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历史上无论在何时代，其人民恒自然分为若干阶级。近世欧美，以平等为法律原则，然而贵贱阶级废，贫富阶级兴焉，故阶级者人类社会所不能免也。其在今日以前则阶级最显之标识，一曰贵族与平民，二曰平民与奴隶。中国人在全世界诸民族中，可谓最爱平等之国民也。自有成文史籍以来，严格的阶级分别，即已不甚可见。彼印度至今犹有释迦时代四级之遗迹。西欧各国，在法国大革命前，贵族、僧侣之特权至为优越。日本明治维新前，尚有“秽多”“非人”诸名称。美国当南北战争前，奴隶之待遇非复人道。俄国当苏维埃革命前，大多数人民皆在农奴状态之下。求诸我国，则春秋时代已不复能睹此痕迹。前此有无则不可深考，后此虽有一二时代裂痕颇著，然其地位不如他国之固定，且不久而原状旋恢复。故阶级之研究，在中国史上所占位置，不如欧美各国史之重，但其沿革亦有可言者。
三代以降，“百姓”与“民”之两名词，函义如一，在远古似不尔尔。《尧典》“平章百姓”与“黎民于变时雍”对举，又以“百姓不亲”与“黎民阻饥”对举，是百姓与民异撰。《楚语》述观射父释“百姓”之义曰：“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是为百姓。”《吕刑》：“苗民弗用灵。”郑玄《注》云：“苗，九黎之君也。此族三生凶恶，故著其氏而谓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见仁道。”夏曾佑据此诸文，因推定古代汉族征服苗族后，自称其族曰百姓，而谓所征服者为民，故民之上系以黎或以苗，因谓“百姓”与“民”为两大阶级之徽帜。此虽近武断，然远古社会或如是也。
阶级制度成立之主要条件有二：一曰将全社会之人画分为统治者与被治者之两级，永沟绝而不能相通；二曰此两级人不通婚姻，各保持其血统勿使相混。我国古代之贵族平民，似不尔尔。第二条件，三代前不知何如，就《左传》所记春秋时状况，殊不见有隔绝的痕迹。盖春秋贵族，什九皆自王侯支派衍出，而周制同姓不婚，其匹耦自不得不求诸本族以外，原邑之民自言“夫谁非王之婚姻”，可见婚姻范围普及于士庶也。最为显证者，晋文公及赵盾之母皆戎狄异族，盾母尤为俘虏之女，则婚姻不甚拘门第可知。尤当注意者为妾媵制，妾子身份，古来公认，而妾更绝对的无门第可言。故阶级血统不能严画者，势也。其第一条件，则《尧典》称“明明扬侧陋”，《孟子》称“傅说举于版筑，胶鬲举于鱼盐”，此皆言起微贱可以为君相，虽或后史追述比附之词，然现存夏殷史料中，亦迄无平民不能执政之反证。周初专门之业，则有世官，酬庸推恩，亦有世禄，而世卿之制未闻。故周公、太公皆武王时三公，而《顾命》所载成王时六卿，则周公、太公之子不与焉。《荀子》（《王制篇》）所谓：“虽王公士大夫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其为儒家理想之言耶？抑周之开国规模实如是？未可知也。
降及春秋，则确为我国贵族政治极完整之一时期。各国政权，率归少数名族之手。例如周之周氏、召氏、祭氏、单氏、刘氏、甘氏、尹氏，鲁之仲孙氏（即孟氏）、叔孙氏、季孙氏、臧氏、郈氏、展氏，晋之韩氏、赵氏、魏氏、范氏（即士氏）、荀氏（后分为中行氏、知氏）、栾氏、郤氏、胥氏、先氏、狐氏，齐之高氏、国氏、鲍氏、崔氏、庆氏、陈氏，宋之华氏、乐氏、皇氏、向氏，郑之良氏、游氏、国氏、罕氏、驷氏、印氏、丰氏，卫之石氏、宁氏、孙氏、孔氏……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史迹，虽谓纯由各国中若干族之人物的活动构成焉可也。
春秋各国虽大部分同施行贵族政治，然各国发达之路径及构成之形式亦各自不同。试举其要点如下：
一、各国中之大多数，皆政权全移于贵族，而君主等于守府。如周、鲁、齐、晋、宋、卫、郑等皆是。就中最特别者为楚国，执政虽常用贵族，至君主黜陟生杀之权迄未旁落，如令尹子玉、子反、子上、子辛、子南，皆以罪诛黜。
二、以前项理由故，各国贵族之执政者，多由前代亲贵荫袭而来，与现代之王室、公室或缘属甚远，其地位则随其身份而自然取得。楚国执政之贵族，大率为时主之子，若弟、若王子围、子囊等，或血统甚近，否则由时主在名族中如斗氏、薳氏、成氏、阳氏之胤量才特拔，故含尚贤之意味较多。
三、诸国贵族，率皆公族——即由累代之公子派衍而来者。若楚、若鲁、若宋、若郑，殆皆无例外，惟晋最特别。晋自经骊姬之难，“诅无畜群公子”，故文襄之子，皆斥遗在外，终春秋之世，无晋公子与于盟聘之役，执政更无论矣。晋之贵族，皆献、文两代功臣子孙，而公族乃无一焉。齐则折衷两者之间，国、高、崔、庆皆公族，管、鲍、陈则他族也。
四、有以一族为诸贵族之领袖，世掌最高政权者。例如鲁之季孙氏。在此种制度之下，或画出政务之一部分专属某族，例如鲁之叔孙氏世为行人，凡外交事皆专责焉。
五、有以若干贵族轮掌最高政权，以年辈取得领袖资格者。如晋自荀林父以后，士会、郤克、栾书、韩厥、知罃、荀偃、士匄、赵武、韩起、魏舒、范鞅、赵鞅以次洊升，其资格为众所公认，殆无争议之余地。又如郑之归生、子良、子罕、子驷、子孔、子展、伯有、子皮、子产、子太叔，以兄弟叔侄之伦次递升，亦殆无争议余地。在此等制度之下，各贵族皆有取得政权之均等机会，故争相淬厉以养令名。又凡任执政者，皆久为诸先辈之副贰，随习以谙练政务，故于贵族政治中最称完美焉。
六、治政之重心，有常集于一国之中央，而由一贵族或数贵族总揽之者。如楚、如齐、如宋、郑。散于各地方，而由数贵族分领之者，如鲁、如晋。故鲁之后析为费国（费惠公见《孟子》），而晋为韩、赵、魏三家所分。
春秋对贵族政治之内容大略如此。其最与欧洲异者有三点：其一，无贵族合议之法定机关，如罗马之元老院者，虽国之大事，亦常集众讨论，然大权实在国君或执政，与议者备咨询而已。故欧产之议会政治，在我国历史上绝无前例可以比附。其二，贵族平民之身份，乃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其三，贵族平民享有政治权之分限，亦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以此二因，故欧洲贵族政治之基础坚牢而久续，我国则脆弱而易破坏，故欧洲受贵族政治之祸极烈，我国则较微。上第一点事实甚易见，二三两点须稍附以说明。
春秋最显之贵族，皆起自中叶以后。如鲁之三桓皆桓公子孙，闵、僖之际始执国命，晋诸卿之兴亦略与同时。郑之七穆皆穆公子孙，起于文、宣以降，前此岂无贵族？盖已代谢夷为齐民矣。晋诸卿之兴替，最为显例。叔向谓：“栾、郤、胥、原，降为皂隶。”此四族者，僖、文间最赫赫者也。不及百年，至昭、定间则已若此。则贵族之与平民，非画然有鸿沟不可逾越也明矣。
诸国之最高执政——即所谓“正卿”，诚为贵族之独占权利；自“次卿”以下，则各国皆取开放主义，惟才是求。例如管仲家世虽不可深考，然“少时尝与鲍叔贾”，则其出于微贱可知。其相齐也，名分虽居“天子二守国高”之下，事实上则政皆彼出焉。又如孔子，在宋虽为贵族，入鲁则“吾生也贱”，尝为委吏乘田，等于庶人在官者，然亦尝官司寇，亚三桓一等耳，晚年且有“国老”之号。又如陈敬仲奔齐以“羁旅之臣”，官仅工正，而其胤乃专有齐国。又如晋诸大夫，声伯历举苗贲皇以下若而人，谓：“唯楚有材，晋实用之。”此皆乙国亡命羁贱显贵于甲国者。可见平民在政治上之地位，其与贵族不平等者实至有限也。
春秋时始终不见有贵族政治痕迹者，唯一秦国。秦之史迹，除穆、康两代《左传》稍详外，余均阙如。然据他传记所述，则由余、百里奚诸名相，皆起于异邦贱族。秦不惟无世卿之制，其名族亘数代者，于史绝无征焉。降及战国，则商鞅、张仪、范雎以下，为李斯《谏逐客书》所列举者，皆客卿也。盖秦崛起西陲，文化远在中原之下，欲求自立，不得不借才异地，贵族制之不适用，势使然也。然秦既以此致强，而贵族制至春秋之末亦已不胜其敝，故入战国而诸国皆“秦化”，贵族埽地尽矣。
贵族阶级消灭之原因有三：
一由学问上。前此学问，皆在官守，非其人则无所受，才智之士，集于阀阅焉。春秋前后，故国灭亡者接踵，其君其卿大夫皆变为平民。各国内乱之结果，要人或亡命他国，或在本国失其爵氏，则亦变为平民。于是平民中智识分子日多，与贵族相敌。继以孔、墨两大师以私人讲学，弟子后学遍天下，百家趋风而起者且相望，于是学问之重心，自学府移于民间。势力随才智而递嬗，理固然也。
二由生计上。前此惟农是务，春秋战国间而商业勃兴。农民仆僿不喜事，商则机敏趋时。故“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吕不韦“居奇货”，操大国君主废立之柄焉。平民阶级中有商人发生，此阶级之所以增重也。
三由政治上。各国并立，以人才之多少争强弱。魏以失商鞅故见弱于秦，于是卑礼厚币以招贤者；燕筑黄金台以罗致乐毅、剧辛之徒；齐则稷下先生比列卿者以百数；至如四公子门下鸡鸣狗盗、监门卖浆之辈，皆备致敬礼而获其用。盖自秦以用客卿致强，各国承流，而处士声价遂隆隆日上。当时诸国中虽仍有保贵族之余蜕，如齐之诸田，楚之昭、屈、景，魏、赵之信陵、平原等，然皆纡尊降贵，不敢以宠位骄人。政治活动区域，卒全为平民阶级所占。
豪杰亡秦，犹共戴楚义帝而立六国后，徇诸地者咸以其故家遗族相号召。人情狃于所习，数百年为民之望者，其势固殁而犹视也。然而韩成、魏豹、田儋、田广之徒，皆一瞥旋灭；即“世为楚将”之项氏，亦不过为新朝作驱除难；而汉高以泗上亭长，率其乡里刀笔小吏与草泽骁雄，不数年而奄有天下。贵族之运，遂随封建而俱绝。
秦汉之际，除奴隶外，一切臣民皆立于法律平等的原则之下。其有爵位者之秩禄章服特予优异（除诸侯王、公主以宗亲享若干特权外），则以贤以功，人人可以得之，故不能目为阶级。其待遇略涉歧视者，惟秦末发卒谪戍，贾人与赘婿独先发，汉高帝时禁贾人不得衣绣乘马，惠帝时令贾人与奴婢倍算，哀帝时禁贾人不得名田。似终两汉之世，贾人身份在法律上受特别限制，若于汉制中勉求所谓阶级者，惟此为差近耳。
至六朝而有变相之阶级——即所谓族望门第者兴焉，至唐中叶以降始渐消灭。其起因盖有二：一由选举制度之变更，一由民族大移徙之识别。
两汉选举，由郡国守相行之。及魏而改用“九品中正法”，立专官以司乡评，造册籍为选举标准。其官在州曰大中正，郡曰中正，州有主簿，郡有功曹。自晋以来，皆以土著之豪右任之，与夺高下出其手，结果乃至“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所谓世族者，当其入仕之始，已居清要，起家为散骑侍郎、秘书郎、著作郎等，平流而致公卿。寒门则起外郡小吏，累岁不能迁一阶（汉制：入仕者，大率起家郡曹掾，考绩优异，乃察举孝廉，入为郎，罕有躐进者）。以故贵者日益贵，贱者日益贱，浸假乃如鸿沟之不可逾越。阶级之生，实由于此。
然则高门寒门之分何自起耶？旧史盖未尝质言。以吾推之，则汉末及五胡时代民族移转，至少当为构成门第重要原因之一。《唐书》云：“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此所述虽唐时情状，然其来盖久。东晋南渡，中原士夫随而播迁者，翘然自表异，而孙吴以来，故家久在吴会者，亦不肯相下，故江左有侨姓与吴姓对抗。五胡之难，异族侵入偏于河北，土著之民欲自表为神明遗胄也，于是乎有郡姓。郡者，示异于种落也。魏孝文自代迁洛，尽改汉姓，于是乎有代北之国姓。虏姓云者，唐人名之云尔。南之侨吴，北之郡国，各张其右族以相援系，族愈大者，其享受特权愈优越，此则后此甲姓、乙姓、丙姓之名所由生也。
六朝阶级界限之严，求诸古今，曾无伦比。寒人虽跻贵要，其在交际场中，曾不能与高门齿。右军将军王道隆权重一时，到蔡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兴宗亦不呼坐。到溉执政，何敬容语人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甚至积重之势，虽帝者亦莫能易之。宋文帝宠宏兴宗，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宏将坐，球举扇曰：“卿不得尔。”宏还奏，帝曰：“我便无如此何。”纪僧真显贵，启宋孝武帝求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命左右：“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及唐太宗命高士廉等参稽谱牒，刊正氏族，而崔氏犹为第一，太宗列居第三。门第思想之倔强不可拔也如此。
其所以至此且持久不坏者，其主要原因则在不通婚姻。魏太和中，尝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见《唐书·李义府传》），南朝曾否有此规定，虽不可深考，然以习俗觇之，想亦当尔尔。赵邕宠贵，欲强婚范阳卢氏，卢母不肯，携女潜匿外家。崔巨伦姊眇一目，其家议下嫁，巨伦姑怒曰：“岂可令此女屈事卑族？”侯景称兵犯阙，生杀由己，欲请婚于王、谢，梁武帝曰：“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景亦终不能夺也。及唐初作《氏族志》，黜降著姓，然房玄龄、魏徵、李勣辈，犹以得婚崔、卢诸族为荣。李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后转益自贵，称“禁婚家”。男女潜相聘娶，朝廷末如之何。至文宗时，欲以公主降士族，犹以为难，乃下诏曰：“民间婚姻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耶？”则右族之高自矜异盖可想矣。盖六朝阶级之见，入唐虽稍杀，直至五代始全消灭也（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条、“谱学”条）。
以种族区别阶级，征服者常享特权，不与被征服者齿，此历史上常例也。晋世五胡之乱，刘、石、苻、姚辈，类皆保塞种人，久居内地，名为异族入主，实则与草泽英雄崛起者无异。且其户口稀少，不能造成一特别阶级，故影响于社会组织者甚微。鲜卑之慕容、拓跋、宇文诸氏，皆塞外大部落，其势力可以造成阶级。然慕容之侵入也以渐，其先固已为晋室之藩臣编户，次第同化。拓跋自孝文以后，向慕华风，且以自标其种为耻，其种人亦往往不乐内迁。宇文氏则中衰而复兴，复兴后心醉汉化尤甚，方且以步趋成周为事。以故终六朝之世，除北齐高氏稍蔑视汉人外，实无种族的阶级之可言，有之则自金、元以后也。
金之本俗，管军民者有“穆昆”，译言百夫长。穆昆之上有“明安”，译言千夫长。及有中原，虑士民怀贰，始创屯田军，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陇之北皆有之，亦谓之明安、穆昆，种人与汉民盖显分畛域。世宗虑种人为民害，乃令自为保聚，其土地与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其后蒙古兵起，种人往战辄败，主兵者谓所给田少，故无斗志，乃括民田以给之，其所享特权率类是。终金之世，明安、穆昆之众别为一阶级，居征服者之地位。及宣宗南渡，盗贼群起，民报夙仇，不三二日间，屠戮净尽（赵冀《廿二史劄记》卷廿八，“明安、穆昆散处中原”条，“金末种人被害之惨”条）。
金分人民为三级：曰种人，曰汉人，曰南人。汉人谓先取辽地时所得户籍，南人则继取宋山东、河南地之人也。元分四级：曰蒙古人，曰色目人，曰汉人，曰南人。色目人指成吉思以来平定西域所收之种落，自葱岭东西以迄欧洲，其范围至广。其灭金时所得则曰汉人，灭宋时所得则曰南人。据《辍耕录》称汉人八种，一契丹，二高丽，三女真，四竹因歹，五术里阔歹，六竹温，七竹亦歹，八渤海，而真汉人反不与焉。岂凡金之遗民在中原者，概以女真目之耶？
政治上权利之差别，金制对于汉人、南人尚不甚歧视，元制则分别綦严：蒙古人最优，色目次之，汉人次之，南人最下。《元史·百官志》序云：“世祖定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其次在内者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台、宣慰司使、廉访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其长皆以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质言之，则汉人、南人虽可登仕版，终不得为正印官也。《成宗本纪》云：“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是色目之待遇，亦较汉人优越也。至元二年，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尔噶齐，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而南人不得与焉。《程钜夫传》记世祖责御史台言：“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宜用？”则南人之待遇又下于汉人也。中国虽屡经外族侵入，然挟征服者之权威以相临，侪我族于劣等，则未有如元之甚者（《廿二史劄记》卷三十“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条）。
满洲在关外，以民隶军，画为“八旗”。其后蒙古服属，则置蒙古旗。入辽后得关内人民及明降将卒，则置汉军旗。“旗人”与“汉人”之名称，三百年来，遂成为对立之两阶级。旗人驻防各省会，与金之明安、穆昆颇相类，而体势更隆重。就形式上论，别满、蒙、汉三旗于汉人，与元代之四阶级颇相类。然而不同者，则清代蒙旗人之在内地，其地位并不如元代色目人之优越，而清代汉人，比元代之汉人、南人，作官吏之机会，最少也胜一筹。例如中央各官署大小员缺皆满汉平分，外省官吏，因无双缺，汉人以自由竞争之结果，且常占优势（附录《顺、康、雍、乾、咸、同、光、宣督抚满汉人数比较表》），故清代之满汉，在政治上殆无阶级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