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言政治者数家，至于法家而详。法家之学，又至韩非而大备。司马谈《论六家指要》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盖韩非不喜阴阳，而好刑名法术之学，亲受业儒者之门，而推本于道德，既博稽众家，求其切实可施诸行事者，著书言治。故中国古代之政治学，至于韩非，大体具矣。以其晚出，所取资多也。今先述其略传，次及其渊源，次述其学说。
司马迁以老、庄、申、韩，合在一传，而论之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盖古之名学者，以道家为最先。虽起自黄帝，要至老子以来，其学为有传也。韩非虽兼综诸家之长，而尤远推本道德之意。故太史公独叙申、韩于老、庄之后，亦以其所源者远与？今次韩非传略，一以《史记》及《韩非子》书为本。
《史记》曰：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说难》曰：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而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鬻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无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无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无以其难概之。规异事与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乃后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伊尹为庖，百里奚为虏，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则非能仕之所设也。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故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
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
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太史公于韩非书，独著《说难》，岂非以其文章之工耶？自墨子作《辨经》，且立论表之法，后之学者多宗之。鲁胜以为荀卿、庄周，虽毁名家，而辩言正辞，则不能外。故韩子既博综众学，或又取于墨子辨言正辞之法，是以善分别事理，以尽人情。其文章在诸法家中，尤为深切粲然者矣。扬雄《法言》论《说难》曰：“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曰：‘说之不合非忧耶？’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扬子纯主儒术，故非《说难》。
《史记》又曰：“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今《韩非子》书，首列《初见秦》第一，次之以《存韩》第二。《初见秦》篇亦见《战国策》，以为张仪初见秦之词。且其间言举赵亡韩之策，与次篇《存韩》之意不类。岂非初至秦，故先为秦破从并天下之略以尝秦王，及其相重，乃进存韩之说耶？卒以此为李斯所构至死。《存韩》篇是后人缀缉，故具载李斯之奏。然可以见李斯忌非而间之于秦王之事实也。今略去《初见秦》语，独著《存韩》篇如下：
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秦特出锐师取韩地而随之，怨悬于天下，功归于强秦。且夫韩入贡职，与郡县无异也。今日臣窃闻贵臣之计，举兵将伐韩。夫赵氏聚士卒，养从徒，欲赘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则诸侯必灭宗庙，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计也。今释赵之患，而攘内臣之韩，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
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修守备，戒强敌，有蓄积，筑城池以守固。今伐韩，未可一年而灭。拔一城而退，则权轻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韩叛则魏应之，赵据齐以为原。如此，则以韩、魏资赵假齐，以固其从，而以与争强，赵之福而秦之祸也。夫进而击赵不能取，退而攻韩弗能拔，则陷锐之卒勤于野战，负任之旅罢于内攻，则合群苦弱以敌而共二万乘，非所以亡赵之心也。均如贵人之计，则秦必为天下兵质矣。陛下虽以金石相弊，则兼天下之日未也。
今贱臣之进愚计：使人使荆，重币用事之臣，明赵之所以欺秦者；与魏质，以安其心，从韩而伐赵。赵虽与齐为一，不足患也。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是我一举，二国有亡形，则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以秦与赵敌衡，加以齐，今又背韩，而未有以坚荆、魏之心。夫一战而不胜，则祸构矣。计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韩、秦强弱，在今年耳。且赵与诸侯阴谋久矣。夫一动而弱于诸侯，危事也。为计而使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见二疏，非所以强于诸侯也。臣窃愿陛下之幸熟图之。攻伐而使从者间焉，不可悔也。
诏以韩客之所上书，书言韩之未可举，下臣斯，甚以为不然。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虚处则然，若居湿地，著而不去，以极走则发矣。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信也。秦与赵为难，荆苏使齐，未知何如。以臣观之，则齐、赵之交，未必以荆苏绝也。若不绝，是悉赵而应二万乘也。夫韩不服秦之义而服于强也。今专于齐、赵，则韩必为腹心之病而发矣。韩与荆有谋，诸侯应之，则秦必复见崤塞之患。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窥陛下。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
臣视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辩，而听其盗心，因不详察事情。今以臣愚议，秦发兵而未名所伐，则韩之用事者，以事秦为计矣。臣斯请往见韩王，使来入见大王。见，因内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与韩人为市，则韩可深割也。因令象武发东郡之卒，窥兵于境上，而未名所之，则齐人惧而从苏之计。是我兵未出而劲韩以威擒，强齐以义从矣。闻于诸侯也，赵氏破胆，荆人狐疑，必有忠计。荆人不动，魏不足患也，则诸侯可蚕食而尽，赵氏可得与敌矣。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无忽。
秦王遂遣斯使韩也。
李斯往诏韩王。未得见。因上书曰：“昔秦、韩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数世矣。前时五诸侯尝相与共伐韩，秦发兵以救之。韩居中国，地不能满千里，而所以得与诸侯班位于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时五诸侯共伐秦，韩反与诸侯先为雁行，以向秦军于阙下矣。诸侯兵困力极，无奈何，诸侯兵罢。杜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韩以秦为不义，而与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为雁行以攻关。韩则居中国，展转不可知。’天下共割韩上地十城以谢秦，解其兵。夫韩尝一背秦，而国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听奸人之浮说，不权事实。故虽杀戮奸臣，不能使韩复强。
“今赵欲聚兵士，卒以秦为事，使人来借道，言欲伐秦，其势必先韩而后秦。且臣闻之：‘唇亡则齿寒。’夫秦、韩不得无同忧，其形可见。魏欲发兵以攻韩，秦使人将使者于韩。今秦王使臣斯来而不得见，恐左右袭曩奸臣之计，使韩复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见，请归报，秦、韩之交必绝矣。斯之来使，以奉秦王之欢心，愿效便计，岂陛下所以逆贱臣者耶？臣斯愿得一见，前进道愚计，退就菹戮，愿陛下有意焉。今杀臣于韩，则大王不足以强，若不听臣之计，则祸必构矣。秦发兵不留行，而韩之社稷忧矣。臣斯暴身于韩之市，则虽欲察贱臣愚忠之计，不可得已。边鄙残，国固守，鼓铎之声于耳，而乃用臣斯之计，晚矣。且夫韩之兵于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弃城而败军，则反掖之寇必袭城矣。城尽则聚散，聚散则无军矣。使城固守，则秦必兴兵而围王一都，道不通则难必谋，其势不救，左右计之者不用，愿陛下熟图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应事实者，愿大王幸使得毕辞于前，乃就吏诛不晚也。秦王饮食不甘，游观不乐，意专在图赵，使臣斯来言，愿得身见，因急与陛下有计也。今使臣不通，则韩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释赵之患而移兵于韩，愿陛下幸复察图之，而赐臣报决。”
李斯使韩，既不得见韩王，所计不行，归后乃谮韩非于秦王。《战国策》记姚贾事，较《史记》尤详，今节录之。先是，四国为一将攻秦。秦王召群臣宾客六十人而问焉，曰：“为之奈何？”群臣莫对。姚贾对曰：“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案其兵。”乃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剑。姚贾辞行，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韩非知之，曰：“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齐，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厉群臣也。”王召姚贾而问曰：“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对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复见寡人？”对曰：“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今贾忠王，而王不知也。贾不归四国，尚焉之？桀、纣听谗，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王听谗，则无忠臣矣。”王曰：“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曰：“太公望，齐之逐夫，文王用之而王。管仲，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故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秦王曰：“然。”乃复使姚贾而诛韩非云。
韩非死，未几而韩并于秦。《汉志》法家《韩非子》五十五篇。隋、唐《志》二十卷、目一卷，旧有注，不详名氏。惟元何犿以为李瓒注鄙陋无取，尽为削去。不知犿何据指为李瓒也。其篇自昔谓有缺者，然所传适符五十五篇之数。惟王伯厚言今本五十六篇，独多一篇，今不可考。近人于韩非书颇有校正其义训者，皆五十五篇也。《初见秦》第一，《存韩》第二，《难言》第三，《爱臣》第四，《主道》第五，《有度》第六，《二柄》第七，《扬权》第八，《八奸》第九，《十过》第十，《孤愤》第十一，《说难》第十二，《和氏》第十三，《奸劫弑臣》第十四，《亡征》第十五，《三守》第十六，《备内》第十七，《南面》第十八，《饰邪》第十九，《解老》第二十，《喻老》第二十一，《说林上》第二十二，《说林下》第二十三，《观行》第二十四，《安危》第二十五，《守道》第二十六，《用人》第二十七，《功名》第二十八，《大体》第二十九，《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难一》第三十六，《难二》第三十七，《难三》第三十八，《难四》第三十九，《难势》第四十，《问辩》第四十一，《问田》第四十二，《定法》第四十三，《说疑》第四十四，《诡使》第四十五，《六反》第四十六，《八说》第四十七，《八经》第四十八，《五蠹》第四十九，《显学》第五十，《忠孝》第五十一，《人主》第五十二，《饬令》第五十三，《心度》第五十四，《制分》第五十五。
太史公既谓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汉志》则列韩非于法家。其言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盖法家所由出，本以辅礼制。荀卿最长于礼，而韩非师之，又稽考黄老刑名之言。此韩非成学之大略也。
《蜀志》：“先主敕曰：申、韩之书，益人智意，可观诵之。”
晁公武《读书志》曰：“韩非喜刑名法家之学，作《孤愤》、《五蠹》、《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书凡五十五篇。其极刻核无诚悃，谓夫妇父子，举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为大要皆原于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于是。殊不知老子之书，有‘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及‘欲上人者，必以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身后之’等言，是出于诈，此所以一传而为非与？”
高似孙《子略》曰：“韩子书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义，厉刑名，背《诗》、《书》，课名实。心术词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为斯所杀。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说难》一篇，殊为切于事情者。惟其切切于求售，是以先为之说，而后说于人，亦庶几万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说之难也，固尝悲之，抑亦有所感慨而发者与？”
《黄氏日抄》曰：“韩非尽斥尧、舜、禹、汤、孔子，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术之说，加深刻焉。至谓妻子亦害己者而不可信，盖自谓独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疏远，一旦说人之国，乃欲其主首去贵近，将谁汝容耶？送死秦狱，愚莫与比。然观其书，犹有足警后世之惑者。方是时，先王道息，处士横议，往往故为无稽寓言，以相戏剧。彼其为是言者，亦未尝自谓真有是事也。后世袭取其余而神之，流俗因信以为真。而异端之说，遂至祸天下。奈何韩非之辩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马非马，齐稷下之辩者屈焉，及乘白马之赋而籍之，不见其非白也。盖虚辞空辩，可以胜一国；考实按形，不能漫一人。今人于异端，有尝核其实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为燕王削棘刺之端为猿母者，必三月斋，然后能见。知王之必不能久斋而绐之尔。王乃养之三乘。冶工言王曰：‘果然，则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冶人也，无以为削，此不然之物也。’因囚而问之，果妄，乃杀之。今人于异端，果尝有讯其妄者否耶？……非之辩诬，若此者众。姑取节焉，以告惑者。”
王世贞《韩非子书序》曰：“韩子之言，太史公若心喜之，而传之《老子传》。唐以尊老子故析之，宋以绌老子故复合之。其析其合，要非以为韩非子也。嗟夫！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后，以为无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于孔明。乃孔明则自比于管子，而劝后主读韩非子之书。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浅，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辽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实取之，是故蕞尔之蜀，与强魏角而恒踞其上。”
古今论韩非者甚众，不可悉引。惟太史公似有深意，至独录《说难》，则有取其文章。《黄氏日抄》所言，亦极推其辩言正词之功。盖韩非之议论，多切于事情，而核于名实，为言治者所不可废也。世或不考非之学术，而徒以其不能自脱于秦为罪，此则无异儿童之见，失乎史公发愤之旨矣。非之言纯驳若何，古多已言之。然贾生、晁错实明之于汉廷，而诸葛又用以治蜀。非之为书，一推本于人事，揆诸正理，以究为政之要，大绌一切阴阳灾异虚伪不实之说。殆所涉猎者广，而用心者深与？故今姑置非书优劣不论，但审其渊源所自出，与其说之条理，庶好学之士，得观览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