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去世以後，他所創立的儒家學派，内部很快起了分化；他所整理的儒家經籍，也跟着出現了不同傳本。到戰國中、晚期，以孟軻、荀況爲代表，儒家學派事實上已分成兩派。探討從孔子到孟荀的儒家派别及其經籍傳授的過程，對於研究戰國時期“百家争鳴”的歷史，對於研究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的變遷，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礎課題之一。我在這裏僅作扼要的叙述。
孔子以後的儒家派别
關於孔子以後儒家學派分化的概況，較早的系統記録，只有《韓非子·顯學》中的一段：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顔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
這就是引起古今學者注意的“儒家八派”説，以後對此説進行解釋的，有《聖賢羣輔録》，它説：
顔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知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浄精微之儒。
照此説來，儒家分派，原因在於孔子的幾名學生或再傳、數傳弟子，於“六經”各執其一，而在社會分工中又各守一道。但《聖賢羣輔録》一書出於僞託 [1] ，其説不足據。以後，學者又作了不少考證、解説。這裏擇要分述一下。
子張 孔子的學生，司馬遷説是顓孫師的字，陳人 [2] 。《論語》裏記載他向孔子學干禄，問從政，但孔子對他似乎不够滿意，一説“師也過”，再説“師也辟” [3] 。他的同學言偃、曾參，也批評他“未仁”，“難舆辨爲仁” [4] 。然而到戰國時，他的後學顯然已成爲很大的派别。荀子攻擊三種“賤儒”，頭一個便是“子張氏之賤儒” [5] ，嘲駡他們衣冠不正，語言乏味，只會模仿舜、禹走路的樣子 [6] 。郭沫若對子張的評價則很高，以爲“他似乎是孔門裏面的過激派”，“他是偏向於博愛容衆這方面的”，“在儒家中是站在爲民衆的立場的極左翼的” [7] 。不過我覺得，子張主張“尊賢而容衆” [8] 屬實，但“容衆”能不能解釋成“爲民衆”，至少在目前還找不到直接的材料依據。
子思 春秋戰國之際有兩子思，一個是孔子的學生原憲，一個是孔子的孫兒孔伋 [9] 。這裏指哪一個呢？梁啓超以來多以爲指孔伋，根據是荀子否定過的子思即指孔伋 [10] ，韓非是荀子的學生，當然要從師説。但馬宗霍則認爲，此子思應該指原憲 [11] ，因爲孔伋和孔子行輩不相接，而且據司馬遷記載，原憲到西漢時“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12] ，可見他非但有門人，還發展成影響頗大的一個派别。我以爲，孔伋一派的特色在發揮孔子學説，影響在公卿間，仍不脱儒的本色，而原憲一派則重在學道能行，影響主要在民間，已流入俠的一途。所以，在這裏説的子思是指孔伋，義較長。
孟氏 究竟指誰？有人以爲就是孟軻。有人以爲當指孟軻門下。還有人以爲，韓非將他和孔門弟子顔氏、子張、漆雕氏等辨别，而孟軻的活動時間同“孔子之死”相去很遠，因此懷疑這裏非指孟軻。
樂正氏 一説乃指曾參的學生樂正子春，一説當即孟軻弟子樂正克。
以上三派，郭沫若認爲應該只是一系，即子思（孔伋），他的私淑弟子孟軻，和孟子弟子的樂正克。結論是這個思、孟學派，“事實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而不是像宋代程、朱之徒所斷言的出於曾子的傳統 [13] 。這種看法，雖然康有爲早已提出過 [14] ，却没有郭説澈底。子游是言偃的字，在孔門四科中居文學的鰲頭。孔子説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他聽後便頂了真，一做武城宰，便教出遍邑弦歌之聲，連孔子也笑話他“割鷄焉用牛刀” [15] 。子游一派在戰國時的勢力想必也相當大，荀子把他們與子張、子夏二派同列爲“賤儒”，駡他們苟安怕事，不講廉恥而好吃懶做，還非要聲明“君子固不用力” [16] 。根據這些材料，郭沫若斷定思、孟之學出於子游氏之儒，進而斷定《禮記·禮運》一篇，“毫無疑問便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經典”；現存的思、孟書《中庸》和《孟子》，在學説上就是《禮運》强調的五行説的發展；而《大學》實是樂正氏之儒的典籍。 [17] 這樣，郭氏便勾畫出從子游到樂正克的道統和傳經圖式。但在我看來，根據還不够牢固，因爲子思之學源於曾子抑或子游有疑問，孟氏、樂正氏是誰有疑問，《禮運》等篇的作者也有疑問。所以，我傾向於應該先對三派作分别探討，再作綜合研究。
顔氏 孔門弟子中顔氏有八人，即顔無繇、顔回、顔幸、顔高、顔之僕、顔噲、顔何、顔祖 [18] 。所以，皮錫瑞、梁啓超都認爲，這裏説的未必是顔回，而且顔回比孔子早死，是否有弟子傳其學，也無可考 [19] 。但郭沫若則認爲，顔回是孔門的第一人，生前已有“門人”，因此顔氏之儒當指顔回一派；“他很明顯地富有避世的傾向，因而《莊子》書中關於他的資料也就特别多” [20] 。我以爲郭氏的考證大體可信。
漆雕氏 孔門弟子中有三漆雕：漆雕開、漆雕哆、漆雕徒父 [21] 。漆雕開曾傳《易》，《漢書·藝文志》儒家中有《漆雕子》十三篇，原注説是“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22] 。韓非説：“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 [23] 説者或以爲指别一人 [24] 。但章炳麟則徑指爲漆雕氏之儒，以爲他們是游俠的前身，並以爲《禮記·儒行》一篇，“記十五儒皆剛毅特立者”，就是孔門儒者中有與游俠相近的證據 [25] 。郭沫若與章氏的意見相同，而且明確地説漆雕氏之儒是“孔門的任俠一派”，它的開創者“當以漆雕開爲合格”，而《儒行》或許就是這一派儒者的典籍 [26] 。他們的説法，我看也大體可信。
仲良氏 良，或作梁。《禮記·檀弓上》有仲梁子語 [27] ，鄭玄注謂“魯人”。又，《詩經·定之方中》毛傳也曾引仲梁子語。但這個仲梁子的時代和活動情況，都難以考索 [28] 。梁啓超根據孟子曾提及有個“悦周公、仲尼之道”的陳良 [29] ，以爲仲良可能是陳良的字。郭沫若同梁説，認爲仲良氏之儒或許就是陳良的一派 [30] 。但梁、郭之説均没有文獻學的直接證明，所以這一派在經學史上仍屬疑案。
孫氏 梁啓超等説即孫卿 [31] 。皮錫瑞則以爲指公孫尼子 [32] 。有人以爲，《顯學》篇乃斥儒者，諒韓非不致詆毁其師，故孫氏只能指公孫尼子。我看這不成其爲理由。“儒分爲八，墨離爲三”，説的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愚誣之學，雜反之行”，則表明韓非對儒墨的評價。韓非似乎還没有墮落到以主觀好惡來歪曲客觀事實的地步，何況荀子是當時著名的儒家大師，韓非即使有心回護老師，卻又怎能抹殺衆所周知的事實呢？
總起來説，對韓非所謂儒家八派，學者解釋不同，但也有幾點比較一致：第一，孔子死後儒家便起分化，在戰國時已形成多種派别；第二，不同的派别，不但都出於孔門 [33] ，而且都仍屬儒家，都在傳授孔子之道；第三，派别之多，反映了戰國時期儒術盛行，在學術界影響很大；第四，各派的具體主張和活動情形，由於文獻不足，研究不够，因而不甚了了，有待深入探討。
孔子以後的儒經傳授
孔子根據自己的哲學、政治和歷史的見解，對大量古代文獻進行篩選，整理編次成《易》、《書》、《詩》、《禮》、《樂》、《春秋》，作爲自己設教講學的六種教本。這些教本，保存了很多有價值的歷史資料，也使它們成爲系統表達儒家學説的著作，並隨着封建社會的發展，儒家學派地位的變化，而被封建統治者尊爲“經典”，就是所謂“六經”。這個問題，我已作過簡單的考察 [34] 。
我在談到“六經”與孔子的關係問題時還説過：現存的“經書”，其中有孔子整理過的舊文，也摻雜着後來儒家學派的著述，同時在流傳過程中還有散佚 [35] 。由前述可知，孔子去世後，儒家内部已分化成八派或八派以上。他們對孔子留下的儒家經籍，當然要繼續傳授，在傳授過程中也一定有解説，有發揮，而形成本派的“傳”，或“語録”。
關於春秋末、戰國初儒家各派的“傳經”情況，保存下來的文獻資料實在太少了，以致目前我們瞭解的只是些片段。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要研究。否則，我們對現存的“經書”，哪些同孔子有關，哪些與孔子無涉，怎能分辨清楚呢？學説的師承關係，固然是“流”，而不是“源”，但探討學説在流傳過程中發生的每一步變化，對於研究這一步以及變化前後的“源”，即它所反映的客觀社會實際，難道不重要嗎？如果把後儒關於“經書”的解説、發揮，不管是否墨守師説或變以新意，統統算到孔子的賬上，那一定要描畫出假孔子、假孔學的。
我認爲，在孔子的學生，或孔門再傳、三傳的弟子中間，同所謂傳“經”事業關係較大的，有這樣幾個人：
一 子夏
這是孔子的學生卜商的字。他在孔門四科中，與子游同屬“文學”之最。《論語》記有他向孔子問學，以及他發揮孔子學説的很多材料。孔子曾批評他還達不到“賢”的程度 [36] ，並當面告誡他：“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37] 可能在孔子生時，子夏已有了自己的門人。子夏大概的確好名，還有點勢利眼吧 [38] ，所以子張就批評他不象個“君子” [39] ，子游也批評他太重表面文章而不重孔子之“道” [40] 。他在孔子死後從事教育，還做過魏文侯的老師 [41] 。大約由於這個緣故，子夏一派到戰國中期已膨脹得很大，因而也遭到荀子攻擊。荀子説：“正其衣冠，齊其顔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 [42] 就是駡他們是僞君子。不過很奇怪，韓非講到“儒分爲八”時，竟没有提及這一派。郭沫若作過研究，認爲“這是韓非承認法家出於子夏，也就是自己的宗師，故把他從儒家中剔除了” [43] 。
然而子夏在“傳經”上却不可忽視。東漢徐防説：“《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44] 就是説，“六經”的大部分，都來自子夏的傳授。
南宋的洪邁説得更完整：“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説。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 [45]
洪邁之説，持之有據。但這些根據的可靠程度，却存在問題：一、子夏《易傳》，《漢書·藝文志》不載，《隋書·經籍志》始著録；但有人以爲此子夏非卜商，而是漢初傳《韓詩》的韓嬰 [46] 。二、《毛詩序》有大、小之分，究爲何人所作，諸説紛紜，洪邁乃依據鄭玄《詩譜》、王肅《孔子家語注》立説 [47] ；但鄭玄雜糅今古文，所語或是得自傳聞，《家語》本王肅僞造，所注當然更不可靠。三、洪邁所謂《毛詩》傳授，前一説來自唐朝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序録》 [48] ，後一説則據晉朝陸璣的《毛詩草木蟲魚疏》 [49] ；二説列舉的傳授次序互相矛盾，所以清代的今文經學家均表懷疑 [50] 。四、子夏作《儀禮·喪服》一篇説，根據是唐朝賈公彦《儀禮正義》中《喪服》篇下解題 [51] ；但也有人以爲此篇是曾向孔子學“士喪禮”的孺悲所作 [52] 。五、子夏爲《春秋》公羊學初祖，説據戴宏 [53] ，而穀梁赤是子夏門人，則本自范甯引《風俗通》 [54] ，都不盡可靠。
子夏曾受《春秋》 [55] ，編《論語》 [56] ，大約都是事實。但《論語》大量收入子夏等孔門弟子的語録，説明它的寫定者，不會是子夏，而是孔子的再傳弟子。
二 曾子
曾參，字子輿，也是孔子晚年的學生。他的天分大概不高，曾被孔子批評爲遲鈍 [57] 。他的名言是“吾日三省吾身” [58] ，很注重實行孔子的道德教條。他還説過“犯而不校” [59] ，“君子思不出其位”類話 [60] ，提倡盲從精神。他又以“孝”著稱，相傳在這方面得到過孔子的特殊培養 [61] 。正因如此，他在西漢時便被封建統治者奉爲講“孝道”的楷模，而在宋以後更被封建道學家捧作與顔回並列的大賢。
《漢書·藝文志》儒家内有《曾子》十八篇，如今尚存十篇，收入《大戴禮記》。由篇題便可窺見曾子“傳經”的重點，例如《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等，都是闡發儒家關於“孝”的觀念的。曾子以“孝”爲人生哲學的第一義，説它是“天下之大經”、“衆之本教”等 [62] ，嚴格地説已偏離了孔子的立場。因爲孔子哲學的歸宿是“仁”，而把“孝”當作入“仁”之門的方法或手段，如果不幸“仁”、“孝”發生衝突而不能兩全的時候，孔子便主張“殺身成仁”，即舍“孝”而取“仁”。但曾子則把“仁”、“孝”看作同實而異名的概念。他以爲天生地養的一切生物中，惟人爲大，因此必須謹慎地保護自己的肢體髮膚 [63]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64] 。他以爲每個人，倘使都一方面自全其身（孝），一方面全人之身（仁），則社會就根本無所謂衝突，也用不着犧牲，豈不美哉！這種思想，同莊子、楊子主張的“養内養外”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倒有點相近。在家族爲本位的宗法封建社會裏，曾子這種仁孝一致的理論，很適合封建統治者鞏固其壓迫秩序的需要。於是曾子也就被尊爲“大賢”。然而《大戴禮記》中的“曾子”十篇，寫作形式都采用早期儒家慣用的語録體，《曾子立事》篇中還載有《荀子》的《修身》、《大略》二文，因此也可能不是曾子自撰。
此外，《孝經》雖也非曾子所撰，但很可能是曾子一派的典籍。這本小書，從西漢起，在封建社會裏有很大影響，被列爲“十三經”之一。我將在兩漢經學部分再談。
三 子思
孔子的這個孫子，師承儘管還不明瞭，但他的學説，却由於荀子的批評，而可窺見涯略：他是主張“法先王”的，這可以説是忠於乃祖的傳統；他是造作“五行説”的，這可以説是發展了乃祖反鬼神而取術數的思想；他是墨守“先君子之言”的，這可以説是以繼承乃祖道統爲己任 [65] 。他的這一套，後來被孟子接過去，再加以發展，即荀子所謂“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66] ，因而儒者翕然響應，在戰國中、晚期形成一個很大的派别，人稱“思、孟學派”。
但子思傳了哪些經，已無可考。《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現均亡佚 [67] 。只有《禮記·中庸》一篇，相傳爲子思的著作。宋朝道學家對《中庸》特别重視，以爲“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朱熹並將它從《禮記》中抽出，同《大學》、《論語》、《孟子》合編爲“四書”，後來便被封建統治者規定爲官方教科書，在宣揚舊禮教、錮蔽人們智慧方面，發生了長期而極壞的影響。但這是道學家附會的“天道性命”之類鬼話所起的影響，至於《中庸》與子思究竟有什麽聯繫，他們從來也没有費心考索過。到清末，章炳麟才尋出一點綫索，考出《中庸》是用五行附會人事的子思遺説 [68] ，郭沫若又加以闡釋 [69] ，方才揭露了真相的一角。
除《中庸》外，據南朝的沈約説，《禮記》中的《表記》、《坊記》、《緇衣》諸篇，也都取於《子思子》 [70] 。但還找不到佐證。
四 公孫尼子
《漢書·藝文志》記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原注説他是七十子之弟子，也就是孔子的再傳弟子。但《隋書·經籍志》卻説是孔子弟子。皮錫瑞疑即韓非所指的八儒之一公孫氏 [71] 。《公孫尼子》一書已佚 [72] ，現在也尋不出可資研究他的生平和學説的其它材料。
公孫尼子在“傳經”上所以值得注意，一是因爲今傳《禮記·緇衣》一篇，據説是他所作 [73] ；二是因爲今傳《禮記·樂記》，據説也取自《公孫尼子》 [74] ，如果這是事實，他便是戰國時傳授《禮》、《樂》二經的人物之一。
五 孔門其它弟子
清初的朱彝尊，曾搜集《論語》、《史記》等書中有關孔門弟子“傳經”的記載，在《經義考》裏作了概述：“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 [75] 但只有商瞿即子木傳《易》的説法，曾由司馬遷列出完整的傳授系統 [76] ，大約比較可靠。此外都得自一鱗半爪的記録，缺乏其它資料佐證，所以存有疑問。
由上可知，孔子整理過的“六經”，在他死後都在繼續傳授。然而，除掉子夏這個可疑的“傳經”者而外，其他人或抱着一、二“經”，或抓住一、二個觀點，再著書講學，使儒經傳授由合而分，這是一。其二，“傳經”者都没有死守孔子的各種具體觀點，而是或吸收别家學説加以補充，或根據自己需要加以修改，使儒家學説在起變化。這個由孔子到孟荀的中間環節，我以爲在經學史、學術思想史上都很重要，但情況仍若明若暗，我期望有人下點工夫弄明白。
儒家内部孟荀兩派的對立
説起戰國時的儒家主要流派，自然要數孟子和荀子。他們的哲學見解不同，歷史認識不同，政治信念不同，已有不少論著討論過了。我準備從經學史的角度談一談。
孟軻是戰國時鄒（今山東鄒縣）人，約生於周威烈王四年（公元前三七二年），死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二八九年）。他自己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77] 學的是誰？他没有明説，引起後人紛紛揣測。據我看，當以“受業於子思之門人” [78] 一説爲是，因此他當是孔子的四傳弟子。
孟子的經歷，同孔子頗相似。幼年喪父，家里很窮。後來讀書，成了名，便帶着一班學生跑來跑去，大至齊、梁，中至宋、魯，小至滕、鄒，都游歷過。雖然到處得到諸侯貴族的禮遇、饋贈，曾經闊得後車數十乘，隨員數百人，但一處也未被重用，而且有一次在本國得罪了鄒穆公，後者一怒便中止饋贈，鬧得他斷了糧 [79] 。好不容易等到崇拜他的滕文公即了位，但滕國太小了，不足作爲實現他“平治天下”抱負的基地，於是再輾轉入齊。這一次貴爲“齊之卿相” [80] ，但不久又同齊宣王鬧意見，辭職下野，跑到邊境住了三夜，竟不見齊王派使者挽留，只得嘆息道“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氣數已過 [81] ，從此告别政治生涯。“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82] 。
據説，孟子“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83] ，由現存《孟子》來考察，孟子屢屢稱引《詩》《書》，而對《春秋》尤其反覆頌揚，可以相信他對“經書”的確有研究。
問題在於“序《詩》《書》”的解釋。郭沫若以爲據此“可知《詩》《書》的編制是孟氏之儒的一項大業” [84] ，是釋“序”爲次序之意。我的看法則不同。“六經”的原型，本爲孔子以前存在的“先王之陳迹”的文獻，經過孔子整理，因此而成爲儒家學派的“經典” [85] 。在戰國時，孟子一派還只是儒家學派的一支。如果“經書”是孟子編次的孔門遺説，那就決然得不到各派儒者的共同承認，更得不到荀子一派的承認，而現存“經書”却大多爲荀子所傳。所以，我認爲，所謂“序”，就是“叙”，就是陳述原書著者的旨趣，這由《孟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更成問題的是孟子同《春秋》的關係。近人錢玄同拿《論》《孟》對勘，以爲孟子竭力表彰的“孔子作《春秋》”一事，却不見於《論語》，就説明《春秋》決不是孔子所做 [86] ，“孟軻因爲要借重孔丘，於是造出‘《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話” [87] ，我的意見也不同。《論語》主要是孔子及其學生的對話録，關於孔子的實踐活動記録甚少，例如大至孔子的官場經歷，小至孔子的婚姻狀況，都没有提到，難道可以據此否認孔子做過官、娶過妻嗎？如果把《論語》當作研究孔子的唯一材料，那恰好應了孟子那句“盡信書不如無書”的話。何況孟子談《春秋》，本在“述仲尼之意”。他解説孔子的意圖可能一無是處，但不能以此證明孟子在造孔子的謡。
孟子對“經書”，既然重在“序”和“述意”，既然這樣做是出於政治活動失敗後要在理論上繼續申述自己的哲學政治主張，那末他在“傳經”上的注意力，集中在確立由孔子到自己的道統（錢玄同説他要借重孔丘，是對的），而不太注意注解章句，綜核古事，便是很自然的。因此，從經學史的角度看，孟子一派可謂主觀之學。正如孟子在哲學上高唱“萬物皆備於我”一樣 [88] ，孟子在經學上也是把“六經”當作發揮我見的工具。所謂《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89] ，實在是他對“經書”態度的“夫子自道”。因此，他言必稱堯舜，語必法先王，實則借堯、舜、禹、湯、文、武的名義，申説自己的“行仁政”、“民貴君輕”之類救世主張。他的主張的階級意義自可討論，但他治經是“託古”而不是“復古”，就連他的對手荀子也不否認 [90] 。
荀況是趙國人，約生於周赧王二年（公元前三一三年），死於秦王政九年（公元前二三八年） [91] 。他的家世和早年經歷，至今還是個謎。熟悉故事如司馬遷，在替他作傳時，也只能開始就從“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寫起 [92] 。這五十之年當齊國何王何年，也仍屬糊塗賬，現在可判斷的，就是荀子跑到齊國後，在那裏的學術文化中心稷下學宫裏大大出了名，不但在學者中“最爲老師”，而且在齊國統治者授予學者列大夫銜頭時居於前茅，“三爲祭酒” [93] ，這就是他被尊爲“卿”的由來。但他在齊也没有得意多少年，便遭人中傷，跑到楚國依附春申君，任蘭陵令。不久又遭讒而被春申君辭退，於是返趙，曾在趙孝成王前討論軍事，“趙以爲上卿” [94] 。大約在此期間，入秦會見秦昭王和范雎 [95] ，向他們大談儒有益於國。接着又應春申君請，由趙入楚復任蘭陵令 [96] 。他的學生也不少，最有名的就是韓非和李斯，相傳他還見到李斯任秦相 [97] 。不過他晚年同孔、孟一樣倒楣：“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98]
荀子憎惡的“鄙儒”、“俗儒”，顯然有孟子在内。他們同屬儒家而勢不兩立，單用宗派嫉妒來解釋是不行的，而用定階級成分的辦法來解釋也没有足够根據。在政治上，孟、荀都要求統一，都要求結束春秋以來的社會混亂狀態，而實現統一的政權，正是地主階級的共同要求，對發展新的封建經濟有利，怎能隨便説他們一個代表奴隸主，一個代表地主呢？在思想上，孟、荀確有很大分歧，但主要出於時代不同，形勢使然。例如關於性善性惡之争，孟子主性善，便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認爲自己階級的性是善的，因而由這個性所規定的理、義也是善的。他把這一點推廣到適用於整個社會，當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理、義表示順從的時候，便説他們性善，反之就是性惡，就是邪説誣民、充塞仁義。荀子主性惡，難道他以爲統治階級的性是惡的麽？不然，否則他就不可能認定存在着制禮的聖人，也不可能認定存在着遵禮的士大夫。他談性惡，同樣也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但提問題的角度與孟子相反。他是説被統治者的性本是惡的，因此要用統治者制定的禮和刑，來强迫被統治者順從。所以，據我的看法，孟、荀關於人性善惡的説法儘管不同，然而在本質上都是宣布統治階級的利益不可侵犯。不過孟子指望用説教達到目的，而荀子則斷定非用强制手段不能解決問題，這正是戰國後期的階級矛盾比戰國中期更尖鋭的一種反映。孟、荀的其它分歧，如法先王與法後王之争，王霸義利之争，又何嘗不應作如是觀呢？顯然，當歷史發展到戰國後期，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統一政權即將出現的時候，荀子的學説更適應地主階級的需要。
在“傳經”事業上，荀子也高於孟子。清朝汪中的《荀卿子通論》 [99] 説：“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我以爲近於事實。汪中對荀子“傳經”作了詳細考證，文長不擬備録，試爲列表如下：
①康有爲等今文經學家以爲不足信。
②見劉向《叙録》。
據此可知，荀子與《詩》、《禮》、《春秋》、《易》諸經的傳授，都有關係。汪中的結論説：“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篇次實倣《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云：穀梁爲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爲仲弓，猶子路之爲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行，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也。” [100]
近人劉師培，曾參照汪中的考證，進一步列出《孔子傳經表》 [101] ，認爲從孔子的學生算起，到西漢初年爲止，《書》學出於孔子的子孫和漆雕開一派的傳授，《易》學出於商瞿一派的傳授，而《春秋》學的傳授，三傳均出於子夏一派，荀子則是《穀梁》、《左傳》的直接傳授者。
汪、劉之説，自然不免含有揣測的成分，但秦漢儒生所學習的“五經”及其解説，大多來自荀子，則爲經學史家們所共同承認。因此，荀子對後代儒學的發展起了重要影響，是可以斷定的。
總之，我認爲，戰國時期的儒家學説，到荀子就作了綜合。雖然在漢武帝以後，封建統治階級由於荀子主張不法先王，不敬天地，否認命運，人性本惡諸説，不合自己愚民的需要，因而將他本人摒於道統之外，遂使荀子在儒學中的地位不及孟子顯赫；並因此引起後人對荀子學説的種種誤解，可是他實爲孔子以後儒家的傳經大師，實爲戰國末儒家學説的集大成者，實爲秦漢時期爲封建專制主義的統一政權準備了理論基礎的儒家學派的先驅人物，則不能否定。
原載《學術月刊》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 * *
[1] 《聖賢羣輔録》二卷，一名《四八目》，相傳爲東晉陶潛撰，其實係晚出僞書，不足憑信。詳可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類書類存目。
[2]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3] 均見《論語·先進》。馬融注：“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
[4] 均見《論語·子張》。
[5] 《荀子·非十二子》：“弟佗其冠，衶 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
[6] 同第226頁註④。
[7] 《儒家八派的批判》，載《十批判書》，羣益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下引同），第一三〇、一三四頁。
[8] 《論語·子張》。
[9] 原憲字子思，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伋亦字子思，見《史記·孔子世家》、《漢書·藝文志》。
[10] 《荀子·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
[11]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第五版，第十六頁。
[12] 《史記·游俠列傳》。
[13] 《十批判書》，第一三四頁。
[14] 見康有爲《孟子微》序：“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傳之子思，而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
[15] 《論語·陽貨》。
[16] 《荀子·非十二子》：“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
[17] 詳見《十批判書》，第一三四——一四六頁。
[18]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19] 皮説見《經學歷史·經學流傳時代》。
[20] 《十批判書》，第一四七頁。
[21]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22] 漆雕啓，即漆雕開。郭沫若以爲“後”字乃衍文，見《十批判書》，第一五一頁。
[23] 《韓非子·顯學》。
[24] 見《韓非子·顯學》王先慎集解。
[25] 《訄書·儒俠》。
[26] 《十批判書》，第一五〇——一五二頁。
[27] 《禮記·檀弓上》：“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語氣似在解釋曾子語，因而仲梁子可能爲曾子後學。
[28] 《漢書·古今人表》有仲梁子，列於“中上”，但究屬戰國何時人，未可臆度。
[29] 《孟子·滕文公上》：“陳良，楚産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30] 《十批判書》，第一五二——一五三頁。
[31] 孫卿，即荀卿。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引顧廣圻説，亦謂指孫卿。
[32] 見《經學歷史·經學流傳時代》。
[33]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竊謂《韓非》叙八儒承孔子之死而起，雖曰某氏之儒，或指在某氏之門者而言，未必即是本人。而所謂某氏者，似應皆指孔子之徒。”“《韓非》八儒，容有在七十子之外，三千之中者。”“至若名不在七十子之列，八儒之列，而學有可考者，如孺悲之學《士喪禮》，見於《雜記》；賓牟賈之論樂，見於《樂記》；仲孫説與何忌之學《禮》，見於《左氏傳》；鞠語之明於禮樂，審於服喪，見於《晏氏春秋》；固亦孔門經學之傳也。”（商務一九三七年五版，第十六——十七頁。）按馬氏以爲八派代表者，“容有在七十子之外”，頗有見地，但説大約都在三千弟子之中，還没有確實證據。
[34] 周予同：《“六經”與孔子的關係問題》，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35] 周予同：《“六經”與孔子的關係問題》，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36] 《論語·先進》：“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37] 《論語·雍也》。
[38] 《論語·子張》：“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39] 《論語·子張》：“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40] 見第271頁註⑩。
[41] 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42] 《荀子·非十二子》。
[43] 《十批判書》，第一三〇頁。
[44] 《後漢書》卷七四《徐防傳》。
[45] 洪邁：《容齋隨筆》。
[46] 隋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易傳》，子夏韓氏嬰也。”此外又或以爲《易傳》作者係丁寬，或以爲係馯臂子弓，但都没有證明之確據。今傳《子夏易傳》，蓋出僞託。
[47]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詩》類《詩序》：“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玄《詩譜》也。以爲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
[48] 序録謂：“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49] 疏謂：“孔子删《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人毛萇。”
[50] 可參看魏源《詩古微》、康有爲《新學僞經考》。
[51] 解題謂：“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
[52] 《禮記·雜記下》：“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
[53] 徐彦《春秋公羊傳疏》載何休《序》引戴宏序。
[54] 楊士勛《春秋穀梁傳疏》，載范甯《序》題下引《風俗通》。
[55] 《史記·孔子世家》：“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56] 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引鄭玄《六藝論》。
[57] 《論語·先進》：“參也魯。”
[58] 《論語·學而》。
[59] 《論語·泰伯》。
[60] 《論語·憲問》。
[61]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以爲（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
[62] 均見《大戴禮記·曾子大孝》。
[63] 《論語·泰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64] 均見《大戴禮記·曾子大孝》。
[65] 《荀子·非十二子》。
[66] 《荀子·非十二子》。
[67] 清末黄以周有輯本，名《子思子》。
[68] 章炳麟：《子思孟軻五行説》，載《太炎文録初編》卷一。
[69] 《十批判書》，第一三九——一四〇頁。
[70] 見《隋書·音樂志》引沈約説。
[71] 見《經學歷史·經學流傳時代》。
[72] 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有《公孫尼子》一卷。
[73] 孔穎達《禮記正義·緇衣》篇解題引南朝劉瓛説。
[74] 見《隋書·音樂志》引沈約語。
[75] 子木，商瞿字。子開，漆雕開字。子貢，端木賜字。仲弓，冉雍字。
[76] 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77] 《孟子·離婁下》。
[78]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79] 見應劭《風俗通·窮通》。
[80] 《孟子·公孫丑上》。
[81] 關於孟子去齊的經過，詳見《孟子·公孫丑下》。
[82]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關於《孟子》的篇數、編者，後來學者異説紛紜，不詳辨。
[83] 趙岐：《孟子題辭》。
[84] 《十批判書》，第一四一頁。
[85] 參見周予同：《“六經”舆孔子的關係問題》，載《復旦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86] 錢玄同：《論〈春秋〉性質書》，載《古史辨》第一册，第二七六頁。
[87]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載《古史辨》第一册，第七八頁。
[88] 《孟子·盡心上》。
[89] 《孟子·離婁下》。
[90] 《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軻，“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91] 關於荀子的生卒時間，學者衆説紛紜。荀子死於楚國春申君被殺之年（公元前二三八年）以後，大約可以斷定。但生年就成問題，如據舊説他五十游齊是在齊湣王晚年，則荀子壽高至一百三十餘歲，宋以來學者都認爲不可信。這裏暫據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92]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劉向《叙録》同。但應劭《風俗通·窮通》説“年十五”至齊，有人據此認爲《史記》“五十”乃“十五”之譌。但應劭説荀子至齊便説齊相行王道，則十五歲便作此事業，也未必可信。
[93] 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94] 見《戰國策·楚策四》，劉向《叙録》。
[95] 荀子入秦，在《荀子》中的《儒效》、《彊國》等篇均有記載。據《風俗通·窮通》，入秦時間在初次任楚國蘭陵令被辭退之後。但羅根澤以爲當在五十游齊之前，見《荀卿游歷考》（《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96] 據劉向《叙録》。《戰國策·楚策四》提到春申君再次“使人請孫子於趙”，未説再任蘭陵令。
[97] 《鹽鐵論·毁學》：“李斯相秦，始皇任之，人臣無二，而荀卿爲之不食。”
[98]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99] 見汪中《述學》“補遺”内，又見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下》等書内。
[100] 《荀卿子通論》。
[101] 見劉師培《經學教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