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現社會上許多人抱着一肚子苦悶來做做文章，别人卻常在這些人的頭上加上一頂左派或是右派的紅的或白的帽子。現在不妨問一問已死的老子和孔子又是那一派，就是説道家和儒家各應該戴一頂什麽帽子。當然，我們現在祇能就道家或儒家的著作來考查一下，道家的代表作是《老》、《莊》、《列》三書，《列子》是僞書，所以我們研究道家可看《老子》、《莊子》。儒家代表作是《論語》、《孟子》、《荀子》等書，他們的派别，有用六家的分法，以《史記》爲代表即經今文派；有用九流十家分法的，以《漢書》爲代表，即經古文派。今古文之争，我們且不去管他，依我個人意見先假定依六家分法分爲陰陽、儒、法、名、墨、道德六家，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是以今文家立場分六家爲三期：
春秋以前 陰陽家
春秋時代
戰國時代……名家法家
道家的哲學是反鬼神反術數爲左派。儒家則爲中庸派，一面主張取術數，一面主張反鬼神，但相信“命”。“命”是了不起的神祕東西，特别有利於統治者作爲對被統治的下層人民的麻醉劑，利用命來解釋一切富貴貧賤的現象，使人民都歸於命而不敢反抗，維持社會秩序。同時“命”這個東西對上層人又是一種安慰，對於那批依人過活的士大夫是可以發出一種神祕的安慰力，使他們就是碰到釘子的時候，用“安命樂道”自己慰勉，保持社會安寧。所以孔子的主張雖是消極的，同時又是積極的，實是十足的改良主義者。墨子則是取鬼神反術數的，他的《明鬼》、《非命》等就是闡明這一種道理，因此他有點像耶穌的博愛一樣無差别的兼愛，他以爲在“上帝”之前人人平等，“上帝”有公平的賞罰，助理“上帝”有“鬼”，任何人必須在“上帝”之前服從這種公平的賞罰：同時他以爲消費人多生産人少，社會不易得到安定，完全由於信“命”的結果，所以他反對等待的“命”，要人人都勤勞，這樣才能使消費生産平衡起來，墨子可以説是中國古代最富有基督教思想的人。
二
我們現在對於墨家暫時不説，先來看看道家到底是左派抑是右派，還是中間派。我們看老子是主張“無治主義”的，即是無政府主義，這種人在今日是要入反省院的；農家許行在那時也是大傻瓜，主張君臣並耕，以倉廩府庫爲贓物，實爲道家支派，代表無産階級思想。這些都可歸入左派，這是胡適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的主張。
另外還有一種主張，在李季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上。李季先生卻以爲老子是右派，這二人的不同點主要是在對於階級區分的不同。李氏分法：
道家……代表没落的貴族
法家、儒家……代表新興地主
墨家……代表自耕農手工業者
許行、陳仲……代表佃農雇農
老子的思想完全代表着没落的貴族心理，像《列子·楊朱篇》所説楊朱是現世刹那享樂主義，這是在没落貴族階層的必然表現，《老子》、《莊子》上貫穿着這種思想。
三
儒家的黨派性説法，比道家來得複雜，有左、右、中三説：
甲 左派
首先有康有爲在《孔子改制考》和《大同書》上以爲孔子是共産的無政府主義者，據説因爲力主天下大同。“大同”二字來自《禮記·禮運》篇，以後又見《公羊傳》。孔子是生在羣龍無首的時候，他的社會哲學依康氏意見把他分爲三個階級，一曰“亂世”，二曰“小康世”，三曰“大同世”。孔子生在亂世，因此他主張小康和大同，小康世爲小孔子，大同世爲大孔子，和佛家大小乘思想相近。小乘的小康世中有階級存在，大乘的大同世爲無階級無政府狀況。康有爲雖然以大同世爲理想社會，但因爲他自己階級決定他不能建立“大同世”，卻與當時有産階級，尤其是滿洲貴族勾結，主張“立憲”，“復辟”，實行“小康世”，將大同付與渺茫的未來，這是知識份子動摇不可靠的表現，也不能怪康有爲一人。
乙 中派
但是李季卻説孔子是新興地主的代表，屬於中派。孔子思想支配了中國二千年，將孔子歸於新興地主的代言人比較妥當。這理由可以在這樣事實上得到解釋，中國的經濟結構在二千年來雖然有着大大小小的改變，但在性質上是不找得出兩個截然不同的區别來，因此基於這種社會經濟結構的意識形態當然不會有大的改變。這是由漢武帝尊儒而到“五四”打倒孔家店爲止，都應該説在孔子思想能够支配中國社會的根源，而孔子應該歸於新興地主代言人的地位亦就在此。
丙 右派
此外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説孔子是右派。他分西洋哲學有古代、中世、近代三期，分中國則只在子學、經學兩時代。孔子即是在這過渡時代。這個時代思想混亂，本來學術思想與政府權力成反比，政府權力强即社會秩序安定，則學術思潮低，政府權力弱即社會秩序混亂，那末學術思潮就會來得蓬勃。孔子生當亂世，學術正盛，而他卻主張維持舊制度，如“正名”主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希望恢復封建社會隸屬關係，對封建社會的崩壞不滿，可爲明證。
我個人意見以爲孔子不是像康有爲所説的是無産階級的共産思想，也不像胡適、馮友蘭等所説的右派，孔子在當時的確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中間派。陶希聖先生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和《中國社會與革命》中亦作如是見解。不過所謂孔子是中間派，是就當時各派來看。如果由整個歷史來考察時，孔子當然屬於右派，但這不是胡適之們所説的右派那樣的意義。
四
最後我以爲研究道儒的學説當作學術研究則可，用道儒做宣傳的幌子則不可。因爲社會進化的理論和事實，到現在我們是無法否認的，我們在這偉大的廿世紀，實不能擡出我們的二千年前法寶——六經，死抱着菩薩——聖賢，指望他們對帝國主義者的堅槍利砲有任何的作用，我想這一點是我們研究古代學術思想所應當注意的。
廿六，四，卅記。
原載《新史地》第二期（一九三七年六月）