令为民，匿占者死。”又《太宗本纪》：“十二年，籍诸王大臣所俘男女为民。”又《廉希宪传》：“至元十二年，希宪行省荆南，令凡俘获之人，敢杀者以故杀平民论，有立契券质妻子者重其罪，仍没入其直。”又《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年，禁权势没人口为奴及黥其面者。”）。
盖元代纲纪最紊乱，始终沿塞外之俗，“以杀戮俘卤为耕作”。朝廷本无勤恤民隐之意，而法复不能行于贵近，故蓄奴恶习，唐宋后本有渐革之势，至元而复炽。将帅官吏倡之于上，莠民效之于下，江南豪富，有蓄奴多至万家者（《续通考》卷十四：“元武宗至大二年十月，乐实奏言：江南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可增其赋税。”）。
直至明末，腥风犹播，而江南特甚（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太祖数蓝玉之罪曰‘家奴数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士籍，此辈竟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又云：“人奴之多，吴中为甚。其专恣暴横，亦吴中为甚。有王者起，当悉免为良民，而徒之以实远方空虚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仆役，并令出赀雇募如江北之例，则豪横一清，而四乡之民可以安枕，其为士大夫者亦不至受制于人。”）。
迨清康熙间“奴变”一役，数千年养奴之习，乃告一大结束矣（“奴变”一役，遍及江南全省。此事惟闻诸故老，知缙绅之家，罹祸极烈。顾亭林所谓“士大夫受制于人”者，盖洞烛几先矣。然事之始末，官私文书记载极稀，吾今不能言其情形，并其年月亦不能举出。今后当极力设法蒐集资料，海内博闻君子傥能以所知事实相告，不胜大幸）。
清之未入关，其历年寇钞畿辅，远及齐晋，所至亦当有掠人为奴之事（颜习斋之父，即被掠为奴之一人，类此者甚多。但此等记载，康、雍、乾间禁毁殆尽，今难博引。《皇朝通考》卷二十载乾隆四年上谕云：“国初俘获之人，年份已远，及印契所买奴仆之中，有盛京带来带地投充之人，系旗人转相售卖者，均应开户。”观此知清初此类之奴颇不少也）。
顺治定鼎以后，颇思立纲纪以系民望，故除犯罪者“发满洲披甲人为奴”之外，自余元初惨掠之习，似尚无所闻（？）。其满洲世仆有所谓“包衣”者，虽存主奴名分，仍得应试出仕（包衣旧例，虽官至极品，对旧主仍执主仆礼，至□年始命凡三品以上包衣皆出籍。见□□等书）。
汉人方面，则雍正元年解放山西乐户、浙江惰民，五年解放徽州伴、宁国世仆，八年解放苏州丐户；乾隆三十六年解放广东蜑、浙江九姓渔户及各省凡有似此者（《皇朝通考》卷十九，雍正元年上谕：“山西等省有乐户一项，其先世因明建文末不附燕兵被害，世世不得自拔，令各属禁革，俾改业为良。又浙江绍兴府之惰民，与乐籍无异，亦令削除其籍，俾改业与编氓同列。”五年谕：“江南徽州府有伴，宁国府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其籍业与乐户、惰民同。甚至有两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为彼姓执役，有如奴隶。究其仆役起自何时，则茫然无考，非实有上下之分……可悉开除为民。”八年又以苏州之常熟、昭文二县丐户与浙江惰民无异，命削除丐籍。乾隆三十六年谕：“广州之蜑户，浙江之九姓渔户，及各省凡有似此者，悉令该地方查照雍正元年山陕乐户成案办理，令改业为良。”）。
自是社会上类似奴隶之劣等阶级，缘法律之保障悉予豁除［事实上却未净尽。例如吾乡及附近各乡皆有所谓世仆者，其在吾乡者为龚姓，其人为吾梁姓之公仆。问其来由，正如雍正谕所谓“仆役起自何时，茫然无考”者。其身份特异之点则：一、不得与梁姓通婚姻（邻乡良家亦无与通婚者，其婚姻皆限于各乡之世仆），二、不得应试出仕，三、不得穿白袜。其职务则：一、梁家祠堂祭祀必须执役，二、凡梁家各户有喜事凶事必须执役。但祠堂及各户所以酬之者颇丰，故其人生计状况尚不恶。依乾隆三十六年上谕，此辈早已当列为编氓，然而至今不改者，则社会积习之惰力然也］。
私人则除蓄婢女外，男奴几全部绝迹，其事实及原因，下方更详言之。
关于奴婢之身份及待遇，历代法制，变革颇繁，汉律亡佚，其所规定不可悉见。然董仲舒建议谓“宜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见《汉书·食货志》），则其时得专杀奴婢可知。此议虽在武帝时，然终西汉之世，未见施行。及光武建武十一年三月始下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虽未能全采仲舒去奴之议，然揭示人权观念，确立平等原则，可称二千年极有价值之立法（其年八月诏：“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为庶民。”十月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此二诏与前诏同一精神，然即此可见前此炙奴婢不为罪，而奴婢误伤人即处极刑也）。
大抵东汉一代，儒学盛行，合理的制度，多在此时建设。奴隶最少，而待遇亦最优。经三国南北朝以至隋唐，人权思想，转形退化。《唐律疏议》中“奴婢比畜产”“奴婢同资财”之语，屡见不一见。“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过失而杀者勿论”（《疏议》卷二十二），此其去专杀也几何（《史记·田儋列传》：“儋佯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应劭《注》云：“古杀奴婢，皆当告官，儋欲杀令，故诈缚奴以谒也。”《晋书·刑法志》：“奴婢捍主，主得谒杀之。”然则主人杀奴婢，自秦以来即为法律所许，不过须经“谒”“请”之一程序耳）。
至关于犯罪制裁之规定，壹皆以良贱不平等为原则，杀伤部曲奴婢，不特主及亲属拟罪从轻，即他人亦多不实抵（《唐律》主人杀奴婢之制裁，具如前文所述。一般良民惟故杀他人部曲拟绞，余俱无死罪；殴杀伤奴婢者减凡人二等，故杀者亦只流三千里）。
奴婢杀主，《唐律》无文。盖谋杀未成，或殴而致伤，皆已处死，其罪更无可加也（《唐律》卷十七：“诸部曲奴婢谋杀主者皆斩，谋杀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绞，已伤者皆斩。”卷二十二：“诸部曲奴婢过失杀主者绞，即殴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绞，已伤者皆斩，詈者徒二年。”）。
此种律文，大体为宋、元、明、清律所因袭，惟常人（本主除外）殴死或故杀奴婢，明清律皆处绞，渐复汉建武之旧矣。现行刑律则奴婢犯罪加等，对于奴婢犯罪减等诸条文什九削除，大体已采用平等原则。盖受近世人权思想之影响使然也。
奴婢身份之世袭，即所谓“家生子”者，实由良贱禁通婚姻而来。秦汉之间，盖男女间有一方为奴者，其所生子即为奴（《方言》三：“凡民男聓婢谓之臧，女而妇奴谓之获。”《文选·报任安书》注引韦昭曰：“善人以婢为妻生子曰获，奴以善人为妻生子曰臧。”）。
《唐律》对于奴与良人通婚，绝对禁止（《唐律·户婚律》“奴娶良人为妻”条云：“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即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为夫妻者徒二年，各还正之。”又“杂户不得娶良人”条：“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按此，则奴攀高固有罚，良人自贬罚更重）。
元律稍进步，男女间有一方为良人者，其所生子即为良人（《元刑法志·奸非篇》：“诸奴有女已许嫁为良人妻即为良人。”又：“诸良民窃奴隶生子，子离母还主；奴窃良民生子，子随母为良。”）。
然清初满洲世仆名分极严，辄复扩其俗以及汉族，故家生之奴，清中叶盖未革焉（《大清会典·户部则例》卷三：“凡汉人家奴，若家生，若印契买，若雍正十三年以前白契所买，以及投靠养育年久，或婢女招配生子者，俱照八旗之例，子孙永远服役。”）。
奴婢身份之解除，其在官奴方面盖有二途：一曰法定年龄之限制（《周官·属人》：“凡七十者，未龀者不为奴。”《通考》卷十二：“汉哀帝即位诏，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周武帝天和元年诏：“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令放免。”唐显庆二年敕：“官奴婢年六十以上及废疾者并免贱。”此外类此之诏令尚多）。
二曰政府之恩免，或豁免杂户。例如北周建德六年平齐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如前所述清雍正、乾隆屡次放免乐户等事。此等杂户，其直接服役义务本甚希，不过名义上不齿于齐民，故革之较易。其直接服役之官奴婢，则除前所述汉代恩诏外，后世普行豁免之事亦常有之，不俱举（参看《通考》《续通考》之“户口考”“奴婢”各条）。然唐制则分等级，有“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之规定。此项直接服役之官奴婢衣食于官已久，骤然解放，其存活亦颇成问题。如最近清宫之放免太监，为恩为虐，盖尚待事实上之判定也。
其私奴方面亦有二途：一曰政府勒免（《汉书·高祖纪》五年诏：“民有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二年五月诏：“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悉听之，敢拘执论如律。”后世此项恩诏尚多，看《通考》《续通考》“奴婢”条）。
二曰本主自行放免（《唐律疏议》卷十二：“依户令，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听之，皆由家长给手书，长子以下连署，仍经本属申牒除附。”）。
然关于私奴解放，其法律效力恒不如官奴之强，盖自古然矣。
官奴以俘虏及罪没为大宗，私奴则买卖为大宗。历代对于禁制买卖奴婢之立法，法文法意，皆往往相矛盾，故其效力相消。加以法律实施之能率不强，法且成具文。奴婢制度之久而不革，实由于此。汉制已有卖人之禁（《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七年五月诏：“吏民遭饥乱及为贼所掠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悉听之，敢拘执不还，以‘卖人法’从事。”所谓卖人法之条文，今已亡佚。然《晋书·刑法志》引陈群《新律》序曰：“盗律有和买卖人。”《日知录》注惠氏引“盗律”曰：“略人，略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所谓“盗律”即萧何《九章律》之一篇，光武诏所谓“卖人法”即指此）。
唐以后律，对于略卖和卖，课罪綦严，即长亲卖子孙亦皆有罚（看《唐律·盗律》“略人略卖人”“略和诱奴婢”“略卖期亲卑幼”“知略和诱和同相买”诸条及《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本篇诸条）。
故自明以来，凡写卖身文契者皆改称“义男义女”（沈之奇《明律辑注》云：“祖父卖子孙为奴婢者问罪，给亲完聚，是无罪良人。虽祖父亦不得卖子孙为贱也。……故今之为卖身文契者皆不书为奴为婢，而曰义男义女。……”）。
虽然，一面律文如彼，一面诏敕事例等往往与律意全相矛盾。即最近至清中叶仍常发见有承认买卖人口为正当权利之法令（《皇朝通考》卷二十：“康熙二年定八旗买卖人口，两家赴市纳税记册令领催保结列名，若系汉人，令五城司坊官验，有该管官印票，准卖。”“十一年，申买人用印例。”“五十三年，准四十三年以前白契所买之人俱断与买主。”“雍正元年定白契买人例，自康熙四十三年起至六十一年止，白契所买之人俱不准赎身。”“乾隆三年定自乾隆元年以前白契所买作为印契者不准赎为民。”“二十八年定入官人口之例，年在十岁以上至六十岁者，每口作价银十两，六十岁以上作银五两，九岁以下每一岁作银一两。”）。
既有此等法令，则律文中“略卖”和“卖科罪”诸条，岂非完全等于无效？况律中明有多条为奴婢身份不平等之规定。既禁买卖，则私家奴婢从何而来？律文本身精神已不一贯，何怪其推行无力。去奴之议，所以自董仲舒倡之二千年而迄不能实行者，盖坐是耳。
自宣统元年颁行禁革买卖人口条例，而现行新刑律关于奴婢身份之各条文沿自明清律者，亦已完全削去。主奴名义，绝对为法律所不容许，在立法事业上不能不谓为一种进步，以后则视所以推行者何如耳！
就事实上论，女婢至今依然为变相的存在，男奴则自清中叶以来早已渐次绝迹。此盖非由法律强制之力使然，其原因实在生计状况之变动与赋役制度之改良。所谓生计状况之变动者，战国、秦汉间奴隶阶级骤兴，由于田制破坏，豪强兼并，前文既已言之，凡畜奴者，皆以殖产也。故《史记·货殖传》艳称白圭、刁间以善用奴致富，又言：“僮手指千，与千户侯等。”《汉书·张安世传》称其“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富”。《后汉书·樊宏传》称其“课役童隶，各得其宜，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如王褒《僮约》，虽属滑稽之文，然其所叙什九皆农田力作事，为殖产而蓄奴，亦可以窥见消息之一斑矣。此后每经一度丧乱，及秩序恢复后，奴制转盛，盖缘乱后地广人稀，豪强盛行占并，则藉奴力开垦经营以自殖。夫行大农制之社会最利蓄奴，小农则否。美国六十年前因南北利害冲突致演放奴战争，表面上虽揭橥“正义人道”，其中实含有生计上重大意味，善读史者类能言其故矣。我国自清中叶以后，腹地各省人丁滋衍，地狭民稠，不容大农发生之余地，畜奴者无所利，故不禁自绝也。
所谓赋役制度改良者，秦汉以来，行口算之赋（即人头税），又有兵役力役，皆按丁籍征收征发，而贵近豪强，常享免赋免役之特权。民之苦赋役者，则相率逃亡，逃亡无所得衣食，则自鬻或被诱略为奴。汉立“奴婢倍算”之制，思所以防遏救济之，然为效盖甚寡。盖豪贵固善于隐匿，即不隐匿，而区区之算，不足损其畜奴殖产之利也。晋制许品官荫人为衣食客或佃客，限以户数，由今日观之，似是奖励豪强特权。在当日立法，则固已含裁抑之意，盖不明定法荫之限，则其所包庇者正不止此数也。唐代部曲之多，亦由于此，盖在主人庇荫之下，一切赋役皆可以逃避也。自宋王安石雇役法行，民之苦役者稍苏，而赋则如故。元代固绝无所谓政治，纵将吏恣夺朘削，奴之特多，在史迹上为例外。明承元敝，苟简无所革正，中叶后权珰恣虐，民不堪荼毒，惟自鬻于达官豪宗以求活，所谓“投靠”是也。甚至有“带地投靠”者。投靠既多，丁籍益虚，财政收入益窘，则以原额摊派于未投靠之人，未投靠者益苦，则终久亦出于投靠而已。明代江南官族最多，而蓄奴之风亦最盛，弊实由此。清康熙五十一年定“丁随地起”之制，屡颁“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之谕，此在我国财政立法上实开一新纪元，其目的并不在禁奴，然而投靠不劝自绝，逃亡贩鬻亦清其源，事有责效在此而收效在彼者，此类是也。
自今以往，生计组织受世界潮流之影响而剧变，大工行将代大农而兴，其利于畜奴也盖相若。奴之名义，固非现代所能复活，然而变相之奴且将应运生焉，此则视劳动立法之所以防救者何如矣。
本章脱稿后，见《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三号有王世杰君著《中国奴婢制度》一文，与鄙著互相发明者颇多，望读者一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