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罚之原理及效能
法家为治，以因应人情为主，故尊上法律。然法律之用，莫大于赏罚。故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此言赏罚因于人情而立，所以效法律之效。而人君自操其柄者也，于是以刑、德为二柄。其言曰：“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二柄》）又曰：“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君见赏，臣则损之以为德；君见罚，臣则益之以为威。人君见赏，而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喻老》）此皆言赏罚大权，当制于君，不可使其柄为臣下所持也。又申喻之曰：“今夫水之胜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间之，水煎沸竭尽其上，而火得炽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胜者矣。今夫治之禁奸又明于此，然守法之臣为釜鬵之行，则法独明于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奸者矣。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贱。是以其民绝望，无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为一，阴相善而阳相恶，以示无私，相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无道得闻，有主名而无实，臣专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权势也。”（《备内》）诛罚之柄操于臣，其弊如此，引周天子为喻。又曰：“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故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此简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简公见弑。子罕谓宋君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田常徒用德而简公杀，子罕徒用刑而
宋君劫。故今世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则是世主之危甚于简公、宋君也。故劫杀拥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二柄》）此言赏与罚二者之柄，皆当并操于上，若失其一于臣，则危亡矣。
夫赏罚之柄，既当操于君，然用之之道奈何？曰：必信。故曰：“以罪受诛，人不怨上。以功受赏，臣不德君。”（《外储说左下》）又曰：“明君见小奸于微，故民无大谋；行小诛于细，故民无大乱。此谓‘图难者于其所易也，为大者于其所细也’。今有功者必赏，赏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诛，诛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诛赏之皆起于身也，故习功利于业，而不受赐于君。”（《难三》）盖君虽操赏罚之柄，然不以赏市恩，不以罚作威，一切断于法律，为之执行而已。此又韩非尊上法律之意也。
管子以为赏罚既信于可见之地，则虽不可见者，亦得因以劝禁。韩非则以赏罚惟当责之于昭然共睹之际，而不当论其他。其言曰：“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或曰：广廷严居，众人之所肃也。晏室独处，曾、史之所慢也。观人之所肃，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为饰也。好恶在所见，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烛远奸、见隐微，而待之以观饰行，定赏罚，不亦弊乎？”（同上）
又论用赏罚之道曰：“废置无度则权渎，赏罚下共则威分。是以明主不怀爱而听，不留说而计。故听言不参，则权分乎奸；智力不用，则君穷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毁誉一行而不议。故赏贤罚暴，举善之至者也；赏暴罚贤，举恶之至者也。是谓赏同罚异。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八经》）于是乃以富强由于赏罚不阿。曰：“赏罚不阿则民用，官治民用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六反》）（此节文多讹误，依顾千里校正）
赏罚得失之关系
赏罚以驭下，其得当与否，关系至大。“刑赏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饰邪》）兹当分别论之。
（甲）赏罚得当之关系
韩非曰：“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故圣人极；有刑法而无螫毒，故奸人服。发矢中的，赏罚当符，故尧复生，羿复立。如此，则上无殷、夏之患，下无比干之祸，君高枕而臣乐业，道蔽天地，德极万世矣。”（《用人》）又曰：“士无幸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则奸邪无所容其私。”（《备内》）又引历史之事以证之曰：“越王问于大夫文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吾赏厚而信，罚严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试焚宫室？’于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死者，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涂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胜之势也。”（《内储说上》）盖赏罚之能厉民如此。故韩非以虽小赏必慎，虽小罚必谨。“韩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闻明主之爱一颦一笑，颦有为颦，而笑有为笑。今夫袴，岂特颦笑哉！袴之与颦笑远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同上）此小赏必慎之类也。凡明主之于人臣，“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二柄》）此小罚必谨之类也。
（乙）赏罚不当之关系
韩非曰：“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过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国。臣故曰：是愿古之功，以古之赏赏今之人也。主以是过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过予则人偷幸，臣徒取则功不尊。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饰邪》）又设喻以明之曰：“延陵卓子乘苍龙挑文之乘，钩饰在前，错在后，马欲进则钩饰禁之，欲退则错贯之，马因旁出。造父过而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赏所以劝之而毁存焉，罚所以禁之而誉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此亦圣人之所为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苍龙与翟文之乘，前则有错饰，后则有利鎚，进则引之，退则策之。马前不得进，后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见之，泣，终日不食，因仰天而叹曰：‘策，所以进之也，错饰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在后。今人主以其清洁也进之，以其不适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誉之，以其不听从也废之。民惧，中立而不知所由，此圣人之所为泣也。’”（《外储说右下》）盖赏罚有失，民不知据以进退，则必致败。犹马前碍饰，后碍错，进退不可，终致旁逸也。
又记仲尼、管仲论赏罚之事，未得其义。“襄子围于晋阳中，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张孟谈曰：‘晋阳之事，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无有不骄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礼，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赏矣。夫善赏罚者，百官不敢侵职，群臣不敢失礼。上设其法，而下无奸诈之心。如此，则可谓善赏罚矣。使襄子于晋阳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无国、晋阳无君也，尚谁与守哉？今襄子于晋阳也，知氏灌之，穴灶生蛙，而民无反心，是君臣亲也。襄子有君臣亲之泽，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犹有骄侮之臣，是襄子失罚也。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则赏。今赫仅不骄侮，而襄子赏之，是失赏也。明主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今襄子不诛骄侮之臣，而赏无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赏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赏。”（《难一》）“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国之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发仓囷，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处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复遗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于小人，而生桓公之耻于君子矣。使桓公发仓囷而赐贫穷，论囹圄而出薄罪，非义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义也，桓公宿义，须遗冠而后行之，则是桓公行义，非为遗冠也。是虽雪遗冠之耻于小人，而亦遗宿义之耻于君子矣。且夫发囷仓而赐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则民不惩而易为非。此乱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难三》）
必罚与严刑。韩非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为设譬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于市，犹不止者，不必得也。故今有于此曰：‘予汝天下而杀汝身。’庸人不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犹不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则虽辜磔，窃金不止。知必死，则天下不为也。”（《内储说上》）又曰：“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城名）易之。群臣左右谏曰：‘夫以一都买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无小而乱无大。法不立而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魏王闻之曰：‘主欲治而不听之，不祥。’因载而往，徒献之。”（同上）韩非既以必罚为主，故以赦宥为最不可许。其言曰：“明君之蓄其臣也，尽之以法，质之以备。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谓威淫。”（《爱臣》）又曰：“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堕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主道》）又曰：“若使小忠主法，则必将赦罪。赦罪以相爱，是与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饰邪》）乃于《储说》中引董阏于之言以证其义曰：“董阏于为赵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涧深峭如墙，深百仞。因问其旁乡左右曰：‘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牛马犬彘，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董阏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此皆以明必罚无赦之道矣。
韩非素主严刑，又尝于《储说》中，引子产之谓游吉、仲尼之论弃灰、商鞅之重轻罪，前既已述之矣。至是复推阐其理曰：“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也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父母积爱而令穷，吏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六反》）又曰：“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同上）又曰：“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心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是故决贤、不肖、愚、智之分，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同上）“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
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踬于山，而踬于垤。’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同上）又曰：“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饬令》）又曰：“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心度》）又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轻，刑轻则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饬令》）至于韩非所主严刑之目，今不得详，惟尝称里坐之法：同里有罪，罪必相坐也。其言曰：“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里不得相窥，惟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制分》）则韩非之法，又酷于商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