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之时，杨、墨之学盛行。 韩非既博观群言，不宜于杨、墨独无所取。章学诚《文史通义》曰：“杨朱书亡，多存于《韩子》。”杨朱为我，其术自近名、法家。今按《韩非》引杨朱曰：
杨子过于宋东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恶者贵，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杨子谓弟子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说林上》）
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朱曰：“子毋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来，子岂能毋怪哉？”（《说林下》）
《韩非》又记墨子曰：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辨，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桂椒之椟，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不如为车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拙为鸢。”
就以上所引，则韩子之杨、墨，未有所非也。后乃并诋儒、墨之显学，盖将以自树，不得不绌儒、墨。亦其操术实异也。夫墨子兼爱、尚同、明鬼、尚贤诸说，固未韩非所取，至于辩言正辞之术，则韩非仍本诸墨翟以来。晋鲁胜注墨《辩经》，又杂集《刑》、《名》二篇，附于其后，今不传。盖以刑名之学，亦实墨子也。其序曰：“墨子著书，作《辩经》以主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名必有形，察形莫为别色，故有坚白之辨。名必有分，明分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辨。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辨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厚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庄子·天下》篇谓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辞相应。然则名家坚白同异之辨，皆出于墨家。”至于墨家而后为辩之术益详，后之学者，于墨子所言治天下之道，虽有异论，独于辩论之法，则同遵墨家，惟不流于倍谲耳。鲁胜所称孟子、荀卿、庄周皆是也。《墨经》虽见传，而多讹脱不可强解。惟《墨子·非命》篇有立言三表之法，其辞曰：
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盖墨子以为，今之言论，欲明事之是非利害，不可不用三表之法。韩非于坚白游词，多所訾诋。又引田鸠之说，谓墨子言多不辩。则其所诋者是倍谲之墨，而所取者惟是墨子之辨也。倍谲之墨，徒饰无实之言，《汉志》所谓名家之弊，则苟钩析乱而已者也。韩非非之曰：
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燕王因以三乘养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闻人主无十日不燕之斋。今知王不能久斋以观无用之器也，故以三月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无以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问之，果妄，乃杀之。冶人谓王曰：“计无度量，言谈之士多棘刺之说也。”（《外储说左上》）
兒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故籍之虚辞，则能胜一国；考实按形，不能谩于一人。（同上）
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人主者说辩察之言，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问辩》）
韩非所以非名家破析之弊如此。然韩非自为书，其文晓切事情，深得辩言正辞之法，故条理粲然，而议论质实。战国诸子之文，未能或之先也。虽长于指陈利害，顾不为诡察浮说，殆善承墨子三表之术者也。其内、外《储说》之文，尤为一体，语必比偶，事皆征类，后世以为连珠之体所肇。今录其一例于下。
内储说上七术
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以上总纲）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而迷”。故齐人见河伯，与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竖牛之饿叔孙，而江乞之说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敌。是以明主拥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
上经，参观一。
卫灵公之时，弥子瑕有宠，专于卫国。侏儒有见公者曰：“臣之梦践矣。”公曰：“何梦？”对曰：“梦见灶，为见公也。”公怒曰：“吾闻见人主者梦见日，奚为见寡人而梦见灶？”对曰：“夫日，兼烛天下，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烛一国，一人不能拥也。故将见人主者梦见日。夫灶，一人炀焉，则后人无从见矣。今或者一人有炀君者乎？则臣虽梦见灶，不亦可乎？”
上传。（经中“侏儒梦见灶”句传）
储说之例，先总其大纲，次别其事谊为经，次即经中每句为传。则文体特创，而论指易了。故谓韩非亦能持墨辩之一人也。
韩非之时，其尤盛行于世者，又有纵横之学，尚长短捭阖，诈谖而无信。程子以纵横与法家皆出道家，然韩非固深恶从横之说者也。其言曰：
世人多不言国法而言从横。诸侯言从者曰：“从成必霸。”而言横者曰：“横成必王。”山东之言从横，未尝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虚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独行之谓王，是以三王不务离合而正，五霸不待从横而察，治内以裁外而已矣。（《忠孝》）
韩非既兼包众家之长，其所渊源者固已广矣，于是欲自建其说于天下，则非先攻去当世之显学不可。而当世显学，无过儒、墨，故韩非置诸家不论，卒乃专诋儒、墨。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世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争斗，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仪。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
辞，安得无乱乎？（《显学》）
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明，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同上）
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无军劳，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祸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同上）
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言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同上）
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性情，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为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为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五蠹》）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同上）
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裋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同上）
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错法以道民也，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赏功以劝民也，而又尊行修，则民之产利也惰。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八说》）
墨者之徒，可使赴汤蹈火，其流变而为侠，喜济人之急，亦兼爱之意也。故韩非以儒、侠并称，即是儒、墨矣。魏文侯师子夏，其后魏独有博士文学，以尊礼儒者。故韩非深讥文学，所以诋儒者之徒。窃尝论之。古之言治者，儒与道相绌，而墨又与儒相绌。然墨子亲受业孔子之门（《淮南子》说），其学术之异者，仅在等差辨析之间，至于理国之大端，不甚相远也。韩愈以孔子必用墨子，墨子亦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岂有见于此耶？若夫刑名法术之学，宗祖道家，其言治也，始较然与儒、墨不同。韩非最晚出，所说益有条贯矣。或曰：荀卿之为儒，已不纯乎儒者之古义，多自礼禁以推刑罚，为韩非、李斯所本，遂流为刑名焉。凡法家言治，多与儒、墨殊者，其详当叙次于后编，今略举其荦荦大者于此。儒、墨并上贤，而法家不尚贤，其异一也。儒、墨并师古，而法家独法今，其异二也。儒、墨并尚智，而法家不尚智，如秦愚民，其异三也。儒、墨并主以德化人，而法家主以势服人，其异四也。儒、墨并重仁爱，而法家重刑罚，其异五也。儒、墨于事贵适于义，而法家独贵用术，其异六也。儒、墨皆以治出于圣，而法家以治出于理，如彭蒙之告宋子，其异七也。儒、墨皆称尧、舜，而法家每诋毁尧、舜，其异八也。儒、墨皆以最高权归之元首，而法家以最高权归之法律，其异九也。儒、墨皆以为人君者，大录万几，自任其责，而法家则以人君惟当端拱无为，委责于臣，课效于法，而君不事
事，其异十也。儒、墨皆言常道，以为持一定之道，可万世行之而不敝，法家则主常识，在因循人情，卑议合时务以为治，其异十一也。儒、墨皆不尚战，故孟子谓善战陈者服上刑，墨子亦非攻，而法家多尊显战士，其异十二也。自余细端相异者犹众，不复悉论。韩非为法家之学，故言治务与儒、墨相难。欲知中国古代政治学之流派者，不可不一考法家与儒、墨之异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