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以严刑罚为治之本，而谓仁义为不足用。尝论之曰：“世之学术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待？”（《奸劫弑臣》）盖韩非以为行仁惠则赏罚不当，而无以厉人民于耕战，故其患直中于国家，可以有乱亡之祸也。又举事以例之曰：“成欢谓齐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耶？’对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后可与谋，不忍人而后可近也；不仁则不可与谋，忍人则不可近也。’王曰：‘然则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对曰：‘王太仁于薛公，而太不忍于诸田。太仁薛公，则大臣无重；太不忍诸田，则父兄犯法。大臣无重，则兵弱于外；父兄犯法，则政乱于内。兵弱于外，政乱于内，此亡国之本也。”（《内储说上》）又：“魏惠王谓卜皮曰：‘子闻寡人之声闻亦何如焉？’对曰：‘臣闻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则功且安至？’对曰：‘王之功，至于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对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与也。不忍则不诛有过，好予则不待有功而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同上）盖韩非直以仁义为亡国之术矣。
然难者或曰：古有以仁义王天下者矣。韩非于是又以仁义之治，宜于古而不宜于今。其言曰：“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五蠹》）又曰：“夫称上古之传颂，辩而不悫，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外储说左上》）然韩非之所以非仁义，实为其与法治主义不相容。故曰：“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八经》）又曰：“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知用民之法也。”（《说疑》）于是更本人情以论之曰：“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五蠹》）昔叶公问政于仲尼，仲尼以“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告之以“悦近而来远”。韩子非之曰：“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说之‘悦近而来远’，则是教民怀惠。惠之为政，无功者受赏，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败也。法败而政乱，以乱政治败民，未见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绍叶公之明，而使之悦近而来远，是舍吾势之所能禁，而使与下行惠以争民，非能持势者也。”（《难三》）韩非上法，故惟在明赏罚以治国，而无取怀惠之民也。
儒者恒谓人君躬行仁义，可以一身正于天下，而民莫不从。故《诗》曰：“不躬不亲，庶民不信。”仲尼曰：“君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是也。”韩非独以为不然：
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厄，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阵，而后鼓士进之。”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特为义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阵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夫必恃人主之自躬亲而后民听从，是则将令人主耕以为上，服战雁行也，民乃肯耕战。则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外储说左上》）
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甚贵。邹君患之，问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贵。”君因先自断其缨而出，国中皆不服长缨。君不能下令为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断缨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莅民也。（同上）
盖韩非惟在立法以治民，故不恃有仁义之君，而不主躬化之说。以为法既立，则中主可以治；且仁义之君，恒旷世一遇，又恶可待也。故不必有贤君，而不可无良法。上下循法，国即富强。空言仁义，无异戏耳。躬化亦有效者，要不足贵。桓公服紫、仲尼譬盂，韩非皆不然之，不如恃法为常道，民固服于势不服于仁者也。《五蠹》篇谓仲尼为仁义，境内化之者仅七十人，而鲁哀公南面而君一国。今以为行仁义可以王，是以人主必及仲尼，且世之凡民，皆如七十子之徒，必不可得之数也。
又以人家为喻曰：“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六反》）
韩非既以严法为主，则以世所谓慈善之意者，一切皆不宜有，虽人饿死亦不当救也。《外储说》记一事曰：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一曰：“令发五苑之窳、蔬、枣、栗，足以活民，是使民有功与无功争取也。夫生而乱，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释之。”韩非以仁义之不可行，实本赏罚必当之主义以贯彻之。盖宁使之饿死，不能使其无功而受惠，以乱赏罚之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