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姓氏同物，古则不然。郑樵云：“三代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通志·氏族略序》）此实录也。以社会眼光观之，亦可谓姓为母系时代产物，氏为父系成立以后产物，姓久已亡，今所谓姓，皆以氏而冒称耳。
姓之见于经传及故书者，如姚、姒、子、姬、姜、嬴、妫、风、己、祁、任、戈、庸、姞、曹、董、荀、嬉、嬛、妘、伊、酉、隗、芊、曼、熊、偃、允、归、漆等，屈指可数（所举容有遗漏，但全数考出之殊不难）。吾侪可认为母系时代遗物至春秋犹存者，其间最可注意者，则神农之后为姜姓。而姜戎氏来自瓜州，似属西羌族，而亦为姜姓，是否同出一母系，抑姓之函义已变，未敢断定。而南方之姓如芊、如曼，西北方之姓如隗等，其得姓之由是否与诸夏同，皆无可考。要之，姓之来由，远在初民时代。《国语》云：“使名姓之后，能知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者，谓之宗。”则姓实含有神秘的意味，与神祇同原。后世谓姓由古天子所赐者（《左传》“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殆臆度之词耳。
氏，盖部落之称。古帝皇伏羲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等，诸臣如祝融氏、共工氏、有扈氏、有穷氏、大彭氏、豕韦氏等，皆非一人之私名而部落之共名也。此类之氏，盖与父系共生，莫知其所自来，及封建制行，而氏日孳乳。郑樵《氏族略》推考得氏之由，凡三十有二类，虽分类不免琐碎，而取材盖云极博。《左传》云：“天子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按此，知周代受氏之途有四。其一，天子以命诸侯，以国为氏，管、蔡、成、霍、鲁、卫、毛、聃之类是也。故春秋践土之盟，《书》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揵、齐潘、宋王臣、莒期。”“晋重”者，晋文公重耳；“鲁申”者，鲁僖公申也。此为氏之最尊贵者，所谓“胙之土而命之氏”也。然春秋后出奔他国，亦有以国为氏者，如陈敬仲在齐为陈氏，宋朝在卫为宋氏，卫鞅在卫秦为卫氏是也。其二，侯国之支庶，以王父字为氏，其得氏始自大宗小宗之第三代继祖父者。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皆无氏，公孙之子则以公子之字为氏，鲁公子无骇字子展，隐公命其后以字为展氏，宋孔父嘉之后为孔氏之类是也。晋羊舌肸称肸之宗十一族，族即氏也。盖避胙土命氏之名，故诸侯所命不曰氏而曰族，其实则一焉，《左传》所谓“因以为族”也。其以祖父之谥或排行为氏者准此。其三，世其官者则以官为氏，司徒、司马、司空之类是，所谓“官有世功，则有官族”也。其人不限于懿亲，亦不限于旧家，虽羁旅疏贱者皆能以功得之。凡以技术得氏，如巫，如屠，如甄，如漆雕等准此。其四，则受有采邑者，以邑为氏，如周之祭、尹、苏、刘、单，鲁之臧、郈等皆是，所谓“邑亦如之”也。其人不必以亲，亦不必以功，惟天子诸侯所欲命而已。自二至四之三种，严格的正其名，当谓之族，其后亦通称为氏。后世之氏，其来由罕出此四种外者。
此类之氏，与封建宗法相辅，是否为周以前所曾有，盖不可知。然殷墟契文中尚不见有“氏”字，恐其名实始周代，古部落之称氏，或周人比附而追命之耳。氏既由于锡命，则非普及可知。郑樵曰：“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古之诸侯诅辞多曰：‘坠命亡氏，踣其国家。’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也。”此论甚是，叔向谓：“其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岂其余十族皆绝嗣，亦但亡其氏，等于齐民耳。由此言之，则氏也者，实贵族政制时代特殊阶级之徽识也。
历战国以至秦汉，贵族埽迹，自是无人不有氏，氏不复为特权。汉以后亦复罕新创之氏，今日之氏，什九皆袭自周世者也。其间有因避讳而改姓，或帝王恶其人而改以恶姓者，其事甚希，且不久即或复或废。又如元之廉希宪，本西域色目人，生时其父适官廉访，遂取姓曰廉；清初理寒石本姓李，因耻与李自成同姓，自改姓理。此类创造新姓氏之例，史甚罕见也。
古者姓氏异撰。《世本》曰：“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盖自述其作谱之例，姓氏并举，以姓列上格，以氏列下格也。混姓氏为一谭，自《史记》始。其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后世传记谱牒皆沿其称，在古则为不词矣。四裔诸族所谓姓氏，其性质与周制氏族不同，而与古代以部落为姓氏者相近。例如回鹘九姓，月支之昭武九姓，拓跋鲜卑初期之九十九姓，实皆部落也。至如北魏之河南《宫氏志》记献帝“七分国人，使兄弟领之”，因有纥骨、普、长孙、达奚、伊娄、丘敦、俟之七姓；《北盟会编》记：“女贞至唐末部领繁盛，设三十首领，每领一姓，递三十姓。”所谓姓者，全不含血统的意义，亦非因原有之部落状态，而用人为的部勒分隶，与华夏文姓之旨相去益远矣。近代蒙古、满洲入主中原，虽亦各有姓，而不以姓行，盖其视姓不如汉族之重也。
自魏晋以后，民族移转，旧姓系统益紊。如金日磾本匈奴，汉武帝取休屠祭天金人之义，赐姓金；刘渊、石勒皆匈奴种，而有汉姓，渊即位告天，且祀汉高、光武、昭烈为三祖焉；元魏孝文向慕华风，力求同化，凡鲜卑姓皆改为汉姓，如拓拔之为元，贺鲁之为周等。《通志·氏族略》（卷三十叶十二至十五）所载凡百四十五姓。金代亦改女真姓为汉姓，如完颜之为王，乌古论之为商，见于《辍耕录》（卷一叶七）者，凡三十一姓。唐宋两代，赐异族降王降将姓李姓赵者，更仆难数。又明洪武元年，诏禁胡姓；九年，以火你赤为翰林编修，更姓名曰霍庄，取火、霍音同也。永乐中赐姓益多，如把都帖木儿赐姓名吴允诚，伦都儿灰名柴秉诚之类，其后蒙古色目人多有不待奉诏而自改者。又民国肇建以来，满洲人什九皆戴汉姓。故今之姓氏，其实质益异于古所云矣。
称氏而系以郡望，汉未颇有之，六朝以后益大盛。王则琅琊、太原，李则陇西，卢则范阳，崔则博陵……如是凡氏皆系以郡，其原盖起于季汉之乱，士民迁徙流亡，不忘故土。及五胡之难，晋室南渡，中原故家之过江者，常怀首丘之思，故郡望在南朝尤重焉。其浸行于南北朝者，固一时风气所播染，或亦因元魏改姓，而土著故家翘其郡望以示异，未可知也。唐以前谱牒严明，如《新唐书》言“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后刘库仁”“柳城李氏，世为契丹酋长”“营州王氏本高丽”之类。郡望盖截然不可混。五代以后，谱学失修，郡望亦几等于无意义。如吾梁氏，最初见于载籍者为晋大夫，梁泓、梁益耳。《左传》著焉，今诸梁之郡望皆曰安定，举国同之，自表晋产也。然元魏改姓，则拔烈兰氏为梁氏。诸梁悉安定耶？抑亦有拔烈兰耶？是未易言也。
历代命名之沿革，亦有可言者。《史记》言尧名放勋，舜名重华之类，恐非事实。吾意远古命名多属复音字，此当于《语言文字篇》别论之。殷代命名，皆以甲乙丙丁等干支字，见于契文金文者什九如此，大抵以其生之日为名也。此种名在社会简单时，各个人及各家族间交涉稀疏，尚可适用，在复杂进化之社会，其不便甚矣。入周而命名范围日益广。太广之结果，患其猥杂，于是礼家示以限制，如“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官，不以器物，不以畜牲”之类，凡所以便于识别，毋使与他种名称相混，抑又取便于讳也。至孔子《春秋》，则有“讥二名”之义，故仲孙何忌书曰忌，晋侯重耳书曰重，魏曼多书曰多，然此义似非创自孔子。晋文公名重耳，而祝鲍述践土之盟，其载书止曰“晋重”（《左传》定四年）；曹始封君叔振铎，而僖负羁称“先君叔振”（《晋语》）。则春秋初期，固有此种称谓，意盖欲使文字趋简易，便于记忆传写耶？秦汉间则喜用吉语为名，《急就章》之“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此小学读本之示例，可见一时风尚；《汉书》中此类人名如孔安国、李延年、霍去病、田千秋之类可征也。东汉儒学昌明，实行“讥二名”之制，试翻《后汉书》列传，除《方术传》中有六人用二名外（此六人恐亦佚其名而举其字），自余皆单名，无一双名者，此甚可注意也。魏晋以降，无甚可纪。其最特别者，则元代命名，率皆用排行，或于排行上冠一字，此在史传中不甚可考见。试稽各家族谱，则什有九皆如是。此实命名之一大退化，其原因何在，吾尚未明，更待研索。
名之外复有字，自周始也。“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讳名不可无以为代，字之起盖缘此，其后文胜益甚，不待身后乃始讳名。是故“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礼家释其义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是知凡成年者之待遇，皆以直斥其名为慢矣，故维“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栾针在晋侯前其父曰“书退”，知罃对楚子称其父曰“外臣首”之类是也。自余平辈率相呼以字，此风似起于西周末而盛于春秋。周初或不尔尔，周公、太公，史家皆不能举其字。召公名奭，周公尊称之亦仅曰“君奭”，可见当时未有字也。宗周之末，“方叔”“吉甫”等似是字，然其名又无可考，为名为字，尚难断言。至春秋而士大夫无不以字闻矣。
不惟男子有字也，女子亦有之。《曲礼》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说文》“女”部下自“嬿”至“奺”十三字，皆注曰：“女字。”而彝器之中，女子之字可考见者十有六（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三“女字说”），知周时盛行矣。男子之字曰“某父”，“父亦通作甫”，如正考父、仲山甫等是。《说文》“甫”下云：“君子美称也。”女子之字见于彝器者多曰某母，则“母”，其女子美称也。至春秋时则多取名字相覆（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而冠以“子”字或伯、仲、叔、季等伦次。如颜回字子渊，曾点字子皙，孔鲤字伯鱼，仲由字季路等。汉人则多用公卿为美称，如何休字邵公，赵岐字邠卿等，实际上其所谓“字”，仅一字也。汉人亦有省去“甫”“子”“公”“卿”诸美称而专用一单字为字者，如袁盎字丝，匡衡字鼎之类。至唐犹有效之者，如颜师古字籀，以二字为名而以一字为字，最诧异矣。
古之敬称，以字为最矣。故《仪礼》载祭祝之词，皆字其祖祢。子思字其祖曰仲尼，子贡字其师曰仲尼。至后世文胜日甚，乃有以字为不足以展敬而更以别号相呼者，其始盖起于逃名避世之士。如春秋末，范蠡在齐号鸱夷子皮，在陶号朱公；战国时有鬼谷子、鹖冠子之类；汉初则有商山四皓、绮里季、角里先生等。至今莫能举其姓氏。自晋至六朝而葛洪号抱朴子，陶潜号五柳先生，陶弘景号华阳隐居。是为自标别号之始，然尚含肥遁自晦之意。至唐而浸滥，如贺知章号四明狂客，元稹号漫郎，陆龟蒙号天随子，张志和号元真子之类。文人以为名高矣。至宋而益滥，文人莫不有号，如六一、老泉、半山、东坡等；讲学之风渐起，尊其师者必曰“学者称为某某先生”，如濂溪、明道之类是。自兹以往，某斋某轩等称号，遍于贾竖矣。又古者于达官，尊之则称其官位。至明中叶，又以别号不足为敬，官位不足示异，乃至以籍贯之称代人称，如张居正曰江陵，严嵩曰分宜；末流猥滥益甚，贵溪（夏言）、乌程（温体仁）、宜兴（周廷儒）、武陵（杨嗣昌）等名词，纷形诸公私文牍，有如隐谜，不知所指。此风披靡，于今为烈。曾湘乡兄终弟及，李合肥父没子袭，下如袁项城、黎黄陂之流，皆各专其县，甚者徐世昌以郡望而称东海，孙文以冒日本姓而称中山，“名不正则言不顺”，莫此为甚矣。
“死而谥，周道也。”后世谓为易名大典。周制“称天而谥”，美恶必以实，“名之曰幽厉，孝子慈孙不能改”，故《周书·谥法篇》恶谥不少。及秦始皇以为“臣子议君父，不道”，废之。汉兴而复，迄清季不替，民国建乃革焉。清制唯一品以上例得谥，以下特赐，然谥有美无恶，非古意矣。私谥之风，起于东汉，至今犹有行者。
上名、字、号、谥等，于社会组织无甚关系，因述姓氏类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