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 石
今北方人家，门前必有升车之石，或累砖为之，而覆之以石。此古天子之制，诸侯以下所不得僭也。其名则古谓之乘石，《周礼·夏官·隶仆》云：“王行则洗乘石。”郑司农云：“乘石，王所登上车之石也。《诗》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郑毛传云：“扁扁，乘石貌。”郑笺云：“王后出入之礼与王同，其行，登车以履石。申后始时亦然，今也黜而卑贱。”然则乘石唯王与后有之，故《尸子》云：“周公旦践东宫，履乘石，假为天子。”任彦升《百辟劝进今上笺》云：“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疑。”明三公以下不得有此物也。今则士庶人家亦多有之。又车上恒设小杌，以便升降时设之。或用短梯，此亦古妇人用之。《士昏礼》记云：“妇乘以几，从者二人，坐持几相对。”贾疏云：“此几谓将上车时乘之而登，若王后则履石，大夫诸侯亦应有物履之。今人犹用台，是石几之类也。然则周人用几，乃类今之小杌。唐人用台，殆如今之短梯也。
北庭设碑识景
古之宫室三分，庭一在北，设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宗庙则丽牲焉。据《礼经》所记，则自天子以下至士，寝庙中皆有之，庠序亦然。今中外官署大堂亦间有此物，亦约三分，庭一在北，但无碑之称，又不居中而偏左，然用以识日景则一也。周碑制度未闻，今汉碑存者，其上大抵有穿，此亦周之遗制。《祭义》：“君牵牲，丽于碑。”则其穿盖用以系牲。空时县棺之木，亦谓之丰碑。盖以木上有穿，以通绳索，其形似碑，故谓之碑。汉碑之用，虽与周异，然其制则犹周制也。今衙署所用识日景之物，则全失其制，殆如佛寺之七如来幢矣。
天子诸侯三朝三门
古者天子诸侯，皆三朝三门。先郑司农以为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汉唐诸儒皆从其说。其实天子仅有皋、应、路三门，而无雉门、库门，戴东原正之是也。今北京朝门，亦与古合。禁城以内，午门、太和门、乾清门为三门；并天安门、端门计之，亦可谓之五门。其朝，则遇献俘诸大典，天子御午门楼，殆当古之外朝，太和殿当古之治朝，乾清宫当古之内朝。又郑康成《周礼注》谓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亦古之外朝。《续汉书·百官志》注中详言其事。旧内阁大堂中设宝座，与汉之天子以下大会殿设于司徒府同。然但为天子与阁部大臣议政之所，与周、汉之外朝异矣。
四注屋
今之宫殿，正殿皆九间，盖自汉已然。周制堂上仅有室户一，房户二，共三户。汉时则有九户。张平子《西京赋》：“正殿路寝，用朝群辟。大厦耽耽，九户开辟。”盖汉制已为九间之殿。其前通九间为一所，谓大厦是也。其后画为九室，每室一户；或虽通为一，而每间施一户，故有九户。《文选·景福殿赋》注引《洛阳宫殿簿》：魏许昌承光殿七间。魏时许昌离宫正殿犹用七间，则洛阳正殿自当用九间矣。
古宫室之有东西南北四霤者，谓之四注屋。其但有南北二霤者，谓之两下屋，见《考工记》郑注。又《乡饮酒》《乡射礼》皆云设洗当东荣，皆古士大夫礼。至《燕礼》云设洗当东荣，为人君礼。郑注：“当东霤者，人君为殿屋也。”贾疏：“汉时殿屋四向流水，故举汉以况周，言东霤明亦有西霤。士大夫言东荣，两下屋故也。”则周时诸侯以上为四注屋，大夫以下为两下屋。汉殿皆用四注屋制，故人臣所居亦有殿称，以其同为四注屋故也。今唯宫殿寺观廨宇或为四注屋，人家罕用之，盖自周时已然矣。
堂 帘
古者室有户牖，堂则无之，故或用帘以蔽风口。《说文》曰：“帘，堂帘也。”“帘”字从廉，以廉得名。《乡饮酒礼》所谓“堂廉”，谓堂与堂下间有廉稜也，帘垂于此，故有帘名。此以竹为之，其用布者谓之㡘，当亦从堂廉得名。《说文》云：“㡘，帷也。”《士丧礼》所谓“帷堂”是也。汉时始于阶间施栏槛，《汉书·朱云传》：“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师古曰：“槛，轩前栏。”明非门户之槛。今之大殿，皆有长窗以当门户，盖自魏晋以后始矣。
阙
古者天子门侧，设两观而阙其中，故谓之“阙”。鲁亦有之，《礼器》所谓“天子诸侯台门”是也。今之门楼则设于门上，不在两侧，不知始于何时。余见汉画石像拓本画汉函谷关形，关有两观，其下皆有门，共两门。韩文公诗“日照潼关四扇开”，是唐时犹然。此实古之两观与今之门楼中间之制度也。
欂 栌
汉武梁祠画像所画柱，其上皆有圆木三层，相叠而上，愈上愈大，以承栋梁，此即所谓“欂栌”也。《说文》云：“欂栌，柱上枅也。”《释名》云：“卢在柱端，如都卢负屋之重也。”都户，矮人之称，则卢之短可知。又王延寿《灵光殿赋》“层栌磥垝以岌峨”，画象柱上之物有三层，其为欂栌无疑。今时罕用之。
司 命
南方人家敬事灶神，谓之东厨司命，此实合古代五祀中之司命与灶为一也。古者司命之祀有二：《周礼·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盖即《史记·天官书》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此乃天神，《楚辞》所谓“大司命”是也。《祭法》七祀、五祀，皆司命居首，郑注曰：“此小神，居人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又云：“司命主督察三命。”此与户、灶诸神俱为小神，《楚辞》所谓“少司命”是也。据《祭法》，“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无祀司命之法。唯《士丧礼》记之，疾病祷于五祀，则有事时一用事而已。至汉则不然，《说文》：“䃾，以豚祠司命也。”引《汉律》云：“祠䃾司命。”《风俗通》则云：“今民间祀司命，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担箧中，居者别作小屋，齐地大尊重之，汝南余郡亦多有，皆祠以豚，率以春秋之月。”可见汉时司命之祀极盛，与今日祀灶无异也。不知何时始与灶合而为一神。（按俗传《太上感应篇》，此书之作当在唐宋间，而其中已云“司命，灶君之神”。）《东京梦华录》亦云：“十二月二十四日，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则北宋时确已谓灶神为司命，然原其混合之始，当在汉晋之交。《抱朴子·内篇》：灶之神每月晦辄上天言人罪状，大者夺纪，纪，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三日也。此已与郑君《礼》注“督察三命”之说相似。郑注又言：“今时祠司命、行神、山神，门、户、灶在旁。”则汉时已并五祀而一之，积久相忘，遂反配为主耳。
灶者老妇之祭
古之灶神，《淮南子》以为炎帝，戴圣及贾逵、许慎皆以为祝融，郑康成据《礼器》文，以为灶者，老妇之祭，其注《礼器》云：“老妇，先炊者也。”以礼意求之，郑说为近。然臧文仲“燔柴于奥”，郑君云：“时人以为祭火神乃燔柴。”则周时已有以祀神者，至后世祀司命，盖已三变。观李少君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武帝，则汉初方士或已为此说矣。
盟誓之神
古者盟誓，虽遍告天地四方及人鬼，然有专主盟誓之神。《周礼·司盟职》所谓“北面诏明神”是也。《左传》襄十一年，亳之盟，载书曰：“或间兹命，司慎司盟，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盟神殛之。”“司慎司盟”，《说文·冏部》引作“司慎司命”，“盟”“命”二字，古音同部，或通假用之。归安吴氏所藏齐侯壶铭文中有云“誓于大司命”，然则“司命”即《左传》之“司盟”，亦即《周礼》之“明神”也。其象则《觐礼》之“方明”。方明之象，虽兼天地四方，而实以司命为之主。以其用方木为之，故谓之方；以其主盟誓，故谓之明。后世少司命之祀虽盛，而大司命则汉以后民间未闻有之。至于近世，遂合司中、司命、司录三者为文昌之神，而以张恶子其人当之矣。
中 霤
城隍之祀，以城隍为名，义主于土，即古之社神，《祭法》所谓“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也。又城乡土地祠亦然，所谓“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也。今大江以南，人家宅神亦谓之家堂土地，其神盖当古之中霤，亦社神之类也。《礼·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国主社。”则一家之中霤，即与一国一邑之社相当，其神亦为一人。《左传》：晋蔡史墨言：“五行之官，实为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又曰“后土为社”）则社与五祀之神即此五官，故贾逵注《左传》云：“句芒祀于户，祝融祀于灶，蓐收祀于门，元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霤。”杜注于“后土”下亦云：“土为万物主，故称后焉。其祀句龙焉，在家则祀中霤，在野则为社。”皆言社与中霤为一神。案：中霤谓雨水所滴之处，本以地言，则此说似属可信。今之社公、宅神与冢墓之神均谓之土地，其理一贯。可知今之宅神，实古之中霤，而其神则后土，其名则句龙也。
瓜皮小帽乃弁之遗制
今之瓜皮小帽，明时已有之。刘若愚《酌中志》：“皇子未冠时，戴元青绉纱六瓣有顶圆帽，名曰瓜拉冠。”此与今之小帽无稍异处，然此亦不始于明，实古代弁之遗制也。《周礼·弁师》：“王之皮弁，会五采玉璂，象邸玉笄。”郑君注：“会读如大会之会，缝中也。皮弁之缝中，每贯结五采玉十二以为饰，谓之綦。”则皮弁当以各瓣缝合，如今之小帽矣。郑注又云：“邸，下柢也，以象骨为之。”贾疏云：“下柢也者，谓于弁内顶上以象骨为柢。”则邸即今之帽结矣，其制实与今之小帽无异，特所用材料不同耳。
刘 海
十余年来，南北少年，无论男女，盛行刘海，剪其前面之发，垂之于额，其长者往往被眉，盖市肆所画仙人刘海，其发类此，故谓之前刘海，实则古代子事父母之饰。《诗》“髡彼两髦”，《毛传》：“髦者，发至眉，子事父母之饰。”幼时盖以真发为之，然长而有父母者，犹为此饰。《礼·玉藻》曰：“亲没不髦”。《既夕礼》记云：“既殡，主人脱髦。”《丧大记》云：“小敛，主人脱髦。”盖以假发为之，故可脱。均以父母既死，无事此饰故也。
缠足之始
缠足始于何时，前人考者甚多，尚无定说。余见唐周昉所画《听琴图》，一听者，一弹者，皆贵人而缠足，唯宫女侍立者二人则蹑利履甚纤削不缠足。知唐宫掖中已为之，但妃嫔等贱者尚不尔耳。
诗纪制度风俗
古人作诗，直纪当时制度风俗，无凌躐，无加减，非苟而已也。如《小雅·瓠叶》一篇咏燕饮食，首章云“酌言尝之”，此泛言也。次章则云“酌言献之”，三章云“酌言酢之”，四章云“酌言酬之”。古人饮酒之礼，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献、酢、酬，卒爵而礼成。《礼经》所纪，无不如是，此诗次序亦同。又《行苇》及《宾之初筵》二篇序燕射事次序，与《燕礼》及《大射礼》合。《楚茨》序祭祀事，与《特牲馈食》《少牢馈食礼》略同，惟尊卑有殊，而节目不异。可知古人用语，无一字虚设也。
棺椁之制
古者殓用棺，葬用椁。椁之制度，经传不详。《檀弓》言“天子柏椁以端长六尺。”郑注：“以端，题凑也，其方盖一尺。”案：《檀弓》有子言“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孟子》言“古棺七寸，椁称之”。孔子所制，为庶人之礼，孟子所称，大夫之礼。以此差之，则庶人五寸，士六寸，大夫七寸，卿八寸，诸侯九寸，则天子盖一尺矣。故六尺者，以言乎其木之长也。五寸至一尺，以言乎木之方（即直径）也。至全椁之大小，则无文以言之。世以棺、椁并言，疑椁之于棺，大小不甚悬殊。或以为椁即大棺，其实不然。按《广雅》：“椁，廓也。”且其字以郭为声，当取义于城郭，椁之于棺，犹郭之于城，其大小之差，率以恒倍计。《丧大记》曰：“棺椁之间，君容柷，大夫容壶，士容甒。”郑注《礼器》云：“壶容一石，甒容五斗。”盖用叔孙通汉器制度之文，则大夫、士棺椁间之大小，略可识矣。柷之大小，郭注《尔雅》云“二尺四寸”，然《周礼·春官·司几筵》云“其柏席用萑黼纯，诸侯纷纯”，郑注谓“柏者，‘椁’字磨灭之余。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按古席，率广三尺三寸三分有奇，故《文王世子》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远近间三席，可以问。”《曲礼》记讲问之席，则曰“席间函丈”矣。天子、诸侯椁中皆有神坐之席，则棺椁之间至少必得三尺有奇。以所藏明器推之，此亦为最小之度矣。
天子以下，明器不能知其详。唯据《士礼》言之，则有苞二（羊、豕肉）、筲三（黍、稷、麦）、饔三（醘、醯、屑）、甒二（醴、酒），皆有木桁庋之。此外尚有用器（弓矢、耒耜、两敦、两杅、盘匜）、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翣）、乐器（未详），而涂车、刍灵之属尚不与焉。下棺后，藏器于旁，加见藏苞、筲于旁。此中各物，以甒为最大，自非容甒不可。大夫以上，明器愈多则棺椁间之差亦随之而大，至《檀弓》谓“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他物亦当称是。《左传·成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则末世侈奢之事，又非三尺余之地所能藏矣。如此，棺之两旁既得三尺余，而古之棺制亦不得过小。《檀弓》言天子之棺四重，大棺厚八寸，属六寸，椑四寸，水、兕革各三寸，计二尺四寸。两旁合计四尺八寸，中间容屍之处亦当得三四尺，则棺之径至少当得八尺，并两旁各三尺许计之，当得十四五尺。其纵处亦略如之。此椁之大小之度也。
椁之制，但有四旁而阙其上，以有抗木、抗席及折故也。且古唯天子用隧，棺自羡道入，诸侯以下，皆自上下棺，故唯四围之椁先树于圹中，而折及抗木必加于下棺之后。然四旁之椁，必得折与抗木而始成一物，故抗木等亦椁称，《左传·成公二年》所谓“椁有四阿”是也。诸侯以下，椁上皆平。士下棺后加折，方凿连木为之，缩者三，横者五。抗木则横三缩二，每五枚为一重。士一重，大夫再重，诸侯三，上公四，加其重数而已，其上皆平坦也。唯天子五重，则四注而下，以木之端凑于上而侈其下，如屋形，所谓四阿者也。杜注：“四阿，四注椁也。”孔疏曰：“《士丧礼》下篇：抗木缩二横三以负土。则士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则其上方而尖也。礼，天子椁题凑，诸侯不题凑。不题凑则无四阿。”其说是也。然则《檀弓》所谓“柏椁以端长六尺”者，当以六尺之木，纵系二层，为四注屋之形。六尺再椁，每旁得一丈二尺，而四隅之木，又当加长焉，然后可以周覆椁上。椁之四旁之大小既有一丈四五尺，以一丈二尺之物，交覆于一丈四五尺之上，此四注屋之斜殺之度也。然则椁之制，天子崇其上，诸侯以下平之，而其视棺之大小，则如郭视城之大小，则可决也。
古椁皆用木，《檀弓》云“天子柏椁”，《丧大记》云“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是也。然天子则以石表之。《周礼·夏官·方相氏》：“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欧方良。”郑注：“圹，穿地中也。方良，罔两也。天子之椁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焉。《国语》曰：‘木石之怪夔、罔两。’”郑氏此注，以汉制推之，周时果如此殆不可知。然《檀弓》称宋“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则周季已有为之者矣。
秦始皇之葬，石椁为游馆（《汉书·刘向传》）。汉文帝亦言“以北山石为椁，用苎絮斮陈漆其间。”（《张释之传》）则自秦已后，实用石椁，然其里或尚以木为之。刘向言始皇墓发掘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则石椁之下，尚有木椁，《汉书》所谓“黄肠题凑”即是也。《续汉书·礼仪志》：皇帝登遐，“作油缇帐以覆坑，方石治黄肠题凑如礼”。《汉书·霍光传》：“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如淳曰：“《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楩椁，柏黄肠题凑。”则黄肠题凑次最居外，与康成所谓“以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者，语可互证。殆所用以支石者，观文帝谓石椁时“以苎絮斮陈漆其间”，则当时治石之工，殆不甚巧，或须以木支持。然《霍光传》云“黄肠题凑一具”，则又似与梓宫、便房等同置于圹中，非复支圹之物矣。
罗氏唐风楼藏汉墓石拓本五，其一铭曰：“永建五年二月□日董□石，广三尺，厚尺五，长二尺。”其二曰：“□伯石，广三尺，厚二尺，长三尺二寸，第（下阙）。阳嘉元年十一月省（下阙）。”其三曰：“第九百二十五，广三尺，厚尺五寸，长三尺九寸二分，熹平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更黄肠椽三条主。”其四曰：“四百四十三，广四尺，厚尺五寸，长尺九寸五分，□平三年八省椽陈□主。”其五曰：“□石，广三尺，厚尺二寸，长三尺□。”又《陶斋藏石记》所录尚有一石，曰：“阳嘉元年三月日冷攸石，广三尺，厚尺五寸，长四尺五寸，第卅二。”而罗氏所藏熹平元年墓石拓本，其石亦在端氏。此石独云“更黄肠椽三条主”则为石椁之石，盖无可疑。其云“董□石”“□伯石”“冷攸石”者，盖系以死者姓名。其云“黄肠椽三条主”（“三条”疑“王条”之泐）、“椽陈□主”者，则主吏姓名。“第九百二十五”“四百四十三”“第卅二”等，则记石之次第。用石至九百余，其椁之大可以想见。按：此种墓石，古代已有出土者。《水经注·济水》条云：“汉灵帝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渠口（浚仪渠），谓之石门，世亦谓之石门水。门广十余丈，西去河三里，石铭曰‘建宁四年十一月黄肠石’也，而主吏姓名磨灭不可复识。魏太和中，又更修之，撤故增新，石字沦落，无复在者”云云。此一节所记，未免小误。盖造水门时，实发汉建宁间旧墓石为之，郦善长直云水门为建宁四年所造，则误以治墓之年为作门之年，而不悟水门之铭不得称“黄肠石”也。又善长所云黄肠石，不知石文果如是否，抑铭本作“更黄肠椽某某主”，而“椽”字以下断泐，遂谓为黄肠石欤？又熹平元年墓石所云“更黄肠”者，疑“更”者，代也，谓以石代黄肠也。然则郑君“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之说或不可尽信，抑至后世，去木用石，而石即蒙黄肠之名欤？非多见古冢墓之内形，盖不能臆断矣。
汉时天子之圹谓之“方中”，《汉书·张汤传》所谓“治方中”是也。如淳曰：“《汉仪注》：陵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二丈。”《皇览》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续汉志》注引）此谓所穿之全地也，其中置棺之地，则谓之“明中”。《汉书·霍光传》注如淳曰：“《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云：“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宫、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共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云云。则明中在方中之中而小于方中，正藏棺之处也。然明中又有前后二所。《帝王世纪》载献帝禅陵“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水经注·济水》条言：金乡山有冢，“谓之秦王陵，山上二百步，得冢口，堑深十丈，两壁峻峭，广二丈。入行七十步，得埏门。门外左右皆有空，可容五六十人，谓之白马空。埏门内二丈得外堂，外堂之后又得内堂，观者皆执烛而行，虽无他雕镂，然治石甚精，或云是汉昌邑哀王冢，所未详也。”王隐《晋书地道记》亦记此事，则云“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长三十丈，傍却入为堂三方，云得白兔不葬，更葬南山”云云。此云“为堂三方”，当以内外堂为一，并左右两室计之，此二室当用以葬后妃宫人者，特未就耳。此上二冢之制，皇甫谧所记则距献帝之葬不远，其言当可据。郦善长所记金乡山古冢，则当据目验记之，唯记言隧道之深，则与《晋书地道记》不合。又既云“堑深十丈”，复云“行七十步得埏门”，亦复自相抵牾，盖字有讹脱也。唯内外二堂之制，则二冢相同。去岁日本演田耕作君于旅顺所发汉冢，亦有内外二堂，则《汉旧仪》“明中四周二丈”之说，但指一堂言之也。《抱朴子》言，吴景帝时，戍将于广陵掘诸冢，取版以治城，所坏甚多。复发一大冢，内有重阁，户扇皆枢转可开闭，四周为徼道通里，其高可以乘马。所谓重阁，恐亦谓前、后二堂。其云四周为徼道，则又与《汉旧仪》所云“设四通羡门”相合。此徼道者，当与妃妾葬处相通。《汉旧仪》谓“营陵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婕妤以下”。《霍光传》所谓“赐枞木外藏椁十五具”，则此徼道当为通外藏之所矣。地下之事，徵实不易，故备记之如右。
便房之语，苏林曰：“便房，藏中便座也。”师古曰：“小曲室也。”《汉书·陈汤传》云：“昌陵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则便房似于治陵之时即为之，苏、颜二说或是也。然如淳引《汉仪注》，以为梗椁，则“楩”乃“梗”字之假借。楩房之语，与梓相对，梓可云宫，则楩亦可云房。若以为“藏中便座”，则《霍光传》不得云“便房一具”矣。
《续汉书·礼仪志》所载帝后陵中明器，除挽车九乘外，其余皆用《士礼》，与《既夕》记吻合。其赠币且用杂记，较《既夕礼》尤俭。殆谢忱《书》所谓“太尉胡广等所定”耶？后世无讥其失礼者，殊不可解。
磬折古义
《考工记》“凫氏为钟”—职，郑注疏误殊甚，程易畴先生《考工创物小记》始正之。郑子尹乃作《凫氏为钟图说》，仍申郑说，真所谓不辨黑白者也。余尝取上虞罗氏所藏楚公孙班钟、避父钟、卿钟三钟，及各家著录有尺寸可据者共十三钟校之，皆不与《凫氏》合。又此十三钟者，亦不自相合。此由古代铸钟，不必尽遵《凫氏》制度，或《凫氏》职但举其大概，鼓铸之时，仍须以声律定之。然据《考工记》本文，必须如程解无疑也。犹程氏之《磬折古义》，以安阳所出之商磬校之亦不合，此亦商周磬制本自不同。至程氏“磬折”之解，不独优于康成，实千古不可破之说也。
追 蠡
罗氏所藏三周钟，其乳皆作旋螺形，他钟似此者亦多，此殆《孟子》所谓“追蠡”也。古书多假“蠡”为“螺”字，《汉书·东方朔传》“以蠡测海”是也。《风俗通》说“门户铺首”引《百家书》云：“公输班之水，见蠡曰：‘见汝形。’蠡适出头，般以足画图之，蠡引闭其户，终不可得开，般遂施之门户，云：‘人闭藏如是，固周密矣’”云云。徐陵《玉台新咏序》所谓“铜蠡画静”，亦谓门户上物。案：门户上所施铜乳，其排列与钟乳相似，而皆作螺形，盖成列之物用螺，乃古代之通习，未必闭藏为义也。赵注《孟子》，以“追”为钟钮，“蠡”为蠡蠡，欲绝之貌。追为钟钮，古无明文，而蠡则古钟上实有是物。唯“追”作何解，不敢妄为说耳。
大房，半体之俎
传世古器，乐器如钟、磬，兵器如戈、矛、剑、戟，洗器如盘、匜，酒器如彝、壶、尊、罍、勺、爵、觚、觯、角、散，煮器如鼎、鬲，黍稷器如簠、簋，如敦，今皆有之。笾豆虽无存者，然尚有瓦豆在，可知其形制。唯俎作何状，则不可知。《诗·鲁颂》“笾豆大房”，毛传云：“大房，半体之俎也。”郑笺则云：“大房，玉饰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跗，似乎堂后有房。”然《少牢馈食礼》：“肠三，胃三，长皆及俎拒。”郑注：“拒，读为介距之距。俎距，腔中当横节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郑注：“梡，断木为四足而已。嶡之言蹶也，谓中足为横距之象，《周礼》谓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谓曲桡之也。房，谓足下跗也，上下两间，有似于堂房。”据郑君《诗》《礼》三注，则俎之为物，下有四足，足间有木以相连相距，距或中足，或在足胫，其距下之跗谓之房。然有不可通者，案《周语》：“褅郊之事则有全烝，王公立饫则有房烝，亲戚飨宴则有的肴烝。”韦注：“全烝，全其牲体而升之。房，大俎也，谓半解其体，升之房也。肴烝，升体解节折之俎也。”则房烝实与全烝相对，盖升半体之俎，当有两房，以半体置一房，合两房而牲体全，故谓之房。毛公云：“大房，半体之俎。”意正如是也。少牢馈食虽系肴烝，而亦用房烝之俎，故有俎拒。拒者，即两房之隔，故制肠、胃长短以俎拒为节，不容取俎足以为节也。由是推之，则有虞氏之梡，梡者，完也；殷以椇，椇者，具也，皆全烝之俎。周用半体之俎，以其似宫室之有左右房，故谓之房俎。若足跗则不具房形，郑君堂房之说殊为迂远矣。
斯 禁
浭阳端氏所藏斯禁，出于凤翔府宝鸡县，就其形制文字观之，其为商周间器自不待言。今年日本某杂志揭其照片，谓为近汉之器。主宰杂志之某君，固深于考古之学者，乃以此为汉器，殆误会《礼器》郑注耳。《礼器》“大夫士棜禁”注：“棜，斯禁也。谓之棜者，无足有似于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禁，如今方案，隋长局足，高三寸。”然则郑注“如今方案”，自谓士禁如之，非谓斯禁。且方案与禁，亦非一物，郑以汉方案似禁，故举以况之。某君殆因此误以此斯禁为汉物耳，不知汉时无此制也。
秦阳陵虎符跋
罗氏唐风楼藏铜虎符一，长汉尺四寸许，左右二符胶固为一，金错篆书，文各十二，曰：“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实秦虎符也。按：《汉书·景帝纪》“葬阳陵”，《地理志》左冯翊有阳陵县，班氏原注：“故弋阳，景帝更名。”则阳陵至汉景帝时始有此名，此符疑为汉物。然与汉符不合者有五：一、《史记》及《汉书·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今传世汉符，其文皆云“与某某太守为虎符”，与此符文绝不同。又阳陵乃县名，非郡国名，无与为虎符之理。此与汉制不合者一也。汉符之数，则应劭云“铜虎符第一至第五”，今传世汉符，辄云“与厶厶厶厶为虎符第厶”，又其“左厶右厶”皆记数字，不记甲乙。此符云“甲兵之符”，与汉制不合者二也。汉符传世者，其文刻于脊上，合之而后可读，如《周官》“传别”之制。此符左右文同，皆在肋上，如周官“质剂”之制。此其不合者三也。《史记正义》引崔豹《古今注》云“铜虎符银错书之”（今《古今注》无此条）。崔豹魏人，所记者当为汉魏之制。又今传世汉符，皆系刻字。此符独用金错。则其不合四也。此符字画颇肥，而所错之金极簿，几与蘸金以书者相等。若汉世所错，如莽货一刀平五千之“一刀”二字，则字细而金厚。他汉亦然。此其不合者五也。
若云秦符，则有四证焉。阳陵虽云汉景帝所置，然秦之先君有葬于阳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德公居雍关大郑宫，葬阳。宣公居阳宫，葬阳。而秦先王葬处往往称陵，如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则秦自称王以后，以阳为二先公所葬，谓之阳陵，其理或有之。又《史记》《汉书·侯表》，高帝时有“阳陵侯传宽，今出土封泥之中，有阳陵邑丞印。邑丞，侯国之丞，则高帝时已有阳陵，不自景帝始，其为秦邑，益无可疑。此一证也。此符字数，左右各十二字，共二十四字，皆为六之倍数。案：《秦始皇本纪》称“数以六为纪”，故用六倍数。若汉数以五为纪，故印皆用五字，符亦用五之倍数，如云：“与某某太守为虎符第厶”是也。此二证也。文字谨严宽博，与李斯所书刻石者相似，非汉人所能仿佛。此三证也。若云秦符，则其左右二符合并之故，亦可得而言焉。案秦汉虎符，右常在内，左常在外。《秦始皇本纪》及《高祖本纪》皆云“秦王子婴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盖于降汉之时，敛左符而合之。秦玺入汉，既为传国之器，此符虽不复用，亦必藏在内府，为国重宝，合置既久，中生绣涩，遂不可开。否则右符既不常在外，左符亦无入京师之理，二符无自胶固矣。此四证也。唯其长短，颇与《秦始皇本纪》所云“符、法冠长六寸”者不合。然六寸之符，当指竹使符，汉竹使符亦长六寸，同于秦制。若虎符则发兵之事，贵于慎密，短则易藏而难见，故仅长四寸许。此又求之事理而可通者也。
此符云“甲兵之符”，则此外尚有乙丙丁等。案：汉制铜虎符第一至第五，若秦制亦然，则虎符当有自甲至戊五枚，或以讫戊为疑。然秦汉间制度名物颇有讫于戊者。如卫宏《汉书仪》云：“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郑注《周礼·司寤氏》亦曰：“夜时谓夜早晚，若今甲乙至戊。”则兵符五亦自甲至戊，固不足怪也。
李斯书存于今者，仅有《泰山》十字，《琅邪台刻石》则破碎不复能成字矣。即以拓本言之，《泰山刻石》亦仅存二十九字，琅邪虽有八十五字，而漫漶过半。此符乃秦重器，必为相斯所书，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楚，谨严浑厚，径不过数分，而有寻丈之势，当为秦书之冠。惜系金错为之，不能拓墨耳。
此符“在”字作“十”，犹用古文，不用小篆。若《峄山刻石》“维初在昔”之“在”，则作“在”字。其铸符时或犹在巡峄山之前也。
行文半阙之式，古金文中无有也。唯《琅邪台刻石》则遇“始皇帝成功盛德”及“制曰可”等字，皆顶格书，此为抬头之始。秦虎符左右十二字，分为二行，每行六字，“皇帝”二字适在第二行上，亦抬头之意也。可知此事自秦以来然矣。
古代文字颇难作伪，如《峄山刻石》文虽不见于《史记》，然一读其文，可决其为李斯所作也。秦符虽作十二字，然如“右在皇帝”此四字，岂汉以后人所能耶？
秦《泰山》《芝罘》《会稽》《峄山刻石》，皆三句一韵，一句四字，三句十二字，即六之一倍也。《琅邪台刻石》其颂二句一韵，共二百八十八字，六之四十八倍也。后序三句一韵，每句字数不等，共一百二十字，则六之二十倍也。可知秦时文字皆以六为纪。后世传秦玺文，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独为八字，与秦文字之例不合，疑为后人假托矣。
隋铜虎符跋
兵符之制，古者皆右在内而左在外，又左右之数各同。三代不可考。《曲礼》云：“献粟者执右契。”郑注：“契，券要也，右为尊。”契以右为尊，符节可知。尊者在内，卑者在外，亦可知也。秦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盖亦用古尚右之制。汉则文帝二年，“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师古曰：“与郡守为符，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则右内左外，与秦制同。魏赐孙权九锡文云“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齐、梁、陈九锡文同。唯宋武九锡文则云“金虎符第一至第十、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虎符之数不同，而竹使符上皆冠以左字。疑金虎符左右赐之，盖虎符以发兵旅，时兵权皆在受九锡者手，故赐以左右，以示不敢有征发之事也；竹使符所以传命，事恒有之，故但赐以左，而其右则藏于天子之所。可知左外右内，自秦迄江左之末未尝变也。汉常山太守虎符肋文云“常山左三”。渔阳太守虎符（吴县吴氏藏）、长沙太守虎符（同上）、晋上党太守虎符，又汉魏郡太守虎符（嘉定瞿氏藏），东莱太守虎符（潍县陈氏藏）、广阳虎符（诸城刘氏藏）、玄菟太守虎符（游丰吴氏藏），肋上均有“左二”字样。汉制左符在外，今左皆有二，亦左右数同之一证也。惟潍县陈氏所藏汉上郡太守符则不可解，此符左右俱存，其脊文十字则云“与上郡太守为虎符第一”，右肋有“上郡右三”四字，左肋有“上郡左二”四字，如是则虎符自第一至第五，每符又各有左右若干，则一郡之符殆多至数十，恐无此理。
又案：翁氏《两汉金石记》所载一符，则脊文云“与五原太守为虎符第一”，肋文云“五原左一”。嘉善谢氏藏晋丞邑男虎符，脊文云“晋与丞邑男为铜虎符第一”，肋文云“丞邑男左一”。潍县陈氏藏晋驺男虎符，脊文云“□与驺男为虎符第五”，肋文则云“驺男右五”。此三符脊文所记数字，与肋文所记者无不相同，则上郡符脊文作“第一”，而肋文左作“左二”、右作“右三”者，恐不足信。汉阳叶氏藏晋始平虎符，脊文作“第二十”，而肋文作“左二”，亦为可疑。二符未见原器及拓本，无由断其真伪。如系真品，则仅一郡国之符多至数十，为可异耳。至于左右同数之说，不唯不相妨，转足相证也。隋符亦然。吴县蒋氏藏隋虎符八，此外传世者尚有三枚，共十一枚。其中右符六：曰“右御卫相原四”，曰“右御卫永昌二”，曰“右御卫美政五”，曰“右翊卫天井一”，曰“右翊卫石桥二”；左符五：曰“右屯卫温阳一”，曰“右御卫安昌四”，曰“司右武卫白松二”，曰“右屯卫清湖四”，曰“左屯卫赤城五”。左右之孰内孰外虽不可知，然左右二符各有第四、第五，则左右之数当亦相等，如秦汉以来制也。惟唐制则大异。《六典》载铜鱼符，“王畿之内，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进内，右者在外”。不独左内右外，左右之数亦各不同。唯木契则左右同数，犹用古制耳。宋符则兼古制与唐制二者。《玉海》八十五载：“康定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学士李淑等言，参酌古制，定铜符形制，上刻篆字，曰某处发兵符；下铸虎豹饰，而中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头四，左符一，右旁为四窍，令可契合。又以篆文相向侧刻十千字为号。右五符留京师枢密院，左符降付诸处，庆曆元年罢。”宋符右内左外，则法秦汉，以十千为号，亦与秦同。惟内五外一，则用唐制。然则宋以前兵符形制皆可知悉，独元时代最近，又贵人皆赐虎符，今实物未有存者，而史亦不载其形制，殊可异也。
吴清卿所藏龟符亦有伪者
吴清卿中丞十六金符斋中所藏各符，以新莽厥戎虎符为最，形制文字精美绝伦。然亦有伪者。如太和门外左龙武军第二及鹰扬卫左紫辉第四二龟符是也。案宋敏求《长安志》云：大明宫“东面一门曰大和门”。又云：太和门外“从西第一曰左羽林军，第二曰左龙武军，第三曰左神策军”。与此符合。然龟符乃武后时物，其时尚未有龙武军也。《旧唐书·职官志》云：“初，太宗选飞骑之尤骁健者，别署百骑，以为翊卫之备。天后初，加置千骑，中宗加置万骑，分为左、右营，置使以领之。开元二十七年，改为左、右龙武军。”《新书兵志》则云：“及元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武军。”《唐会要》卷七十二亦云：“开元二十六年十一月，析左、右羽林军，置龙武军，以左、右万骑营隶焉。”注云：“或出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此符为天后时物，不应有左龙武军。又考《唐六典》成于开元二十四年，而北军只有左、右羽林二军，无龙武军。杜甫《曲江对雨》诗：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诗作于天宝时，而军改于开元之末，故曰新军。若天后时已有此军，则不得云新矣。此符必因九仙门外右神策军龟符而伪作者。至鹰扬卫左紫辉第四龟符，鹰扬卫上无左右字样。又鹰扬近在皇城，此符系左符，据唐制不得有第四。（《六典》兵符：“王畿之内左三右一。”）此亦伪作。吴氏精鉴为近世所仅见，而亦蓄此物，信乎鉴古之难也。
王复斋钟鼎款识中晋尺跋
古尺存于今者，以曲阜孔氏所藏汉建初尺为最著（此尺有仿制者，较原尺约长二分，世间拓本，以仿制之本为多）。然尚有元延铜尺，不知藏谁氏，余于唐风楼见其拓本，较建初尺原本又约短二分。据此，则前后汉尺度大略可知矣。蜀尺则上虞罗氏藏章武二年弩机，其望山上有金错小尺，与仿制之建初尺长短略同（此弩机后为端忠敏索去，载于《陶斋吉金录》，然图中失摹其尺，殊可惜也）。又藏魏正始弩机，亦有尺度，较建初尺度微长，殆即《隋书·律历志》所谓“杜夔尺”也。晋尺未有传者，世所传晋前尺者拓本，皆出于宋《王复斋钟鼎款识》，国朝诸大家如沈果堂、程易畴、阮伯元等，皆以为此为真晋尺也。然其铭词则曰“周尺，《汉志》镏歆铜尺、后汉建武铜尺、晋前尺并同”，共十九字，与《隋志》所载晋前尺铭词不合，且此尺苟为荀勗所制，必无自称“晋前尺”之理，故罗叔言参事疑为宋人仿造。余考之《宋史·律历志》，知即宋高若讷所造《隋志》十五种尺之一也。《宋志》谓“若讷用汉货泉度尺寸，依《隋书》定尺十五种上之，藏于太常寺：一周尺，与《汉志》镏歆铜斛尺、后汉建武中铜尺、晋前尺同”云云。与传世晋前尺铭文只差三字，则此尺为若讷所造甚明。程易畴乃谓以莽布校之，毫发不爽，遂定为晋前尺。不知若讷此尺正用莽布所造，则自无不合之理。以程氏之聪明而尚为所欺，殊不可解。然《王复斋款识》已收此拓本，则宋人已以此为真晋尺，此亦如政和礼器，南渡后即误以为刘宋器也。然则晋前尺世间久无此物，亦无拓本，虽可以元延、建初二尺及钱布、弩机尺等约略推之，亦仅能得其近似。高若讷所造，复斋所藏，亦所谓得其近似者，遽以是为真晋尺，则大误矣。《隋志》所载前尺以下十四种尺，今亦无一存，不能互相校定。又晋前尺与建武尺同，未必同于建初尺，故晋前尺之真遂不可见。使后世作史者皆效《隋志》之法，则最近之尺必有存者。一尺存则众尺皆存，何至无可考乎。
唐用开皇官尺
汉尺传世者虽有二种，有唐一代之尺则反无存，史亦不言唐尺与前代尺之比例，余其即用开皇官尺。何以徵之？《唐六典》金部郎中职言：“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又云：“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而《隋志》谓开皇官尺即后周市尺，当后周铁尺一尺二寸。周隋时以铁尺调律，以市尺当官尺，供公私之用，唐制即出于此。此一证也。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古秤三斤为一斤。唐量未闻，权衡则亦以三两为一大两，分明出于隋制。权既如此，度亦宜然。此二证也。后周铁尺，据达奚震、牛弘校以上党羊头山大黍，累百满尺，谓为合古。则《六典》所云“累黍之尺”，虽语出《汉志》，而事本宇文。又开皇官尺当铁尺十二寸，唐大尺亦当黍尺十二寸。此三证也。《宋史·律历志》载翰林学士丁度等上议：“今司天监影表尺，和岘所谓西京铜望臬者，盖以其洛都故物也（原注：晋荀勗所用西京铜望皋，盖西汉之物，和岘谓洛阳为西京，乃唐东都耳）。今以货泉、错刀、货布、大泉等校之，则景表尺长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论之，铜斛、货布等尺寸昭然可验。有唐享国三百年，其间制作法度，虽未逮周、汉，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欲尺之中，当依汉泉分寸。若以太祖膺图受禅，尝诏和岘等用影表尺与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用景表旧尺”云云。如是，则丁度等以宋司天监景表尺为唐尺，其尺当汉泉尺一尺六分有奇。后用铁尺，则当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故丁度等谓唐尺略合于周隋之尺。此四证也（此宋司天监景表尺，丁度等以为唐尺，然《宋史·律历志》又谓“今司天监圭表乃石晋时天文参谋赵延乂所造”，则实非唐物。然五季之世未遑制作，则亦当用唐尺也）。《唐书·食货志》载“开元通宝钱径八分”，罗叔言参事据之以作唐钱尺。案：开元通宝，有唐一代多铸此钱，其大小亦不等，今择其轮廓完好者量之，得建初尺一寸零六毫有奇，而果开元通宝钱十二则当汉建初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假定建初尺与晋前尺同，则累钱十二正得开皇官尺一尺，当得唐尺之九寸六分），则唐尺与假定之开皇官尺仅差四分。而开通元宝钱铸于武德三年，必用隋尺无疑，故宜由之以校定隋尺，不宜由建初尺而疑唐尺与隋尺不合。此五证也。闻日本奈良正仓院有一尺，相传为唐尺，他日当摹之，以证成余说也。
宋三司布帛尺
宋三司布帛尺，世传有仿制之本，不知其所自出。明尺亦罕见，唯近年出土之大明宝钞，《明史·食货志》谓其“方高一尺，广六寸”，与国朝量地藩尺正同，约当工部营造尺一尺一寸，实为古今最长之尺矣。
度量权衡变迁之定例
度量权衡，皆由短而长，由小而大，殆为定例。尺则建初尺比元延尺长二分，魏杜夔尺又长于汉尺五分。晋前尺虽同于汉尺，而晋后尺比晋前尺一尺六分二厘。宋氏尺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梁朝俗间尺比晋尺一尺七分一厘。后魏前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七厘，中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后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后周市尺、开皇官尺与后魏后尺同，唐亦如之。而其增率之速，莫剧于两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前此则周尺、汉尺、晋尺虽不必如《隋志》所言全相符合，要其增率不得过数分。求魏晋后所以骤增之故，则由魏时中原户调始课绢布，官吏惧其减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其增加之率至大且速。考《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诏政长尺大斗”，而《杨津传》：“延昌末，津为华州刺史。先是，受调绢布，尺度特长，在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则自太和末至延昌，不及二十年而其弊如此。又《张普惠传》：神龟中，“天下民调，幅度长广，尚书计奏，复征绵麻。普惠上疏曰：‘绢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此所谓教民以贪者也。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精阔且长，横发美誉。不闻嫌长恶广，求计还官者。此百官所以仰负圣明也。’”云云。观于此疏，则当时尺度之增，实由于此。且当时不独尺法增加，又增匹法。自周、汉以来，布帛皆以四丈为匹。《北史·卢同传》谓：后魏熙平间，“同累迁尚书左丞。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百姓岁调，皆长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誉，部内患之。同于岁禄，官给长绢。乃举案康生度外征调。书奏，诏抵康生罪。”又《北史·崔暹传》亦言：“齐天保调绢以七丈为匹，暹言之，乃依旧焉。”由此诸条，则尺度之增，实由历代调绢之故。调法，于绢法之外兼调绵麻，皆以斤计。租则纳米则以石计。权量二者，自汉至隋增至三倍，亦由是故。以调绢之事推之，盖可知矣。
今世所传宋三司布帛尺，较隋唐官尺为短，似出前例之外。然自古讫唐，绢之定制皆以四丈为匹。宋以四丈二尺为匹，尺法所减，以匹法偿之而有余，宋尺稍短，职是故也。元明以后，无绢布之调，明代虽有布缕之征，然皆用米折，而明尺反绝大，又似与前例不合。然明尺之长，当自宋元之际已然。观宋初布帛，幅度二尺五分，元时则仅一尺四寸至一尺六寸（见《元典章》）。其尺度之长，可以想见。自元以后，不课绢布，故国朝工部营造尺反短于明尺，唯量地藩尺独与明尺同。盖因清丈之事，最易扰民，故特用长尺以优之。此与古代因调绢增尺之故大相异矣。
古者岁调绢布，皆纪年月日、郡县及输纳者姓名，观《魏书》张普惠之疏与《北史·卢同传》所纪论奚康生事可知。盖不记郡县、年月日，则无自知调绢长吏为何人。又苟不记输纳者姓名，则鞭户主、连三长之事亦不能有也。至汉之任城国亢父紬，则并记丈尺价值，而不记年月日。考《后汉书·光武十王传》，顺帝时，羌虏数反，任城王崇辄上钱帛佐边费。此紬出古长城下，殆即当时佐边费者，乃国王所献，非民间所纳（汉时除变夷课宾布外，尚无调绢布之制），故但著其地及丈尺价值欤。
考订古尺当以实物为本
孔东塘尚任《建初尺跋》所载建初尺与诸尺比例，多不足信。孔云“建初尺当汉末尺八寸”，已与隋志不合；又云“与开元尺同”，亦与余所考定之唐尺大异。且此二者无传世之物，不识东塘何以知之。余谓考订古尺，当以实物为本，如元延、建初二尺，王莽十布五泉与货布、货泉、契刀、错刀，及唐开元通宝钱、蜀魏弩机尺，实为根本材料，此外诸家之说，除《隋志》外，均当慎取。近唯吴清卿中丞《古玉图考》中之镇圭、搢二尺，虽未可遽视为周尺，要之较诸家架空之说为可据也。
累黍为尺乃无谓之说
累黍为尺之说始于《吕览》。刘歆、班固皆用其说，此最无谓也。历代之尺多以累黍名，而长短不同，后人求之不得，于是有纵黍、横黍，斜黍种种之说，实皆以尺求黍，不能以黍定尺，以为起度之准，殊为失之。此不独黍有大小之差，年有丰耗之异，如《隋志》所云而已，即令黍之大小终古不变，而铢铢而累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大必失。累分为尺，理亦如之。此事理之最易明者，而人乃多为之说，是何异已！
存世秦权量
今世所存秦权，浭阳端氏一家所藏多至数十，合之宇内，数几及百。至于铜量，亦尚有之，大抵刻始皇一诏及二世一诏。始皇之诏乃制器时所刻，固宜每器皆有。至二世诏则因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欲令明白，故下此诏，乃能使民间用器一一追刻之。亡国一二年间，而法令之行如此，亦历代所未有也。
《齐鲁封泥集存》序
癸丑季秋，罗叔言参事将印行其所藏封泥拓本，属余为之编次并序之曰：
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欧、赵、黄、洪各据古代遗文以证经考史，咸有创获。然涂术虽启而流派未宏。近二百年始益光大，于是三古遗物应世而出，金石之出于邱陇窟穴者既数十倍于昔。此外如洹水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出于近数十年中，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之数者，其数量之多与年代之古，与金石同；其足以证经考史，亦与金石同，皆古人所不及见也。癸丑之岁，罗叔言先生既印行敦煌古佚书及所藏洹水甲骨文字为《殷虚书契前编》，复以所藏古封泥拓本足补潍县陈氏、海丰吴氏《封泥考略》之阙者甚多，因属国维就《考略》所无者，据《汉书》表、志为之编次，得四百余种，付诸精印，以行于世。窃谓封泥之物，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尤较古玺印为夥，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姑就此编所录，举其荦荦大者。
以官制言之，则汉诸侯王官属之与汉朝无异也。《汉书·诸侯王表》谓“藩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百官公卿表》谓诸侯王“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贾谊《书》亦谓天子之与诸侯，臣同、御同、宫墙门卫同。初疑其为充类之说，非尽实录。乃此编所载齐国属官，除丞相、御史大夫外，则郎中当汉之郎中令，大匠当汉之将作大匠，长秋当汉之大长秋；下至九卿所属令丞，如太祝、祠祀、园寝诸官为奉常之属，中厩丞为大仆之属，内官丞为宗正之属，大仓、大官、乐府、居室、竭者、御府、永巷、宦者诸官为少府之属，武库丞为中尉之属，食官为詹事之属，钟官为水衡之属，始知贾生《等齐》之篇、孟坚“同制”之说信而有徵，此其关于官制者一也。若夫班氏之《表》、司马之《志》，成书较后，颇有阙遗。此编所录，则汉朝官如雒、阳宫丞、宫司空、私官丞、中私官丞，王侯属官如齐武士丞、齐昌守丞、齐中右马、齐中左马、齐司空长、齐司宫丞、齐左工丞、菑川郎丞、载国大行，郡属县官如水丞、平丞、陶丞，余官如司空、祠官、牧长、橘监、发弩、兵府、冶府，皆班《表》、马《志》所未载。余如挏马五丞中之有农丞，乐府之有钟官（此乐府铸钟镈之官，非水衡掌铸钱之钟官也），钟官之有火丞，技巧之有钱丞，班《表》亦仅列官府之目，未详分职之名，此关于官制者二也。
至于考证地理，所裨尤多。以建置言之，则此编中郡守封泥有临菑、济北二郡；大守封泥有河间、即墨二郡；都尉封泥，有城阳一郡，皆《汉志》所无。按《汉书·高帝本纪》：“以胶东、胶西、临菑、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则汉初及全齐之时，有临菑、城阳、济北三郡也。《楚元王世家》：取赵之河间郡，立赵王遂弟辟疆为河间王。是赵国有河间郡也。且济北建国，自兴居国除之后，安都侯未封之前，中为汉郡者十一年；城阳则共王徙淮南后，中为汉郡者四年，皆在孝景改郡守为大守、郡尉为都尉以前。则济北、城阳守、尉二印固所宜有也。唯临菑守一印，则齐国既建之后，当称内史；国除之后，又当称齐郡太守。此印云临菑守，必在高帝初叶，悼惠未封之时，且“临菑”二字，犹当秦郡之名也。夫始皇灭六国，所置诸郡无即以其国名之者。东郡不云卫郡，颖川不云韩郡，邯郸不云赵郡，何独临菑乃称齐郡？然则汉之初，郡必袭秦名，则班固以齐郡为秦置而不云“故秦临菑郡”者，非也。河间、即墨二大守封泥，皆孝景中二年以后物。即墨乃胶东国属县，而河间、胶东二国自孝景以至孝平，未有绝世。光武中兴，乃并河间于信都，以胶东封贾复。然则此二郡大守之印，当在新室之后，建武之初。与《封泥考略》之胶东大守、胶西大守二章，均足补《汉志》之阙者也。此外，县邑封泥，如卢丘丞、卢平丞、梧里丞、稷丞等，前、后二《志》均无此县。此关于地理之处置者一也。《汉表》称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今此编中邑丞封泥二十有九，除琅邪、铚二邑未见封国外，其余二十七皆列侯所食，唯“载国大行”一印乃称国耳。此关于地理之称号者二也。又县邑之名往往歧误，如齐哀王舅驷钧所封国，《史记·孝文纪》作“清郭”，《汉书·文帝纪》作“靖郭”，《史表》作“清都”，《汉表》作“邬”，徐广注《史表》又云“一作枭”。今封泥有“请郭邑丞”，则知此五者皆“请郭”之讹也。华毋害所封国，《史表》作“绛阳”，《汉表》作“终陵”，今有“绛陵邑丞”封泥，则《史记》一误，《汉书》再误也。袐，彭祖之国，《史》《汉》二表并作“戴”，《索隐》“音再”，今有“载国大行”“载丞”二封泥，则音不误而字误也。余如“临淄”之为“临菑”、“剧”之为“勮”、“莱芜”之为“来无”、“临辕”之为“临袁”，字有通假，形有增损，非有实物，孰能正之？此关于地理者三也。至于二书违异，无所适从，如《汉表》“洨夷侯周舍”，《史表》“洨”作“郊”；“郁根侯骄”，《史表》作“郁狼”。今封泥有“郊侯邑丞”“郁狼乡印”，则《史》是而《汉》非也。济南著县，前、后二《志》均为“著”字，韦昭读为“蓍龟”之“蓍”，师古非之。然后魏济南尚有蓍县，今封泥又有“蓍丞之印”，则韦是而颜非也。东莱掖县，二《志》皆从手旁，唯《齐策》“封安平君以夜邑万户”及“东有夜邑之奉”，均作“夜”字。今封泥有“夜丞之印”“夜印”，则《齐策》是也。前《志》平原郡之漯阴，后《志》作“湿阴”，今封泥有“湿阴丞印”，则后《志》是也。齐悼惠王子罢军所封侯国，《史》《汉侯表》均作“管”，独《水经注》以为济南菅县，今封泥有“菅侯丞印”，则《水经注》是也。琅邪不其县，《淮南子·地形训》作“弗其”，今封泥有“岪其丞印”，则《淮南》近是也。历数与地名之“歷”，自汉以后均作“歷”字。唯《周礼·遂师》之“抱 ”，《战国策·秦策》及《史记·春申君列传》之“濮 ”，《史记·侯表》之“ 侯”，《乐毅传》之“ 室”，《礼记正义》引《易通卦验》之“律 ”，义虽为歷，而字均作“ ”，转讹作“磨”。今封泥有“ 城丞印”，其字从 从石，可知作“歷”固非，作“磨”亦误。《颜氏家训》谓《世本》“容城造歷，以‘歷’为碓磨之‘磨’”，则“歷”之正字自当从 从石。六朝之际尚作如此，转讹作“磨”，事乃有因，然不有此印，奚以定之？此其关于地理者四也。
凡此数端，皆足以明一代之故，发千载之覆，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误。其于史学，裨补非鲜。若夫书迹之妙，冶铸之精，千里之润，施及艺苑，此又此书之余事，而无待赘言者也。至封泥之由来与其运用，详余《简牍检署考》。其出土源流，则叔言先生序中详之，并不赘云。
古之书简，以木为之，两牍相合而缠之以绳。牍上刻绳道以容绳，又刻方孔以容封泥，绳自绳道而交错于方孔中，然后置封泥而加玺印焉。《论衡》所谓“简绳检署”是也。故古玺字从土。《说文·土部》：“玺，王者之印也，以主土，故从土，尔声。籀文从玉。”段氏注云：“籀文从玉，则知从土者古文。”其说是也。唯许君谓“以主土，故从土”，则颇不然。古者上下所用印，通谓之玺，玺非守土者所专有，盖玺印之用，不能离封泥，故其字从玉。统而从玉之玺与从金之鉨，以其体言；从土之玺，则以其用言也。古书简用木，非有封泥，则玺印无所施。《吕氏春秋·离俗览》云：“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淮南子·齐俗训》亦曰：“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古人玺印皆施于泥，未有施于缣帛者。考《续汉书·百官志》，少府属官有守宫令，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及封泥。故封禅玉检以水银和金为泥，石检则末石和方色土为泥，天子诏书封以武都山紫泥，平人或用青泥（《太平御览》引《东观汉纪》邓训事）。其实一切粘土皆可用之。自废简牍而用纸素，封泥亦与之俱废。讫于后世，视古代玺印若亦施于缣素者，盖不知有封泥之物矣。故道光间蜀中始掘得封泥数十枚，为刘燕庭方伯所得，吴荷屋中丞《筠清馆金文》与赵㧑叔司马《续寰宇访碑录》均著录数枚，谓之印范。嗣是齐鲁之间出土愈多，大率归陈寿卿编修与吴子苾阁学，始知为古代封泥，于是有《封泥考略》之作。然世人犹或以为古人封苞苴之泥，即知为封书之物，亦不能详其用法。自余观匈牙利人斯坦因所得于阗古书牍，始悟汉时中原书牍制度略同，证以古籍，一一皆合，语详《简牍检署考》。可知古代遗物，须数十年及数十人之力而后明，若是乎考古之不易也。
书《齐鲁封泥集存》后
《齐鲁封泥集存》中，有清河大守、河间大守、即墨大守三印，文字精绝，自其形制观之，亦当为汉初之物。余前《序》中，以改郡守为大守在景帝中二年七月，《汉书·景帝纪》及《公卿百官表》具有明文。而河间国封于孝景前二年四月，胶东国治即墨封于孝景中二年三月，自是讫于王莽之篡，未尝为汉郡，是前汉不得有此二郡太守，故定为光武初年之物。然细观其形制文字，终不类东京。且考之后汉之初，亦无置即墨郡之理。即墨在前汉为胶东国都，然王莽废胶东国为郡，改为郁秩。郁秩，故胶东属县，则莽时之郁秩郡当治郁秩，而不治即墨。光武但复胶东之名，而郡治仍之，故建武十三年封贾复为胶东侯，食郁秩、壮武、下密、即墨、梃胡、观阳六县，以郁秩为首。至肃宗时，复孙敏有罪，国除，更封复小子邯为胶东侯，邯弟宗为即墨侯，各食一县，以胶东与即墨为二县，胶东前无此县，盖即郁秩。此又后汉初之胶东不治即墨而治郁秩之一证也。故光武初年决无置即墨郡之理，而景帝中二年后胶东国又未尝为汉郡，则此印非汉初之物而何？若云汉初之物，则即墨自战国时已为重地，与临淄并，故张仪说齐王曰“临淄、即墨，非王之有”，田肯说汉高帝亦曰“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故田市王胶东，实都即墨。汉高帝以胶东等郡封子肥为齐王，文帝分齐别郡，置胶东国，亦仍其故治。而中间胶东郡之称，或为即墨，犹菑川郡之或称剧郡，各以其所治之县名之也。故即墨之为汉初之郡，殆无可疑。
《汉书·高五王传》谓“齐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此印犹当为悼惠王所铸也。河间大守、清河大守二印形制相同，亦可因此印而决其为汉初之物。谓汉初已有太守之称，似与《景帝纪》及《百官公卿表》不合，然战国时已有此称。《墨子·号令篇》云：“操大守之节而使者。”又云：“勇士父母亲戚妻子，舍之必近大守。”又云：“望气者舍必近大守。”凡言大守者三。《赵策》：“请以三万户之都封大守，千户封县令。”《史记·赵世家》亦引其文，则战国时已有大守矣。即云《墨子·号令》诸篇多秦汉间制度，或系汉时墨者所作，《战国策》之文亦系后人增损，然上文所陈地理沿革上之证据既如彼，则吾人转可由此封泥而证汉初郡守已名大守，至景帝二年之更为太守、都尉。不过以七国既平，大启郡县，其时守土之官或称郡守，或称大守，乃整齐画一之耳。鸣呼！此封泥者，一丸之土耳，而于地理、官制上关系之大如此，信乎古物之可贵也。
封泥中又有齐昌守丞封泥，此亦齐悼惠王时物。案：《汉书·地理志》无昌郡，唯琅邪郡有昌县，又千乘郡博昌下有应劭注曰“昌水出东莱昌阳”，皆在齐地，则昌郡非分琅邪郡置，必系东莱郡旧名也。此与即墨郡皆悼惠王所置。此昌守丞印上冠以齐字，尤为明示此事实矣。
俄人获西夏所刻书
十余年前，俄人某于甘肃某地古塔中得西夏人所刻书，有西夏字书，前列西夏文，而以汉文音注之。去秋圣彼得堡大学助教伊凤阁氏携其一叶至京都，余亲见之。全书都五十余叶，字画朴劲，大似北宋末刊本。又有戏曲一种，不知何名，时方观罗叔言参事所藏元刊杂剧，伊君即云板式与此略同。顷日本狩野博士直喜至俄京亲见其书，疑为宋时杂剧。狩野君归时，当以照相本来，此事大值研究也。
内阁大库之书之发见
敦煌古写本书发见之后二年，内阁大库之书始问于世。后其书归京师图书馆，其宋元刊本及善本书已具载缪筱珊秘监《学部图书馆书目》矣（在《古学汇刊》中）。此外地志一类已整理讫，亦有目录。然内阁旧有书目档册，系光绪十年间所点存者，庚子之乱，为日本某君所得。余得见传写本，凡《图书馆书目》所载之书，杂见其中，尚有明末国初之重要公文、书籍等有关史事者，不胜枚举，其可贵比之所藏宋元本书或且过之。内阁既不重视此物，学部图书馆亦未注意及此，今不知何在，即未焚毁，亦恐在废纸堆中矣。
内阁大库书之发见也，在宣统元年。时方议摄政典礼，求国初故事不得，乃索诸库中，始知书架之后尚有藏书之处。然光绪十年间，此库曾清厘一次，后乃忘之，盖阁员之与其事者已死亡迁转尽矣。至是乃重整理，归之于图书馆，然流出外间者亦有之。又其时乾隆以前黄本、题本充塞库中，某相以日久无用，奏请焚毁，已得谕旨，乃露积庭中。时罗叔言参事至内阁，取一束观之，乃管松厓干贞督漕时奏牍。又阅一束，则阿文成桂西征奏牍也。皆顺年月排列，颇为整饬。乃言诸学部，以此种题本皆系史材，焚毁可惜，可置京师图书馆中。经学部尚、侍辗转商议，逾月而始往取。幸尚未焚毁，然已暴露月余，经雨数次矣。书至学部时，图书馆未成，乃置诸国子监南学。想今尚无恙，然罕有知其事矣。
内阁大库清厘之役，历科殿试卷亦与黄本、题本俱置庭中，其名人之试卷多为人取去，后亦归学部，置诸大堂后，今尚在云。
曹君直舍人言，内阁库中向有库神，作一龛，奉之甚谨，外垂黄幔，无人敢揭视者。及清厘之役，君直揭视之，则一物包裹甚严，开之则猴骨一具，谛视之则枯树根也。其物想尚在库中。
内阁大库所藏地图凡二大架，背记纸数，用阿剌伯数字，盖康熙中西洋人所测绘也。初内阁以旧图无用，欲焚之。罗叔言参事见之，乃言诸学部，置诸京师国书馆。
乾隆十三排地图铜板，铜质甚厚，而图作凹凸形，须以机器重压，乃能印刷。至咸同间，已无知其印法者。时铜价甚贵，或议毁以铸钱，有沮之者乃止，今当尚在内府。其印本传甚少，唯徐星伯先生松曾有之。
斯坦因所得长城故址汉简
斯坦因博士第二次游历中亚细亚时，于敦煌西北古长城故址得汉代木简数千枚，其文字可读者尚近千枚。携归英伦后，即寄法国沙畹教授处，属其考订，早有刊行之说，至今未果。盖简数太多，尽失编次，欲整齐次第，复还旧观，良非易事，其迟迟出板，非无故也。
长城古简中有字书，然非《急就篇》，意当为《仓颉》《凡将》《训纂》《滂喜》诸书也。考汉时版牍，但为奏事、移文、通问之用，其写书则皆用竹帛。此乃用木，盖西北少竹，故以木代之欤。
斯氏此行，又于长城遗址下掘得汉帛二条。一条广汉尺尺许，长寸许，其上有二十八字，云：“任城国古父绸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其一条广汉尺二尺二寸，长寸许，绸有波纹。此三年前余友自巴黎贻书来言如此。然古“绸”字非帛名，疑本文当作“紬”。又汉任城国食任城、樊、亢父三县，“古父”本文当作“亢父”。至此紬所记之长短、广狭，价值均与古书所记者密合。余另有《古代布帛修广考》，文繁不录。
斯坦因三访古
斯坦因氏第一次访古，以于阗方面为主，所著《古代之和阗》一书，实公其访古之结果者也。第二次访古，则亘新疆全境及甘疆之西北境，而以自塔里木河横绝达马干大沙漠之役最为壮举。后于昆仑山麓之高地感受严寒，丧其一趾。然所得古物，则以在敦煌塞下及罗布淖尔北岸者为多，所著《沙漠中之契丹》（西人称中国之名），则公其第二次访古之结果者也。据最近消息，斯氏去岁又从事第三次之访古，现正在新疆。此次所得，尚未能知其详，然益于世界学术者，必非浅鲜。吾侪既略陈斯氏历次之功绩，又祝其此行之康宁，我国之学者亦可以兴起矣。
敦煌石室古写本书
敦煌千佛洞石室之古写本书，其中梵文、婆罗谜文、回鹘文、吐蕃文之书，大半为斯坦因氏携去。法人伯希和博士继至，乃悉取汉文书籍之佳者以归。所留者尚六七千卷，大抵释典也，亦时时流出，游宦西陲者，往往得之。时罗叔言参事在学部建议，以为此书宜归京师图书馆。甘督乃遣委员某赍送至京师。委员至京，寓甘藩某方伯家，共干没其一部，近年京师市上所流传之写本经卷皆是也。黠者又割裂以售，或添署年号、书人姓名。其流传在外者，不下数百卷。惟刘幼云祭酒得《盐铁论》残卷而珍秘不以示人，罗叔言参事得《春秋后语·秦语》残卷、《太公家教》一卷，与现在京师图书馆之杜正伦《百行章》一卷、唐人《姓氏书》残卷及《开元律疏》第二残卷，为四部之书，其余皆释典也。京师图书馆之敦煌佛经中，亦有他教经典。内有摩尼教经一卷，失去前后题文字，全仿佛经，颇为矩丽，亦当时文士所润色也。曩罗叔言参事百计求得副本，印于《国学丛刊》中。伯希和博士译为法文，并列原文，载于《通报》中。日本羽田亨学士亦有考订，与伯氏之书同时出版，均确证为摩尼教经典。摩尼教之汉文经典，此与前伯希和氏所携归之断片而已。
伯希和博士所得敦煌古写本书，当其留滞京师时，罗叔言参事等所景照印行者，有《古文尚书·顾命》残叶，《沙州志》一卷，《西州志》一卷，唐刊本《一切如来尊胜陀罗尼》、晋天福刊本《金刚经》各一卷，《老子西升化胡经》二卷，《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摩尼教残经》一卷；石刻则有唐初拓本太宗御书《温泉铭》、唐拓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一纸、《柳公权金刚经》全卷，皆有印本行世。又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有日本藤田学士丰八笺注本。此外小品汇为《敦煌石室遗书》，颇行于世。嗣是伯君又前后寄来影片几及千枚，其中佚书，如郑注《论语》四篇（自《述而》至《乡党》）、无名氏《穀梁经传解释》一卷、无名氏《晋纪》一卷、晋孔衍《春秋后语·魏语》一卷、又节本《赵语》《韩语》《魏语》《楚语》共一卷，唐无名氏《张延绶别传》一卷、唐《水部式》一卷、唐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卷、《残地志》一卷、唐李筌《阃外春秋》二卷、《星经附玄像诗》一卷、北齐祖珽《修文殿御览》一卷、唐杜嗣先《兔园策府》残卷、唐李若立《籯金》一卷，又残类书二卷、无名氏《赞道德经义疏》一卷、《唐人选唐诗》一卷，皆千余年未见之秘册也。此外有《周易王弼注》一卷、《古文尚书孔氏传》（《夏》《商》二书）、《毛诗》四卷、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三卷、范甯《穀梁传集解》一卷、陆德明《周易释文》一卷、《庄子》三卷、《文选李善注》二卷，又无注者一卷、徐陵《玉台新咏》一卷，虽大半残缺，与宋以后刊本大有异同，罗君拟尽用玻璃板精印，并加考订，已成其半。数百年来争重宋元刊本，今日得见六朝、唐人写本书，又得读种种佚书，不可谓非艺林一大快事也。
伯君寄来照片中尚有《二十五等人图》《新集文词教林》《文词九经钞》，均唐时浅人所为，芜陋殊甚。又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则房中家言，又有一卷乃唐初某僧行实，此二书罗君拟不印行，而益以所藏《春秋后语·秦语》残卷、《太公家教》一卷。并移书伯君属照《陈子昂集》、唐历日及唐刊《切韵》《唐韵》等，汇成全书，盖敦煌所出四部书之菁华略尽于是矣。
汲冢所出之书，计《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邱藏》一篇、《缴书》二篇、《生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杂书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今其存者，不及十分之一。《师春》一篇，宋时尚存。《纪年》今尚有全帙，然皆后人假托，非汲冢原本。其真汲冢书之存者唯《穆天子传》耳。今敦煌所出之书，其时代虽近，然晋太康距周末仅五百年，今日距离唐末已千年。而分量之多，抑且过之。今得罗君一考订印行之，不至如汲冢之书藏之中秘，旋为灰烬，其有功于艺林大矣。
简牍出土之事
简牍出土之事，古代亦屡有之。其最古而又最富者，为晋太康中之汲冢书。然汲冢之书存今者仅有《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二种。而《纪年》一书已非原本，《穆天子传》虽未有窜乱之事，然其中古字不似周代古文，而反似魏三体石经中古文及伪《古文尚书》，则其书之果为汲冢原书否，与当时荀勗、束皙等果能真识古文及能正确写定否，尚一疑问也。与汲冢书同时出土者，当有汉明帝显节陵中册文，则不过一简。又南齐时襄阳人发楚王冢，得《考工记》十余简。唯宋政和中，关右人发地得竹木简一甕，往往散乱，唯《讨羌符》文字尚完。后其简入梁师成家。《三朝北盟会编》载靖康中金人所索宋内府重器，有木简一项，则当时所得者，后为金人辇之而北矣。以数次出土者较之斯坦因氏所得，除汲冢外，其余皆琐屑不足数。即以汲冢书论，则《穆天子传》《纪年》二书，皆周末人所书周初或古代事，自不能尽信。斯氏所得，则皆汉晋人之簿书公牍纪当时事者，较之史书之成于后人手者，尤为可贵。又古代未有摄影之术、印刷之法，流传之道，唯赖释文。而魏晋之交，古文学绝，以隶定古，盖难尽信，故原本既亡，其书即熄。今则简牍西去，印本东来，其可读可释，可久可传，殆无异于原物。此又今日艺术之进步而为古人所不可遇者也。
觚 簿
木简之长者，得汉建初尺一尺五寸许，其余大抵长一尺，即所谓尺牍是也。其形制之异者，有觚有簿。觚者作三棱形，以一面广者为底，而以二狭面向上，自其端望之，则成一钝角二等边三角形。罗叔言参事据古代盛酒之觚及宫室之觚棱，证觚之确为三面，以正颜师古觚为六面或八面之说，其论笃矣。簿则短而广，前绌后直，与笏形相似。余据《汉书·武五子传》《蜀志·秦宓传》及杜预《左传注》，证此种簿非徒用以记事，且以代手板之用，与周人用笏以书思对命同意，皆足以补正余前作《简牍检署考》之不足者也。
简中书体
简中书体，有小篆（仅二简），有隶书，有草隶，有章草。而天汉三年一简，隶书极草率，笔势方折，竟似正书。草隶向唯于汉陶器墓砖中略见一二，简中此体极多。章草则于王莽时简中已见之，而草隶与章草亦无甚界限，亦犹章草之于后世草书也。汉人墨迹，自六朝之末至于唐宋，久已无存，《淳化阁帖》所刻张芝等书，实为几经传摹之本。吾侪生千载后，反得见汉人手迹，不可谓非奇遇也。
传
余于日本大津三井寺圆满院中见唐时通关券二纸。一越州都督府给日本僧圆珍过潼关者，一尚书省司门所给过蒲关者。览时匆促，未及录其文。此即《唐六典》“司门郎中”条所谓“过所”也。“过所”二字，见郑康成《周礼注》，则汉时已有此语，然当时通谓之“传”。汉传或用木，或用帛。其用帛者则谓之“繻”，见《汉书·终军传》。其用木者则谓之“棨”，见《说文》。今英伦帝室博物馆中尚有木传，此十余年前印度政府所派遣之斯坦因博士得之于阗（今和阗）。古护国寺故址者也。斯氏《于阗游记》中所印一种木简，余以汉建初尺量之，长得六寸，广不及一寸，上有汉文，颇漫灭不可辨。然斯氏书中述他简之文，皆载许某人过某地之事，其地名乃龟兹、鄯善、疏勒之类，盖即魏晋间之木传也。其长得六寸，与汉竹使符同。符、传同类之物，则此为汉晋之传无疑。《说文》：“专，六寸簿也。”意“专”“传”二字，古或通用欤。圆满院中尚有唐人手书诗翰数十纸，皆五、七言近体，略谐平仄，然无一语通者，盖当时海舶贾人所为也。
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跋
斯坦因博士发掘罗布淖尔北废城后，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大谷伯爵所派遣之橘瑞超氏继至其地，复行发掘，得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三通，表文一通，唯二书稿独完，中不可识者数字而已。其一云：“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顿首，□□□□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旁注“海头”二字），未知王消息，想国中平安。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符太往通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其二云：“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柏顿首□□，阔久不相闻，□怀思想，不知亲相念□□见忘也。诏家见遣□来慰劳诸国，月二日来到海头，不知王问，邑邑。天热，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遂俱共发，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未知到未？今□使符太往通消息。书不尽意。李柏顿首顿首。”其三曰“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五”，共十四字，以下无字。此三书具书之人名月日，一一相同。又二书中所言之事与所遣之使者亦同，当为一书之草稿。又有表文三行，第一行存“尚书”二字，第二行存“臣柏言焉耆王龙”七字，第三行存“月十五日”共四字，则李柏上张骏之表也。日本羽田亨学士考此诸纸，皆以为李柏上焉耆王之书。然二书稿之致焉耆王，殆无可疑。表文则非是。又以二书为东晋咸和三、四年间所作，然实当在永和以后。盖今日考证前凉史事，则崔鸿《十六国春秋》原本已佚，所可据者，唯有《晋》《魏》二书，而《晋》《魏》二书《张骏传》非编年之书，其叙述不必以事之先后为次，唯司马温公撰《通鉴》时尚及见崔鸿原书，则事实虽当据《晋》《魏》二书，而年代自不能不依《通鉴》，若伪本《十六国春秋》，但可供参核而已。案《晋书》所纪张骏、李柏及西域事，则《骏传》云：“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骏曰：‘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减死论。”又云：“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此二事《晋书》皆不纪其年月，伪本《十六国春秋》则以李柏击赵贞事击于咸和五年，张骏平赵贞事击于咸康元年。《通鉴》不纪此二事，唯于咸康元年（骏之建兴二十三年）纪骏遣杨宣伐龟兹、鄯善一事，永和元年（骏之建兴三十三年）纪杨宣伐焉耆事，及骏分凉、河、沙三州与自称凉王事。今细观橘氏所得李柏之一表二书，实皆张骏称王以后之事，则其时当在永和以后，而不在咸和以前，盖可决也。
何以证之？柏表中称“臣柏”，又称“尚书”，以汉表例之，其上当署“某年某月某日，西域长史关内侯臣柏顿首死罪上尚书”，而断纸失之，明为张骏称王后事。书稿之中，一云“台使”，一云“诏家见遣使来”，“台”与“诏家”皆晋时指斥天子之语。是时晋室僻居江左，信使不通，骏于石勒、石虎虽偶称臣，然未尝真以上国视之，则所谓“台”与“诏家”，实谓张骏，而骏未称凉王以前亦不能有此称也。是时骏虽称凉王，实僭天子制度，故李柏表文称“上尚书”，其对外国，则称之曰台、曰诏家，亦不足怪也。杨宣之伐焉耆，在永和元年，此二书稿必致于焉耆既服之后，事甚明白。其在永和元年以后而不在咸和以前，亦甚明白矣。以此数纸观之，李柏盖两为西域长史，其始击赵贞而败，虽以减死论，自当去官。后骏击擒赵贞，征服龟兹、鄯善、焉耆诸国，柏当有功，故复镇西域。关内侯之封，或亦由是得也。称天子所居为台，盖始于晋。《晋书·惠帝纪》：永兴元年，帝幸长安，“唯仆射荀藩、司隶刘暾、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与其遗官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为东西台”。《刘曜载记》云：“置单于台于渭城。”《石勒载记》云：“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自是以后，相承用之。六朝人谓天子所居曰台城，天子之军曰台军。李柏书称“台使”，亦犹言台城、台军矣。
诏家亦晋时呼天子之语，《苻坚载记》云：“初，坚强盛之时，国有童谣曰：‘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桓玄传》云：“左右称玄为‘桓诏’，桓胤谏曰：‘诏者，施于词命，不以为称谓也。汉、魏之主皆无此言，唯闻北虏以苻坚为‘苻诏’耳。”今李柏书中称“诏家”，犹言“官家”，语尚可通，后略称“诏”，则信如桓胤所讥矣。《骏传》称“骏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其不称天子而称“诏家”，亦所谓“微异其名”者欤。然苻坚、桓玄皆袭此名，亦恐不自骏始矣。
海头之地，诸史未见，余此次考释斯氏木简时已详论之，见《流沙坠简序》中，兹不复赘。李柏书中称“严参事”者，参事，参军事之略。参军事一官，始于后汉，孙坚参车骑将军温军事以后，遂为官名，或谓之参军，或谓之参事，皆略其一字。参军则六朝史书中多见之，参事则唯见于此而已。
邸阁为古代储蓄军粮之所
古代储蓄军粮之所，谓之邸阁，其名始见于汉魏之间。元李治《敬斋古今黈》曾于《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举十一事，予复从《晋书》中得五事，《魏书》中得八事，《水经注》中得十事，《唐书》中得一事，古印中得三事，兹并举之。《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曰：“帝出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百余匹，宣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吾邸阁储峙少。’乃悉载置其营。”此一事也。《张既传》：“酒泉苏衡反，既击破之，遂上书请治左城，筑障塞，置烽燧、邸阁以备胡。”此二事也。又《王基传》：“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此三事也。又毋邱俭、文钦作乱，王基与司马景王会于许昌，请“速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此四事也。《蜀志·后主纪》：“诸葛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此五事也。又《魏延传》注引《魏略》云：“横门邸阁（在长安）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此六事也。又《邓芝传》：“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此七事也。《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策渡江攻刘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此八事也。又《孙权传》：赤乌四年，“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此九事也。又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此十事也。又《周鲂传》：鲂谲曹休笺曰：“东主遣从弟孙奂治安陆城，修立邸阁，辇资运粮，以为军储。”此十一事也。
以上皆李氏所举。然“邸阁”二字，不独三国时用之，自晋以至后魏尚有此称。以余所知，则《晋书·文帝纪》：“蜀将姜维寇陇右，扬声欲攻狄道。帝曰：‘姜维攻羌，收其质任，聚谷作邸阁讫，而转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诸羌，为后年之资耳。’”此十二事。又《李含传》：“光禄差含为寿城邸阁督。司徒王戎表含曾为大臣，难见割削，不应降为此职。”此为十三事。又《苟晞传》“晞单骑奔高平，收邸阁。”此为十四事。《周玘传》：“钱璯至广陵，杀度支校尉，焚烧邸阁。”则为十五事。《刘渊载记》：“离石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谷。”则为十六事。此外见于《水经注》尚有十事，亦皆魏晋间之遗址。一、《河水》条：新台“东有小城，崎岖颓侧，台址枕河，俗谓之邸阁城，疑古关津都尉治也”。二、《济水》条：“济水又经什城北。城际水湄，故邸阁也。祝阿人孙什将家居之，以避时难，因谓之什城焉。”三、《清水》条：“清河又东北迳邸阁城东，城临侧清河，晋修县治，城内有县长鲁国孔明碑。”四、《衡漳水》条：“衡漳又北迳巨桥邸阁西。今临侧水湄，左右方一二里中状若邱墟，盖遗囤故窖处也。”五、《洧水》条：“洧水又东入汶仓城内。俗以此水为汶水，故有汶仓之名。非也，盖洧水之邸阁也。”六、《泗水》条：“泗水又迳宿预城之西，又迳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县也（赵一清曰：“宿留，‘叴犹’之误。”是也。），晋元皇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也。七、《淯水》条：“淯水又东南迳士林东。士林，戍名也，戍有邸阁。”八、《江水》条：“公安县故侧江有大城，相承云仓储城，即邸阁也。”九、又巴邱山“有巴陵故城，本吴之巴邱邸阁城也。晋太康元年，立巴陵县于此”。十、《赣水》条：“赣水又历钧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此上十事，半系魏晋间，不必为后魏所置邸阁。《魏书·食货志》云：“有司请于水运之处，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崖、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唐书·地理志》：湖州安吉县“北三十里有邸阁池”。此必因古邸阁得名。传世古印又有渭城邸阁督、新平邸阁督、薛邸阁督二印。并敬斋所举，共得三十八事。然此三十八处非无复出，如后魏之小平邸阁，疑即古印之新平邸阁。《魏书·序纪》：穆皇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则新平与小平疑即一邸阁。又后魏之漳崖邸阁，疑即《水经注》之巨桥，济州邸阁疑即《水经注》之什城，未必真有三十八。而其未见记载之邸阁，数或当倍乎此也。以上邸阁，其十分之八皆临水为之，此因便于运输之故。其邸阁大抵有城，其主邸阁事者，则三国时谓之督，晋时或以度支校尉主之。其藏粟多者至三十余万斛。古量甚小，每人日食五升，三十万斛之粟可供十万人六十日食，故王基言“南顿大邸阁，可足军人四十日粮”，非虚语也。此事自秦以来已然。楚、汉之战，食敖仓粟者数年，虽关中转饷数年不绝，然其初，仓粟自足支数十万人数月之食。至隋以后，邸阁之名虽废，然隋氏诸仓存谷至多，时卫州有黎阳仓，洛州有何阳仓，陕州有常平仓，华州有广通仓，通相灌注。又令诸州各立义仓，关中大旱，命农丞王亶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之。则一仓之储，其富可知。故李密一据洛口仓，而旬日之间聚众数十万；李勣袭黎阳仓，开仓恣食，一旬之间得胜兵二十万余；唐高祖兵入长安，亦发永丰仓以赈饥民。承炀帝奢侈、生民流离之后，而储蓄之多尚如此，又在魏晋六朝邸阁之上矣。
姐即母
余见元刊本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称父为阿马，母为阿者。阿马为女真语，今犹用之，殊不知其所出。若阿者，则恐金人所用古语也。《淮南子·说山训》：“东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见之，归谓其母曰：‘社何爱速死，吾必悲哭社’”。高诱注：“江淮谓母为社。”《说文》：“姐，蜀人谓母曰姐，淮南谓之社，从女，且声。”读若左。《广雅·释亲》：“姐，母也。”“社”“姐”音略近，“姐”即“社”也。故《北齐书》太原王绍德称其母李后为姊姊。至南宋时，高宗犹呼韦太后为大姐姐（见《四朝闻见录》）。则金人呼母为“啊者”，即“啊姐”之音转，未必为女真语也。
哥 子
洛阳新出五代韩通墓志称其子为三哥、七哥。宋元人小说载韦太后对徽宗言，呼高宗曰九哥（语出《南渡录》及《宣和遗事》，虽伪书，其称谓当所有本）。蔡绦《铁围山丛谈》亦记徽宗目其仲兄曰十哥。然则哥者，就其父而呼其子，犹今之呼哥子也。元世祖呼董文炳为董大哥，以其为董俊之长子也。成宗呼董士选为董二哥，以其为文炳之次子也。禁中呼皇子为阿哥，其意亦同。与兄称无涉也。
帝为始祖之父
今日仆婢对主人之称，皆子孙对祖、父之称也。曰大人、曰老爷、曰爷、曰太太、曰奶奶、曰娘娘皆是，曰少爷、曰小姐亦然。姐乃母之称，非姊妹之姊也。推而上之，则谓天为上帝，天子自称曰皇帝，亦祖先之称。古者谓始祖之父曰帝，帝者，蒂也。古文“帝”字，像蒂之形，人出于帝，犹花出于蒂。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谓之禘。禘，谓祀帝也，故《诗》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商鼎文曰“帝己、祖丁、父癸”，帝、祖、父并言，明乎帝为始祖之父也。始祖可知，始祖之父不可知，故帝之。帝之者，神之也。至《曲礼》谓“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则又推始祖之父之称，以称既死之祖父。至以称天神，当为后起之名，汉儒不知此义，乃有感生帝之说。秦始皇不知此义，乃自称皇帝，则又近于预凶事矣。
官 家
汉人谓天子曰“县官”，六朝及唐宋谓之“官家”，宋禁中云“官里”，金元人亦如之。宋人以“五帝观天下，三王家天下”释“官家”二字，非也。官家，犹古称王家、公家，唐人言州家、使家（见《昌黎集》）耳，其意与“官里”无异。
总 统
西洋共和国之执政者，我国昔译之曰总统。元时有“总统天下佛教道教”“总统某地佛教道教”等名目，然人罕以是称之。其得此称而最著者，则杨琏真伽之称杨总统是也。
名有以卑为尊者
名有以卑为尊者，如周之执国政者谓之冢宰、太宰。案《说文》：“宰，罪人在屋下执事者。”是“宰”本至贱之称。自春秋以后，则执国政者或谓之相，或谓之相国，或谓之丞相，或浑言之，谓之宰相。然“相”之本义，谓瞽者之相，亦贱者也。汉中叶后，政在尚书、中书，后代因之，至唐即以尚书令、仆射、侍中、中书令为宰相之官。然此数官，皆汉之卑官也。明以后，宰相称大学士，然其初亦只五品官。此皆先卑而后尊者也。有以尊为卑者，如称秀才为相公，医生为大夫、为郎中，掌礼为大夫，典夥为朝奉，薙发匠为待诏皆是。然比之五代、宋初呼小儿为太保，走卒为太尉者，则又不足怪矣。
古者称他人之妻为内子
古者大夫之妻称内子，犹天子之妻称后、诸侯称夫人，乃他人尊之之称，非大夫自称其妻也。盖子者，男子之美称；内子，则女子之美称。今则上下通有此称，并为夫对人称妻之辞，与古异大矣。
古者夫非美称
古者“夫”非美称，《诗》云“狂夫”，《春秋左氏传》云“役夫”“畔夫”，《论语》云“鄙夫”，《孟子》云“顽夫”“懦夫”“薄夫”。其单称“夫”者，如《诗》之“夫也不良”，《左传》之“去之夫，其口众我寡”，《公羊传》“夫何敢？是将为乱乎？夫何敢”，《檀弓》之“夫夫也，为习于礼者”，皆轻蔑之辞。盖古者臣虏谓之夫，盂鼎云：“锡女邦司三百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有五十有九夫。锡乃司王臣十有二百人，鬲千有五十夫。”吴清卿中丞释“鬲”为“献”。《大诰》“民献有十夫”，文例正同。吴说是也。然则邦司王臣称人，献及庶人称夫，显有区别。盖献者，战胜所俘之民，《曲礼》“献民虏者操右袂”是也。《酒诰》“汝劼毖殷献臣”，《洛诰》“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孚先”，献臣、献民犹殷之遗臣、遗民。周之克殷，虽未必尽俘其众，然谓之为“献”，当为古代遗语。观周公迁殷顽民于雒，分鲁、卫以殷民七族、殷民六族，皆殷之献臣献民也。孔子所谓文献不足者，盖亦谓遗老既尽，无能谈夏殷故事者。郑康成训“献”为“贤”与伪孔传以“献”为“善”，均失其指矣。故盂鼎以“献”别于王臣，谓之曰若千夫。古金文中赐夫者尚多，皆战胜所俘者也。然则大夫、夫人与夫妇之“夫”，盖其后起矣。古文“臣”字像俯伏之形，其始与“献”字同意，故《书·微子》曰“殷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诗·小雅》亦云“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左传》“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康成注《孝经》亦曰“臣，男子贱称”，则臣亦谓臣虏。盂鼎所以分别臣与献者，盖臣为旧附之民，献为新俘之民，犹元时之分汉人与南人矣。
家 人
今谓仆隶高家人。案《汉书·儒林传》：“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辕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师古曰：“家人言僮隶之属。”则汉时已有此称。《王无功集》陈叔达《答无功书》云：“贤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则唐人通称仆为家人，故师古注《汉书》云尔。孔子时弟子称师为子，孟子则称其弟子为子。周时诸侯之臣称诸侯为君，汉时则皇帝称臣下为君。汉文帝称冯唐为父尤奇，然《史记》作“父”，《汉书》已改为“父老”矣。韩退之《祭女孥文》自称曰“阿爹”“阿八”，赵彦卫《云麓漫钞》疑唐人称母为“阿八”，今南方则称父为“阿八”，金人称父为“阿马”。然古今皆称母为“阿妈”。
令弟与家兄
今人称人之弟曰令弟，自称其兄曰家兄，由来已久。然谢灵运《酬惠连》诗云“末路值令弟”，李颀《放歌行答从弟墨卿》亦云“吾家令弟才不羁”，乃自称其弟也。余见唐人所书晋孔衍《春秋后语》背记，有沙州人咏张义潮之兄义泽入朝事，语极鄙俚，曰“家兄亲事入长安”，乃称他人之兄为“家兄”，可与谢康乐之“令弟”作一巧对。
《望江南》《菩萨蛮》唐人最多为之
上虞罗氏藏敦煌所出唐写本《春秋后语》纸背，有唐咸通间人所书《望江南》词二阕、《菩萨蛮》词一阕，别字甚多，盖僧雏戏笔。此二阙唐人最多为之，其风行实始于太和、太中间，不十年间已传至边陲，可见风行之速矣。
《木兰辞》为唐太宗时所作
乐府《木兰辞》，人人能诵之，然罕知其为何时之作。以余考之，则唐太宗时作也。其诗云：“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按隋以前，但有官品，未有勋级，唐始有之。《唐六典》：“司勋郎中掌邦国官人之勋级，凡十有二等，十二转为上柱国，比正二品。”则此诗为唐时所作无疑。又诗中可汗与天子杂称，唐时唯太宗称天可汗，当是太宗时作。前人疑为六朝人诗，非是。
杜工部诗史
杜工部《忆昔》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此追怀开元末年事。《通典》载开元十三年封太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五文，绢一疋二百一十文，正此时也。仅十余年，至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工部自京赴奉先县，作《咏怀》诗，时渔阳反状未闻也，乃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又云：“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至夭折。”“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盖此十年间，吐番、云南相继构兵，女谒贵戚穷极奢侈，遂使禄山得因之而起。君子读此诗，不待渔阳鼙鼓而早知唐之必乱矣。
杜诗云：“经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此至德初长安酒价也。“岂闻区绢直万钱”，此广德间蜀中绢价也。“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此天宝间渔阳海运事也。三者史所不载，而于工部诗中见之，此其所以为诗史欤。
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与董小宛无涉
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四首咏孝献章皇后事，盖其时民间盛传世庙入五台山为僧之说。然梅村此诗第三首云：“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是世祖虽有欲幸五台之说，未果而崩也。而《读史有感》八首之一则云：“弹罢薰弦便薤歌，南巡翻似为湘娥。当时早命云中驾，谁哭苍梧泪点多？”其二曰：“重璧台前八骏蹄，歌残黄竹日轮西。君王纵有长生术，忍向瑶池不并栖。”又似真有入道之事。盖梅村时已南归，据所传闻者书之，故二诗前后异辞。即《读史有感》之第三、第八两首，亦云“九原相见尚低头”（案：此系误记，当为《古意》之四中诗句。参见下文。），又云“扶下君王到便房”，与前二首不合矣。
《清凉山赞佛》诗云：“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汉主坐法宫，一见光徘徊。”又云：“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诗中明寓一“董”字。世祖御制《孝献皇后行状》亦称董皇后。近有妄人，谓后即冒辟疆姬人董小宛白，附会梅村《题董白小象》诗有“墓门深更阻侯门”之句，又以《梅村集》中此诗之次为《题董君画扇》诗二首，又其次为《古意》六首，其末章云“掌上珊瑚怜不得，却教移作上阳花”，横相牵涉，遂以御制《行状》与辟疆《影梅庵忆语》合刻一帙。近缪艺风秘监《云自在堪笔记》中亦载此《行状》，已微辨其误。案：董氏实董鄂氏，又作栋鄂氏，为八旗著姓。世祖妃嫔中，出于董鄂氏者共四人。一即孝献皇后，内大臣鄂硕之女，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己卯封皇贵妃，十七年八月壬寅薨，以皇太后旨追封为皇后。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实为后而作也。又世祖贞妃亦董鄂氏，轻车都尉巴度之女，即以世祖晏驾之日自杀。顺治十八年二月壬辰谕曰：“皇考大行皇帝御宇时，妃董鄂氏赋性温良，恪其内职。当皇考上宾之日，感恩遇之素深，克尽哀痛，遂尔薨逝。芳烈难泯，典礼宜崇。特进名封，以昭淑德，应追封为贞妃。钦此。”梅村《读史有感》八首及《古意》六首亦间为妃作。此外妃嫔中尚有二董鄂氏，一后封皇考宁谧妃，一封皇考端懿妃，皆见于纪载者也。至世祖二后，则废后博尔济锦氏既降为静妃，后博尔济锦氏即孝惠皇后亦无宠，见于御制《孝献皇后行状》及屡次谕旨中。由此事实，知不独董小宛之说荒谬不足辨，即梅村《读史》《古意》诸诗，自可迎刃而解。其《读史》之三云：“昭阳甲帐影婵娟，惭愧深恩未敢前。催道汉皇天上好，从容恐杀李延年。”《古意》之四云：“玉颜憔悴几经秋，薄命无言只泪流。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见尚低头。”此二首为孝献作。至《读史》之八云：“铜雀空施六尺床，玉鱼银海自茫茫。不如先拂西陵枕，扶下君王到便房。”《古意》之二云：“豆蔻梢头二月红，十三身入万年宫。可怜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卖履中。”此二首则为贞妃作。若《古意》之一云：“争传婺女嫁天孙，才过银河拭泪痕。但得大家千万岁，此生那得恨长门。”此首当指孝惠或静妃言之。又《读史》之七云：“上林花落在芳尊，不死铅华只死恩。金屋有人空老大，任他无事拭啼痕。”则又兼写数人事。此外各首，当一一有所指，然与董小宛无涉则可断也。
吴梅村《仿唐人本事诗》为孔四贞作
梅村《仿唐人本事诗》四首，其后三首，靳氏《集览》谓为孔有德女四贞作是也。殊不知第一首亦然，其辞曰：“聘就蛾眉未入宫，待年长罢主恩空。旌旗月落松楸冷，身在昭陵宿卫中。”案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卯谕礼部曰：“奉圣母皇太后谕：定南武壮王女孔氏，忠勋嫡裔，淑慎端庄，堪翊壸范，宜立为东宫皇妃。尔部即照例备办仪物，候旨行册封礼”云云。是四贞立为皇妃，已有谕旨，未及册封而世庙登遐，后遂适孙延龄，故有“待年长罢”之句。然则此四首实皆为四贞作也。
季沧苇辑《全唐诗》
《钦定全唐诗》以明海盐胡震亨之《唐音统签》为蓝本，此人人所知也。余在京师，见泰兴季沧苇侍御振宜所辑《全唐诗》清稿，计一百六十册，中缺二册，蓝格写本，卷首有“晚翠堂”“嘉定钟岩张氏图书”“听秋馆”“扬州季南宫珍藏印”“汪士钟读书”“树园圆书”诸印，他卷又有“大江之北御史季振宜章”“扬州季沧苇氏珍藏印”诸印。前有康熙十二年沧苇自序，称：“集唐以来二百九十二年及五代五十余年之诗，得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得诗四万二千九百三十一首。经始于康熙三年，断手迄今十二年，正十年矣。”又云：“常熟钱尚书曾以《唐诗纪事》为根据，欲集成唐人一代之诗，事未毕。予乞其稿于尚书族孙遵王，残断过半，踵事收拾而成七百余卷”云云。其标题初曰《唐诗》，后改《全唐诗》。其诗所出之书，皆以朱文印印之（如《文苑英华》之类）。卷二百九十一《张文昌集》后、卷三百四十后均有沧苇手题。此书索值甚昂，后未知归谁氏。案：康熙间《全唐诗》局开于扬州，曹楝亭通政方为两淮盐政，实主其事，沧苇之书近在咫尺，不容不入局中。且书成即用其名，则于胡书之外兼本季书可知。季序称其书原本出于钱东涧，东涧与胡孝辕非不相知者，或闻胡氏《统签》已成，因而中止，而沧苇未见胡书，遂因而成之欤？惜胡书仅存戊、癸二签，不能一一比校。又当时书肆索书甚亟，并不及与《钦定全唐诗》一比校为憾事也。
历代官书，例多剽窃。如北齐《修文殿御览》，陈振孙疑其用梁徐僧权《徧略》；宋《太平御览》则又以《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通典》《文思博要》诸书为之。敦煌新出之《修文殿御览》残卷出，而更得一确证。《钦定续通考》之稿本前年尚在厂肆，乃据明王圻《续通考》而增删之者。《全唐诗》亦然。邓元釪之《全金诗》幸当时自行奏进，故仍题其名，否则修书之臣又将攘为己作矣。
罗振玉藏元刊杂剧三十种
上虞罗氏所藏元刊杂剧，凡三十种，旧藏吴门顾□，去岁日本人某购之以东，为罗君所得，乃黄荛圃故物也。荛翁题跋屡夸其所藏词曲之富，以明李中麓所居有“词山曲海”之名，故自名其室曰学山海居。其所藏词之最著者，有元刊《东坡乐府》二卷、元刊《辛稼轩长短句》十二卷，后归汪氏艺芸精舍，今在杨氏海源阁，临桂王氏四印斋曾刊之。此外尚有汲古毛氏影宋本词若干种，亦见他题跋中。唯所藏元曲，世未有知其详者。其见于《士礼居题跋》者，仅《太平乐府》《南峰乐府》二种与钱唐丁氏所藏元刊《阳春白雪》为荛翁故物耳，不谓尚有此秘笈。此书书匣尚为黄氏旧物，上刊荛翁手书楷十二字，曰“元刻古今杂剧乙编士礼居藏”，隶书二字，曰“集部”。此编既为乙编，则尚有甲编，今不知何在矣。此三十种中，其为《元曲选》所有者十三种，其目为：
《大都新编楚昭王疏者下船》（郑廷玉撰）、《新刊的本泰华山陈摶高卧》（马致远撰）、《赵氏孤儿》（纪君祥撰）、《新刊的本薛仁贵衣锦还乡》（张国宾撰）、《新刊关目陈季卿悟道竹叶舟》（范康撰）、《大都新刊关目公孙汗衫记》（张国宾撰）、《新刊关目看钱奴买冤家债主》（郑廷玉撰）、《新刊关目马丹阳三度任风子》（马致远撰）、《新刊关目张鼎智勘魔合罗》（孟汉卿撰）、《新刊死生交范张鸡黍》（宫天挺撰）、《新编岳孔目借铁拐李还魂》（岳伯川撰）、《新刊的本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武汉臣撰）。此十三种与《元（新）曲选》本大有异同。此外十七种则明以后未有刊本，其目为：
《古杭新刊关目李太白贬夜郎》（王伯成撰）、《新刊关目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宫天挺撰。此本撰人本无可考，唯元钟嗣成《录鬼簿》载天挺有《严子陵钓台》杂剧，此剧意极似天挺所撰《范张鸡黍》，殆即宫所撰也）、《古杭新刊尉迟恭三夺搠》（尚仲贤撰）、《古杭新刊关目风月紫云庭》（据《录鬼簿》，石君宝、戴善甫均有诸宫调《风月紫云庭》杂剧，此不知谁作）、《大都新编关张双赴西蜀梦》（关汉卿撰）、《新刊关目诈妮子调风月》（关汉卿撰）、《古杭新刊关目辅成王周公摄政》（郑光祖撰）、《新刊关目诸葛亮博望烧屯》（撰人无考）、《新刊关目全萧何追韩信》（金仁杰撰）、《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关汉卿撰）、《新编关目晋文公火烧介子推》（狄君厚撰）、《新刊关目闺怨佳人拜月亭》（关汉卿撰）、《大都新刊关目的本东窗事犯》（孔文卿撰）、《古杭新刊霍光鬼谏》（据元姚桐寿《乐郊私语》，乃元杨梓撰）、《新编足本关目张千替杀妻》（撰人无考）、《古杭新刊小张屠焚儿救母》（撰人无考）。原书皆不著撰人姓名，余为考订之如右。唯《小张屠焚儿救母》一本前人从未著录，盖亦元末明初人所未见也。此书大抵有曲无白，讹别之字满纸皆是，板乐亦似今之七字唱本，然皆为元刊元印无疑。其中唯《范张鸡黍》《岳孔目》《替杀妻》《焚儿救母》四种为大字，余均小字。其题“大都”或“古杭新刊”云云，恐著其原本所出，未必后人汇集各处本而成此书也。
荛圃所藏者，尚有元刊《琵琶记》，见于《题跋》。今贵池刘氏所藏者，不知即其书否？
黄荛圃所藏元刊本《琵琶》《荆钗》二记，均归汪阆园，见《艺芸精舍宋元本书目》。后《琵琶记》为吴县潘文勤公所得，又入浭阳端忠敏家。中敏卒后，其书在贵池刘蔥石处，内元刊《荆钗记》亦在刘氏。然据缪艺风秘监言，《荆钗记》中有制艺数篇，显系明刊。余向疑《荆钗》为明宁献王作，何以有元刊本，闻秘监言乃悟。
元刊《小张屠焚儿救母》杂剧
元刊无名氏《小张屠焚儿救母》杂剧，元钟嗣成《录鬼簿》、明宁献王《太和正音谱》均未著录。其剧演汴梁张某，业屠，事母孝，母病剧，向其邻王员外贷钱购药，不允。乃与其妻遥祷东岳神，愿以其子焚诸醮盆内，以乞母命，母病果愈。至三月二十八日东岳生辰，乃携其子往泰安还愿。适王员外亦挈其子万宝奴往，神乃令鬼卒以王子易张子，而送张子还汴。初疑世不容有此种残酷事，及读《元典章》五十七，乃知元时竟有是俗。《典章》载：“皇庆二年正月某日，福建廉访司承奉行台准御史台咨：承奉中书省剳付呈，据山东京西道廉访司申，本道封内有泰山东岳，已有皇朝颁降祀典，岁时致祭，殊非细民谄渎之事。今士农工商，至于走卒、相扑、俳优、倡伎之徒，不谙礼体，每至三月，多以祈福赛还口愿，废弃生理，敛聚钱物金银器皿鞍马衣服缎疋，不问远近，四方辐辏，百万余人连日纷闹。近为刘信酬愿，将伊三载痴儿抛投醮纸火池，以致伤残骨肉，灭绝天理，聚众别生余事。岳镇海渎，圣帝明王，已蒙官破钱物，命有司岁时致祭，民间一切赛祈并宜禁绝。得此，本台具呈照详，送刑部与礼部，一同议得（中略）。今承现奉刑部约，请到礼部郎中李朝列，一同议得：岳渎名山，国家致祭，况泰山乃五岳之尊。今此下民，不知典礼，每岁孟春，延及四月，或因父母，或为己身，或称祈福以烧香，或讬赛神而酬愿，拜集奔趋，道路旁午，工商技艺，远近咸集，投醮舍身，无所不至。愚惑之人既众，奸恶之徒岂无？不唯亵渎神灵，诚恐别生事端。以此参详，合准本道廉访司所言，行移合属，钦依禁治，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仰依上施行”云云。则往泰山焚儿还愿，元时乃真有此事，不过剧中易刘信为张屠，又谬悠其事实耳。元时火葬之风最盛，乃至焚及生人，迷惑之酷竟至于此！乃国家禁之，作剧者犹若奖励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元刊《张千替杀妻》杂剧，《太和正音谱》录作《张子替杀妻》，乃《谱》误。也其关目与《太平广记》中载唐人小说《冯燕传》略同。宋曾布曾以大曲《水调歌头》咏冯燕事，载于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后人或推为戏曲之祖，其实宋人此等大曲甚多，不自布始也。此剧岂翻曾布大曲为之而易其姓名，抑元人又有此种事耶？剧后不云遇赦事，与冯燕略异。然其正名云：“贤明待制翻疑狱，鲠直张千替杀妻。”则其案亦遭平反，事殆在白中，而刊本删之欤。
元刊本《霍光鬼谏》杂剧
元刊《霍光鬼谏》杂剧，《太和正音谱》著录属之无名氏，然元姚桐寿《乐郊私语》谓海盐“少年多善歌，乐府皆出于澉川杨氏，当康惠公梓存时，节侠风流，善音律，与武林阿里海涯之子云石交善。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而康惠独得其传，今杂剧中有《豫让吞炭》《霍光鬼谏》《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制，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后长公国材、次公少中复与鲜于去矜交好。去矜亦乐府擅场，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不善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云”。则此剧实海盐杨梓所撰。梓，《元史》无传，唯一见于《爪哇传》中。当至元三十年征爪哇，梓以招谕爪哇等处宣慰司官随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伊克穆苏，以五百人、船十艘先往招谕之，大军继进。爪哇降，梓引其宰相昔剌难答吒耶五十余人来迎。后官至嘉议大夫、杭州路总管，致仕。卒赠两浙都转运使，上轻车都尉，追封宏农郡侯，益康惠。《乐郊私语》详载其历官爵谥如此。明董谷《续澉水志》载元徐思敬《宣慰杨公斋粮记》云：“前浙西道宣慰少中杨公，居海盐之澉川镇，事其考安抚总使杨公以孝闻”云云。则梓又尝为安抚总使。考元代名公如刘太保、卢疏斋等，虽多为小令套数，未尝作杂剧。杂剧家之有事功历显要者，梓一人而已。又据《乐郊私语》所记，则后世之海盐腔，元时已有之，且自梓家出，然梓所撰杂剧，则固纯用北曲也。
元剧曲文之佳者
前所记佚剧十七种中，曲文之佳者，当以关汉卿之《闺怨佳人拜月亭》为最。向来只传南曲《拜月亭》记，明人如何元朗、臧晋叔等均盛称之，以为在《琵琶》之上。然细比较之，其佳处均自北剧出，想何、臧辈均未见此本也。他如王伯成之《李太白贬夜郎》，宫大用之《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在元剧中亦当为上驷。大用尝为钓台书院山长，《七里滩》剧当作于为山长时也。
小说与说书
通俗小说称若干回者，实出于古之说书。所谓“回”者，盖说书时之一段落也。说书不知起于何时，其见于记载者，以北宋为始。高承《事物纪原》九云：“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东坡志林》六云：“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元德败，频眉蹙；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崇宁、大观以来，京瓦伎艺则讲史有”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五人。小说有王颜喜、盖中宝、刘名广三人。又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则北宋之末已有讲史、小说二种，说三分与卖五代史，亦讲史之类也。南渡后，总谓之“说话”。宋无名氏《都城纪胜》谓说话有四种：一小说，一说经，一说参请，一说史书。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所纪略同。《纪胜》与《梦粱录》并谓，小说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则小说同说史书亦无大别，然大抵敷衍烟粉、灵怪，无关史事者。说经则演说佛经，说参请则说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而以小说与说史为最著。此种小说，传于今日者有旧本《宣和遗事》二卷，钱曾《也是园书目》列之宋人词话中（钱《目》作四卷），误。复归黄荛圃，刻入《士礼居丛书》。荛圃以书中避宋光宗讳，定为宋本。然书中引宋末刘克庄诗，又纪二帝幽辱事往往过甚，疑非宋人所为。若避宋讳，则元明人刊书亦沿宋末旧习，不足以是定其为宋本也。又曹君直舍人藏元刊《五代平话》一书，中阙一、二卷，体例亦与《宣和遗事》相似，前岁董授经京卿刊之鄂中，尚未竣工。吾国古小说之存者，惟此二书而已。
顷于日本内藤博士处见巾箱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照片，版心高三寸，宽二寸许，每半页十行，每行十五字，阙卷上第一页，卷中二、三两页，卷末书题后有“中瓦子张家印”一行。旧为高山寺藏书，今在东京三浦子爵所。内藤君言东京德富苏峰藏大字本题《大唐三藏取经记》云云，不知与小字本异同如何。案：中瓦子为南宋临安府街名。瓦子者，倡优剧场所萃之地也。《梦粱录》十九云：“杭之瓦舍，内外合计有十七处，如清冷桥熙春楼下谓之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楼前谓之中瓦子”云云（此书题中瓦子张家印，似即倡优说唱的本）。又卷十三《铺席》门：保佑坊前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其次即为中瓦子前诸铺。则所云“张家”即“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此书不避宋讳名。犹当为宋元间所刊行者也。此书体例亦与《五代平话》《宣和遗事》略同，三卷之书共分十七节。亦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其称“诗话”，非宋士大夫间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此名。其有词有话者，则谓之词话。《也是园书目》有宋人词话十六种，其目为《灯花婆婆》《种瓜张老》《紫罗盖头》《女报冤》《风吹轿儿》《错斩崔宁》《小亭儿》《西湖三塔》《冯玉梅团圆》《简帖和尚》《李焕生王陈雨》《小金钱》十二种，不著卷数。其它四种，则为《宣和遗事》四卷（实二卷），《烟粉小说》四卷，《奇闻类记》十卷，《湖海奇闻》二卷。“词话”二字，非遵王所能杜撰，意原本必题《灯花婆婆词话》《种瓜张老词话》等，故遵王仍用之。若《宣和遗事》四种，亦当因其体例相似，故附于后耳。《侯鲭录》所载商调《蝶恋花》，于叙事中间以《蝶恋花》词，乃宋人词话之尚存者。此本用诗不用词，故称诗话，皆《梦粱录》《都城纪胜》所谓“说话”之一种也。书中元奘取经，均出猴行者之力，实为《西游记》小说所本。又考陶南村《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实为金人之作，中有《唐三藏》一本。《录鬼簿》所载元吴昌龄杂剧亦有《唐三藏西天取经》，其书至国初尚存。钱曾《也是园书目》有吴昌龄《西游记》四卷，曹寅《楝亭书目》有《西游记》六卷，无名氏《传奇汇考》亦有《北西游记》，云“全用北曲，元人作”，盖即昌龄所撰杂剧也。
今金人院本、元人杂剧皆不传，而宋元间所刊话本尚存于日本，且有大字、小字二种，古书之出，洵有不可思议者乎！
通俗小说源出宋代
今之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诸书，大抵明人所润色，然其源皆出宋代。《三国演义》与《西游记》前条既言之矣，《水浒传》亦出《宣和遗事》。又《录鬼簿》所载元人杂剧，其咏《水浒》事者多至十三本，其事与今书多不同，盖其祖本亦非一本。又元杂剧中《摘星楼比干剖腹》，乃演《封神榜》之事。《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及《昊天塔孟良盗骨殖》乃演杨家将之事。他如《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智勘后庭花》《包待制智赚灰阑记》《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糊突包待制》《包待制判断烟花鬼》，则《龙图公案》之祖也。《秦太师东窗事犯》则《岳传》之祖也。《梦粱录》载南渡说史书者或敷衍《复华编》《中兴诸将传》，则《岳传》在宋时已有小说。至戏曲、小说之同演一事者孰后孰先，颇难臆断。至其文字结构，则以现存之《五代平话》《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观之，尚不及戏曲远甚，更无论后代小说。然则今之《水浒》《西游》《三国演义》等，实皆明人之作，宋元间之祖本决不能如是进步也。
叶子本
唐人书籍，于卷子本外别有叶子本。欧阳文忠公《归田录》云：“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册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邰《彩选》是也。”其装潢之法，已不可知，唯元王秋涧《玉堂嘉话》纪所观南宋内府书画，有吴彩鸾龙鳞楷韵，天宝八年制，其册共五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王语固不可尽解，意当如今之弄纸牌者，以纸牌鳞次相叠而执之，以便检寻，故得叶子之名。《归田录》于叶子本条下间叙叶子戏，当亦以此。《郡斋读书志》云：“叶子，妇人也，撰此戏在晚唐时。”以叶子为人名，恐未必然。亡友蒋伯斧郎中所藏唐写本《唐韵》，虽已改装，然所存四十四叶，每叶皆二十三行，又无书口，意当时必叶子本也。至宋时装书，除释典用梵夹本（此实以卷子本叠之，以便阅览，通谓之梵夹本，非也）外，有粘叶与缝缋二法。张邦基《墨庄漫录》云：“王洙内翰尝云，作书册粘叶为上，岁久脱烂，苟不佚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佚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春秋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尝与宋献言之，宋悉令家所录书作粘法。予尝见旧三馆黄本书及白本书，皆作粘叶，上下栏界出于纸叶。后在高邮借孙莘老家书，亦如此法。又见钱穆父所蓄亦如此，多只用白纸作标，硬黄纸作狭签子，盖前辈多用此法。予性喜传书，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云云。张氏所云，亦不甚了了，以意度之，缝缋即今之线装，粘叶即蝴蝶装也。线装皆以书之中缝（今所谓“书口”）向外，故岁久脱烂，则中缝记卷数、叶数之字先受摩灭，故王洙以次序为难。若蝴蝶装则中缝在内，故无此弊。今传世宋本，亦缝缋居多。然讫于明初，尚有作蝴蝶装者，今唯京师及扬州修理古书者为之耳。
升官图始于唐
今博戏中有《升官图》者，其戏最古，实始于唐李邰《彩选》。宋人作者亦有数家，《直斋书录解题》有《进士彩选》一卷，赵明远景昭撰，此元丰未改官制时迁转格例也。《郡斋读书志》有《采选集》四卷，云“莫详谁作。初，《彩选格》起于唐李邰，本朝踵之者有赵明远、尹师鲁。元丰官制行，有宋保国，皆取一时官制为之。至刘贡父，独因其法，取西汉官秩升黜次第为之，又取本传所以升黜之语注其下，局终遂可类次其语为一传，博戏中最为雅驯。此集尤详且悉，曰阶官，曰职名，曰科目，曰赏格，曰服色，曰俸给，曰爵、邑、谥法之类，无一不备”云云。殆已与今之“升官图”相似。今诸书皆不传，传者独贡父之《汉官仪》耳。余见罗氏唐风楼所藏明宏光间《升官图》，大致与今无异。
玺 印
古之玺印，皆印于封泥。封泥之用，与简牍相将。魏晋以来，简牍既废，而纸素盛行，遂有以印印朱墨钤于其上者。然此事不知始于何时。案：唐窦臮《述书赋》论印验曰：“古小雌文，东朝用 。”唐代流传之古迹，仅有缣素，则晋周 之印，当钤于其上矣。其见于正史者，则《魏书·萧宝夤传》云：“居官者每岁终，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审其实用而注其上下。总而奏之。经奏之后，考功曹别书于黄纸、油帛。一通则本曹尚书与令、仆印署，留于门下；一通则以侍中、黄门印署，掌在尚书，严加缄密，不得开视，考绩之日，然后封共裁量。”又《卢同传》：肃宗时，同表言：“窃见吏部勋簿，多皆改换。乃校中兵奏案，并复乖舛。臣聊尔简练，已得三百余人，明知隐而未露者，动有千数。愚谓罪虽恩免，犹须刊定。请遣一都令史与令仆省事各一人，总集吏部、中兵二局勋簿，对勾奏案。若名级相应，即于黄素楷书大字，具件阶级数，令本曹尚书以朱印印之。明造两通，一关吏部，一留兵局，与奏案对掌。进则防揩洗之为，退则无改易之理。从前以来，勋书上省，唯列姓名，不载本属，致令窃滥之徒轻为苟且。今请征职白民，具例本州、郡、县、三长之所；其实官正职者，亦列名贯，别录历阶，仰本军印记其上，然后印缝，各上所司，统将、都督并皆印记，然后列上行台。行台关太尉，太尉简练精实，乃始关刺省重究括，然后奏申。奏出日，黄素朱印，关付吏部。”诏从之。《隋书·礼仪志》亦云：“后齐有督摄万机印一钮，以木为之。此印常在内，唯以印籍缝。”则北朝确已以印印纸素，且印籍缝矣。若南朝则尚不用印缝，而用押缝。窦臮《述书赋》：“押署，则缝僧权如长松挂剑，尾满骞如磐石卧虎。”今传世《兰亭序》十四、十五行间有一“僧”字，即梁中书舍人徐僧权押缝也。则南朝似尚无印缝之事。然《北齐书·陆法和传》谓法和上梁元帝启文，朱印名下自称司徒。则以印印纸素，南北皆同。要之玺印之用，未尝一日废，则简牍既废，自必经印于纸素上矣。
市井记数
今市井记数，用〡、〢、〣、〤、〥、〦、〧、〨、〩九字。司马温公《潜虚》则用〡、〢、〣、 、〤、丅、 、丅、丅九字。案：〡、〢、〣、 ，即古文字之一、二、三、亖而纵立之。〤即古文五字。至丅、 、丅、丅，则汉已来已用为数字，王莽十布中之中布六百，壮布七百，弟布八百，次布九百，其六、七、八、九四字作丅、 、丅、丅。然其初实非文字，乃布筭之法也。《左传》“亥有二首六身”，杜注：“亥字二画在上，并三六为身，如算之六。”盖古文“亥“字，其上为二，其身似三丅相并之形（今沇儿钟之“丁亥”，字犹稍似之），故士文伯曰“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所云“如算之六”者“算”乃“筭”字之误。盖自春秋迄魏晋，布筭时皆以二筭，一横在上，一纵在下，以表六之数， 、丅、丅亦然。至变而为今之〦、〧、〨者，则由算位之故，亦自古已然。《孙子算经》云：“凡算之法，先识其位。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百万相当。”古之运算者，虑数位不明，故以纵横相间，故〡、〢、〣、 ，即一、二、三、亖之纵，〦、〧、〨即丅、 、丅之横也。 、丅二字因用算较多，故后别以〤代 ，而别造〥字，〥字亦由篆书 字出。若〤上加 ，以代丅字，当由后世所增，其变化之迹，今日犹可想象得之。
呼黑为青
今北方人呼黑为青。案《礼器》云：“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郑康成注：“素尚白，青尚黑者也。变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时赵高欲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民言从之，至今语犹存也。”则呼黑为青，已始于秦末矣。
共饭之俗
古者行礼时，俎豆之属皆各荐诸其位，无相共者，唯饭器或共之，《曲礼》云“共饭不泽手”是也。至魏晋间犹有此俗。《孙子算经》有一题云：“今有妇人河上荡杯，津吏问曰：‘杯何以多？’妇人曰：‘家有客。’津吏曰：‘客几何？’妇人曰：‘二人共饭，三人共羹，四人共肉，凡用杯六十五，不知客几何。’”考此书又有一题云：“今有佛书十九章，章六十三字。”则作者必在东汉之后。又《张邱建算经序》已称夏侯阳之“方仓”、孙子之“荡杯”，则其人又在邱建之前，则孙子盖汉晋间人也，可知此时犹有共饭之俗。
茶汤遣客之俗
今世官场，客至设茶而不饮，至主人延客茶，则仆从大声呼“送客”矣。此风自宋时已然，但用汤而不用茶耳。朱彧《萍洲可谈》云：“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凉或温，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宋无名氏《南窗纪谈》亦云：“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不知始于何时。然上自官府，下至闾里，莫之或废”云。行之既久，遂以点汤为遣客之用。观宋人说部所记遣客事，如王铚《默记》纪石曼卿之于刘潜，魏泰《东轩笔录》记陈开之于胡枚，王巩《随手杂录》自记见文潞公事，无不然。元郑光祖《王粲登楼》杂剧载遣客事亦曰“点汤”。今日既不用汤，乃以茶遣客，则又与辽俗近矣。以茶汤款客，自唐已然，虽宫禁亦用之。王建《宫词》云：“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唐制六品以下服绿，碧衣郎六品以下之官犹赐茶汤，则大臣可知矣。宋制亦然。叶梦得《石林燕语》：“讲读官初入，皆坐赐茶。唯当讲，官起就案立，讲毕复就座，赐汤而退。侍读亦如之。盖乾兴之制也。”蔡绦《铁围山丛谈》亦云：“国朝仪制，天子御前殿，则群臣皆立奏事，虽丞相亦然。后殿曰延和、曰迩英，二小殿乃有赐坐仪。既坐，则宣茶又赐汤，此客礼也。延和之赐坐而茶汤者，遇拜相，正衙宣制才罢，则其人抱白麻见天子于延和。告免礼毕，召丞相升殿是也。迩英之赐坐而茶汤者，讲筵官春秋入侍，见天子，坐而赐茶乃读，读而后讲，讲罢又赞赐汤是也。他皆不可得矣”云云。然宋时臣下赐茶汤者，亦不独宰执、讲官。龚鼎臣《东原录》云：“天禧中，真宗已不豫。一日，召知制诰晏殊，坐赐茶，言曹利用与太子太师，丁谓与节度使，并令出。殊曰：‘是欲令臣作诰词？’上颔之。殊曰：‘臣是知制诰，除节度使等须学士操白麻，乞召学士。’真宗点汤，既起，即召翰林学士钱惟演。”则朝廷之于侍从，亦用是矣。又晁说之《客语》云：“范纯夫每次日当进讲，是日先讲于家，群从子弟毕集，讲终，点汤而退。”则父兄之于子弟，亦用之矣。至南渡后，款客以汤之有无为尊卑。周必大《玉堂杂记》：“淳熙三年十一月八日，必大被宣，草十二日冬祀赦书。黄昏方至院，御药持御封中书门下省熟状来，系鞋迎于中门，同监门内侍一员俱升厅。御药先以熟状授监门，共茶汤讫，先送御药出院，复与监门升厅，受熟状付吏，又点汤送监门下阶，馆之门塾。至六年九月十二日，复被宣，草明堂赦。御药张安中、内侍梁襄相见如仪，唯录事沈楧、主事李师文茶而不汤”云云。此录事、主事殆中书门下省吏，故学士款之如此，其它盖无不兼用茶汤者。今汤废已久，唯昏礼姻娅、翁婿相见，及新年偶一用之。其汤亦用龙眼、枣、栗等，与宋人之屑甘草者异矣。
周邦彦《诉衷情》一阕为李师师所作
曩撰《清真先生遗事》，颇辨《贵耳集》《浩然斋雅谈》所载周清真与李师师事之误。然清真《片玉词》中有《诉衷情》一阕曰：“当时选舞万人长，玉带小排方。喧传京国声价，年少最无量。花阁迥，酒筵香，想难忘。而今何事，佯向人前，不认周郎！”案：玉带排方乃宋时乘舆之服，亲王大臣赐玉带者，以方团别之，复加佩玉鱼、金鱼。且有宋一代，大臣及外戚之赐玉带者不过数十人。其便服玉带，虽上下通用，然不知倡优何以得服此。且用排方，与天子无别，颇疑此词为师师作矣。案：师师曾赐金带，见于当时公牍。《三朝北盟汇编》：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圣旨：“应有官无官诸色人曾经赐金带，各据前项所赐条数自陈纳官。如敢隐蔽，许人告犯，重行遣断。”后有尚书省指挥云：“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曾经祗候倡优之家，曾经赐金带者，并行陈纳。”《老学庵笔记》亦言，朱勔家奴数十人皆服金带。宋制亦三品以上方许服金带，乃倡优、奴隶皆得此赐，则玉带排方或出内赐，亦未可知。僭滥至此，真《五行传》所谓服妖者矣。
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
周密《浩然斋雅谈》载王夫人所作《满江红》词及文文山、邓中甫和作，其词人人能道之，独不详夫人为何如人。案世传《宋旧宫人诗词》一卷云：“昭仪王清惠，字冲华。”汪元量《水云集》《湖山类稿》亦屡有与昭仪赠答之作，其人《宋史·后妃传》失载，唯《江万里传》云：“帝在讲筵，每问经史疑义及古人姓名，贾似道不能对，万里从旁代对。时王夫人颇知书，帝常语夫人以为笑。”则夫人乃度宗嫔御，陈世崇《随隐漫录》云：“会宁郡夫人昭仪王秋儿、顺安俞修容、新兴胡美人、永阳朱梅儿、资阳朱春儿、高安朱夏儿、南平朱端儿、东阳周冬儿（中略），皆上所幸也。初，东宫以春、夏、秋、冬四夫人直书阁为最亲，王能属文为尤亲。虽鹤骨癯貌，但自上即位后，批答画闻，式克钦承，皆出其手。然则王非以色事主，度皇亦悦德者也。”则夫人在度宗朝已主批答，及少帝嗣位，谢后临朝，老病不能视事，夫人与闻国政，亦可想见。故入元之后，元人侍足有殊。汪水云诗：“万里修途似梦中，天家赐予意无穷。昭仪别馆香云暖，手把诗书授国公。”其礼遇几亚于谢、全二后。厥后全太后为尼，夫人亦为女道士，亦以其与宋室至亲故也。
宋之盛时，政事悉由三省。熙宁以后，用人行政，间用内批。南渡稍戢，宁宗后复盛，且多假手于人。《宋史·韩侂胄传》：“刘㢸谓侂胄曰：‘赵相欲专大功，君恐不免岭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问计。㢸曰：‘唯有用台谏耳。’侂胄问：‘若何而可？’弼曰：‘御笔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内批除所知刘德秀为监察御史。”《四朝闻见录》言：“陈岘召试学士院日，对策言帝王号令不可轻出，倘不经三省施行，径从中下，外示独断，内启倖门，祸患将伏于中而不自知。时侂胄已居中用事，假御笔以窃朝权，故岘及之。”侂胄既诛，则主之者为杨皇后。《闻见录》又云：“开禧间，慈明赞宁皇诛韩侂胄，出御批三。”又云：“初时御笔皆侂胄矫为，及是皆慈明所书。”后史弥远专政时，与杨后比周，其故可知。及理宗朝亦掌以嫔御。《浩然斋雅谈》载张枢穆陵时《宫词》，其一曰：“紫阁深严邃殿西，书林飞白揭宸奎。黄封缴进升平奏，直笔夫人看内折。”则自宁、理以来相承如此，不自王夫人始矣。至咸淳以后，内批御笔几与内外则并行，如《咸淳遗事》所载，或用骈俪作制诰体，疑非宫人所能为。又是时如赐外臣批答、斋醮青词等，向宜学士院撰文者，宋人内制集中皆有此等文字，亦往往假手佞倖。如《随隐漫录》载其父陈藏一撰姑苏守臣进蟹批答，及太乙明烟祈晴设醮青词等。此事为理宗或度宗朝事虽不可知，然可知当时内批兼出佞倖，不但掌以嫔御。宋政不纲，至此极矣。
宋禁中以宫人直笔，自南渡已然。周必大《玉堂杂记》：“禁中以锁院为重。淳熙三年九月三日，中书进熟状，魏王恺、恩平郡王璩、永阳郡王居广并加食邑，食实封，只乞降付院草制。内夫人失于详阅，宣锁程直院。明日，告庭如式。又明日，内批付密院，典字直笔吴庆庆降充紫霞帔，不令供职。主管大内公事庆国淑懿夫人刘从信降两字夫人，盖惩其误也。”如此，则直笔夫人所掌乃承宣之事，与批答画闻无与。此事固始于宁、理之后，宋之盛时断无此制。以事关宋故颇钜，故因王夫人事而及之。
世传《宋旧宫人诗词》乃王夫人以下十四人送汪水云南归，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分韵赋诗，其实乃伪书也。水云《湖山类稿》卷三有《女道士王昭仪仙游词》，南归之诗悉在其后，则昭仪之死，在水云未归之时，不得送水云之归也。谢皋羽《续琴操序》谓：水云之归，“旧宫人会者十八人，酾酒城隅与之别。”不云赋诗，人数亦不与《旧宫人诗词》合。且十四绝句若出一手，疑元明间人据谢皋羽《续琴操序》而伪撰者也。
南宋帝后北狩后事，《宋史》不详，唯汪水云《湖山类稿》颇可概见，足补史乘之阙。《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乙末，中书省臣言：‘平原郡公赵与芮、瀛国公赵显、翰林直学士赵与票，宜并居上都。’帝曰：‘与芮老矣，当留大都，余如所言。’继有旨，给瀛国公衣粮发遣之，唯与票不行。”案：是时谢、全二太后尚存，且谢太后年正七十，若中书有北遣之议，世祖于福王与芮尚怜其老，不容于谢后无言，盖尚留大都也。全太后后为尼正智寺而终，亦当在大都。唯据《湖山类稿》，则水云与王昭仪实从少帝北行。《类稿》卷二有《出居庸关》一首、《长城外》一首、《寰州道中》一首、《李陵台》一首、《苏武州毡房夜坐》一首、《居延》一首、《昭君墓》一首、《开平雪霁》一首、《天山观雪王昭仪相邀割驼肉》一首、《草地》一首、《开平》一首、《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一首、《阴山观猎和赵待制回文》一首，共十三首，皆上都之作。中有《王昭仪相邀割驼肉》云云，则昭仪亦在遣中，盖是时少帝年才九岁，谢、全二后未行，昭仪自不能不往。观于香云别馆手授诗书，则少帝教养之职，昭仪实任之。则其从行自不待言。又此十三首中有《和赵待制回文》，此赵待制当即赵与票。《世祖纪》谓“唯与票不行”，“与票”当为“与芮”之误。世祖怜与芮年老，而于与票无言，不应卒遣与芮而留与票。此在上都之赵待制，其为与票明甚。其翰林直学士与待制皆入元后之官。《元史·百官志》翰林院官有承旨、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待制等，直学士与待制均翰宛之官，因此歧误，亦未可知。又《水云集》另有《酬方塘赵待制见赠》一首，末云“吾曹犹未化，烂醉且穹庐”，亦系塞外之作。合此数诗观之，则从上都者殆为与票，福王实未尝行也。此为至元十九年事，至廿二年而谢太后殂，廿五年而少帝学佛法于吐蕃。唯全太后为尼，王昭仪为女道士，与福王与芮及昭仪之死，其时皆无可考，要皆在水云南归之前，故均有诗在集中。至水云南归，则在至元廿八年，有《南归对客》一诗可证，所谓“北征十三载”是也。由是观之，不独《宋旧宫人诗词》为伪书，即瞿佑《归田诗话》所载少帝送水云南归诗，所谓“黄金台下客，底事不思家。归问林和靖，寒梅几度花”，一若少帝此时尚居大都者，可谓拙于作伪矣。
少帝入吐蕃后事，史无所言，唯元明间盛传元顺帝为宋少帝之子，至国朝全谢山诸人犹主此说。初疑此乃南宋遗民不忘故国者所为，后读释念常《佛祖通载》，乃知其不然。《通载》纪至治三年四月，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按：元之待南宋，较待金人为优。少帝入元，历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其降元之岁，为至元十三年，年六岁。十九年徙上都，年十二岁。二十五年学佛法于吐蕃，年始十八。至治三年赐死于河西，年五十三。而顺帝之生，适当前此三年，元不杀之于在大都之时，而杀之于入吐蕃为僧之后；不杀之于少壮之时，而杀之于衰老之后，此事殆非人情。以事理推之，当由周王既取顺帝母子，藉他事杀之以灭口耳。又顺帝之母乃迈迪氏，生顺帝后，亦未几而殂，其中消息可推而知。时周王以武宗嫡长失职处边，以顺帝之生有天子瑞，因取为己子，正如魏豹取薄姬故事，亦不足怪。元念常之书，谢山未见，他人亦从未引此，然此事实为谢山诸人添一左证，不独为宋室三百二十年之结局也。
汪水云以宋室小臣相随北徙，侍三宫于燕邸，从幼主于龙荒。其时大臣如留梦炎辈当为愧死，后世多以完人目之。然中间亦为元官，且供奉翰林，其诗俱在，不可诬也。《水云集》中有《初庵傅学士归田里》一首云：“燕台同看雪花天，别后音书雁不传。紫阁笑谈为职长，彤闱朝谒在班前。”云“为职长”“在班前”，则汪似曾为学士属官。又南归后《答徐雪江》云：“十载高居白玉堂，陈情一表乞还乡。孤云落日渡辽水，匹马西风上太行。行橐尚留官里俸，赐衣犹带御前香。只今对客难为答，千古中原话柄长。”云“十载高居白玉堂”，亦指翰宛也。又《湖山类稿·北岳降香呈严学士》以下二十五首，皆水云奉勅降香途中所作。案《元史·世祖纪》，每岁以正月遣使代祀岳渎后土，唯至元二十一年独详，云“遣蒙古官及翰林官各一人祠岳渎后土”，则代祀官例遣翰林，不知年年如此否。严学士即翰林官，水云殆以属官从行。然观其诗意，不似属官之词，或严为蒙古官而汪为翰林官欤？故其诗曰：“同君远使山头去，如朕亲行岳顶来。”则水云在元颇为贵显，故得橐留官俸，衣带御香。即黄冠之请，亦非羁旅小臣所能，后世乃以宋遗民称之，与谢翱、方凤等同列，殊为失实。然水云本以琴师出入宫禁，乃倡优、卜祝之流，与委质为臣者有别。又其仕元，或别有所为。但即其诗与人论之，有宋近臣中一人而已。
赵子昂
文人事异姓者，易代之际往往而有，然后人责备最至者，莫如赵子昂。元僧某题子昂书《归去来辞》云：“典午山河半已墟，搴裳宵逝望吾卢。翰林学士宋公子，好事多应醉里书。”虞堪胜伯题其《苕溪图》云：“吴兴公子玉堂仙，写出苕溪似辋川。回首青山红树下，那无十亩种瓜田。”周良右题其画竹则云：“中原日暮龙旗远，南国春深水殿寒。留得一枝烟雨里，又随人去报平安。”沈石田题其画马则云：“隅目晶荧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黄姿。千金千里无人识，笑看胡儿买去骑。”王渔洋题其画羊则云：“南渡铜驼犹恋洛，西来玉马已朝周。牧羝落尽苏卿节，五字河梁万古愁。”诸家攻之不遗余力，而虞胜伯一绝，温厚深婉，尤为可诵。虽然，褚渊、王俭，彼何人哉！如赵王孙者，犹其次焉者矣。
诏书征聘处士
诏书征聘处士，后汉多有之，唐宋以后颇不多见。唯宋太祖征种放一诏见于《宋史》放本传，元太祖征邱处机一诏见《长春真人西游记》耳。顷翻阅明人文集，得二诏书。一杜敩《拙庵集》首有《初召敕符》云：“谕山西潞州壶关县儒士杜敩：昔之驭宇内者，无倖位，无遗贤，致时和而世泰。盖由善备耳聪目明之道，所以士仁者乐从其游，辅之以德，间有非哲者处于民上，则倖位、遗贤亦备矣。今朕才疏，迷圣道之良宗，是致贤隐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尔博学君子，齿有年矣，符到若精力有余，则策杖来朝，果可作为，加以显爵，与朕同游。故兹敕谕。”下二行中间用宝，一云“宙字六十四号”，一云“洪武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又附载《召宋讷敕符》曰：朕君天下十有三年矣，意野无遗贤，虽夙夜孜孜以求贤，贤何弗至？今四辅官杜敩抱忠为国，举所知宋讷才堪任用。符到之日，有司礼送赴京，以称朕意焉。”又史鉴《西村集》首有成化十六年八月征聘诏文曰：“朕承丕绪，用人图治，亦有年矣。永唯劳于求贤，然后成无为之治；乐于忘势，乃能致难进之英。闻尔处士沈周、史鉴沈酣经史，博洽古今，蕴经纬之远猷，抱君民之宏略。顾乃遁迹邱园，不求闻达。朕眷怀高谊，思访嘉谟，兹遣使征尔赴用，隐期同德，出宜汇征，以副朕翘企之意”云。则明代征聘，尚下诏书。其后鲁王监国九年，征贡生朱之瑜亦尚用敕书，其书今载《舜水集》首。而《拙庵》《西村》二集世所罕见，故备录之。又案，石田翁与史明古同征，《明史》本传不纪其事，今乃得之明古集中。石翁卒于正德四年，年八十四，则是时年五十一矣。
毛西河命册
十余年前，扬州骨董铺有毛西河先生命册，乃康熙戊寅年推算者，推命人为京口印天吉。先生时年七十六，生于明天启三年癸亥十月初五日戌时，其八字为癸亥壬戌壬戌庚戌。后附其姬人命册，年三十三岁，为丙午正月十六日子时生，其八字为丙午庚寅丁酉庚子，其人殆即曼殊也。推命者谓先生于八十八岁当卒，过是则当至九十四。先生首书其上曰：“时至即行，不须踌躇。但诸事未了，如何如何？”老年畏死，乃有甚于少壮者，殊可一哂。然先生竟以九十四岁卒，亦奇矣。
士人家蓄声伎
士人家蓄声伎，且应他人之招，其风盖始于杨铁崖。铁崖出避，以家乐自随，故时人作诗讥之曰：“如何一代杨夫子，变作江南散乐家。”明中叶后，尚有此风，如何元朗、屠长卿辈皆有声伎皆是也。沿及国初，此风尤盛。尤西堂《钧天乐传奇·自序》：“丁酉之秋，薄游太末，阻兵未得归，逆旅无聊，漫填词为传奇，率日一曲，阅月而竣，题日《钧天乐》。家有梨圈，归则授使演焉。适山阴姜侍御还朝，过吴门，函索予剧”云云。则此种家乐，实应外人之招，盖当时所谓名士者，其资生之道如此。此外如查伊璜等亦然。至李笠翁辈，乃更不足道矣。
《日知录》中泛论多有为而发
顾亭林先生《日知录》中泛论亦多有为而发，如“自古以文辞欺人者莫如谢灵运”一节，为钱牧斋发也；“稽绍不当仕晋”一则，为潘稼堂发也。
钱牧斋
冯已苍《海虞妖乱志》写明季士大夫之诪张贪乱，几于“燃犀烛牛渚，铸鼎像魑魅”，实代之奇作也。书中于钱牧斋无一恕词，且亦不满于瞿忠宣。已苍虽牧翁门人，然直道所存，亦不能为之讳也。观此书，则牧斋乙未后之事乃其固然，毫不足异。其为众恶所归，又遭文字之禁，乃出于人心之公，非一朝之私见。尤可笑者，嘉道间陈云伯为常熟令，修柳夫人墓，牧斋冢在其侧不过数十步，无过问者。时钱梅溪在云伯幕中，为集苏文忠书五字，曰“东涧老人墓”，刻石立之，见者无不窃笑。又吴枚庵《国朝诗选》以明末诸人别为二卷附后，其第一人为彭㧑字谦之，常山人。初疑无此姓名，及读其诗，皆牧斋作也。此虽缘当日有文字之禁，故出于此。然令牧斋身后与羽素兰同科，亦谑而虐矣。
顾云美苓自书所撰《河东君传》，前有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像，作男子装束，亦云美所摹。墨迹藏唐风楼罗氏，世罕知其文者，故备录之。传云：“河东君者，柳氏也，名隐，更名是，字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适云间孝廉为妾。孝廉能文章，工书法，教之作诗写字，婉媚绝伦。顾倜傥好奇，尤放诞，孝廉谢之去。游吴越间，格调高绝，词翰倾一时。嘉兴朱治憪为虞山钱宗伯称其才，宗伯心艳之，未见也。崇祯庚辰冬，扁舟访宗伯，幅巾弓鞋，着男子服，口便给，神情洒落，有林下风。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耑国士名姝之目。留连半野堂，文讌浃月，越舞吴歌，族举递奏，香奁玉台，更唱迭酬。既度岁，与为西湖之游，刻《东山酬唱集》，集中称河东君云。君至湖上，遂别去，过期不至。宗伯使客构之乃出。定情之夕在辛巳六月初七，君年二十有四矣。宗伯赋前七夕诗，要诸词人和之。为筑绛云楼于半野堂之后，房栊窈窕，绮疏青琐。旁龛古金石文字、宋刻书数万卷，列三代、秦汉尊彝环璧之属，晋、唐、宋、元以来法书名画，官、哥、定、汝、宣、成之甆，端溪、灵璧、大理之石，宣德之铜，果园厂之髹器，充物其中。君于是乎俭梳靓妆，湘帘棐几，煮沈水，斗旗枪，写青山，临墨妙，考异订讹，间以调谑，略如李易安在赵德甫家故事。然颇能制御宗伯，宗伯甚宠惮之。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沈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其奋身池上也，长洲明经沈明抡馆宗伯寓中见之。而劝宗伯死，则宗伯以语兵科给事中宝丰王之晋，之晋语余者也。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寻谢病归。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君挈一囊从，刀头剑铓中，牧圉饘橐惟谨。事解，宗伯和苏子瞻《御史台寄妻韵》，赋诗美之，至云‘从行赴难有贤妻’，时封夫人陈氏尚无恙也。宗伯选列朝诗，君为勘定《闺秀》一集。庚寅冬，绛云楼不戒于火，延及半野堂，向之图书玩好略烬矣。宗伯失职，眷怀故旧，山川间阻，君则‘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有《鸡鸣》之风焉。久之不自得，生一女。既昏，癸卯秋，下发入道。宗伯赋诗云：‘一翦金刀绣佛前，裹将红泪洒诸天。三条裁制莲花服，数亩诛锄䆉稏田。朝日瘦铅眉正妩，高楼点黛额犹鲜。横陈嚼蜡君能晓，已过三冬枯木禅。’‘鹦鹉疏窗青语长，又教双燕话雕梁。雨交澧浦何曾湿，风认巫山别有香。初着染衣身体涩，乍抛稠发顶门凉。萦烟飞絮三眠柳，飏尽春来未断肠。’明年五月二十四日，宗伯薨。族孙钱曾等为君求金，要挟蜂起，以六月二十八日自经死。宗伯子曰孙爱及婿赵管为君讼冤，邑士大夫谋为君治丧葬。宗伯门人顾苓曰：‘呜呼！今而后宗伯语王黄门之言，为信而有徵也。’宗伯讳谦益，字受之，学者称牧斋先生，晚年自号东涧遗老。甲辰七月七日，书于真孃墓下。”后有“顾苓”及“顾八分”二印。
罗叔言参事跋其后曰：“顾云美撰《柳蘼芜传》并画像真迹，乙巳冬得之吴中。传载蘼芜事实甚详，其劝虞山死国难，至奋身池水中以要之，凛凛有烈丈夫风。虞山竟不为感动，真所谓心死者也。吴人某所著《野语秘汇》述虞山被逮时，河东君先挈重贿入都赂当道，乃得生还，其权略尤不可及，可谓奇女子矣。传中记蘼芜初归云间某孝廉为妾，殆先适陈卧子，为他纪载所未及。其归虞山在明亡前三年，时年二十四。至癸卯下发，年四十有六。逾年而值家难。云美此传作于致命后数日，婉丽悱恻，绝似易安居士《金石录后序》，于蘼芜表章甚力，而于虞山则多微词。可见公论所在，虽弟子不能讳其师，深为虞山悲矣。此册传世二百余年，楮墨完好，殆蘼芜之风流节概，彼苍亦不忍泯灭之耶？光绪丁未三月，上虞罗振玉刖存父。”又云：“传载虞山言‘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耑国士名姝之目’云云。考《列朝诗集》，王修微名微，广陵人，号草衣道人，归华亭颖川君。颖川君有声谏垣，抗节罢免，修微有助焉。有《樾馆诗》数卷，又撰《名山记》数百卷。是修微才行，亦蘼芜之匹也。颖川君即许霞城，名誉卿，东林党人，修微依之以老。杨宛叔名宛，归茅止生而阴背之，后为盗所杀。虞山挽茅止生诗：‘白头寂寞文君在，泪湿芙蓉制诔词。’自注云：‘杨宛叔制石民诔词甚工。’又《文瑞楼书目》有杨宛《钟山献》六卷，是宛叔优于文而劣于行，有愧蘼芜、草衣多矣。茅止生名元仪，归安人，著书甚多，见《明史艺文志》。负经世大略，参孙高阳军事，客死辽东。业附记于册尾，刖存又记。”癸丑秋日，于唐风楼见此册并二跋，录之。
黄道周手书诗翰
上虞罗氏藏黄石斋先生手书诗翰六种，共近体诗二十首。
其一云：
熙朝真气古洪濛，十二圣人述作同。
开辟自当元始运，正删未藉圣人功。
知将弓马安天下，谬采诗书慰日中。
峄泗余风看不绝，明明浮磐与孤桐。
四百陈符陋太元，萝图准在圣人前。
斋心研几宁论月，曝背暄光不计年。
入纬文梭通歧女，破董逸响上朱弦。
清时顾盼成无据，裹革工夫事韦编。
平成何日得樵渔，塞道横流未廓如。
尧警到天真欲漏，禹功着手只荷锄。
稻粱尽处消凫雁，钟鼓频年送鶢鶋。
不信缺斨同沐浴，备然引涕自修书。
梦持丹漆屡南行，洴澼依然滞管城。
主圣岂资经史力，道荒聊倩古人耕。
好鎚玉矢为瘢药，不比钟声自瓦鸣。
莫诵《权舆》偷一叹，申辕个是鲁诸生。
偶对经书作，寄雪堂先生教。黄道周。
其二云：
精诚谁似尔？干竭一身存。
裹革虽吾志，还山却主恩。
半弦开石虎，千仞堕崖猿。
君处能无恙，谈经且在门。
合体难分痛，剖肝非旧时。
人当天不泰，家共友仳离。
栋压青松恨，崖倾朽石知。
请看匣底剑，快于担头丝。
悟道唯顽石，离群合采真。
不应惭不义，无患到无身。
风气疏龙血，灯华结鬼燐。
相将天等事，莫断藕丝春。
心许知无怨，穷途未倒行。
晴阴随小鸟，毒痛共苍生。
故事经开眼，后人别点睛。
江河日月计，岂有不澄清。
江上别杨玑部太史先生。七月朔日，弟道周顿首，书于仪真舟中。
其三云：
敛著惭高手，移薪惜热肠。
冰蝇初割席，石燕乍摧床。
我得舍生法，人贻入定方。
弓刀动丝竹，合证古灵光。
忘鱼良足贵，丧狗欲依谁？
有道平簪带，无家诉扊扅。
天搜铛底饭，客寄剑头炊。
醴酒传经日，行藏共此时。
癯遁能清啸，荣途见雅舂。
旧冠谁得度，扁带若为容。
蹙国尽元菟，良师恣赤松。
惊心非一事，早晚又秋蛩。
柳下昔何愧，苏门今始悬。
微飔犹偃木，涓水动滔天。
鹿命推车后，蟾魂破镜前。
合推煅灶火，烧却祖生鞭。
江上八诗，怀玑翁道丈，时齿痛不可忍，又当换小舟入邗沟，草草见意而已。七月朔日，弟道周顿首。
其四云：
世道依稀在，名流风教齐。
岑牟天覆被，蒯屨鬼提携。
半世鱼虾市，微通桃李蹊。
明河数滴雨，尽洒大江西。
岂不乐兹土，已怀礼树忧。
凤衰无览下，麐怪得幽求。
药裹惭干禄，薪担惜反裘。
到头多罪过，不在此离愁。
清昼无逃雨，遁荒岂素心。
似逢开阔网，亦有失前禽。
惊鸟虚弦落，余鱼半壑寻。
悠悠看楚水，兰芷到于今。
江湖未逼促，愧仰独吾生。
主意宽青史，天心急太平。
避秦迷去路，报国惜孤行。
所愧莼鲈福，偏归老步兵。
江上急征，别玑部老先生，并谢初士、西珮、从之、达生诸兄正。凡并前作八首。七月朔日，弟道周顿首。
其五云：
浮云日出几时无，刬却华峨天外图。
身自檀弓开物始，人从细节想侏儒。
屠龙已尽千金技，弹雀未轻明月珠。
垂老不资朋友力，山行聊得紫藤扶。
东南在处有柑鹂，莫信莲舟百丈齐。
半榻命圆供梦鹿，一经未火足醯鸡。
已翻秋水帘薜路，不借春风桃李蹊。
向道匡庐松子好，避人幕府又江西。
小作奉呈足庵老先生尊鉴。漳浦黄道周。
其六云：
似尔人宜邱壑间，何当缒绝又扶攀？
牛軥已失东西路，鸟翮未翻大小山。
不信精诚轻水火，偏从楯锧觅安闲。
射声诸骑休摇手，七获丈夫旧闭关。
七尺难停箭上弦，马头安得稳周旋。
御芦队里甘臣仆，破冢帆中识长年。
闭户谁知龙正斗，幽人定与虎同眠。
悬崖在处堪垂手，不独荒台北斗边。
砀山道中遇诸悍子，身为探马，以先缇骑，偶作供士彦兄丈一粲。黄道周。
后有冯伯云《跋》曰：“余在闽中所见石斋先生真迹甚夥，未有如是卷之绝妙者，所题年月出处，按之《全集》并合，又何疑耶？嘉禾后学冯登府记。”
按：此二十首，唯“别杨玑部”诗前八首及“砀山道中遇诸悍子”二首见集中，余皆失载。以《明史》及先生《年谱》考之，当为崇祯十三年就逮时所作。玑部即杨职方廷麟，集本作“杨机部”，吴梅村《诗话》亦云“杨廷麟字伯祥，别字机部”，此手迹作“玑”当不误，或用字异也。案先生年谱，崇祯十三年江西巡抚解公学龙荐先生，而逮命遂下。先生闻报，即于五月二十三日辞墓就道。时缇骑尚在南昌，先生中夜出门，匍匐至水口，挥手以谢同人。及至南昌开逮，诸子依依不去，欲同北上，先生毅然挥之。至砀山道中遇警，身先缇骑得过，以七月末旬至京云云。此两册中“别杨玑部”十二诗，皆署七月朔日，其时正由江入邗沟，殆在就逮之时。自扬州至京二十余日，亦与旅程合也。集中“别杨玑部”诗十三首，五首与此异。“砀山道中遇警身先缇骑得过寿张”十首，此仅书其二，皆此年作。至“浮云日出”二律，当在贬江西按察使照磨之后。至“偶对经书”四律，则时代无可考矣。又据《年谱》，则先生虽贬江西，未尝之官，而巡抚解学龙乃以所部官荐之。及永戍广西，在途中半载，及江西境而即召还，而《明史》本传乃谓戍已经年。本传记召还奏对语，而《年谱》并不记其入京，颇多抵牾，疑本传误也。
内府所藏王右军《游目帖》
内府所藏王右军《游目帖》，曾刻于《三希堂法帖》卷一，后以赐恭忠亲王。庚子之乱，为日本人安达万藏所得，今岁始于京都兰亭会见之。其纸极薄，似六朝写经用纸，与唐人所用麻纸、楮纸不同。其中唐人印记，有太宗“贞观”小玺、钟绍京“书印”二字印。宋印则有太宗“淳化”小玺，高宗“寓意”小玺，“绍兴”半玺，“内府珍藏”半印，“御书”半印，“河东薛氏”印，“绍彭”“道祖”二印，“唐氏妙迹”半印，“游远卿图书”印，“邕里”半印。然则此帖为右军真迹与否虽不敢知，然要为贞观内府之藏与《十七帖》中《游目帖》之祖本，则可信也。卷首有高宗纯皇帝手书“得之神功”四大字，后有魏泰、马玘二观款，及明郑柏录方正学《跋》，并徐朗白一《赞》一《跋》。《三希堂帖》仅刻方《跋》，而徐氏一《赞》一《跋》并未刻。然徐语较方《跋》尤能得此帖之要领，故亟录之。其《赞》曰：“书法至晋，体备前规。专美大成，绝伦于羲。畴能方驾，过钟迈芝。焕若神明，誉重当时。墨为世宝，异代同师。梁唐争购，博访无遗。兵火屡变，造物转移。民间剩迹，尽入宋帷。阁帖胪列，真为纷披。元章刊误，始正临池。抚兹《游目》，别有神奇。非廓非填，枯毫脱皮。冷金古纸，松烟凤脂。行草兼挚，八法并施。龙跳虎卧，智果不欺。详考印识，薛氏长宜。绍彭、道祖，首尾参差。贞观、淳化，吉鉴在兹。一符半印，世远难窥。绍兴小玺，俨然四垂。宋末元初，流传阿谁？浦江郑氏，世守于斯。嗟余衰朽，何幸得窥。百计巧访，一朝得之。维彼定武，石上画锥。子固霅水，性命是期。况乎真迹，出以天倪。翩翩神彩，古香盈眉。精妙既合，心手俱夷。天下至宝，清閟首推。宝晋墨王，品定永持。神倾《裹鲊》，气压《送梨》。匣逗袭灵，光怪陆离。卿云景曜，到处相随。崇祯壬午重九前，小清閟主者朗白父徐守和识。”又《跋》曰：“此《游目帖》初入奁时，霾斑糊驳，掩采埋光，虽印识累累，眯目难辨。及命工装潢，洴澼浮垢，而贞观小玺俨然在第三行‘都’字上间，硃晕沈著，深入纸肤，隐隐不没，直唐弘文馆褚、解二学士校定真迹也。张彦远《法书要录》所载唐文皇购求大王草书三千纸，取其笔迹言语相类，缀粘成卷，缘帖首有‘十七’字，用为帖名，以‘贞观’两字为两小印印之。今此帖具有此印，则其为《十七帖》中之散帙，复何疑哉？夫以岁历稽之，永和至唐贞观历三百有余岁，贞观至我明崇祯又历千一百有余岁。然而古墨未脱，古纸未磨，行间叠痕犹在，则古人珍藏衣带，死生患难与之俱，虽由人护，顾莫为莫致，岂非天哉！癸未秋分，雨窗萧瑟，闭户展观，取《笔陈图》中七条之形势，六种之体裁，合参分究，然后知‘善鉴者不写’非虚语也。呜呼！鉴岂易言哉！抚兹妙迹，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焉。其体正而出之以圆机，其气雄而化之以澹韵。郁龙蛇于毫末，讬泉石于远游。接武钟、张，擅一时之绝调，睥睨郗、谢，开百代之师承。遂使咄咄唐摹，瞠乎其后；规规米仿，颦尔其前。则真机气焰，固足以摄伪魄哉！载观贞观小玺，重为题此。岁癸未中秋后四日录出。”朗翁字朗白，名守和，不知何许人，收藏甚富，《三希堂法帖》所刻书有朗翁题跋者不少。余见唐风楼罗氏所藏黄子久《江山清兴图》，浑成淡远，为元画之冠，亦系朗翁故物。然当时及后世，罕知其名者，殊可异也。
取《游目帖》墨本与唐拓《十七帖》刻本校，则刻本清劲有余，而中和之气觉墨本为胜。盖当时解元畏辈皆刻石巨手，兼通书法，不无以己意参入。沈子培方伯《题崔敬邕墓志》诗云“书人墨髓石人参”，不独北朝为然，即唐初亦犹是也。南唐《澄清堂帖》所刻，由重摹本上木，故稍失之瘦弱，而于笔意所得较多。若宋以后刻本，则去之远矣。
姜西溟所藏唐拓《十七帖》
姜西溟所藏唐拓《十七帖》，有吴莲洋先生题五绝句，雍容淹雅，为自来论书者所未有。诗云：“自信张芝雁阵齐，朅来野鹜与家鸡。续得过江书十纸，神明先伏庾征西。”“裴业贞观入贡初，烟霏露结状何如？外人千载犹珍重，不数严家饿隶书。”“日给樱桃子一囊，山川游目乐徜徉。尚平心事谁能识？折简还留种树方。”“角声洒扫已相猜，分郡行人又不材。自是将军多知足，金堂玉室待君开。”“恳灵山前采紫芝，乐遵沧海去无时。仙人游戏皆龙凤，多少儿孙饮墨池。”右军胸襟书法为千古第一，此五诗能状其为人，其书亦冲雅有法度。此帖题识共数十家，均不俗恶。二百年前士大夫文章翰墨，犹可想见。乾嘉以后，学术虽盛，而翰墨已不足观。况在今日，可以观世变矣。
智永书《真草千字文》墨迹
日本小川简斋藏智永书《真草千字文》墨迹，盖当时所书八百本之一，行款与关中石本相同。其行笔全用右军家法，而往往有北朝写经遗意。盖南朝楷书真迹今无一存，存者唯北朝写经耳。一时风气如此，不分南北，若以稍带北派疑之，犹皮相之论也。
叶石林《避暑录话》多精语
叶石林《避暑录话》中多精语。其论人才曰：“唐自懿、僖以后，人才日削，至于五代，谓之空国无人可也。然吾观浮屠中乃有云门、临济、德山、赵州数十辈人，卓然超世，是可与扶持天下，配古名臣。然后知其散而横溃者，又有在此者也”云云。此论天下人才有定量，不出于此则出于彼，学问亦然。元明二代，于学术盖无可言，至于诗文，亦不能出唐宋范围，然书画大家接武而起。国朝则学盛而艺衰。物莫能两大，亦自然之势也。古代事业，代各不同，而自后世观之，则其功力价值往往相等。质力常住，不独物理焉然，人心之用，盖亦有之。然能利用一世之心，使不耗于唐牝，则其成就必有愈于前世者矣。
国朝学术
国朝三百年学术启于黄、王、顾、江诸先生，而开乾嘉以后专门之风气者，则以东原戴氏为首。东原享年不永，著述亦多未就者。然其精深博大，除汉北海郑氏外，殆未有其比。一时交游门第亦能本其方法，光大其学，非如赵商、张逸辈但知墨守师说而已。戴氏《礼》学虽无成书，然曲阜孔氏、歙金氏、绩溪胡氏之学皆出戴氏。其于小学亦然，书虽未就，而其“转注假借”之说，段氏据之以注《说文》，王、郝二氏训诂音韵之学亦由此出也。戴君《考工记图》未为精核，歙县程氏以悬解之才，兼据实物以考古籍，其《磬折古义》《考工创物小记》等书，精密远出戴氏之上。而《释虫小记》《释草小记》《九谷考》等，又于戴氏之外，自辟蹊径。程氏于东原虽称老友，然亦同东原之风而起者也。大抵国初诸老根柢本深，规模亦大，而粗疏在所不免。乾嘉诸儒亦有根柢，有规模，而又加之以专，行之以密，故所得独多。嘉道以后，经则主今文，史则主辽金元，地理则攻西北，此数者亦学者所当有事。诸儒所攻，究亦不为无功，然于根柢规模，逊前人远矣。戴氏之学，其段、王、孔、金一派犹有继者，程氏一派则竟绝焉。近唯吴氏大澂之学近之，然亦为官所累，不能尽其才。唯其小学，所得则又出程氏之上，亦时为之也。
《海上流人录》征事一启
辛、壬以后，天津、上海、青岛各地为士大夫流寓渊薮，兴化李审言详拟《海上流人录》，比见其征事一启，文章尔雅，录之如左曰：“自古易姓之际，汹汹时时，久而不定，人士转徙，逃死无所。从凤之嬉，甘去邦族；秣焉之歌，且恋邱墟。各有寄焉，理致非一。至于交州奔迸，犹为南土之宾；辽海栖迟，不坠西山之节，抑又尚矣。若夫变起仓卒，命在翲忽，指武陵为仙源，履仇池如福地。息肩救颈，姑缓须臾；对宇连墙，相从太息。今之上海，其避世之渊薮乎？鄙意所趋，约分数类：其有金闺旧彦，草泽名儒，不赴征车，久脱朝籍。丹铅点勘，藉竹素为萱苏；金石摩挱，齐若光于崦景。伯山漆简，系肘如新；子云《元经》，覆瓿不恤。此其一也。亦有赐休投劾，哀郢终芜；微服轻装，近关获济。迹閟熏穴之求，智免据图之请。露车父子，恻怆横流；灵台主人，周旋洛市。又或邱壑独存，觞咏不废。泰山故守，尚事编韦。母氏家钱，日营雕造。朝夕校录，同执苦之诸生；知旧谈谐，助语林之故实。又其一也。复有幼清廉洁，探道渊元，日承长老之言，侧睹君子之论。子真岩石，隐动京师；少游欸段，素高乡里。牛医马磨，自取给于佣书；禽息鸟视，迫偷生于晚岁。修龄名士之操，深拒胡奴；兴公白楼之前，能举先达。此又其一也。悬此三例，思成一书，迹彼诸贤，错如棋峙。或流冗吴会，但署侯光；或往来上党，竞传道士。东西之屋，须就访于司徒；南北之居，难遍寻于诸阮。悲夫！陈迹一移，空名遽尽。墨子不黔之突，难问比邻；宋罕犨对之墙，易迷驺卒。用是仿永嘉流人之名，录海上羁旅。略及辛、壬以还，不涉庚、己以上。谨施条目，准此缕书，异日流传，当厕乙部。不徒巷苞闬出，牵拂相招，越陌度阡，枉存至悉，取断目前，仅同耳学。其或良才不隐，改服匡时，引镜皆明，投袂而起，此自后来期会，未可预陈。须知此录，致四方廉聘之嗟，非九品论人之格也。”
罗振玉《流沙坠简》序
予与罗叔言参事考证《流沙坠简》，近始成书。罗君作序，其文乃类孔仲远《诸经正义序》及颜师古《汉书注序》，兹并录之。曰：“光绪戊申，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人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越二年，乡人有自欧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板行。则又为之色喜，企望成书，有如望岁。及神州乱作，避地东土，患难余生，著书遣日。既刊定《石室佚书》，而两京遗文顾未寓目。爰遗书沙君，求为写影。嗣得报书，谓已付手民，成有日矣。于是望之又逾年，沙君乃亟寄其手校之本以至。爰竟数夕之力，续之再周，作而叹曰：千余年来，古简策见于世，载于前籍者凡三事焉，一曰晋之汲郡，二曰齐之襄阳，三曰宋之陕右。顾厘冢遗编，亡于今文之写定；楚邱竹简，毁于当时之炬火。天水所得，沦于金源。讨羌遗檄，仅存片羽。异世间出，澌灭随之。今则斯氏发幽潜于先，沙氏阐绝业于后。千年遗迹，顿还旧观。艺苑争传，率土成诵。两君之功，或谓伟矣。顾以欧文撰述，东方人士不能尽窥，则犹有憾焉。因与同好王君静安分端考订，析为三类，写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竟。乃知遗文所记，裨益至宏。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侯，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若夫不觚证宣尼之叹，马夫订墨子之文。字体别构，拾洪丞相之遗；书迹代迁，证许祭酒之说。是亦名物艺事，考镜所资。如斯之类，偻指难罄。唯是此书之成，实赖诸贤之力。沙氏辟其蚕丛，王君通其衢街，僧虔达识，知《周官》之阙文，长睿精思，辨永初之年月。予以谫劣，滥与编摩，蠡测管窥，裨益盖鲜。尚冀博雅君子，为之绍述，补阙纠违，俾无遗憾。此固区区之望，亦两博士及王君先后述作之初心也。”
沈乙庵方伯秋怀诗
近时诗人如陈伯严辈，皆瓣香江西，然形貌虽具，而于诗人之旨殊无所得，令人读之索然兴尽。顷读沈乙庵方伯《秋怀》诗三首，意境深邃而寥廓，虽使山谷、后山为之，亦不足过也。
其一曰：
秋叶脱且摇，秋虫吟复喑。
秋宵无旦气，秋啸无还音。
寸寸死月魄，分分析星心。
天人目共明，海客珠方沈。
惇史执简稿，日车还泞深。
寄声寂寞滨，乞我膏肓针。
其二曰：
贵已不如贱，鬼应殊胜人。
搴蓬语庄叟，乘豹招灵均。
荡荡广莫风，悠悠野马尘。
独行靡掣曳，长往无缁璘。
鬼语诗必佳，鬼道苻乃神。
道逢钟葵妹，窈窕千花春。
绝倒吴道元，貌彼抉目瞋。
其三曰：
君为四灵诗，坚齿漱寒石。
我转西江水，不能濡涸辙。
道穷诗亦尽，愿在世无绝。
湛湛长江水，照我十年客。
昔梦沧浪清，今情天水碧。
彻视入沈冥，忘怀阅朝夕。
于第一章见忧时之深。第二章虽作鬼语，乃类散仙。至第三章乃云“道穷诗亦尽，愿在世无绝”，又非孔、孟、释迦一辈人不能道，以山谷、后山目之，犹皮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