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启是夏代开国的国君，他本是神和人间的女儿所生的儿子，因而在他的身上，表现出充分的神性。《山海经·海外西经》说：
大运山高三百仞，在灭蒙鸟北。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wǔ）《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
大同小异的记录，又见于《大荒西经》：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即夏后启，汉景帝名启，汉人避讳改）。开上三嫔（宾）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歌《九招》”就是“儛《九代》”，《九招》和《九代》都是乐舞的名称。从其歌而言之，叫作《九招》；从其舞而言之，叫作《九代》：其实是一回事体。《大荒西经》记录得更详细些。它记录了启三次上天去做宾客，从天廷得到《九辩》和《九歌》两支乐曲到凡间来。“开焉得始歌《九招》”者，意思是说，启把天乐《九辩》和《九歌》来改造制作一番，成为《九招》这支人间的新乐，所以说“始歌《九招》”，或者“（始）儛《九代》”。
不用说记录中所描写的启的那种华贵雍容的姿态，几乎就是一个神人的光景；单拿他“三嫔（宾）于天”这件事来说，也充分表现出了他的神性。启宾天这件事在中国神话中是很著名的，各书多有记叙。屈原《天问》说：“启棘（亟）宾商（帝），《九辩》《九歌》。”《离骚》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归藏·郑母经》说：“昔者夏后启筮乘飞龙而登于天，而枚占于皋陶，陶曰：‘吉。’”《大荒西经》郭璞注引《归藏·启筮》说：“不可窃《辩》与《九歌》以国于下。”两段文字合起来看，就是《大荒西经》记叙的主要内容了。不过《大荒西经》说是“得《九辩》与《九歌》”，《归藏·启筮》却说是“窃《辩》与《九歌》”。究竟是“得”还是“窃”呢？据我们看，说是“窃”，似乎更符合古神话的本貌一些。
何以这样说呢？《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史记》说：“昔夏后启筮乘飞龙以登于天，占于皋陶。皋陶曰：‘吉而必同，与神交通，以身为帝，以王四乡。’”这里所引的《史记》云者，或当也是《归藏》旧文。据此文所记，大约是启初承禹位，很想奋振有为，想乘飞龙登天，到天帝那里去请求教益，所以皋陶的占辞，才有那四句大加称许的话语。可是后来几度登天（“三宾于天”），听到天乐《九辩》《九歌》，不禁心荡神移，便把它们默记，“窃”了下来，改造制作而为《九招》或《九代》，从此不恤国事，日以酒食声色自娱。窃得的天乐就成了他主要助欢的工具，神性英雄的启就这样慢慢地堕落了。
《墨子·非乐篇》对启的堕落生活有很好的叙写：
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锽锽，筦磬以方。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
这就是《离骚》所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的具体情景。“野于饮食”“湛浊于酒”等，都是常见的胡行非为，用不着说它了，只说“万舞翼翼”。“万舞”是什么呢？“万舞”原来是一种模仿蝎形的独足跳舞，多用之于祭祀高禖（《诗· （bì）宫》：“万舞洋洋”），其内容是表现男女欢爱情状的。启用“万舞”，由此可见说他“淫溢康乐”确非过论。所以当他的过恶“章闻于天”的时候，“天用弗式”，连天都弃他而不顾了。《天问》所说“死分竟地”、《离骚》所说“五子用失乎家巷”，就是他所得的报应。
关于启的淫纵，诸书所记，并无异辞，唯独儒家孟轲的说法有些两样。《孟子·万章篇》说：“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故能“继世以有天下”。《史记·夏本纪》本诸《孟子》，也说：“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这两部书在中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而“启贤”之说便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几乎成为定论，乃至有人（清代的惠栋、江声）据此以怀疑《墨子·非乐篇》所说的“启乃淫溢康乐”。认为“启乃”当作“启子”，还振振有词地诘问：“启是贤王，何至淫溢？”其实都是囿于自己所见不广，而又受了儒家之徒颠倒篡乱历史以宣传他们主张的欺骗的。
启虽然因为淫佚败德，未足称贤，《山海经·海内南经》却还记了一段启的贤臣孟涂“司神于巴”的神话：“夏后启之巨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郭璞注“是请生”说：“言好生也。”大约是说孟涂断狱，明察公平，有好生之德。其实这种传说，也不过是如像皋陶神羊触邪、帝尧屈佚指佞之类，表明在生产水平低下、认识事物能力也较低的古代人们，对于辨别善恶是非有着极大的渴望与追求罢了。而统治者也正好利用人们这种近于宗教的迷信心理来遂行其统治。断狱要凭血见于衣，或神羊的抵触以定罪，从它的反面看，也就说明在古代社会，无辜被冤的人实在未免较为普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