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者，在經學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貢獻；對秦漢博士制度的探究，也有一些成績。例如洪亮吉的《傳經表》、《通經表》，對兩漢經學的傳授，加以鉤稽排比 [1] ；杭世駿的《西漢立四經博士辨》，對平帝時《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的建立，提出疑義 [2] ；王鳴盛、迮鶴壽對秦漢博士的職掌、建置，也進行了考索 [3] 。此外，胡秉虔、張金吾、蔣湘南、汪之昌、趙春沂、洪震煊、胡 、邵保初、張壽榮、繆荃蓀等，也各有專書或專文論述 [4] 。近人王國維撰《漢魏博士考》 [5] ，更比較系統地對漢魏博士作了初步總結。他們對秦漢博士源流的探究，師法、家法傳授的考索，給予我們今天的研究以很多便利。但是他們或者偏於“經師”個人的成就，未顧到該時代的具體表現，因之不可能看到經學發展的整個趨勢；或者膠著于師法、家法的傳授“得失”，没有考察它和社會、政治的關連，從而不可能正確説明秦漢博士遞變發展的關鍵所在。本文擬在清儒和近人對這方面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側重於秦漢博士制度演變過程的闡述，及其對於秦漢政治所起作用的探討。
一
“博士”是古代學官的名稱；它的建置，始於戰國，是和戰國國君的“禮賢下士”有關的。
戰國時期，在劇烈的社會變革和政治改革運動中，不同出身的“士”，紛紛要求參加政治，企圖創立一套新學説和新辦法來適應當時的新情況；一些國君也“禮賢下士”，選拔並顯貴了不少的“士”，如戰國初期，魏文侯以孔子的弟子子夏爲師，魯繆公敬禮孔子的孫子子思，齊宣王且在齊都臨淄的稷下造了高門大屋以招待賢士。
“博士”的名稱最早見於史傳的是《史記·循吏傳》：“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爲魯相。”稍後，褚少孫補《史記·龜策傳》：宋有“博士衞平。” [6] 《漢書·賈山傳》：山“祖父袪，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沈欽韓“漢書疏證”以爲“弟子”二字是衍文）衞平在宋元王時，舆孟子同時，宋國是否置有“博士”一官，還缺乏明文可證。但公儀休曾任魯繆公相，魯繆公曾尊養曾申、子思之徒；曾申 [7] 、子思都是儒家，魯國又是儒家的發源地。賈袪，史稱爲“魏王時博士”。魏文侯曾師子夏而友田子方、段干木，是著名的“禮賢下士”的國君 [8] 。根據這些文獻，戰國時期，魯、魏是建置有“博士”的。它和儒家之爲“顯學”又有着密切的關聯。
此外，齊國的“稷下先生”，疑亦與“博士”異名同實。因爲：第一，齊國的“稷下先生”，在漢代人的著作中，也有稱爲“博士”的。如淳于髡，《新序》：“騶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相與往見。”而《説苑·尊賢》則謂“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新序》、《説苑》同爲劉向所撰，而一稱“稷下先生”，一稱“博士”。又如許慎《五經異義》謂：“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與别的記載不同。第二，漢代博士，還有續稱“稷下”的。如漢高祖拜叔孫通爲博士時，稱爲“稷嗣君”，説他“嗣風於稷下”。鄭玄《書贊》謂：“我先師棘下生孔安國”，“棘下”即“稷下”，孔安國是西漢博士，而鄭玄稱爲“稷下生”。第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説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上引《新序》亦謂“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與《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博士”員額也幾相似。根據這些文獻，齊國確也曾設有博士。所以，戰國初期，確已有“博士”的設立；它和國君的“禮賢下士”有關，和儒家之爲“顯學”有關。沈約《宋書·百官志》所謂“六國時往往有博士”的話，是可信的。
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仍置博士。《漢書·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所掌爲古今史事待問和古籍典守。秦代博士的姓名可考的，根據王國維的考證，有博士僕射周青臣、博士淳于越、伏生、叔孫通、羊子、黄疵、正先等七人 [9] 。其中黄疵是名家，見《漢書·藝文志》。又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又有“占夢博士”，可知秦代博士中有儒生（如伏生、叔孫通；又羊子，《漢書·藝文志》也列於儒家），但也並不都是儒生。
漢承秦制，仍置博士。漢高祖二年，“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惠帝時，據《史記·孔子世家》：“（孔）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高祖、惠帝時可考的，現存史料只有這些。這因爲當時“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所以對博士建置尚未健全。到文帝時，“頗登用”儒家 [10] ，所立博士較前爲多。據《漢官儀》：“文帝博士七十餘人。” [11] 這樣，在武帝獨尊儒家以前，博士員數已與秦制相同。
從文帝到景帝時期，所立的博士，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儒家“專經”博士的設立。《後漢書·翟酺傳》：“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今本“一經”誤作“五經”）如張生、晁錯爲《書》博士，申公、轅固生、韓嬰爲《詩》博士，胡毋生、董仲舒爲《春秋》博士，他們以治《詩》、《書》、《春秋》而立爲博士，可見漢王室對儒家學説已漸漸重視。所以清人臧琳説：“《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文帝紀》無立博士事。余考兩漢人所言，則文帝已立博士矣。” [12]
第二，文景時所立博士，並不限於“專經”的儒生，如魯人公孫臣，以言五德終始召爲博士 [13] ；賈誼以“頗通諸子百家之書”，也召爲博士 [14] 。轅固生與黄生争論於景帝前，黄生是否博士，史無明文，假使也是“博士”，那也不是儒生。所謂高帝未遑庠序之事，孝惠皆用武力之臣，孝文本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者，“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15]
第三，這些“一經”博士，並不只治“一經”，有的且兼綜儒家以外的學説。前者如韓嬰除“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外，“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 [16] 。後者如晁錯在從伏生傳授《尚書》之前，曾“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 [17] 。因此可知他們雖稱以治某經立爲博士，但並不只治一經。
根據以上史料，文、景之時，對儒家已漸重視，長於治某經的儒生，曾經延立爲博士；但當時尚未罷斥百家，博士並未爲儒家所專有。
漢武帝憑借前期所積累的財富，憑借景帝所完成的全國統一，再加上他本人的雄才大略和在位久長，對外對内自然多所創建。在文教方面，也將道、名、法、陰陽五行各家統一在儒家裏面，完成了學術統一的巨大任務。從此，儒學就成了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而所立“博士”，也同文帝、景帝時期的博士制度有異。
《史記·儒林傳》説“今上（指漢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漢書·儒林傳贊》説：“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這樣，便有了“五經博士”。
按申公、韓嬰都在文帝時以《詩》爲博士，轅固生在景帝時爲博士；張生、晁錯從伏生受《書》，任博士。胡毋生、董仲舒都治公羊《春秋》，在景帝時爲博士。那麽，武帝時所增加的有《書》、《禮》、《易》三經，這樣，“五經博士”始行完備。
或者以爲：轅固生、董仲舒、胡毋生都在景帝時爲博士（《詩》、《春秋》）；《漢書·儒林傳》又稱：“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另有田王孫在景帝時受《易》於丁寬；從而認爲文景之際已立“五經博士”。但是這話頗有問題，因爲第一，武帝以前“雖立博士，未有主名，文帝立魯、齊《詩》，景帝立韓《詩》，但有《詩》博士而已。” [18] 徐生爲禮官大夫，不是博士。大夫與博士雖同爲禮官，同屬太常，但究自有别。田王孫的立爲《易》博士，是宣帝時事。到武帝，才以《詩》、《書》、《禮》、《易》、《春秋》爲五經博士，這五部儒家書籍才被正式法定爲“經典”。第二，武帝以前的博士，並不限於儒生 [19] ，有的儒生且兼治儒家以外的學説。武帝獨尊儒術以後，其他不以五經爲博士的都遭罷黜。第三，武帝立五經博士，而博士員數却不限於五，有一經數博士的，如魯《詩》；有雖列五經而無博士之名可考的，如《禮》；有一博士而兼通數經的（這種情況，以後仍有）。但儒家獨尊之勢既成；此後增列和争論的，也就都在儒家經籍之内了。
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武帝准公孫弘議，爲博士置弟子員。《漢書·儒林傳序》説：
“……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迺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孔臧）、博士平等議曰：……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制曰，‘可’。”
按在漢武帝置博士弟子員前，博士原有弟子，如叔孫通拜博士，爲漢定朝儀，舆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習之。但這只是弟子跟從其師，和朝制無關。等到武帝准公孫弘議，才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並選拔高第爲郎中。這樣，博士弟子便受到了國家的優待，列爲仕途正式的出身，而和過去完全不同了。所以史稱此後“學者益廣”。這正是朝廷獎勵儒術的一種重要措施。
總之，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五部經書遂成爲法定的儒家“經典”，所以博士也就限於儒生。並爲博士置弟子員，借以獎勵儒術。這樣，漢武帝利用儒家學説，建成上層建築，以鞏固皇權，而博士也就專掌經學傳授，成爲“官學”了。
昭帝時，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此後，博士弟子員數日增，説經者日衆，經説越詳密，而異説也越紛歧，所謂“雖曰承師，亦别名家” [20] 。爲了“平定”五經同異，於是宣帝於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一年）在未央宫石渠閣舉行御前會議，史稱爲“石渠閣議”。
據《漢書》所載，“石渠閣議”主要是“詔諸儒講五經同異” [21] 。參加這次“閣議”的，有《易》學博士施讎（從田王孫受業）、黄門郎梁丘臨（賀子，受業於施讎）；《書》學博士歐陽地餘（高孫）、博士林尊（歐陽高弟子）、譯官令周堪（事夏侯勝）、博士張山拊（事夏侯建）、謁者假倉（張山拊弟子）；《詩》學韋玄成（父賢，受詩於瑕丘江公及許生）、博士張長安（事博士王式）、薛廣德（事王式）；《禮》學戴聖（后倉弟子）、太子舍人聞人通漢（后倉弟子）；《公羊》學博士嚴彭祖（事眭孟）、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穀梁》學議郎尹更始（事蔡千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中郎王亥 [22] 等二十二人。“閣議”的結果是“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 [23] ，迺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24] 。這樣，《易》學除施（讎）氏外，益以梁丘説；《書》學除歐陽博士外，又有大小夏侯説；《春秋》除公羊外，又有穀梁説。漢代博士經説的分家，除《詩》學原有魯、齊、韓三家外，其餘都起於“石渠閣議”。它所增立的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都是與當時朝廷博士説經不同的“異説”，允許同博士並存。從此，本來某經只是“一家”的，現在增添其他家説了。如《易》原只有施讎“一家”，出於田王孫，所以只稱《易》，不另稱施氏《易》，也不稱田《易》；現在增立梁丘《易》，又立孟氏（喜）《易》，施博士經説以外，又有梁丘家説、孟氏家説，此後三家各自分派，所以説“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書》則歐陽博士以外，又有大、小夏侯説，三家也各自分派，“由是《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了。説《春秋》的本來只有《公羊》；《穀梁》未立以前，漢人言《春秋》即專指《公羊》；因爲《公羊》以外，《春秋》别無分家。《穀梁》立爲博士，《春秋》中就有《公羊》、《穀梁》二家了。這樣，五經經學都開始分家。一個“經”中的不同異説，得到皇帝的允許，便可以並存；而各家也就各守“義法”，以表示同他家殊科，於是在經學傳授中也就有了“家法”。所以，“石渠閣議”是漢武帝以後又一次整齊“歸於一是”的重要辯論會。但它與武帝時不同；武帝時是罷黜百家、獨崇儒術；而這次卻是平定經説同異。前者是儒家學派與其他學派的鬭争，後者則是儒家學派内部經説異同的争辯。這次争辯的結果，使博士經説分家，而《穀梁》學也隨之而興。這裏，一方面可以看出漢代統治階級對儒家學説的重視，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儒家内部也以不同説法争取統治階級的信仰。因此，當時的儒生各以經説争立博士，企圖取得政治上和學術上的權勢。
“石渠閣議”的另一個後果是：原未“法定”爲儒家“經籍”的《穀梁》，也立爲博士，將它補充“法定”爲《春秋》中的一家。從而，某些儒生也就利用不同來源、不同寫本而與“法定”經籍“名同實異”的書籍，説“法定”的經籍還有脱簡殘缺；或者宣傳其他儒家書籍得到孔子的真傳，“信而有徵”，要求補充“法定”爲經，要求朝廷承認他們是真經學。哀帝建平、元壽間（公元前六——前一年）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博士，企圖使這些“經書”取得政府的“法定”。平帝時，王莽利用政治上的權勢，將它們立爲博士，古文經學也逐漸成爲官學；但王莽認爲今文博士對自己政權没有危害的，也並不加以排斥 [25] 。
到了後漢光武帝即位，聚集四方學者於京師洛陽，廢除王莽時所立的古文學而仍主今文。當時所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顔，即所謂今文十四博士。古文學雖被黜退，但仍不能遽廢，且曾一度立《左氏春秋》博士，因“羣議讙譁”，不久又廢 [26] 。
古文經出現後，在文字、師説、思想各方面，同今文博士展開了劇烈的鬬争，上述《左氏春秋》的立爲博士而不久又廢，便是其中鬭争的一次。這樣，今文經學家感到有必要通過皇帝制成定論，以保持其思想上的統治地位。同時，由於“石渠閣議”以後，經學分“家”，各家對所傳經籍有的分章逐句爲説，形成“章句煩多”，如參加“石渠閣議”的博士張山拊的弟子秦恭（延君），即增師法至百萬言。據《太平御覽》學部引桓譚《新論》：“秦延君説‘曰若稽古’至二萬言。”《文心雕龍》也説：“秦延君注《堯典》十餘萬字。”這種例子，在當時並不是個别的。這使皇帝也感到有“減省”的必要。於是當章帝建初四年（公元七九年），又在白虎觀舉行辯論。參加這次討論的成員中，曾爲博士或曾“詣博士受業”的，據《後漢書》所載，有魏應（詣博士受業，習《魯詩》）、召訓（少習《韓詩》）、樓望（少習《嚴氏春秋》）、李育（少習《公羊春秋》）、張酺（少從祖父光受《尚書》）、桓郁（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魯恭（習《魯詩》）、丁鴻（從桓榮受歐陽《尚書》）。此外，淳于恭“善説老子”，列羨“博涉經書”，未明言治何經術；楊終“習《春秋》”，未言習何種《春秋》；成封，史缺未詳。而賈逵則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受《古文尚書》，學《毛詩》，號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説；班固則是《白虎通義》（《白虎通德論》）一書的主要纂集者。
從上面參加的成員來看，多數是治今文的，但也有治古文的（如賈逵、班固）。治今文的儒生，有的兼通各經，如召訓“少習《韓詩》，博通書傳”；有的爲了“共正經義”，同古文學派鬭争，也涉獵古文，如李育“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又“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深爲同郡班固所重”。 [27] 要争立古文經傳於學官的儒生，也兼通今文，如賈逵“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説”。説明今文博士要將某一經講通，勢必要“兼通”他經；而反覆講説的結果，却又形成了“章句煩多”。他們拘守經義，在原來幾部儒家經籍中已難找到出路，漸漸不能符合統治者的需要。同時，東漢的最高統治者又將他們的争論束縛在儒家經籍之内，束縛在學術範圍之内，同西漢時儒生的“通經致用”、披着“經學”的外衣進行政治鬬争的情況已有所區别。“白虎觀”議奏的結果，由皇帝的名義制成定論，但編纂《通義》的却是古文學者班固。這一方面顯示今文經學的虚弱，無可避免地爲古文經學所排斥；另一方面也説明了東漢的地主階級統治權已較西漢爲鞏固，不需要儒生更多的“附會”，而將他們的争論局限在經籍範圍之内了。
白虎觀議奏之後，在安帝永初四年（公元一一〇年），又有一次“東觀校書”。爲什麽要校書呢？據《後漢書·鄧后紀》是“患其謬誤，懼乖典章”。《後漢書·安帝紀》説：“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脱誤，是正文字。”參加校書的人，共計五十餘人，其中姓名可考的有劉珍、馬融、蔡倫、許慎、劉騊駼等。許慎是賈逵的學生，是著名的古文學者；馬融是班固的學生，雖博治羣經，實通古學。他們和五經博士“校定五經”，可見古文經學的地位已遠較過去爲高了。而且這次的“校書”，主要的“整齊脱誤，是正文字”，重點已經移到文字訓詁的讎校勘覆，而這些又正是古文經學家所擅長的。皇帝下令“校書”，使他們局限於儒家經籍“文字脱漏”的訂補，與政治没有直接的關係，這説明博士已不能在政治上起什麽作用了。
從上面博士制度演變過程的綜述，可以歸納成爲下列幾點：一、博士是古代學官的名稱，始於戰國，它於儒家之爲“顯學”和國君的“禮賢下士”有關。二、秦和漢初，雖已置立博士，但在武帝罷黜百家以前，博士並不限於儒生，有的儒生也兼綜儒家以外的學説。三、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詩》、《書》、《禮》、《易》、《春秋》五部書籍遂爲“法定”的經典；設立博士，也就限於儒生，即所謂“五經博士”；而以後博士的争立和争論，也就局限於儒家書籍範圍以内。四、博士弟子員不斷增加，經説越詳密，異説越紛歧，宣帝時舉行“石渠閣議”，“平定異説”，允許一些異説並存，並增加了《穀梁》的建立。但是它的結果，却是一方面促使各家家法嚴密，形成“章句煩多”；另一方面某些儒生也據不同寫本，不同來源的儒家書籍，争立博士。王莽執政時，曾建立古文博士；光武即位，立今文十四博士，但也一度立《左傳》於學官。此後，古文漸興，也就掀起了與今文博士的鬭争。五、東漢章帝時舉行白虎觀議奏，用皇帝的名義制成定論，使他們的争論束縛在儒家書籍之内，束縛在學術領域之内。安帝時又舉行“東觀校書”，使它局限在“文字脱誤”的整理。因此，東漢中葉以後，經學轉到民間師儒手裏，博士官制度雖歷朝相沿，但在政治上已不能再起什麽作用了。
二
秦漢博士制度的源流演變，大致如上所述，這裏擬進一步探討它和當時政治的關係。
我們認爲，博士建立之初，它和政治的關係是很密切的；有時，它能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儒生得夤緣爲博士；有時，它不能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博士也遭貶斥。但到了後來，却漸漸局限在學術領域的探討了。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有下面幾點看法：
第一，博士最早始於戰國，他們原是參與政議的。劉向《新序》：“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齊國如此，魯、魏也是如此。公儀休是魯博士，以高第爲魯相。據劉向《説苑·政理》：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税，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魏國博士“掌引導乘輿；王公以下應追諡者，博士議定之” [28] 。他們議定“王公以下應追諡者”，並“掌引導乘輿”，可知在參與朝政。
《漢書·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續漢志》：“博士，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通古今，承問對，必涉及議政。秦博士議政最著的史例，是議封建。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始皇置酒咸陽宫，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内，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争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而博士齊人淳于越却説：“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29] 始皇下其議，當時參預的有丞相、御史大夫、廷尉、博士等。博士參預廷議，可知在政治上有其一定地位。但這次廷議的結果，却引起了“焚書”事件。淳于越的“道古以害今”，“飾虚言以亂實”，正反映了儒家的保守思想，同崇尚革新的法家對立；而儒生的“入則心非，出則巷議”，援古非今，也使秦政權的維護和鞏固受到言論的威脅；於是下令“焚書”，規定“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秦代博士原不限於儒生，但從“焚書”議起，儒生出身的博士確遭到了打擊；不過《詩》、《書》爲“博士官所職”的，仍得保存。據此，秦始皇似有將這些儒家博士壓制在職掌古代典籍的庋藏、防止他們“是古非今”的計劃。此後，儒家出身的博士像上述“逢君之怒”的諫議也就没有。秦始皇在世時，也僅“使博士爲仙真人詩”，以及由於“夢與海神戰”後，問“占夢博士”，但這些都非儒家出身的博士。
淳于越以後，有些儒家出身的儒生，却因諂諛帝王、夤緣而爲博士。秦二世時，陳勝起義，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謂：“諸生言皆非也。”“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安敢有反者？”只是“羣盜鼠竊狗盜耳”。二世以爲善，問諸生，諸生仍或言“反”，或言“盜”。二世對言“反”、言“盜”的，“下吏”或“罷之”，而拜叔孫通爲博士。“直言”的“博士”遭到了罷黜，而諂諛的儒生卻拜爲博士，這説明帝王所需要的是不違背他的意旨的“博士”，凡是符合他意旨的人，也可能拜爲博士。博士開始建置，本與議政，但在秦代，保守的儒家博士遭到貶斥，阿諛的儒生得爲博士，可見封建帝王和“博士”之間是相互利用的。
第二，儒家博士的增立，反映了他們争奪政治上和學術上的地位，也反映了統治階級的需要。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立五經博士，是爲了董仲舒等“推明孔子”，發揮《春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適合統治者的需要的緣故。對這問題，近人頗多闡述，不擬贅言；這裏還可將宣帝時“石渠閣議”的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和《穀梁春秋》爲博士的例子來説明。梁丘《易》的始創者是梁丘賀，他曾受《易》於田王孫，爲人“能心計”、“小心周密”，曾以説《易》而爲宣帝所喜。當宣帝“飲酎行祠孝昭廟”時，“先敺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帝“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剛好霍氏外孫任宣謀“逆”，於是梁丘賀“以筮有應，由是近幸”，官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在宣帝心目中已“喜梁丘《易》”，等到梁丘賀的兒子梁丘臨參加“石渠閣議”後，就立爲博士了。夏侯勝講授時，曾對諸生説：“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其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30] 他喜以陰陽災異推論時政得失，漸爲宣帝所“親信”。可見夏侯《書》學之立爲博士，也不是偶然的。《穀梁》學在“石渠閣議”之前，宣帝即“善《穀梁》説”，並“愍其學且絶”，曾授《穀梁》學者蔡千秋爲郎中户將，“選郎十人從受” [31] 。宣帝爲什麽“善《穀梁》説”呢？可能因《穀梁》的尊王説特别上邀皇帝歡心之故。按《穀梁傳》對周天子極爲尊崇。如隱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周平王）。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隱公七年“冬，王使凡將來聘。還，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公羊傳》、《左傳》都以戎爲戎狄，而《穀梁傳》却説：“戎者，衞也。戎衞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衞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他以爲衞伐天子之使，故貶稱爲“戎”。隱公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公羊傳》、《左傳》都無傳，《穀梁傳》獨説聘諸侯非“正”。《穀梁》的這些尊王理論，應爲最高統治者所喜。根據上述史料，宣帝的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傳》，都是因爲符合他的需要的緣故。
王莽的推重《周禮》，提倡《古文尚書》、《左傳》、《逸禮》，也是因爲他要進行“託古改制”，企圖從這些經傳中獵取有利於他奪取西漢政權的佐證，符合其進行欺騙性改革的需要。我們在《王莽改制與經學中的今古文學問題》一文中 [32] 已有闡述，這裏不再多贅。光武即位，由於他是推翻王莽政權後建立起來的，要鞏固新政權，就需反對舊政權所依附的東西。同時，劉氏復起，李氏爲輔的圖讖説，對他也有利，所以反對王莽所立的古文學而立今文十四博士。又以古文經學已漸盛行，古文經傳中也有帝王可資運用的東西，所以《左傳》曾一度立爲博士。終以今文經傳有其傳統的影響，“左氏之立，論議讙譁” [33] ，以致《左氏》不久立而又廢。博士的興廢和當時的政治是相關連。
第三，儒家出身的博士，仕列朝廷，對政治改革的建議，每每依附經義；而皇帝詔書的頒佈，也時時援引經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法定”的儒家經籍，逐漸成爲維護封建秩序的倫理教條。臣下的奏疏，皇上的詔書，“引經據典”，“援古議今”的情況，也漸普遍，特别是曾列學官的“博士”和“雅好經書”的皇帝。就前者來説，例如漢昭帝崩，昌邑王嗣立、“行淫亂”，霍光等欲廢昌邑王。夏侯勝在乘輿前諫昌邑王“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昌邑王以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而夏侯勝卻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言，故曰臣下有謀。’” [34] 夏侯勝以“《洪範》察變”的結果，使霍光等“以此益重經術士” [35] 。又如治《齊詩》的翼奉，發揮《齊詩》“五際”學説，推明“日蝕地震之效”，説：“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 [36] 用以反對外戚專政。匡衡以“材智有餘，經學絶倫”而被徵用，遷爲博士給事中，又遷光禄大夫太子少傅。當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受幸，寵於皇后太子，匡衡上疏，即援引《詩·周頌·閔予小子》：“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和《詩·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以喻元帝“審取用心”。又謂“《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厚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故聖王必慎妃匹之際，别嫡長之位”，以喻元帝應“得其序”，“正家而天下定”。成帝即位，匡衡又“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 [37] 。這些，都是依附經義議論政治的事例。
至於皇帝頒佈詔書，援引的經文的情況也隨有所見。這裏且舉宣帝、元帝、成帝時的例子來説：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七〇年），因“地震或山崩水出”，詔曰：“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 [38] 要“經學之士”設法“應變”。元康元年（公元前六十五年），詔書援引《書·皋陶謨》“鳳凰來儀，庶尹允諧”，以“赦天下” [39] 。同年八月，又曰：“朕不明六藝，鬱於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宣稱“六藝”的重要。元帝即位，下詔引《書·皋陶謨》：“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意欲“延登賢俊，招顯側陋” [40] 。初元五年（公元前四四年）詔引《詩·邶風·谷風》：“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令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 [41] 。成帝在太子時，即“好經書”，即位之初，引《書·高宗肜日》：“惟先假王正厥事”而“大赦天下”。陽朔二年（公元前二三年），詔舉博士：“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四年（公元前二一年），詔引《書·洪範》謂“《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引《書·盤庚》：“服田力嗇，乃亦有秋”，以勉勵農桑。這些政治措施，都曾“援經爲證”。
從上引事例看來，一方面説明武帝獨尊儒術以後，部分儒家書籍之被“法定”爲經典，成爲封建社會不可逾越的教條；另一方面也説明儒家博士“援經立説”，漢代皇帝“引經下詔”；在西漢時較爲普遍 [42] 。他們是想從儒家經籍中找取可資運用的資料，作爲政令的依據的。
第四，儒生的争立博士（漢武帝以前，不僅限於儒生），並不以取得博士爲其最終目的，而是想通過博士將它作爲仕宦“顯達”的階梯。統治階級要一些人憑借載籍，加以依附，以符合其需求；一些學人也就各自發揮，以求利禄。“博士秩卑而職尊”，“秩卑”是説博士本身的政治、經濟地位在表面上看來，並非高級官僚 [43] ；“職尊”是説博士能够參預政議，特别是通過“博士”可以弋獵高官厚爵。舉例來説，漢武帝初即位時，公孫弘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此後“復徵賢良文學”，他“曲學阿世”，援引經義議論政治，“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終由儒生而封侯拜相。董仲舒在景帝時以治《春秋公羊傳》爲博士，後來他的“大一統”學説符合了“雄才大略”的武帝的需要，也爲“羣儒首”，甚至“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44] 。這些，都是比較顯著的例子。
據王國維《漢魏博士考》的統計，兩漢博士，有兼給事中的，如平當、韋賢、匡衡、薛宣等；“其遷擢也，於内則遷中二千石”；如“博士后倉爲少府”（中二千石）；平當“遷丞相司直”（比二千石）；韋賢、夏侯勝、匡衡、張禹、鄭寬中“遷光禄大夫”（比二千石）；桓榮、甄宇爲太子少傅（比二千石）；魯恭、曹褒、李法、張興，“遷侍中”（比二千石）；承宫、李頡“遷左中郎將”（比二千石）。或有遷千石及八百石的，如賈誼、疏廣至大中大夫（比千石），晁錯拜太子家令（八百石），翼奉爲諫大夫（比八百石），孔光爲尚書（六百石）。於外則爲郡國守相，《漢書·蕭望之傳》稱：“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兩漢選爲郡國守相的，如董仲舒爲江都相，盧植“出爲九江太守”，牟長“遷河内太守”，周防“稍遷陳留太守”，伏恭“拜常山太守”。或爲諸侯王太傅，如彭宣“遷東平太傅”，師丹“出爲東平王太傅”，楊倫爲“清河王傅”。或爲部刺史州牧，如貢禹爲涼州刺史，翟方進遷朔方刺史，胡常爲部刺史，徐良爲州牧郡守。或爲縣令，如朱雲遷杜陵令。從這些事例中，可知“博士”出身的，不管在内在外，都有遷擢。皇帝並不是任命他們爲博士後不再升擢；他們也不以博士爲仕宦的最終目的。獲得博士以後，不論内任、外放，都有機會，這就無怪兩漢時代博士的争立是那麽熱烈了。
第五，兩漢博士對政治的態度，有兩種情況：一種比較熱衷於議政，另一種却比較拘泥於典籍。前者有的能够迎合皇帝意旨，從而本人也隨之顯達，如公孫弘的“曲學阿世”，即其一例。有的也能批統治階級的“逆鱗”，且對當時社會矛盾予以批判，如貢禹，他“守經據古，不阿當世”，“數言得失，書數十上”，他説：“農民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 耙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税，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又説：“諸離宫及長樂宫衞，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等等。當時雖“通儒或非之” [45] ，但這種暴露和批判，應該説是比較大胆的。所謂“通儒”，就是那些“曲學阿世”、保守利禄、不敢譏訐朝政的官僚。貢禹獨能與“通儒”立異，直指政治得失，確是難能可貴的了。
至於拘泥經籍的博士，在西漢即已存在。夏侯勝（大夏侯）善以陰陽災異推論時政得失，批評他的從父之子夏侯建（小夏侯）爲“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夏侯建呢，也批評夏侯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 [46] 。一個善於附合，一個比較醇謹，代表了兩種學風，也反映了對政治的兩種不同態度。
博士初立之時，主要是“明大義”；到了後來，一些醇謹的儒生，却拘泥於經書本身章句的疏解，從而形成了章句煩瑣，家法森嚴。上文提到的秦恭增師法至百萬言，説“曰若稽古”至二萬言，即其顯例。這些博士，統治階級最初也需要，因爲他對當時政治並無違礙；博士也就衍陳章句，鞏固利禄。《漢書·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禄利之路然也。”説得頗爲剴切。但它的“碎義逃難”，皇帝又感到有“定於一尊”的必要，於是有“議定章句”之舉 [47] 。
我們認爲，章句的愈趨愈煩，一些博士的務“玩經文”，又是漢代最高統治階級統治加强的另一結果。因爲，以博士的議政而言，東漢不如西漢；西漢宣帝以後，不如宣帝以前。根據王國維《漢魏博士考》的爬梳，西漢時詔令博士議政事的主要事例有：文帝時，因“數年歲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而令“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一二八年），詔“選豪俊，講文學”，命博士舆議“興廉舉孝”。霍去病請定皇子位，莊青翟等與博士等議。匈奴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元封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壺遂、司馬遷請改正朔，詔下兒寬與博士共議。昌邑王即位，行淫亂，霍光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宫。宣帝時，“蕭望之劾延壽（韓延壽）上僭不道，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四〇年），博士與議“罷郡國廟”。成帝時，議徙甘泉、河東之祠。哀帝初即位，薛宣子況賕客楊明遮斫申咸宫門外，博士與議處置況、明律例。彭宣劾奏朱博，孔光請謁者召王嘉詣廷尉詔獄，博士均與議。
但是，東漢以後，却偏於“專議典禮”了。如光武帝建武七年，詔王公：“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建武十九年，張純、朱浮奏：“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議。
從上引資料中，可以看到西漢時博士參與議論的政事，都是比較重要的政事，很多還是皇帝“詔下博士議”的；而東漢以後則偏於典禮的探討。這裏，一方面説明西漢時博士“秩卑職尊”，在政治上有一定的位置；另一方面也説明封建皇帝將博士議政的範圍逐漸縮小，相對地削弱了博士對政治上所起的作用。
唐代劉秩對此曾有一番議論。他説：“……至於東漢光武好學，不能施之於政，乃躬自講經。肅宗以後，時或祖述，尊重儒術，不達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尚書，雖用經術之士，而不行經術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於東漢，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立節之徒衆。無何，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 [48] 這段批評是比較深刻的。爲什麽漢代中葉以後，特别是東漢以後，博士議政漸有局限呢？爲什麽博士的師法家法此後却又更趨嚴密呢？爲什麽博士的實際作用逐漸減少而“學漸興於民間”呢？我們以爲關於這些，應與漢代社會經濟制度的演變有關，應舆漢代的地主階級統治的漸趨鞏固有關，更應與地主階級勢力的日益抬頭有關，所以魏晉門閥的形成決不是偶然的。由於這一方面問題牽涉更廣，擬另文探索。
綜上所述，秦漢博士，在其初設時，同政治關係很密切，統治階級利用博士鞏固政權，博士也依附典籍争獲政治上的地位。博士雖則“秩卑”而實“職尊”，它並不以得立博士爲其最終政治目的，而是通過博士的設立，獲得朝廷的“法定”，或者“内擢”，或者“外任”，獵取更高的政治地位。但是博士既立以後，有的以皇帝的需求爲轉移，有的附會經訓、推論時政得失；雖也有批評朝政、敢批逆鱗的，但這種情況並不多。此外，更有一些博士，在某些法定的“經典”範圍之内，詳章句，嚴家法，它與政治上的關係就不如前者那麽的密切了。特别是西漢中葉以至東漢以後，他們逐漸囿於學術領域内的論争，“官學”逐漸流入“民間”，地方地主階級逐漸抬頭了，門閥制度逐漸出現了，而博士的作用也就逐漸消失了。
原載《新建設》一九六三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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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亮吉：《傳經表》、《通經表》有《洪北江遺書》本、《花雨樓叢鈔》本。前表述西漢經學傳授；後表述東漢“通經”。
[2] 見杭世駿：《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四。
[3] 見王鳴盛：《蛾術編》卷一《説録》一《立學》。
[4] 胡秉虔：《西京博士考》，見《藝海珠塵續編》；張金吾：《兩漢五經博士考》，見《花雨樓續鈔》；蔣湘南：《經師家法考》，見《七經樓文鈔》卷一；汪之昌：《五經博士各有家法論》，見《青學齋集》卷十六；趙春沂、洪震煊、胡 、邵保初，各有《漢經師家法考》，並見《詁經精舍文集》卷十一；張壽榮：《兩漢經師得失論》，見《舫廬文存》卷一；缪荃蓀：《兩漢經師得失論》，見《藝風堂文漫存》癸甲稿卷三。
[5] 見《觀堂集林》卷四。
[6] 康有爲：《孔子改制考》、《中庸注》誤“宋”爲“楚”。
[7] 陸德明：《經典釋文》：“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
[8] 按據馬端臨：《文獻通考·職官考》九云：“博士，魏官也，魏文侯初置，三晉因之。”可知魏是曾有博士的建置的。
[9] 王國維：《漢魏博士考》。又劉向：《説苑·至公》：“始皇召羣臣面議，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文。”蒙文通先生以爲鮑白係鮑丘之誤，即《鹽鉄論》的包丘子，漢初傳詩的浮邱伯。又據《陳留風俗傳》：“園庾字宣，明《公羊春秋》，爲秦博士。”《史記·叔孫通傳》亦載秦二世時，博士以公羊義對二世，如係園庾，亦可補王文之不足。
[10] 《漢書·儒林傳序》。
[11] 《大唐六典》卷二十二國子博士注引，轉引自王國維《漢魏博士考》。
[12] 見臧琳：《經義雜記·文帝始置博士》。
[13] 《史記·文帝本紀》。
[14] 《史記·屈賈列傳》。
[15] 《史記·儒林傳序》。
[16] 《漢書·儒林傳》。按博士不專治一經的情況，武帝以後仍然有。
[17] 《史記·晁錯列傳》。
[18] 迮鶴壽語，見王鳴盛：《蛾術編》卷一《説録》一《立學》按語。
[19] 據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至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説，猶廣立學官，爲置博士”。“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編者按：這段引文乃趙岐《孟子題辭》語，此作劉歆語，蓋誤）。但本紀中不詳其事，博士姓名並無可考，故頗引起後來學者的懷疑。
[20] 《後漢書·章帝紀》。
[21] 《漢書·宣帝紀》。
[22] “王亥”，《後漢書·賈逵傳》注作“王彦”。
[23] 《後漢書·章帝紀》。
[24] 《後漢書·章帝紀》。
[25] 參見拙撰《王莽改制與經學中的今古文學問題》，載《光明日報》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26] 建武間（公元二五——五五年），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光武帝下令議論。建武四年（公元二八年）朝公卿大夫博士於雲臺，命范升平其説。范升以爲“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雖設學官，無有弟子……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後漢書·范升傳》）。陳元聞之，詣闕上疏，范升又與陳元辨難，卒立《左氏春秋》博士。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但諸儒以《左氏》之立，羣議讙譁，《左氏》不久又廢。
[27] 《後漢書·儒林傳》。
[28] 馬端臨：《文獻通考·職官考》九。
[29] 《史記·秦始皇本紀》。
[30] 《漢書·夏侯勝傳》。
[31] 《漢書·儒林傳》。
[32] 見《光明日報》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33] 《後漢書·陳元傳》。
[34] 《漢書·夏侯勝傳》。
[35] 《漢書·夏侯勝傳》。
[36] 《漢書·翼奉傳》。
[37] 《漢書·匡衡傳》。
[38] 《漢書·宣帝紀》。
[39] 《漢書·宣帝紀》。
[40] 《漢書·元帝紀》。
[41] 《漢書·元帝紀》。
[42] 這種情況，東漢也有，《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三年二月“丙辰詔曰：長沙王興，真武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爲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爲臨湘侯，得爲真定侯，邵爲樂成侯，茂爲單父侯，其宗室及絶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在“不應經義”下，李賢注曰：“以其服屬既疏，不當襲爵爲王。”
[43] 漢初博士秩四百石；宣帝後，增爲六百石。
[44] 《漢書·董仲舒傳》。
[45] 《漢書·貢禹傳》。
[46] 《漢書·夏侯勝傳》。
[47] 西漢末，已有删定章句之舉，王充《論衡·效力》：“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説，死於燭下。”東漢章帝時的白虎觀議奏，亦爲“省減章句”而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