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韩非以前刑名法术之学
《史记》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集解》引《新序》曰：“申子之书，言人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故号曰‘术’。商鞅所为书号曰‘法’。皆曰‘刑名’，故号曰‘刑名法术之书’。”据《集解》说，是刑名法术之学，成于申、商也。申、商以前，管子实近法家，而韩非又谓伊尹、太公，莫不尚法，其所从来远矣。韩非与管子之关系，已于前章道家中述之。《汉志》谓法家出于理官，以辅礼制。而名家亦出礼官，用正名为本。《汉志》法家首李悝，名家首邓析，韩非颇称李悝、申、商以下。邓析书虽在名家，今所传二篇，殊有刑法深刻之意。惠施本治名家言，而韩非又援其说以明法术，故知名、法二家，其渊源实远承黄、老，近肇礼官，为说时可以相通。至子产主严刑，吴起实兵家也，韩非亦多引之，岂不以其言皆有关于刑名法术与？然则管子以后，自儒、道二家，韩非各有所取外，其余足为法家之宗者，又有邓析、子产、吴起、李悝、白圭、惠施。要及尹文、慎到而益详，至于商鞅、申不害之书出，则法家之大体于是乎具矣。尹文、慎到益推法之本，申不害兼言术，邓析、尹文书，惟后世并入名家，又为韩非所未道。然欲明法家之渊源，固不得不列也。今以尹文、慎到为一节，商鞅、申不害为一节，而先述邓析至惠施诸人于此。庶几韩非以前刑名法术学之流变，可得而考焉。
（一）邓析
《列子·力命》篇以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子产执政，执而诛之。《汉志》邓析二篇，今本仍分《无厚》及《封辞》二篇，虽出于掇拾，然其义犹有可论者。其“无厚”之说曰：“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父于子无厚也，兄于弟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尧、舜位为天子，而丹朱、商均为布衣，此于子无厚也；周公诛管、蔡，此于弟无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又曰：“势者，君之舆；威者，君之策。”其旨同于申、韩，解说亦近法家。惟其书不具，不可悉考耳。
（二）子产
韩非数引子产之说，今掇其关于法术者。
子产相郑，病将死，谓游吉曰：“我死后，子必用郑，必以严莅人。夫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严子之刑，无令溺子之懦。”故子产死，游吉不肯严刑，郑少年相率为盗，处于萑泽，将遂以为郑祸。游吉率车骑与战，一日一夜，仅能克之。游吉喟然叹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于此矣。”（《内储说上》）
《左传·昭二十年》记此事较详，且载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济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纠之以猛也。”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韩非又记子产听讼之术曰：
有相与讼者，子产离之，而无使得通辞，倒其言以告而知之。（《内储说上》）
（三）吴起
吴起本受业于曾子之门，今所传《吴子》，则兵家言也，而韩非则取其关于法术者：
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甲兵。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内储说上》）
吴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诺。”令返而御。吴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来，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来，方与之食。（《内储说左上》）
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织组而幅狭于度。吴子使更之。其妻曰：“诺。”及成，复度之，果不中度，吴子大怒。其妻对曰：“吾始经之而不可更也。”吴子出之。其妻请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吴子，为法者也。其为法也，且欲以与万乘致功，必先践之妻妾，然后行之。子毋几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于卫君，乃因以卫君之重请吴子。吴子不听，遂去卫而入荆也。一曰：吴子示其妻以组曰：“子为我织组，令之如是。”组已就而效之，其组异善。起曰：“使子为组，令之如是。而今也异善，何也？”其妻曰：“用财若一也，加务善之。”吴起曰：“非语也。”使之衣归。其父往请之，吴起曰：“起家无虚言。”（《外储说右上》）
（四）李悝
《汉志》法家：“《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食货志》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粜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按：李悝，《汉志》以为法家之首，顾其说希传于今者，故著《汉书》所引，以见法家富国之略。韩非似尝取其用术之端而记之：
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战射也。（《内储说上》）
李悝警其两和，曰：“谨警敌人，旦暮且至击汝。”如是者再三，而敌不至。两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数月，秦人来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与秦人战，谓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驰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于是皆争上。其明年，与秦人战。秦人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之患。（《外储说左上》）
前一事记李悝用术而当，后一事记李悝用术之不当也。
（五）白圭
《史记》列白圭于《货殖传》，以为魏文侯时，李克（克当作悝）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观韩非记白圭语，则大抵又近法家也。《吕氏春秋》志白圭与惠施问答，盖犹及魏惠王时云。
白圭谓宋令尹曰：“君长自知政，公无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务名，不如令荆贺君之孝也，则君不夺公位，而大敬重公，则公常用宋矣。”（《说林下》）
白圭相魏，暴谴相韩。白圭谓暴谴曰：“子以韩辅我于魏，我以魏待子于韩，臣长用魏，子长用韩。”（《内储说下》）
观白圭所言，似亦长于用术者也，宜韩非称之与？
（六）惠施
《汉志》“《惠施》一篇”，在名家。《庄子》亦数称惠子之辩。至于韩非所引，则近刑名法术之言也。
田驷欺邹君，邹君将使人杀之。田驷恐，告惠子。惠子见邹君曰：“今有人见君，则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杀之。”惠子曰：“瞽两目，君奚为不杀？”君曰：“不能勿。”惠子曰：“田驷东慢齐侯，南欺荆王，驷之于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邹君乃不杀。慧子曰：“往者东走，逐者亦东走。其东走则同，其以东走之为则异。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审察也。”（《说林上》）（马国翰辑《惠子》以“慧”同“恵”）
惠子曰：“置猿于柙中，则与豚同。”故势不便，非所以逞能也。（《说林下》）
张仪欲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荆，而惠施欲以齐、荆偃兵。二人争之。群臣左右皆为张子言，而以攻齐、荆为利，而莫为惠子言。王果听张子，而以惠子言为不可。攻齐、荆事已定，惠子入见。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齐、荆之事果利矣，一国尽以为然。”惠子因说：“不可不察也。夫齐、荆之事也诚利，一国尽以为利，是何智者之众也？攻齐、荆之事诚不利，一国尽以为利，何愚者之众也？凡谋者，疑也。疑也者，诚疑，以为可者半，以为不可者半。今一国尽以为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内储说上》）
第二节 韩非与慎到、尹文之关系
《史记》曰：“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汉志》法家：“《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慎到同时又有尹文，与宋钘俱游稷下。《汉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然其言实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四库提要》）自道以论名，自名以论法，虽未见述于《韩非》，固是法家之宗也。
《庄子》以慎到与彭蒙、田骈并称，以尹文与宋钘并称。今考尹文书称田骈、彭蒙，而于宋子若有微词。则知慎到、尹文，同是法家也。《庄子·天下》篇曰：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
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窢然，恶可而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断。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焉者也。
荀子亦以慎到、田骈并称。其《非十二子篇》曰：
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元典，及训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
今先列慎到学说之要如下。（今所传《慎子》仅五篇，以后学说兼据《意林》、《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书所引。）
（一）尚法 慎子曰：“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于是又论法之效曰：“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非钩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使得恶者不知所以恶，此所以塞愿望也。”然法者公物也，故又曰：“蓍龟所以立公言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故最与法相反者莫如私。乃又言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今立法而行私，是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善不行，君立则贤者不争，民一于君断于法，国之大道也。”
（二）不尚贤 慎子既以法为主，则以治天下之事，惟在奉法而已。若任贤以为治，必劳而无功，故不尚贤。其言曰：“鹰善击也，然日击之则疲而无全翼矣；骥善驰也，然日驰之则蹶而无全蹄矣。”此言恃贤为治之必败也。
（三）元首不负责任 今内阁制之国家，法律恒有其最高权，故世称英伦国会万能。虽有君主，惟端拱不负责任，其责任在内阁大臣而已。此今之宪法学者所恒言也。当时慎子亦已知元首不负责任之义，其言所以立君之故曰：“古者立天子而贵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官长也。”于是乃言君于事不当负责曰：“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无事也。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务为善以先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为善以先下，则下不敢与君争善以先君矣，皆称所知以自覆掩，有过则臣反责君，逆乱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善尽被下，则下不赡矣。若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返于人，不赡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谓之倒逆。倒逆则乱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则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顺，治乱之分，不可不察也。”
（四）贵因 古之言治者，皆贵化民成俗，盖以我之德化之使从我也。法家则尚因时为治，故慎子曰：“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是故先王不受禄者不臣，不厚禄者不与。人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
（五）尚势 慎子之说，见于韩非所引者，惟尚势一条。韩非亦言势，而以慎子之言有所未尽也，故为设难焉。其引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于是韩非难之曰：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择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也。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雾醲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醲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蚓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尧之势治天下，何以异桀之势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以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
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
尹文之书二篇，经后汉仲长氏撰定，其言推本道家，而重在正名。至论法术及为治之要，与慎到、申、韩相出入，且田骈、彭蒙之言治，亦仅存于是书也。今略述之。
道与法术权势之治 尹文言治，以道为最高。其言曰：“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宝。’是道治者谓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善人之与不善人，名分日离，不待审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
名与法之分类 尹文以为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乃论名与法之分类曰：“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
术与势 尹文又曰：“术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窥。势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为。人君有术而使群下得窥，非术之奥者；有势使群下得为，非势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杂，然后术可秘，势可专。”
名分 尹文又曰：“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骈曰：‘天下之士，莫肯处其门庭，臣其妻子，必游宦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游于诸侯之朝，皆志为卿大夫，而不拟于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众人逐之，分未定也；鸡豕满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则仁智相屈，分定则贪鄙不生。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圆之自转，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转，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与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乎？”
法出于理 韩非由老子所谓道，而兼言理，已述于前章。然彭蒙固先言法出于理矣。尹文记之曰：“田子读书，曰：‘尧时太平。’宋子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侧，越次答曰：‘圣法之治以至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与圣法何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此万世之利，惟圣人能该之。’宋子犹惑，质于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
《汉志》言申、韩皆称慎到。而庄子以田骈、彭蒙、慎到同列，尹文亦引田骈、彭蒙之言，故知所学渊源不大相远也。韩非虽难慎到论势，而其尊法治与不尚贤之意，实不越于慎到，又必博取尹文诸人之书，故次其要于此焉。
第三节 韩非与商鞅、申不害之关系
今欲知韩非与商鞅、申不害之关系，不可不先明二人之学术如何，而次及韩非所引二人之说。比而论之。
《汉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其书今亡三篇。《史记》称鞅好刑名之学，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强。司马迁论之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以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史记索隐》：“案《商君书》，开谓刑严峻则政化开，塞谓布恩赏则政化塞，其意本于严刑少恩。又为田开阡陌，及言斩敌首赐爵，是耕战书也。”（《索引》解“开塞”与今商子《开塞》篇不同，虽为晁公武诸人所讥，疑其别有所本，仍附著之。）《诸葛亮集》：“先主遗诏敕后主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知。’”则其书固政治家所不可少。今列其学说之要于下。
一、变法 管子治齐，虽不屑屑因袭周制，然未大有所革。至商君出，始昌言变法，而以古为不足循，尝称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又与甘龙等辩于孝公之前曰：“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又引历史之事以为证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盖商君之言变法，其果决如此。
二、社会与道德之变迁 商君之亟言变法，盖以社会之变迁，与道德之进步，因时为宜，而非有定则。故尝推人性之所始，皆放于私欲而务利己，其为治世有不同。《开塞》篇曰：“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于是又言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而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盖商君之意，以道德为变化无定，故治法亦变化无定，因于世变不同也。此近于近世实在论哲学者之伦理说矣。
三、排斥旧道德 周末文敝，凡旧日所称为道德者，大抵名存而实耗。法家乃思有以变之。故商君之所谓道德，以国家为主体，而直无所谓个人。质言之，即以公德为无上，凡自来所行之私德，皆以为有害于国家，而将一切去之。其《去强》篇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辨。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国好力日以难攻，国好言日以易攻。国以难攻者起一得十，以易攻者出十亡百。”盖商君之意，重在以实力强国，而不务虚文，以为非悉废旧道德不可。然有旧道德者，固世之所谓善民；而无之者，固世之所谓奸民者也。于是商君谓虽以奸民治善民，亦不为过。且可以治，可以强。以善民为治者反是。其言诚有所激，顾当举世袭常守故之日，安其旧习而不知变，非竭力从事于摧陷廓清，固不足以有为也。
国家主义 商君之非旧道德者，盖欲以行其国家主义，故视国一团体，而以全国之人，皆当服从于国家主权之绝对命令，是以有强国弱民之说。《弱民》篇曰：“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说民》篇曰：“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举，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征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惟商鞅持国家主义太甚，故不留个人自由之余地。然其所谓弱民政策者，亦但在裁之以法。法律之权，既至高无上，斯不得不屈个人于其下，夫是以谓之弱民也。故又申《去强》篇“奸民治善民”之义曰：“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然则弱民之说，出于商君之国家主义，亦同时出于其法律主义矣。
重刑 商君以营私背公，为人类之性，非禁之以刑，则莫可得而齐。尝主重罚轻赏，以为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而赏亦五。其《赏刑》篇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奸止过也。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又曰：“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盖商君尝临渭水论刑，水为之赤，其酷如此。非尽由其天资刻薄使然，亦以法之不可轻枉耳。其《修权》篇曰：“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夫背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类者也。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然则商君之重刑不少宽假，其意实将以申法之用矣。
尚信 商君以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又曰：“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盖信为尤重。商君秉政之始，尝悬徙木以示信，即其见端也。且私人既无自由行动之余地，而惟以服从于团体之制裁为义务，则舍信以外，无由立其根本之道德矣。
农战 商君之意，在显耕战之士，而抑浮华之民。其《农战》篇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者，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其《壹言》篇曰：“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然尤重战士。《赏刑》篇曰：“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彼能战者，践富贵之门。强梗焉，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皆曰：‘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夫故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其鼓励人民尚武之精神，有如此者。
《汉志》杂家：“《尸子》二十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又“《尉僚》二十九篇”。刘向《别录》曰：“僚为商君学。”今《尸子》已亡，散见群书中，后人或掇录之。然其言顾与商君不类，惟颇议审名分。又曰：“车轻道近，则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远道重任也。”刑罚者，民之鞭策也，其犹有尚法之意乎？今传《尉僚》，但论兵事，不知当时何列于杂家，亦不见其所以为商君学者。辄列韩非书述商君者如下：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和氏》）
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鞅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奸劫弑臣》）
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一曰：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也。”（《内储说上》）
韩非所称商鞅者，尤在其重刑主义，其余取于商鞅之意者多有。盖言治者至商鞅始变古，故韩非宗尚其学，视他家为切。虽未显述商君，综其义往往相合，故兹于商君之学次之略详云。
《史记》：“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汉志》法家：“《申子》六篇。”《论衡》曰：“韩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盖十五年。其后不能用之，又不察其书，兵挫军破，国并于秦。”今《申子》书不传，惟见群书所引一二而已。太史公以“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非则言申子之术。今先约举申子遗说如下：
尚法 《艺文类聚》五十曰引《申子》曰：“尧之治也，善明法察今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又曰：“君必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按彭蒙亦以尧、舜为圣法之治，与申子同。则知法家所称尧、舜，异于儒者也。
重农 《类聚》五十“又曰”引《申子》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又《御览》三十七引《申子》曰：“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曰：贵土。土，食之本也。”
君术 申子论君术，同于慎到，而异于商君。盖商君欲假权于人君。慎到、申不害并欲人主之无为而治，而授其任于臣，责其效于法。此近世责任内阁制度之原理也。古时君权方重，故未得质言，而托于道家虚静之说以喻之，不可不深察矣。《吕氏春秋·任数》篇记申子告韩昭釐侯，使无任耳目心智，其言曰：“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暇者胜。凡应之理，清净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纪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古之王者，其所为少，而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
韩非书述申子，大抵主于用术。今抄列如下：
赵令人因申子于韩请兵，将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己外市也，不则恐恶于赵，乃令赵绍、韩沓尝试君之动貌而后言之。内则知昭侯之意，外则有得赵之功。（《内储说上》）
大成牛从赵谓申不害于韩曰：“以韩重我于赵，请以赵重子于韩。是子有两韩，我有两赵。”（《内储说下》）
韩昭侯谓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一日，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曰：“非所学于子也。听子之谒，败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谒？”申子辟舍请罪。（《外储说左上》）
申子曰：“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其知见，人饰之；不知见，人匿之。其无欲见，人司之；其有欲见，人饵之。故曰：吾无从知之，惟无为可以规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随女。而有知见也，人且匿女。而无知见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无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无为可以规之。”（《外储说右上》）
堂谿公见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无当，有瓦卮而有当。君渴，将何以饮？”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饮者，以其无当耶？”君曰：“然。”堂谿公曰：“为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语，譬犹玉卮之无当。”堂谿公每见而出，昭侯独卧，惟恐梦言泄于妻妾。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同上）
申子曰：“失之数而求之信，则疑矣。”（《难三》）
申子曰：“治不逾官，虽知不言。”（同上）
上所引大抵皆言术也。申子之意，多在以术得君，而使君守法。其尝试动貌而后言，与大成牛两韩之譬，得君之术也。教昭侯勿听左右之请，使之守法也。故其要尤当令君勿入他人之言，故己之谋不泄，则他人无间可伺，是以申无为之戒，而堂谿公所以有玉卮之喻。所谓独视独听独断者，盖不欲君以己之言闻于左右，亦申子取君专势之术，非以大权委之人君也。
韩非于管仲、孔子、子思、慎到诸人，皆有所难，而于申不害、商鞅无之。盖以法术之用，具于申、商，韩非虽博采众学，此二家所取尤多矣。惟其《定法》篇，尝比论二家之得失曰：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二家之言，孰急于国？”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问者曰：“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对曰：“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未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饬于官之患也。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寸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
问者曰：“主用申子之术，而官行商侯之法，可乎？”对曰：“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也。申子言：‘治不逾官，虽知不言。’治不逾官，谓之守职可也；知而弗言，是谓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术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