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系代母系而兴，自婚姻始也。《易传》：“有夫妇然后有父子。”《记》曰：“男女无别则父子不亲。”未有婚姻则男女共，有之则男女别。《曲礼》：“日月以告君，斋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邀乡党僚友，以厚其别也。”言昭告于神，注籍于国，公布于众，以示此男别属此女，此女别属此男，而不与人共也，是之谓“夫妇有别”。有夫妇则不如前此之仅有母子而更有父子。
相传伏羲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事太荒远，无从证实。然观夏禹传子，知当时父系必已成立，而婚姻必更在其前。洎周人所制《仪礼》，有《昏礼》一篇，始著为郑重的仪式，以实行所谓“厚其别”者。此等仪式，上下通行垂三千年，直至今日，除都市中一部分人有所谓新式结婚外，全国犹率其旧，一切法制中效力之强，蔑以过是矣。然当昏礼制定之前后，其时之婚姻状况，犹有一二当推论者。
其一，社会学者言最初之婚姻起于掠夺。盖男子恃其膂力，掠公有之女子而独据之，实为母系革命之始。我国载籍中虽无明征，然《易·爻辞》屡见“匪寇昏媾”之文。其一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匪寇婚媾。”夫寇与昏媾，截然二事，何至相混，得毋古代昏媾所取之手段与寇无大异耶？故闻马蹄蹴踏，有女啜泣，谓是遇寇，细审乃知其为昏媾也。《爻辞》据孔子所推定，谓“兴于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若吾所解释不缪，则掠昏之风，商周间犹未绝矣。即据《昏礼》所规定，亦有痕迹可寻。如亲迎必以昏夜，不用乐，女家三日不举烛，其制礼本意皆不可晓。若以掠昏遗蜕释之，则是掠者与被掠者两造各求遏密焉耳。今俗亦尚有存其余习者，如婿亲迎及门，妇家闭门，妇家儿童常哗逐媒妁之类皆是。
其二，社会学者又言掠夺婚姻后，尚经买卖婚姻之一级。在我国古典中，亦无确证，然昏礼纳采、纳征、纳币，皆以货财为礼，或亦由古俗蜕来。至如南北朝时，门第之见极重，寒门骤显贵者，争出重聘，攀援故家女为婚，故家亦往往贪其利而就之（看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十五“财婚”条）。此与现代美国富家女贪招欧洲零落贵族为婿，事适相反。要之皆为虚荣心所蒙，以货财渎婚姻之神圣也。明清律“户婚”门下各条，关于婚姻诉讼，常以财礼之处分为附带条件，盖今日乡曲习惯，对此犹极重视也。至“买妾”一辞，远见《曲礼》，至今沿之，其为财婚余影更显而易见。
其三，昏礼主要精神，在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庄严郑重，别嫌明征。然婚姻之始，果遵此严格的仪式而成立耶？殆未必然。欧西今俗，男女率于婚前结爱；国内苗族，至今犹以踏舞合婚事，人情不甚相远，我族初民，恐亦尔尔。其痕迹略可寻者，则《周礼》媒氏职，“以仲春之月会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其或古代本以艳阳之节，秉兰赠芍，合欢定情，后圣制礼防淫，曲为之限，然旧俗终有未可骤革者，因于一年中设一月为例外。如筑堤有闸，资宣泄焉以毋使溃决，未可知也。
于此有当附带说明之一种史迹焉。妇女贞操，我族称最，然此恐秦汉以后为然耳。远古勿论，当春秋时，文物郁郁，不可谓野，而《左传》所载鲁、卫、齐、晋诸名国之公卿大夫，淫辟之事，更仆难数。其甚焉者，亲族尊属卑属间上烝下报，恬不为怪。如齐桓公有姑姊妹不嫁者六人，卫宣公夺子伋妇，晋惠公烝贾姬等，后世所目为禽兽行者不绝于史册，则当时社会风纪之凌乱，略可察也。夫“男女无别，则父子不亲”，鲁桓公曰：“同非吾子，齐侯之子也。”而桓亦遂死于齐难，似此，非社会之所以为安，固明矣。秦汉以降，此风渐革，其原因盖有二：其一，由儒家之昌明礼教也。《仪礼》是否为周初书，本属疑问，即尔，而儒家诵习之本，殆亦曾经孔子修订，故自儒学盛行，而夫妇有别之伦理观念，入人日深而浸成风俗也。其二，由法家之严厉干涉也。自秦之统一，国家法律效力日强，诛罚所加，豪顽就范，始皇《会稽刻石》云：“……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妨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感化廉清。……”夫以当时刻石纪功德，而叙整饬男女风俗之事多至十二句，约占全文五分之一，与灭六王一宇内同侈为美谈。则其重视此种设施，可谓至极，而收效之弘，亦略可推矣。
从婚礼仪式上观察，我国婚姻制度之主要精神，其表现者有两点：
其一，以婚姻为旧家庭之扩大及继续，不认为新家庭之创立。故见舅姑、庙见等仪节，占昏礼主要一部分，与新婿新妇相互间之仪节同一重视。
其二，绝对承认男女平等之原则。《记》曰：“妻之为言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自亲迎至于合卺，一皆用平礼，而尤以“男下女”之精神为多。
其三，男女作合，皆由父母或长亲主之。故六礼中除最后亲迎一节外，前此自纳采以至纳币，皆以父母为主人。
上三点，除第二点无可疵议外，第一、第三两点，颇为现代欧化东流所诟病。平心论之，极端的大家庭固不胜其敝，然新旧家庭之联属嬗代，在社会结构上实含有重大意义，使新家庭经旧家庭若干时期之卵育训练而始独立，其事盖未可厚非。至于作合之事，自主与干涉其利害亦各有可言。我国婚礼之素主干涉，固由古代矫正风纪等不得已之故，然其中颇含精意。青年男女自择配耦，是否必适当，在今日欧美尚为问题，若我国往日早婚之俗，未成年无别择力者更无论矣。以优生学者眼光观之，兹事应苦心折中者抑尤多也。
关于婚姻年龄，《礼》经无明文，《周官》：“媒氏掌万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而载记所说皆略同。而《墨子·节用篇》则云：“古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无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无敢不事人。”此恐皆非有成法，特儒墨两家各自推论耳。儒家从生理上作观点。《汉书·王吉传》：“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其言最为合理。墨家则从人口政策上作观点。《越语》记越王勾践令男二十女十七不嫁娶，其父母有罪，盖务增殖人口也。自汉以后，早婚之风日盛，而政府且常为法令以助其焰。汉惠帝令：“女子十五以上不嫁者五算。”（五倍其丁税）晋武帝泰始九年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长吏配之。”唐太宗贞观元年诏：“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无家者，州县以礼聘娶。”尤可骇者，周武帝建德三年，唐玄宗开元廿二年，皆下诏以男十五女十三为嫁娶期。自宋以降，虽罕见此项政令，然至今民间习惯，大率如墨氏所言。
在本节中最后当附述者，为妾媵制度之沿革。妾媵制由多妻制蜕变而来，多妻之来历，其始起于权力。掠婚时代，男子强有力者得多妻，势所固然。及父系确立，以广继嗣之理由，权力遂变为权利，虽然，嫡庶之名分未有闻焉。尧厘降二女于舜，舜崩二妃未之从，不言其孰为嫡庶也。殷制兄弟相及，见于卜辞中者无嫡庶之痕迹，契文虽有“妾”字，函义是否与后世合，未敢言也。及周有天下，定立嫡之制以弭争，因子有嫡庶，而母之嫡庶不得不预为规定。以诸侯论，有嫡夫人，有右媵，有左媵，嫡及两媵又各有其侄与娣，是为九女。（《公羊传》隐元年何《注》）等而上之，天子十二女；等而下之，士庶人之一妻一妾。苟有二女同居者，莫不别其名分，此周以后之制也。
以爵级别妾数之多寡，此自阶级制度时代之遗蜕。十二女、九女，由今视之，讶其特权之优越，乃在当日或正所以限之，使不得过十二与九之数耳。《明律》：“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能置妾，违者笞四十。”则亦承认妾媵制而加以裁制也。
从人权上观察，蓄妾制之不合理，自无待言，但以家族主义最发达之国，特重继嗣，此制在历史上已有极深之根柢。故当清季修订新民律时，颇有提议禁革者，卒以积重难返，且如欧律以无妾之故，而仆仆于私生子之认知，亦未见其良。故妾之地位，至今犹为法律所承认也。
离婚与再醮，在后世颇为社会所贱，古代似不然。妇人有七出，而男子亦可为出夫，齐太公是已。据《檀弓》所记，则以孔子之圣，而三世出妻，其事颇不可晓。要之，古代夫妇关系之固定，似远不逮今日也。《丧服》有为继父之服，则父死母嫁，不以为怪矣。“有子而嫁”，谓之“背死不贞”，此秦之新制也，然亦限于有子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