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下，在大体上固然都已是用的法治。但是因为去礼治时代未远，一般儒生还有很多抱有应该恢复礼治的见解。汉代的礼学，大都出于孟卿。
《汉书·儒林传》：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汉书》卷八十八，第十页。）
孟卿和荀子的关系，前论已经有过详细的讨论。现存的《大戴礼》和《礼记》，都受了荀子很大的影响，这中间颇有不少想恢复礼治的言论。比如《大戴·礼察》篇说：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犹防与？夫礼之塞，乱之所从生也；犹防之塞，水之所从来也。故以旧防为无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聘射之礼废，则诸侯之行恶，而盈溢之败起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礼众矣。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正，坚如金石，行此之信，顺如四时；处此之功，无私如天地，尔岂顾不用哉？然如曰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信于微眇，使民日从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皇清经解》卷一百二十一，第五页。石印本。）
这里称的孔子，大概不能十分认真。他认礼为防乱的工具，是受荀子礼之起原说的影响。这里痛言废礼的不可，并且将礼治、法治作一番精细的比较，他很能明白赏罚不就是法治。他要想维持旧礼的精神，非常明白。这是汉儒中间比较很精到的议论。看下面又说：
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育，被蛮貊四夷，累子孙十余世，历年久五六百岁，此天下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无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恶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夫用仁义礼乐为天下者，行五六百岁犹存；用法令为天下者，十余年即亡；是非明敩大验乎？……今或言礼义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观之乎？”（同，右。）
这明明是以荀子的礼治，来反对当时的法治。贾谊《新书·保傅》篇也说：
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新书》卷五，第二页，通行本。）
也是反对法治，想再恢复礼治的思想。因此他们大倡其礼治主义，《小戴·哀公问》，托为孔子对哀公说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十三经注疏·礼记》卷五十，第七页。）
《新书·礼》篇也很明白的说：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官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如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新书》卷六，第一页。）
简单一句话，就是一切非礼不行，这都是想直接恢复荀子的礼治主义。荀子讲礼，最重君臣上下之分，《礼记》中间，对于这种礼数的分别，讲得非常详细。现在且引《丧服大记》为例：
君大棺八寸，属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属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属四寸。士棺六寸。君里棺用朱绿，用杂金鐕。大夫里棺用玄绿，用牛骨鐕。士不绿。君盖用漆，三衽三束。大夫盖用漆，二衽二束。士盖不用漆，二衽二束。君大夫鬊爪，实于绿中。士埋之。君殡用輴，欑至于上，毕涂屋。大夫殡以帱，欑置于西序，涂不暨于棺。士殡见衽，
涂上帷之。……（《十三经注疏·礼记》卷四十五，第十六—十八页。）
这里所写，实际还不到这一段的三分之一，可以想见这种分别的完密，真是无微不至了。他们名义上自然是追叙的古礼，实事上或者也有一部分的根据？但是这种阶级分别之严，大概总受了荀子不少的影响。这也可算是礼治主义的余波。不过这也仅是一般儒生的空论，实际并没有发生多少影响。汉武帝是以表彰儒术著称的，他却在那里“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至于“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书》卷二十，第七页。）就是后汉光武奖励节义之风，明帝举行明堂之礼，稍为带了一点重礼的精神。但是以公开的一定法令行之，则仍可属于法治，所以实际上所谓建武、永平之政，其根本也仍然只在一个“法令分明”。（《后汉书》卷二，第九页。）对于法治的基础，并没有丝毫摇动。魏晋以后更是不讲礼节了。欧阳修说得好：
由三代以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以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新唐书》卷十一，第一页。光绪上海刻本。）
大概从秦以下，虽然说是“王霸杂用”，（《汉书》卷九，第一页。）礼法并行，实际早已成为法治的世界。但是我们要明了法治政治，并不是没有礼仪，也并不是没有奖励，比如秦有秦仪，汉有汉仪。在汉朝初年，还有一段儒生们引为荣耀的故事。《史记·叔孙通传》说：
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说上曰：“……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卷九十九，第三—四页。）
这一方面是由于汉初法令的不完备，比如秦法就有“君臣待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史记》卷八十六，第七页。）那有拔剑的事？再一方面就是法治的国家，自然也须用一种行礼的仪式，所以当时都称为仪。实际与从前的礼，范围大小不同。礼法的分化，就是将礼中重要的原则，都变为固定的法律，其所剩下的，便是一种空洞死板的仪式。日人穂积陈重曾依着《礼书纲目》所分的七门，说明一种礼法分化的系统。我现在且取几条说得好的，来做我的说明：
一、嘉礼。士冠礼是成年之礼，比如男子二十而冠，冠者就算为成人。所以说“已冠则字之，成人之道也”。这就是后来民法中成年的规定。士昏礼是婚姻之礼，所谓“女子十五而笄”和“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这是结婚年龄的规定。又如“取妻不取同姓”，这是婚姻要件的规定。又如七出三不去，这是关于离婚原因的规定。这都是后来民法中的成分。
二、凶礼。凶礼有士丧礼、士虞礼等名目，最重要是丧服中的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之别。这是规定亲属关系的条文。后来的律典，卷首都有服制图，这就是后来民法中间亲族法的基础
三、通礼。《纲目》所称为通礼的，共包含有历数、月令、制国、职官、封建、内治、朝廷礼、政事、井田、财赋、学制、五宗、亲属记、名器、刑辟、卜筮、礼乐记多种，这都是后来法律的基本。比如月令关于养蚕、畜牧的奖励，山林滥伐和焚烧的禁止，道路堤防、川泽陂池的保护，度量的审定，百工关市商旅的监督，这是后世的行政法规所本。又听讼、断狱、行刑的时间的规定，这也是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开端。其余制国、封建、官职，是宪法或是行政法的渊源。政事中间关于民政、居民、民数，……以及关门、道路，种种名目，多半属于行政法，尤其是警察和法规的滥觞。财赋中间关于租税、货币……等等，也都是财政法的基本。（下略）
四、典礼。这是关于日常生活的仪式，例如“女子许嫁，缨”和“女子许嫁，笄而字”，以及“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这都是关于婚姻的法规。又如“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和“刑不上大夫”，这都是行刑免除的法规。（穗积陈重著《祭祀及礼与法律》第二百十一—二百二十五页。）
这固然都是一种大略的说法，但是由此可以知道礼的重要部分，都已变为法了。再如《礼记·内则》说：“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十三经注疏·礼记》卷二十八，第十页。）《坊记》也说：
夫礼，坊之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同，卷五十一，第二十四页。）
礼固然是主张妨淫的。我们再看秦始皇的会稽刻石说：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猳， 杀之无罪， 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史记》卷六。第十二页。）
这是奖励贞节的开端，却已属了法令的范围。秦始皇以巴寡妇清为贞妇，特为筑台表扬。（同，卷一百二十九，第三页。）汉代也有对于贞妇免税和赐爵的特令，安帝时更有“甄表门闾，旌显厥行”的明诏。（《后汉书》卷五，第七页。）这种风气的养成，人多归咎于礼教，而不知道确是礼治时代所未有。虽然他的来源，与礼家也有关系；后来儒家，也不免有推波助澜的嫌疑；但是没有政府法令的力量，那里能有如许大的势力。如果不信，请看法令以外剩下来的一部分仪式，在社会上到底有无弹性力？朱子说：
古礼既莫之考，至于后世之沿袭，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数，亦莫有晓者，差舛讹谬，不堪著眼。……叔孙通所制汉仪，及曹褒所修，固已非古，然今已不存。唐有开元、显庆二礼，显庆已亡，开元袭隋旧为之。本朝修开宝礼，多本开元，而颇加详备。及政和间修五礼，一时奸邪以私智损益，疏略牴牾，更没理会。（《朱子全书》卷三十八，第三页，通行本。）
可见每朝都有修过礼，但不久连《礼》的本书都亡了。又他说当时的情形道：
盖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礼也。其书虽尝班布，然与律令同藏于理官。吏之从事于法理之间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说；长民者又不能以时布宣，使通于下，甚者至或并其书而亡之。（同，第十七—十八页。）
大概政府对于这种东西，并不重视；所以在社会上，也就不能通行。宜乎朱子要叹息的说：
呜呼！礼废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里闾，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同，第十六页。）
宋儒对于这个已死之礼，颇有想恢复的心理，所以私自作礼的很多，比如朱子所批评的
二程与横渠，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礼，则祭礼可用；婚礼，惟温公者好。（同，第六页。）
已经很有几家。他自己后来更作有一部《家礼》，集宋代礼学的大成。但看他《跋三家礼范》说：
然程、张之言，犹颇未具；独司马氏为成书。而读者见其节文度数之详，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见习行，而已有望风退怯之意；又或见其堂室之广，给使之多，仪物之盛，而窃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书虽布，而传者徒为箧笥之藏，未有能举而行之者也。（同，第十六页。）
在社会上，简直没有能够通行。虽然他自己的《家礼》比较通俗，后来在社会上算是做了所谓道士派的“礼生”的一种生活工具；但是社会风俗上，说有多大影响，也不敢说。以徒徒一点礼节和铺张的麻烦，已经不能在社会上发生何种效力，何况于要人行“望门守节”和“杀身殉夫”—类极苦的事情？这岂是仅仅礼教宣传的力量所能做到？由此我们得一个结论：就是从秦汉以后，礼的范围缩到很小，只保存了一部分的仪式；而这部分仪式，除了社会生活必需的一部分简易的习俗以外，实际也失了弹性力。但从反面来说，荀子的主张“分”，主张“别”的精神，就是礼的重要部分，都已传给他的弟子韩非、李斯之流，实际都已属于法的范围。而法治主义，对于所谓“上下之分”“男女之别”，更比礼治讲得特别严厉，因此保存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阶级，养成了中国驯服一般的国民性，也维持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这虽不是荀子一个人的力量，但是荀子给后代政治社会上的影响也就算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